天津图书馆

“日本留学”
  王家祥 口述
  在飢餓里长大
  我从小就生长在靜海县独流鎭的一个貧农家庭里，弟兄四人，一个妹妹，加上父母共有七口人，住有三間土房，一瓏土地也沒有，只是依靠父母开小水鋪維持生活。一到冬天喝水人少时，卖錢也就必然要少，因此生活就更困难了，每天只喝兩頓带糠的稀粥。身上穿的是露着肉的破棉袄，下身穿着条夹褲。天冷时，都不敢出門。这样的苦难生活我过了十五年。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我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天津鬧大水那一年，种的庄稼全被水淹了，人們生活就更苦啦！我我們一家子連兩頓稀粥都喝不上了，整天的餓着，爸爸和媽媽看着我們，直掉眼泪。可是一点办法都沒有。就在这燃眉之急的时候，日本到我們这个地方来招华工。在挨餓的情况下，爸爸，弟弟和我都卖亍华工。日本知道我們这个地方鬧大水，人們都沒吃的，特意廉价收买劳动力，所以每个华工才給十二塊錢的安家費。日本当时收买了一批狗腿子吸血鬼，他們从中剋扣每个人兩塊錢，說这兩塊錢是“杂費”。有人不滿，質問：“为什么少發給兩塊錢，只發給我們十塊錢?”狗腿子們說：“这是捐錢。”
  这一年，爸爸已經五十多岁啦。弟弟十三岁我才十六岁，三个人都卖了华工，开始了牛馬不如的生活。一开始，爸爸、弟弟和我三个人在靑龙桥和宣化一带当苦力。整天开山、修桥，一点休息的时間都沒有。要是监工来了，見到不好好干活儿，就用木头棍子狠狠地打。晚上住在庙里，和土地爷在一起睡，那土地爷齜着牙，咧着嘴，眞叫人害怕。弟弟和我都不敢看。一到天黑，就吓的沒了魂。因为沒有灯，黑咕龙冬，遍地是山，就像瞎子进了迷魂陣似的。还有的时候，連庙都沒处住，我們就住在帳棚里，在那严寒的冬天里，西北風刮着，盖一个小破棉被，就像在冰窖一样，那睡的着覚啊！冻的混身直打哆索，兩个腿都团了起来，不敢伸腿，恨不得鑽到火爐里去，暖活一个够，永不受冷的威脇。从那时起，我的兩条腿，就落下了寒腿的病，一直到現在还沒有好。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給我造成的。
  这种牛馬不如的奴隶生活，我过了一年多的时間。后来要往东北調，我父子三人都沒棉袄，东北比西北更冷十分，我媽媽又得了重病，沒人照顧。如果走了，沒人卖水，一家子就无法生活。因此我父子三人都沒去，留在家里每天到車站作临时短工，有时就給地主扛小工子活儿，富余时間在家照料媽媽和卖水。就这样三天打魚兩天晒綱的，每天凑合着喝兩頓稀粥，連餑餑都吃不上。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我媽因病沒錢治，又吃不飽，就活活餓死了。媽媽死后，家里的生活就更凄惨了，小弟弟、小妹妹都沒人管。要吃的沒吃的，要穿的沒穿的，投亲沒亲，靠友沒友，眞是走投无路。正在这万分焦急的秋天，有一天，我們鄰居王宝淸，从天津回来，他是天津双喜紗厂的織布工人。我一見就連忙問道：“宝淸叔，你們工厂里用人嗎？”王宝淸唉了一声說：“傻家伙，怎么想起到工厂去作工来啦！那工厂簡直像个，活‘地獄’。”我一听像“活地獄”，不由的渾身打了一个寒噤。可还是說：“管吃的就行啊！”王宝淸低下头来，沉思了一会儿說：“那明天你跟我一塊去吧！”
  轉天，我扛着一个小破棉被，上身穿着小破棉袄，下身穿着一条夹褲，跟着王宝淸一起来到了天津。头一天，他到厂里領来窩窩头和咸菜，我們倆一起吃晚飯。当我咬下一口窩头往下咽的时候，不禁的笑了，說：“王大叔，一年多沒吃餑餑啦。”这时王宝淸微笑的臉，刷一下就沉淀了下来。我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带着憂虑的情景說：“家祥，不要过于高兴，痛苦还在后头哪！”我怕勾起他內心的苦事，因此也沒进一步深問。吃完晚飯后，王宝淸幷給我找好了睡覚的地方，待我眞如亲兄弟一样。当我睡在床上时，不由的回忆起幼年时代和王宝淸在一起玩的时候，幷不像这样亲密，如今却比亲兄弟还要亲。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了好久也沒想通。
  对待工人們还很好。他敎給我燒火，看汽压、水压、水路、暖气等等（楊头是工人出身，体会工人的痛苦，所以对人很好：現在已退休），我心想：遇見工人出身的头儿眞幸福，要是遇見狗腿子工头，还不知受多大罪呢！虽然工作上順利，干活也不冷啦，可是仍然吃不飽，每天十二小时的抬煤工作，比在瓦工部干活更累，虽然活更累，可是窩窩头一个也不讓吃多。每天餓的肚子直个劲的叫，眼直冒金花。
  为了吃的飽，为了活下去，白天在厂里干十二小时的活儿，晚上就到新中山（現在的鋼厂）去推軲轆馬，这样連軸轉，可以多賺一个工錢，才吃上飽飯。但是白天干十二小时，晚上再干一个班，人又不是机器，怎么能受的了呢？困的我睜不开眼。后来所有推軲輔馬的工人，都联合起来，由一个人站崗，看着日本人，一部分人睡覚，一部分人干活。但这幷不是公开的，心里总是提心吊胆，有的时候被日本人發現了，就是一頓毒打。后来日本人监視的愈来愈紧啦！不能睡覚了，所以也就不干啦。
  因“偸”被捕
  工人們內心的怒火总是要燃燒的，为了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当时我們斗爭的办法就是“偸”。开始的时候，我特別胆小，因为剛来到厂不久，人生地不熟。但是我們采取了集体的办法，我胆子也就大啦！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号那天晚上，九点多鐘，天气漆黑，对面看不見人，靜情情的，我們鍋爐房有三、四个人下班沒走（宿舍沒暖气，特別冷，所以下班后都不回宿舍，一直玩到睡覚才回宿舍）。在“电气”玩。这时布厂工人李建藻急忙走了进来，小声說：“兄弟們，帮帮忙吧！今天紗厂小包沒有夜班，九至十二点巡邏的日本人，已經回去睡覚啦，門倒鎖着呢，咱們一起干吧！”我和楊洪彬等四人就一起去啦！不到十分鐘，我們都上了房，有在房上的，有在屋子里头的，就用縄于往房上一包一包的系，不到半个小时的工夫，搬走十来包紗。我头一个下的房，剛下来，薛麻子一把手就把我給抓住了，当时把我吓环了，不知怎么好。我就央吿他說：“咱們都是中国人，还能白的了你嗎？”薛麻子非但不听，拿着手槍对准我說：“你再說，我槍斃你。”說着，就吹起笛儿来啦！这是他和日本人的暗号。日本人和伪警察狗腿子們，从四面八方赶来，大槍上着刺刀，硬逼着我們下了房。然后就把我們捆綁起来，弄到人事課。不問三七二十一，上年就是頓劈柴棍子毒打。然后审問工作开始了。日本人問：“誰讓你們偸的？你們的主子是誰？还有哪些人偸来？”我們說：“因为吃不飽才偸的，我們都是头儿。”为了不連累穷哥們，誰也沒有拉人，就是我們五个人偸来。日本人一看，誰都不說，又是一頓毒打。打完后，就灌凉水，随后就鎖在小黑屋子里。在人事課折磨了五天，在十二月十九号带上手銬子，脚鐐子，就送到軍用倉庫一八二〇部队（当时日本人的宪宾队）又是审問，还是那一套：“誰讓你們偸的？你們的头子是誰？还有哪些人偸？”我們說：“已經說过了！”誰也沒哼声。气的日本人直喊：“八格牙路”，当下旁边拴的那个狼狗就向我咬来，剛到我們身边，就像什么东西把它釘住一样，原来是它脖子上的鉄煉，拴在鉄棍上，吓了我們一跳。日本人沒出气，拿棍子就打，打完了鎖在一間小屋子里。轉天就把我們送到了东車站劳工协会（是个特务机关），只許进，不許出。呆了沒有兩个鐘头，就把我們裝上了悶子，車，送日本当苦力。
  新港集中营
  在天津上悶子車，到新港下車候船，我們住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地方。四周一片荒凉，一望无际。这个偏僻的地方，有几十間房子，四周围有兩層电網，中間夹有一道小河。我們住的房子每間有十来丈长，二丈来寬。屋子里兩边是木板床鋪，住人用，中間是走道，最后边是三个大水缸，缸上放有木板，是作大小便用的。屋子一个窗戶都沒有，出口入口就是一个門。吃的是：每天發給三个杂合面窩头，連塊咸菜都不給，只讓喝点白水。另外还有非人道的报吿制度：吃飯、上厠所、睡覚等都要向日本人报吿。如果不喊报吿，日本人就說：“你心坏啦坏啦的有”。怀疑你要跑，就用皮鞭子狠狠地毒打一頓。为了容易监視人們，我們到了之后，馬上就發給每个人一身灰色的“苦力服”和一条灰色的棉毯子。把自己穿来的衣服扒下来交給日本。黑夜白天有日本人和狗腿子們，拿着大槍监視着我們。因此人們都叫它“活地獄”或“集中营”。我自从进到这里，腦袋就好像带上鉄箍一样，眞是有翅难展，过着非人的生活。
  到集中营的头一天，楊洪彬就沒有吃东西，我們几个人就更想家啦！第二天一起床，×××就不見了，也不知弄到那去啦！再看楊洪彬呢，混身都發肿了，發冷發燒，直打哆嗦。我把我盖的毯子就給他盖上啦，我領到的水也給他喝啦，他哀声的說：“我光剩燒了，不冷啦，”于是就又吟呻起来了，断断續續地說：“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轉天我起来就去看他，連啃声都沒有，我再一看时，他死啦！我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失去了伙伴，失去了忠实的朋友，失去了难友，是多么讓我伤心啊！联想到自己的前途，眞是渺茫。病死，餓死，牽挂父母、想妻子儿郞而死，以及受着各种折磨死去的人，大膠皮輪車每天都拉出三大車？我們看了以后，都眼暈，心里特別难受。这样的生活我們过了二十多天。
  煤矿生活
  一天的早晨，还沒有出太阳，我們就踏上了开往日本去的輪船。我們一上船，心里就凉了半截子。心想：完啦！回不了家啦！走了十几天后，李建藻因为想家，想起父母早日去世，惦記着三个妹妹无人照顧，东想想，西想想，眼前漆黑一团，再加上終日吃不飽，就死啦。我含着眼泪，但是不敢上前过問，因为要是过問，扣上个逃跑嫌疑犯，就有被扔到大海里去的危险。李建藻死后，身上給綁了一塊鉄，就拽到大海里去咧。这时候我們一起来的五个人，就剩下姓郑的和我倆啦。心里就更加焦急。但又想，光怕也是沒用，活下去，生存下去，就得斗爭。于是复仇的心抑制住了內心的酸疼。船走二十六天，到达了日本的函館，在函館下了船，日本人拿我們当兽类看待，对每个人进行消毒。消完毒，就又上車送往北海道。在将要到北海道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起不来啦。到北海道，住在小坪村（当时矿工們居住的地方），我一直又病了五个多月，起不来炕，长了一身膿疱大疥，也沒有人給治疗。
  开始一到日本国时，讓吃大米粥和饅头。但好景不长，过了十来天，就讓我們吃开了麸子面和杂合面啦。可是还不管够，每頓飯給兩个餑餑，連咸菜都不給吃，每人給一碗蘿卜湯。据說这是日本人的手段：“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先給你来个甜头，然后拿你当牛馬使喚。因为这些人送到日本国，很不容易，要是都死了，豈不是更大的損失嗎；果然如此，我一連病了五个多月，病还沒有完全好，日本人一看我光白吃飯，不干活，就火啦，大喊：“你的，下井得了。”于是就强迫我下煤窑，干活儿去。那时煤窑眞是万丈深淵，到井下干活时，都是坐小火車去（因井深），下边有沒膝盖的水。当时規定每人一天扛五十根木头，我病还沒有好，那干的了这么重的活儿。請假又不許可，因此我干了兩天，只好要求去干輕便活儿。当时輕便活，一天讓，推六十吨煤，我吃不飽！又有病，实在干不了。有一次，餓的直心慌，兩眼直冒金花，后边运煤車是一輛跟着一輛。我心里眞是着急，日本人还拿着木棒滿地轉，心里一害怕，脚底下一滑，就摔倒在小鉄道上，腦袋給摔破了。和我在一起干活的人們，一看我的腦袋破啦，馬上就跑来把我弄出窑口，給上了点藥。日本人就讓回去干活儿，一会也不讓休息。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天？我下夜班，六点都过了还不見接班的人来，往常都是五点一过就接班来，窑里的日本人一个也看不見了，眞是奇怪。这时我們都不干活啦，就回宿舍啦。剛走不远，六点鐘接班的人們都迎了上来，說：“咱們快回国啦，日本完蛋，投降啦！”这个消息，很快的傳开了，振奋着每个人的心。立刻把苦臉变成了笑臉，于是大家欢欣鼓舞地向宿舍冲去。
  第二天吃完早飯，大家都不下窑干活啦，聚在一起欢乐，歌唱。每个人內心的喜悅，眞是說也說不完。大家正在尽情欢笑的时刻，天空中忽然出現了一架銀灰色的飞机，这架飞机只飞有十米丈高，在上空盤旋。大家仔細一看，是中国飞机，于是都喊了起来：“中国飞机来啦！万岁！”每个人的心都沸騰起来啦！跳着，笑着，有病的人也沒病啦！日本人在一边站着也不敢过問。不一会儿，飞机投下来大米、白面、大桶、武器等。我們有了武器以后，馬上成立了糾察队（据說是被俘的八路軍战士带头組織起来的），拿着大槍自己站崗。同时把日本人吃的稻米接收一部分，日本养的牛也給宰了，生活改善了。后来我們又去解放其他矿的难友住的地方。一进門口就說：“我西那軍”，向难友作中国胜利的宣傳工作。我們剛出国时，是三百零二人，这时只剩下一百五十六人。我們每个人都怀着复仇的心情。“为死难者报仇，不怕牺牲！”这是我們的行动口号。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們終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幻想破灭了
  一九四六年初，我从日本回到了祖国，有很多老工人都来看我，又是喜，又是憂。喜的是，死里逃生終于回到祖国，憂的是不知受了多少苦难。我上工以后，为了报仇就到法院吿薛麻子，結果吿了多次，也沒吿动。后来連堂也沒过，就石沉大海了。薛麻子挎着手槍仍然是在厂里晃晃蕩蕩，吃的开，說一不二。我非常气憤，国民党政府不給人民作主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我报仇的心情，慢慢地压了下去。心想：“死里逃生，好容易回来啦，再鬧出了事来，說不定……。”因此就不敢鬧了，忍气吞声，闷头干活。一直到解放，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領导下，我报了仇，把那逮捕和杀害我們工人的創子手薛麻子捉拿法办啦！
  （楊进信 整理）
  控訴
  孙俊紅、王惠珠 口述
  在旧社会我們女工是处在最低下、最叫人看不起的地位我們的生活眞是苦不尽言，但为了活命，为了养育我們的孩子，只有忍受着那难熬的岁月，把希望寄托在将
  由于生活的貧困，我們工人家庭的子女，很多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父母就得忍痛把我們送进工厂，开始尝受着生活的折磨与侮辱。十一、二岁的孩子还沒有机器高呢，干起活来非常吃力，但那班灭絕人性的把头，他們对于一丁点大的孩子們也不肯放松一步，只要他們一不如意，那你就倒霉了，不是打，就是駡，动不动就要开除你，吓得我們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知怎么才好。由于繁重的工作及殘酷的精神虐待，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精神恍惚，毫无生气，加上吃不好，喝不好，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胃病；尤其是我們童工，因为活重，又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大多發育不正常，好多人成了罗圈腿，厉害的在兩腿之間似乎成了一个圓圈，走起路来一搖一晃的，非常受罪。
  那时，我捫每天上兩班(每班十小时)，上早班的人連洗臉水都摸不到，即使是在严冬，也得跑到老远的地方去打一点凉水回来，胡乱的擦一把臉就赶快的进厂干活。
  女工們有了病那才可憐哪，医院是有啊，但是不給工人看，非得有当头的条子，才准去看一下，有的女工病了，焼到40度还不准歇班，在家里病或在“单身”病的，也得硬給拖进厂干活，不来就开除。有的人病了，把头們只准請事假。如現在筒搖成車間的检查工郑蘭同志，在十四岁那年(1944)冬天，因車間太冷把手給冻坏了，由于医院不管治，把右手的拇指与无名指的肉都爛掉了，伤口很大很疼，整天把手拚紧，結果拇指与无名指之間的腐爛处都长在一起，形成今天的右手拇指比左手短一寸多，工作起来極不方便。
  一般結了婚的女工，如怀了孩子那就愁死了，天天提心吊胆的，怕給当头的知道，直到瞒不住的时候，还是被赶出工厂大門，因此那时女工都害怕結婚。
  家在外地住或虽在本市而离家很远的女工們，只好住到那监獄似的女单身內，一間斗大的房子，就要挤上七、八个，甚至十来个人，炕上睡不了就睡洋灰地，三九寒冬旣不給生爐子，又不給燒炕，屋內冰窖似的，寒气逼人，冻的我們上牙打下牙直打哆嗦。沒办法，只有大家挤紧了身体来互相温暖。
  夏天，屋內蒸籠似的，热的透不过气来，加上蒼蝇，蚊子，臭虫，跳蚤遍地都是，咬的我們整夜都不能合眼。
  干了一整天的活，累得腰酸腿疼，直不起身来，还不讓人馬上回家，还要排队等着門警来捜腰包，夏天倒还好一些，在十冬臘月，大風大雪的天气里冻得人都快要僵了，也得老远的解开衣服等着搜查，解得慢一点就得挨打，搜你时乱捏一气，搜完后就一推老远，稍一不注意就要摔死，如果要搜出来一星半点的布条、紗头，馬上就被带到一間屋內进行审問，拳脚相加，打得鼻靑口肿还不准人哼一声。
  在那吃人的社会里，女工們連长的漂亮一点都像是犯了罪，她們除了忍受生活的煎熬，还要忍受那班野兽們的侮辱，不論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他們高兴，就可以随便乱来，瘋狗似的，到处乱嗅，有的甚至跑到女厠所內乱抓人，一到星期天或其他休息日，这班流氓吃飽了喝足了，就三兩成群的东倒西歪的硬往女单身內闖，还滿口胡說，吓得女工們栓上門，坐在屋內連大气都不敢出。
  記得那时布塲有一个女工，因为长的还不坏，不幸被把头侮辱而有了孩子，在孕期总算未被开除，但孩子生下后还未滿三天，就被强迫着上了班，可憐她臉色焦黃，眼窩深陷，連走路都缺乏力气，还得去干活，至于孩子，則因为沒有“亲历”只有被活活的扔了。
  还有一个年輕女工，也由于长得漂亮，而被万恶的把头给糖踏了，可憐她年輕輕的，忍受不了这种侮辱，就偸偸的跑回老家，不几天就傳来了她的死訊。
  像这一类的事情，簡直是太多了，仇恨塡滿了我們每个女工的心头，只待时机一到，立刻就逬發出复仇的火花。
  在党的地下組織領导下，女工們旳覚悟不断提高，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全厂性大罢工时出現了人人皆知的“四大金剛”的英雄行为。我們終于在党的領导下，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爭得了本身的解放。
  （海帆 整理）
  偷布
  田献奎、宋文先 口述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正赶上日本鬼子的强化治安，把我們实在餓坏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連半飽也混不上，肚子是不饒人的，整天价为这个肚子发愁。沒有別的办法，只得下了班又去鋼厂当鉚子工。就这样的連軸轉，还是吃不飽。又累又餓，个个被折磨的臉上像得了黃病那末黃。身子瘦的都是皮包着骨，眞要是一下子摔倒了，就別想再爬起来。
  为了活下去，我們和鬼子作了一些无形的斗爭。当时斗爭目标，一个是“消極怠工”；一个是“偸”。因为沒有組織，被日本發現和捜出来了許多布和綫。鬼子对我們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手段：扒光屁股示众，皮鞭子蘸凉水……等。就这样子，不但沒有把我們鎭压下去，反而叫我們把他的眼睛——工賊，狠狠地敎訓了一頓。
  日本鬼子發現偸布以后，崗哨增加了，搜腰更加严格了。連穿的破鞋也要脫下来检查检查。厂內的巡邏增加了次数。白天不知什么时候就鑽进厂里，东瞧瞧、西看看。平时对工人最毒辣的矮鬼子南波，更是勤了，一进厂手不离棍子，看誰不順眼就是一棍子。
  南波，眞不愧是他們天皇的子孙，又矮又瘦，个子小的比織布机高不了一寸。兩根禿眉底下凹藏着兩只老鼠眼，眯眯着，从眼角里瞧人。別看这鬼子长的样不好，对工人是又狠又毒又狡猾。只要一进厂，就像小偸似的溜牆根看人。他那根棍子沒有一次不开张的。
  这几天，矮鬼子南波和瘦猴子是一起进厂，进厂先堵茅房。高野堵門口，南波进去不問靑紅皂白一人一棍子。有的工人一見南波，往外一闖，堵門的高野是上边一巴掌，下边一个絆子把你摔个大扒虎。管保你头暈眼花，半天爬不起来。
  高野，这个猴子，个子比南波高，黑光眼鏡总不离眼。可別看这小子瘦得皮包着骨，摔得一手好跤。最拿手的一招，算是“大背跨”了，摔人是又狠又重。平时和工人摔跤，如要摔不倒你，反正想法得揍你一頓。从此，工人們和他摔，就讓他几分，叫他摔倒。这样，他更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啦。
  二
  这几天，織布厂的工人干活是提心吊胆，处处留心，不知那一会就倒霉挨一頓揍。鬼子怎样凶，怎样鬼，我們到底摸淸了鬼子的脾气，当时在工人当中有一句俗語：“不打勤的，不打懶的，单打沒长服的。”来表示工人們应当怎样留神鬼子。其实工人們沒有多比鬼子长一只眼，只是多了一个心眼——我們叫加油的小孩們替我們放哨。哨位設在仕上科門口，只要有鬼子一进南場①，小加油們就跑过織布場一喊，全厂工人把布机一齐开动，剎时布厂机器全开齐。就这一手，把鬼子們騙的总說我們：“干活大大的。”
  有一天，矮子南波进厂了。有一个姓崔的織布工人，一見南波就有气，“好小子，又来监工来啦，监工我也是不干活。”站在車前就是不开車。南波这小子还是眞灵，一眼就看見他了。轉一圈他接头；再轉一圈他还是沒有开車。南波火啦，瞪着眼竪着眉，把崔推了一跤，把这車上的卷布軸放下来倒了好几碼布，也沒有找着接班印②，拍了拍崔的肩膀說：“你的干活大大的好。”其实姓崔的幷沒干活，只是把接班印織在大刺軸下边給压着的。就这一手，把王八旦騙了，鬼子作梦也想不到。
  我們的胆量是越来越大了。有了这帮加油小孩，我們确实方便多了。
  一天，南場日本总头十吉桑进厂了，大家把布机开的嘩啦、嘩啦山响。十吉桑是个大胖子，进厂轉一圈准走。到仕上科叫加油小孩們，搬兩个木凳子，幷在一起一塊坐。他塊大，坐兩个凳子都沒有富余。叫小孩輪流捶背，捶得他这个懶猪不断的哼哼。
  我們为了叫他看不出毛病来，在他面前也使障眼法：一次，推紗的姓楊的，知道十吉桑进厂了，把早已准备好的一車紗故意推在他面前站下。拿出毛巾假充擦汗。十吉桑看看全場，每台車一盒滿滿的紗，很高兴的走在楊的面前：
  “楊的！”一伸右手大拇指，“干活大大的，休息休息的有。”就这一手，以后你在他面前躺着他都不管你。
  三
  夜班，織希厂几十燭的大电灯，照的我椚昏头昏腦。肚子整天吃不飽，被布机这么一震，个个腦袋都星裂口似的痛。为了把日本人早点騙走，我們勉强干几十分鐘活。
  鬼子們走了，布机稀里嘩啦的停下来，有时剩下几台車。怕这怕达的声音，刹时消失在热鬧的欢乐中。
  布場，这是干活的地方嗎？活似农村的庙会：說笑話的，講故事的，三一群五一伙，鬧鬧哄哄，比武場更为热鬧，把布撕开十几寸，兩个人对折，看看誰的手快……。
  有的在布机上倒紗，有的在上貨①，准备着明天的收获，
  明天的粮食。白天打一天鉚子工的人們，躺在車当子里，早已發出鼾声。这是多么甜密的梦啊！
  噢，南波进場了。哨兵發出了警号，頓时布場工人完全惊醒。人們围着車，乱乱哄哄。刹吋布机一齐开动，机器嗡嗡山响，布机好似也知道我們的心，在日本鬼子面前显显它的威風。矮鬼子南波提耆棍子，站在大道当中，看看誰不順眼，就抖一抖棍子威風。
  南波走了，崗哨又發出信号。工人們的心也慢慢的停止了激烈的跳动。布場里又恢复了欢喜，布机，又停止了轉动只有天軸带着几百根皮带，發出嘩啦嘩啦的节奏声。
  南波，这个狡猾的东西，他幷沒有出厂，跑上了天軸馬达上，用木棍桶开天軸鉄門偸看了全場情形。这个混蛋不看便罢，一看，可把这小子的肺气炸了。全場車都停了，工人們都坐在車上聊天……。南波气势汹汹，嘴里用他那不熟練的中国語駡着：“統統的心坏了，八格牙魯，”闖进布厂，棍子在我們工人头，上、身上乱飞。有的倒下的綫沒有来得及藏好，被他看見更是一頓乱打。就这一回，兎羔子在布場足足呆了兩三个鐘头，才他媽的滾了。
  鬼子这一手，我們眞吃了一次大亏，可是我們也长了一智。从那天起，我們不但在天軸馬达上設了崗，同时在打軸科門口也有我們的人啦。“偸”我們也由几个人搭伙了。我們这一伙着不多都修理工人。跟日本鬼子雇的中国人守衞也取得連系，勾上了。每次带貨都平平安安出去了。就这样，不但解决了我們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还帮助了一些穷哥們的大忙。
  四
  旧历年快到了。我們这十几个人，打算搞一下大的，哥几个热热鬧鬧地过一个痛快年。大家合計，在末了第二个夜班把貨带出去合适。大伙預备一大批貨，十几匹布。在星期五天亮以前，分別把布上好了。每人差不多兩匹半布，腰里、腿上都上滿了。用綫縄捆的崩紧。外边用小夹衣一罩，一点漏洞也沒有……。
  汽笛响过，紅灯着了。工人們开始下班了。我們也分开下班了。
  剛出布厂門口，就是一惊。大批的鬼子把住了門口，把每个工人盯得死死的。退，是退不回去啦。鬼子的长槍短槍逼得我們只有前进沒有后退之路。赵大个用腿一〓我，意思是“闖”！我們把心一橫，豁出去了。
  工人們排成长长的一列。捜查开始了。这次特別厉害，从头上到脚下的鞋底，都要检查检查。我的心，跳得特別厉害！似乎要跳出来。心說：坏了。“叭、叭”的打人声，哭叫声，匯杂一片……。
  搜查越来越逼近了。大队也越来越縮短了。我的心更加紧张起来：突然，南波噢的一声“你的出来。”害怕是不頂事的，我便挺身而出。南波看了我的神态，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子。当时只覚得臉在發燒，兩眼發黑，腦袋嗡嗡乱轉。也不知到是几个鬼子乱打乱踢，我把眼一閉，任凭于你。鬼子們像餓狼一样把我身上的布全都卸下来了。把我推在队伍一边，把布挂在我的脖子上……
  日本兵把我們压在人事課后边小屋里。我一看：糟了，全是我們的人。赵大个的衣裳都裂开了大口子，嘴巴子肿得高高的。我用胳膊碰了他一下，看他的眼睛，已經領会了我的意思。
  屋門打开了。南波、高野……好多鬼子，嘴里嚕里嚕里發出凶恶的声音。人事課的汉奸大褂李也摆出了擰眉瞪眼的恶像：“都把衣裳給我脫嘍，我叫你們偸……。”南波、高野、人事課的家謄，小板……。每人手中一把馬鞭子，蘸了水在我們身上乱抽。昏过去，用凉水噴过来。大褂李在一边不住的叱喝：“还有誰？叫你們偸……。”我們始終沒有招認。
  一連好几天，我們七个人連一点凉水都沒进。肚子餓的呱呱叫。动一动身，痛的好像錐子扎心。晩上也不知几鐘，从門上边扔进了好几个燒餅，这是誰在关心我們？救我們？后来才知道，是人事課的穷哥、知己朋友孙胖子，冒着生命危险替我們带进来的。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穷哥們的心却永远是心連着心。日本要把我們这七个人送到日本国去。布場的穷哥們，为了救我們，在日本面前求情，在厂长面前請願。但是，可恨的鬼子不答应。“不干了！”全体工人憤怒了。布場的机器都停了，紅牌个个立了起来。工人們一上班就坐在布机上……。不給人不开車，多会見人多会开車。布場的吼声，惊动了日本人：机器上的紅牌像树林子那末密，一根挨着一根。鬼子們看到这种情形，怕工人們起来鬧事，答应了。人放回来了。我們斗爭胜利了。
  旧历年前夕。我們七个人，終于又回到了布場。穷哥們的热乎劲，別提多大了。像多少年沒見面的老朋友，問长間短。有的說：“这事出的希奇！那一天鬼子就好像点名要咱們似的。有的說：“不，一定出了汉奸，报吿啦。”赵大个說：“对！一定有人报吿了。”你一言，我一語，大家在談論着。张师傅說：“那天正赶上我倒水去，咱們的二头楊白毛，打外边回來，看样子有点嘀嘀咕咕的……。”“好小子，跟我們来这一套。”赵大个火了，用右手一挽袖子：“打死他个××××的”。我們到底把事情弄明白了。
  就在出事那天晚上，二头楊白毛，偸偸的溜出布場，到日本面前报吿了。鬼子当时賞了他几十塊錢。
  家合計着，一定要报仇，出这口气。决定在大年三十晚上砸断狗×的腿。你不叫我們好过，我們也要你过不去年……。
  第二天，二头楊白毛沒有进厂，我們覚得很奇怪，田师傅走来跟我說：“报吿的不是二头。”我覚得很奇怪說：“你怎么知道?”田师傅說：“二头叫我来跟大伙說明……。”
  当时我把这事吿訴了大伙；知道这事已經暴露了。这小子有了准备。气，我們是要出出。事情要是鬧的太大了，他向鬼子再一报吿，我們的仇不但报不了，連飯碗也不一定保的住。暫时压一压火，表示大家能容人，但絕不能平白完事。
  以后，我們哥几个“偸布”他不但不敢去报吿啦，反而到門外边替我們放起哨来啦。
  虽然沒有打他一頓，但他已經知道穷哥不是什么好惹的。
  （宗劼 整理）
  人間地獄大工房
  楊玉宗
  我十六岁那年，就在双喜紡織株式会社織布。住在靠近老中山鋼厂（天津鋼厂）九間大工房的一間又潮漫、又髒、又臭的五号房里。屋子里有四个大炕，每个炕上睡着十多个人。冬天挤在这个屋子里的都是缺衣少被的人們，約有60来口子。就是揚風飄零的三九天里也不給火爐子，冷得像冰窖，玻璃上和牆皮上冰霜一冬也不化。我們睡在冰冷的炕上，冻得紧紧的萎縮着，睡不着，就互相打起通腿，睡在一个被桶里，誰也不嫌誰骯髒。
  我当时和霍金玉（現在棉紡四厂的）就是睡在一起的。当听到厂內响过上工的大笛后，就赶忙起来洗洗臉。所謂洗臉，就是用冰凉的自来水，将眼上的疵模糊湿潤下去。
  每个人都提个各色各样的，掉了搪磁的破提盒，还有的拿着个飯碗的，怕手冷就掖在怀里夹着。一出大工房門，冷風刺骨，混身打顫，忙把衣襟围紧些，一路小跑。跑到厂內停了脚，这才算好受些，因为厂內有暖气。可是每当下班，由厂內跑到大工房里，可就惨了，就是穿着棉鞋的人，也受不住冰冷潮湿的洋灰地，像冰一样的鎭着，脚底板生疼。何况我們很多人沒有棉鞋穿。后来都生了冻疮。我記得高蘭柱等人，沒有长褲子，穿着褲衩上工，冻得腿脚肿的很粗，走起路一拐一拐的搖搖晃晃。我們只好围着棉被坐在炕上，暖着脚。凄惨的情形跟要飯花子幷沒有什么差別，通身上下穿的戴都是“破衣罗索”的，棉花“滴溜搭拉”的，露着肉，褲子的棉花滾成一个蛋，踏拉着破鞋，露着脚趾和脚跟，头上的头髮长长的，浮着一層灰白色的漿紗灰，使得头髮像干草一样，一点光澤沒有了，臉色像死了一样的蒼白，带着几条汗水泥迹。如果不是有一双活动的眼睛，不时的眨动着發光，誰也看不出是个活人。
  我們在冬天里，常盼望快到夏天，可是到了夏天就更难熬了。屋子里比院子外边还潮湿，屋頂上，犄角旮旯挂滿了蜘蛛網和蹋灰。牆皮上生长着綠苔，再加上髒鞋、臭袜子的气味，使人喘气都困难。白天干了十二个小时，挨打受麗，累个车死好容易下了班，可是夜晩的臭虫、蚊子、跳蚤、虱子，咬的睡不着覚。半夜里工人孙吉深起来，捉拿臭虫时，眼睛都看得麻蠕了，太多了。不知先捉那个好，就赶紧张着双手在被褥上搓，染上的血一片片的，手上粘合的血，發出噁心的臭味，像是杀了人似的。
  遇上个阴天，人們在屋子內悶热得更透不过气来，汗流不止，用把扇子搧搧是不頂事了。別号房的人們，早就搶占了露天戏台上去睡；我和田大起、刘連生、张景田等人，只好冒着毛毛細雨，在院地上鋪上一令席，盖着一令席睡。醒后被子湿了，混身骨头节像落了挂似的酸疼无力，勉强的去上工。
  白班熬过了，心想着倒过夜班来，在白天睡覚可不再受蚊子、臭虫咬了，那想到竟有各色各样的和大小不同的蒼蝇，围着你的头上嗡嗡轉，人們剛睡熟，就被这些寄生虫們搔臉搔醒了。我們气急了。起来把門窗敞开，往外赶蒼蝇，但过了不会，也不知道从那里鑽进来那么多的蒼蝇，它們就像是日本人特意派来的不会說話的汉奸狗腿子們一样，不分黑日白天的折磨着我們，我們只好把汗臭味的褂子蒙在头上睡下去。
  当你下地小便去，常听到脚底下被踩破了的蛆發出叭叭的响声。茅房眼里的蛆比粪还多，当你看到那些白花花的蛆正在拚命的滾动时，会感到一种說不出来的难受，心里發慌，那成群的綠豆蝇，嗡嗡的轉，好像因为蛆把粪都霸占得一点空隙也沒有了的原故而着急，乱飞乱叫，蛆常常順着牆跟爬到屋內去。
  当你进屋上炕时，地下的跳蚤早抱住了大腿，拼命的吮着我們的血。身上的虱子常捉常有，衣服上有，被子上也有，我記得赵銷森拿虱子拿不过来，太多了，怎么办呢？就用半塊破砖头使劲砸。当时有人問：“这样的衣服和被子怎么还要？”你就会听人們很熟練的回答：“工人三宗宝：破鞋、破被、爛棉袄，外带虱子咬。”这是当时流行的民歌。
  我們常年住在这个潮湿的屋子內，人們通身长了濃泡疥疮，日本人的医院，也不給中国大看病，人們黑天白日刺痒的睡不好覚，后来都实点价錢便宜的瓦碴子疥藥，用香油在碗底下調磨后搽上，弄得身上，衣服被子上竟是硫磺气味，压过了身上的汗臭味。疥疮的疙疤被褲子粘合掉了，与血淋淋的嫩紅肉磨搽着，疼得难忍。上下班走路都很困难，常年的流着黃水。
  我們每天干十二个鐘点的苦役，每頓飯只关給三个糠窩头、一小塊箴罗〓，后来連塊咸菜也不給了。工人們只可忍着飢餓把每天九个窩头包出去兩个，为了先拿下錢来买点胰子用或者換碗豆腐浆喝。可是，把头們就利用工人們往外包窩头来殘酷的压榨勒索，从中得利。如果你嫌錢少，窩头不包給他，就在厂內想法找岔打你。我也給把头刘魁等人包过窩头。
  ，后来汉奸郝富賢“大褂李”們，明目张胆的随便拿工人們窩头房的窩头，用面袋裝，用大包袱皮兜，这样一来面子少了，可是卑鄙的奸商式的窩头房的掌柜——董振海，进一步的縱使伙友們偸工减料，把窩头眼加大了，皮很薄。把面子偸出去換了錢，置了房产土地。有人曾因为質問过窩头房人們为嘛窩头越蒸越小而吵起来了，那窩头房的一部分伙友混橫不講理，用大扁担殴打得这个工人鼻口出血，从此工人看淸楚了，他們是汉奸和奸商們的流氓手。后来給你嘛你就得要嘛，不管是缺一塊或是蒼蝇咬过的，一律不換，如果你要換个大点的，就会駡你搗乱。为此被打的人是无数的。
  跟我在一起的霍金玉、张景田，不包窩头，还是吃不飽肚子。我記得楊鳳岭吃一頓飽飯是十二个窩头。后来楊鳳岺、霍金玉們都餓的熬不住偸着跑了，連月錢賬都不敢算（因为日本人不准許随便不干），张景田每天下了班除了无精打彩的蒙着被子睡大覚，就是躺着，从沒有和別人閑聊过，眉头常常是紧皺着。我問他：“你怎么老睡呢？”他說：“吃不飽不睡干嘛去呢！”我这才明白他是用这种办法来忘記肚子餓。我当时年紀小吃的不多，将剩下的一个半个的窩头給他吃。就这样他还是熬不住，实在餓的受不了啦，坚持到發了薪，将一个月的錢，买点配給面粉（当时日本人实行强化治安，东西实行配給）和煤球，又借了个爐子，做了一鍋稀面湯請大伙儿喝。他說：“咱們弟兄再在一塊吃一頓团凰飯吧！”他的声音是那样低，又颤动，我們都很难过，心里却在說：你可別当兵去。可是嘴里說不出来，因为誰也沒有力量把他留住。大伙儿說：“希望你在外边，多加保重身体！常来信。”
  当晚九点多鐘，天工房四周一片漆黑，对面看不見人，我和田大起、刘連生、刘广仁等，分头放哨（怕日本人和汉奸們看見捉住了），有的人到外边去接扔过去的鋪盖行李。这时我心里很难过，便对张景田說：“我也跟你当兵去！”他安慰我說：“你年紀太小，不行。軍队的生活太危险！”我听了更难过，眼泪汪注的呆站着，不知說什么好，只恨不能自己再少吃点，多剩下点窩头給他吃，一使他可以不去当兵。他像是領会了我的心思說：“在这个年月里，日本人逼得咱中国人没活路，常言道‘爹死娘嫁人，誰也顧不了誰呀！’天不早了，咱們哥們有見面的日子，作們忍着吧！”說完，就慌忙的鑽过宿舍围牆上的电網去了。可是我回到大工房屋內，还是在想着他那留下的一句話——忍着吧！似乎吿訴我，将来他会打过来的。
  生活越来越坏了，关給的窩头像黑狗屎一样黑，带着整个高粱粒子和糠皮，硬得像砖头子。我記得最淸楚，我将三个窩头卖了兩个，換兩碗豆腐浆子，强把这一个糠窩头送下肚子。可是到解大便时，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困滩。拉不出来，拉出来时，肛門早破了，直流鮮血，疼得我蹲不住了；当时人們都这样說：“这样的糠窩头，眞他媽的吃也难吃，拉也难拉。”
  工人們常年的受折磨，生了病沒有人管。有一年我得了病，覚得头大，眼前冒金花，实在頂不住了，在工房住着，誰也照顧不了，因为汉奸狗腿子們每天到大工房来强逼着病人上工，不管你死活，只要你有口气就得干活去，不准許你請病假。就这样，在人們上工后，我讓同屋人把門鎖起来，把飯票交給他們代領，后米汉奸們知道了，再用这种法子是不行了，只好鑽进天花板上面去，我身量小，躬着腰提心吊胆的蹲在里边，黑洞洞的，净是蛛網、灰塵，嗆的不敢喘大气，更不敢咳嗽。唯恐汉奸“大褂李”發現了会挨揍；要是交到日本人手里，就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惨无人道的刑罰。就是藏在这里，也被汉奸們知道了，用棍子在天花板口处乱撥弄了通，嘴里連骂带咋虎，但我沒有出来便用手电筒照。更毒辣的，是飯票不准許代領，这对病人来說，确实是个極严重的威胁：要吃飯就得上班。汉奸“大褂李”逮着我們歇班的人，就不分头脚乱打，嘴里駡着：“他媽的！人歇班，飯票不歇班！”就这样，我們大伙沒办法，就逃跑回家了。
  但是，离着家乡远的工友，因病被强迫上工，被打后气病了死去的，就有七、八个人，仅知道的就有薛新春的弟弟薛新华和徐殿考的哥哥，还有王家章、王少梦。病死在大工房內，由于沒有人管，就叫蒼蝇爬滿了尸体，后来在七穿里往外爬蛆，被汉奸們拉到靠厂房东边的一塊义地上，也不管埋葬，被瘋狗們吃啦。
  工人們每天餓着肚子干，都不知道自己落过今天，是否能活到明天。每天下了班，还得赶到新中山鋼厂和兴元植物油厂去打“鉚子工”（就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的临时工）。就这样，畫夜的連軸轉着苦干，熬得人們像是沒有魂灵，走着路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臉色熬的都像鬼一样的难看，还是吃不飽肚子。
  最后，工人們被日本鬼子的“强化治安”的鬼办法，逼得由怕死而又不怕死了。要活下专，就只有一、条生路——偸出厂內的东西来換錢度日。我們冒着危险，将綫和布藏在身上，闖三道日本和汉奸們搜查的卡口。后来工人任汉卿、王家祥等人被日本捉住了，用各种非刑来折磨，灌凉水还不算，又将他們送到日本国去采煤。凶恶残暴的日本人，用这种办法来威胁我們，可是我們都說：“別他媽的听那一套，送禿蛋国去（日本国）也不怕，能讓他們打死也不能干等着餓死！”
  就这样，大工房的四个大炕上，原有六十来口人，后来餓跑了很多，只剩下十多个了，也不知道那些人現在还活着呢？还是死了？
  过了不久，忽然間，日本鬼子見了中国人不打不駡了。他們在一天的下午，都跪在工务科內恭恭敬敬听着日本天皇裕仁广播講話，回来后精神頹丧的說：“我們的完了完了的。”幷挑着大拇指說：“你們中国人是掌柜的干活了。”人們挨打受駡盼星星盼月亮的盼到了这一天了，日本可投降了。我們都高兴的狂跳起来，也有的人在炕上折跟斗，大笑大唱。
  女把头刘瑞芳
  陶桂芳 口述
  早先，在我們細紗車間有个三十多岁，又矮又胖的女人，生着兩顆賊鼠眼，活像个母老虎，这便是女把头刘瑞芳。这个女把头，在日本鬼子时期就是鬼子的紅人。在日本人面前嘻皮笑臉，献媚鬼子，見到工人就把臉一搭拉，像是欠她五百大洋錢似的；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以后，刘瑞芳又和厂里的流氓坏蛋拉上了弦，仍然欺压年靑幼小的女工。一提她的名子，女工們頓时渾身顫抖，害怕。那时候，細紗的女工都是些年靑体弱的小姑娘，她們为了养活自己的父母，在十一、二岁就进紡織厂作童工，为了吃飯，整天提心吊胆，进厂以后却又老是担心挨打，因为女把头打人像家常便飯似的，她看你不順眼，就打嘴巴子，举起木棍，不管屁股臉就是一頓痛揍。女工們的艰苦生活和肉体的折磨，使她們变得沉默寡言，虽然挨了打心里气憤，但誰也不敢說話。那个社会里，哪有穷工人說理的地方呀！有个細紗女工杜鳳云，那时只有十五岁，沉默老实，只知道干活，在技术上是一把好手，有一次，她接齐了头，在車挡里剛站下，女把头刘瑞芳走了过来，不問靑紅皂白就一陣痛打，她右手抓着杜鳳云的头髮，下面用脚踢，左手揮舞着細紗車上木制的毛棍向美部身土抽打着，尿盆洗出来的嘴，不断的駡着“小×”，“挨×的”。頓时，“杜”鳳云被打得不省人事，工人們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姐妹被打成这个样子，心里又气憤，又难过，可是沒有人敢向前去拉一把，如果有人去向前看一眼，就也得挨她頓打。刘瑞芳打完了杜鳳云以后，嘴里还不断駡着难听的話，耀武揚威的走开了。杜鳳云被打得昏迷过去，姐妹們把她送到家里。就这样，鳳云得了重病，一直病了六、七年，終于在1952年死去了。
  还有一个姓何的女工，因为經常受刘瑞芳的气，終年累月受气，得了严重的妇女病，直到解放后才动了手术。
  有一次，我紡完粗紗，又去抱紗，刘瑞芳走过来，劈啦叭叉就是一頓嘴巴。打得我頓时發了昏，滿臉热刺刺的痛。刘瑞芳是細紗車間的母老虎，她整年吃的是工人的血和肉，每个工人对她这种打人的行为都怀恨在心，心里总想有一天会报仇的。
  她不仅在厂內欺压年輕的姐妹，而且在她个人生活上也是无恶不做。我有一次穿了一双花鞋上班，被刘瑞芳看見了，她直眉瞪眼地走过来問：“誰給你做的花鞋？”我說：“是我媽做的”。“赶明儿叫你媽媽給我做兩双！”刘瑞芳凶恶地說。可是我还得滿臉賠笑地答应她“是！是！是！”我的母亲会綉各种的花样，就这样，一年四季，按着季节給女把头刘瑞芳続花鞋穿，尽管如此，也免不了挨打。
  在国民党統治时期，工人們發薪是發玉米，光領一个紙条，然后到人事課去領玉米，人排起来像一条龙。有一次，正是發薪的日子，刘瑞芳叫我給她到厂門口去取飯（那时工人家屬給职工送飯），由于害怕挨打，慌里慌张給她取飯，結果把玉米条丢失了，頓时，我的心跳了起来，一家子半个月的口粮沒有了，多么着急呀！回家以后，躺在媽媽怀里就痛哭起来。別的工人都領了玉米回了家，可是，我还在那里哭，半个月怎么度过呀！
  大雨下得像瓢潑，我和媽媽从吳家嘴經过国民党几道卡子，来到了中紡五厂，找了几个管事先生，都沒帮咱办事的，一連找了三次，在路上，娘儿倆一边走一边哭，老人家啼哭伤心，眼泪滴滴嗒嗒落在脚面上，一边哭一边說：
  “白干了半个月呀！吃嘛呀！”就这样白干了半个月。
  刘瑞芳这个母老虎，人人恨得咬牙切齿，終，有一天給她个厉害的。
  一九五二年厂里展开了反封建把头的斗爭，細紗女工們終于吐出一口气，杜鳳云的姐姐杜鳳桂等控訴了她的罪行，这个害人精当場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处了三年徒刑，开除了厂籍。这眞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王恕岩 整理）
  揍“国舅”
  张法元、张金鳳 口述
  提起“国舅”，双喜紗厂沒有一个工人不駡他，“这小子純粹不是中国人。日本的走狗！”“国舅”这个名字，是工人們叫起來的，其实而本人还以为这个名字滿“光荣”呢！“国舅”叫李恩珪，二十多岁，身穿藍布太褂，手里不离一个三尺多长的棍子，十足的流氓学生打扮。兩只三角狗眼瞪的鷄蛋大，在車間里走来走去，监視工人，日本話說得倒利落，在日本鬼面前是“大拿”，說了算。这小子虽然是中国人，但由于依仗他姐姐的势力，在厂里却无恶不作。（他姐姐叫李兆玉，是当时双喜紗場的电話員，与紗場的經理日本人北川靠着）对日本人眞是“忠心耿耿”，对工人却是沒有一点天良。所以人們就叫他“国舅”。
  一九三五年，日本商人来到了天津，盖起来喜紗場。日本統治下的紗場工人都是些士几岁的幼童，个个面黃肌瘦，活像蛄螻一样，干起活来虛汗滿面。每个工人脖子上都挂着一条破布毛巾。日本人为了从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吸取更多的血汗，就收买了汉奸，使中国人对付中国人，李恩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充当日本人的翻譯，在双喜紗塲里可以說的上是个“皇上”。
  不論布場工人和准备車間整理車間的工人，上厠所都要路过双喜布場穿筘科这个地方。“国舅”在这里像吃了耗子藥以地鑽来鑽去。手里不离开他的“打爷棒”（指打人的棍子）。来往上厠所的人，誰不順“国舅”的眼，不問靑紅皂白上去就是几棍子看見那个女工长的好点儿，过去就找便宜；你如果不順着他，他就上日本人那里嘀咕几句，那就得“大餅加螞蚱家吃去，”把你开除。工人們为了少惹事，就躱他走。但无論你怎样躱也躱不过他的狗眼。打人成了他的家常便飯，每天都有几个工人挨他的棒。那个时候，工人上厠所都沒有“自由”。“国舅”不光打人，連工人上厠所他也过去检查，叫工人蹶起屁股，叫他驗驗肛門有沒有屎，連女工大便他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屎还沒有多大問題，不然，就不管屁股臉，上去就是几棍子，打得靑的靑紅的紅。这还不算，出了厠所，还得給一頓刑罰——举凳子，举“綜推子”，举鉄棍子。上边举着，下边还吃“面条”（騰子棍），稍微一动，就打的死去活来。別的工人看了，心里又难过，又恨他。可是“国舅”这小子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那时候，主人利用上厠所的时間偸着吸口烟，吸烟被“国舅”發現也倒了霉，他聞到你嘴里有烟味，就是一頓毒打。翻出烟头来非叫你吃亏不可。工人张法元因为吸烟被打得暈死过去。上廁所吸烟本是不値当的小事情，可是在旧社会，工人連上厠所、吸烟的自由都沒有。
  再說說吃的吧。工人吃飯也經常遭到“国舅”的干涉。
  那时候，工人一頓飯只能吃上三个高粱面子的小窩头，一塊咸菜，就甭說菜和湯了。当时工房的豆腐房进厂卖些豆腐腦、豆腐浆，工人們为了吃半碗豆腐腦，只得吃上兩个小小的窩头；用一个窩头去換半碗豆腐腦。为了吃，就像潮水似的去搶飯吃，免不了有的要早几分鐘去領窩头，要是被“国舅”看見了，这頓飯就吃不成了。他把飯盒搶过去給倒到厠所里。一次，有一个男工友在紅灯还沒亮时（紅灯亮关車吃飯）就領了兩个小窩头，提了半提盒（飯盖）豆腐腦，从筒子工序的大道走来，走到穿筘科的大道旁，“国舅”大喊一声：“别走放下”。吓得这个土人打起哆嗦。
  “国舅”說着，抓住那个男工的脖子領，把棍子揮舞起来，朝腦袋上一个劲的打，“叫你站下听見沒有？別裝蒜，他媽的！你不想吃这頓飯了吧？不許你动一动！”說着，走进仕上科便将南波（日本职員）請来了，“国舅”在南波耳根下嘀咕了几句，他倆走向那男工，南波上去就是几个嘴巴子，嘴里駡着他那牲口話：“八嘎！八嘎！”駡个不休。那个工人的臉刹时靑肿起来。“国舅”像得了什么妙計似的向厠所走去，他干什么去呀？原来他提着“打爷棒”在粪坑里乱撥一陣，走出厠所来，到他的“日本爷爷”南波跟前，用手朝“国舅”比划着又嘀咕了几句，便用这条粘滿了粪便的棍子，朝那个男工人的飯里乱攪一陣，說：“端走吧！这回香了吧！”南波用手堵住鼻子，連說“頂好！頂好！”一个劲朝“国舅”挑大拇指。“国舅”看到他的洋爸爸向他挑大拇指，心簡直都飞了，美得像坐上了飞机，升入高空云層里，显出神气十足，耀武揚威的气槪來。可是，在旁边的工人却在駡他：“讓他不得好死，缺德的杂种，走狗！”
  回忆过去的生活滋味，眞难受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的活，下了夜班，还得到新中山鋼厂干些零活。黑夜白天連軸轉，仍然是沒吃沒穿，沒有办法就得“偸”。有一次，布場保全工人刘富亭“偸”了兩支榔头，被“国舅”發現了，“国舅”就将刘富亭叫到整理車間，和日本人嘀咕了几句，将刘富亭打了一頓。打累了，他倆休息一会儿，直打得刘昏死过去为止。工人們把他抬到家里，也都流下了眼泪。刘富亭的母亲因儿子被打哭得泣不成声。誰家的媽媽不疼爱儿啊！刘富亭被打了以后，伤势很重，又加上生活的困苦，不过一个星期就死去了。
  一九四三年冬天，有的工人只穿着单衣和夹衣上工，布場有个姓高的女工，偸用厂里的白布做了一条褲子，不幸，被日本人發現了，便将姓高的女工叫到仕上科，日本人老卡坐在賬桌旁的椅子上，“国舅”站在老卡的左边。倆个人嘀咕地說了一会，“區舅”又凑到老卡眼前，指着高連說带比划。接着“国舅”叫这个女工脫下衣服这个女工不肯脫，“国舅”对他进行威胁，强迫脫下了上身。
  “不行，把褲子脫下来！”“国舅”大声吼道。这个女工当然不肯。日本狗老卡火了，拿起一把大剪子，和“国舅”嘀咕了几句，“国舅”朝这女工說：“剪你的奶头看你脫不脫！快！快！”姓高的女工吓得渾身打哆嗦，大哭起来，滿瞼通紅，无奈何脫光了下身，用手掩着臉站在賬桌旁。这还不算，“国舅”这个狗仔，为了更进一步的向他的日本洋爸爸献媚，强迫仕上科的工人們覗看这个赤身女工。还对其他工人揚言說：“看吧！如果你們偸了东西，也这样办！”可是，这种威胁无济于事”工人們为了生活仍然偸。
  一提起“国舅”这个惨无人道的日本走狗，工人們都咬牙切齿。工人們气憤地說：“要是有机会的話非好好揍他一頓，解解恨不可！”只是遇不到机会。“国舅”自己也有个耳聞。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国舅”一个人到一宿舍，剛一进宿舍大門，就看見有四、五个人一涌而上，将“国舅”包围起来，上去就是一頓痛揍。工人們打完了他以后，很快就走开了。工人們的怒火将要燃燒起来。
  一九四四年的一天，“国舅”在布場貼了一张“布吿”，上面写着，“挂軸工人上完了軸以不准坐着休息，否則决不客气！”这张“布吿”激怒了当时的挂軸工，苏宝玉、张德元等六、七个人利用吃飯的时間开了秘密会議，硏究对付“国舅的办法。苏宝玉提議道：“哥儿們！‘国舅’对咱們太恶了，咱們今天要出口气！你們說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說：“揍他！”“好！咱們給他个厉害尝尝，你們害怕不?”“不害怕！”大家又同声說。“明天是礼拜六，‘国舅’每礼拜六都早回家，他得过河，我明天晚四点多鐘先走，到外边去等他。你們就听出气的好消息吧！”苏宝玉說。
  次日，已經是下午四点多鐘了，果然，“国舅”悄悄地出了工厂。看来他有些胆怯了。是不是他知道了这个消息？要不然他怎么不大搖大摆的走呢？可不么，苏宝玉已經用眼盯上他了。这时苏宝玉已換好便衣，吿訴其他工友，就跟在“国舅”的身后。
  做賊心虛，“国舅”一边走一面回头，当他走到郑庄子派出所时，脚步越来越快，急速向前走着。苏宝玉也加快了脚步，“追！追上这个走狗！”楊庄子渡口到了，
  “国舅”已經上了船，他恨不得渡船赶快开往对岸，叫苏宝玉上不来。偏不随走狗的心願，苏宝玉也上了船。“国舅”吓得臉都白了。几分鐘以后，兩个人的搏斗开始了：剛下船，“国舅”还沒来得及注意，苏宝玉一步上去，抓住他的脖領，辟吃叭叉就是二頓痛揍。“国舅”也来不及还手，像宰鷄似地被按倒在地下。这时，楊庄子渡口的人力車夫走过来劝架，幷問为什么打架。苏宝玉說：“你們大伙知道他是誰嗎？他是双喜紗厂的‘国舅’。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拉巴巴都得由他看看屁眼子！”苏宝玉这么一說，力車夫也气紅了眼，其中一个喊了一声！“好个狗腿子，打！”七、八个人又把“国舅”按倒在地，打成一团。“国舅”的臉被打成了“胖子”。苏宝玉吿訴他：“怎么样？今天的滋味尝着了吧！揍了你，去上日本人那儿报吿去，我明天上班頂着你。”“国舅”被打后，也不敢吭声，他那气槪“不知跑到那去了。这个消息很快的傳偏了双喜紗厂和楊庄子一带。工人們吐了口怒气，心里分外舒暢自在。
  同志們！你們看了这篇文章也許会提出一个問題来：“国舅”現在干什么？他还在棉紡五厂嗎？不要着急，我正要交待呢。他的洋爸爸投降以后，把他抛下了，他还沒有死。但他已經不在棉紡五厂了。因为这个工厂已經变了，他吃不开了。要商他干什么嗎?一九五七年他被逮捕，現在是监獄里一个被判处十八年徒刑的罪人。
  （張金鳳、王恕岩 整理）
  一个女工的回忆
  賈珍 口述
  那年头，女人进紡紗厂做工，就是自投监牢，整天累个七死八活，想停了車坐下来吃飯，那是梦想，一进厂十二个小时，別打算閑着，每次吃飯都是一边干着活，一边咬一口又苦又辣的窩窩头。那个难往下咽劲就別提啦！想喝口水，日本鬼子都不叫喝。
  女工被鬼子、汉奸的汚辱更是惨。那时候紡紗厂的姐妹都流傳着一句話：“要吃双喜飯，就得拿命換！”
  一九四一年，我在老家无法生活下去，一家子逃荒来到天津，在双喜紗場驗上工。在粗紗学徒的时候，有个留着八字鬍，鑲着一嘴金牙，长着一对猫头眼，穿着一身綠衣裳，带着尿壶帽的日本人——小板，他經常汚辱和打駡女工，有一天上夜班，这个王八羔子喝了酒，像个野猪一样，見女工就拉着不放手，吓的我們几个女工就跑，他在后边追，他一看追不上就騎着自行車追，我們就围着粗紗机弄当来回轉，他把車子騎的飞快，就听見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叭喳一声怪响，把那个王八羔子連人带自行車一塊摔到机器底下去了，腦袋摔了一个大泡。我們姐妹站在一边，拍着手，差点把肚腸子給笑断了，眞痛快，可給我們解恨了。他爬起来，連头都沒回，拉着車狼狽的走出車間。
  不久我怀孕了。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干活又累，混身沒有一点劲儿，“三九”天車間里沒有暖气，把人冻的老打哆嗦，我的手都冻木了。那个倒霉的粗紗，开起来嗡拉、嗡拉的总断头。日本小板来了，一看車开不齐，把他那个野猫子眼一瞪說：“八格牙路！”駡完又打我兩个耳光子。
  在我怀孕八个多月的时候，扫車时实在弯不下腰，就跪在地板上，鑽到車底下去扫。小板看見，把我揪起来，不問三七三十一，就打了我个嘴吧子，还說：“这样的干活不行得嘍！”沒法，我就一手抓住車把，一只手拿着刷子斜着身子扫車，勉强的支持到下班，好容易回到家，肚子就痛起来了。痛得我出了滿身冷汗，来回在炕上打滾，簡了一夜，天快亮时，不到九个月的孩子，就这样被折磨折磨的落了草。
  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但我因流血过多，就暈倒过去了，醒来已是下午兩点多鐘，想吃点白面湯，那里有啊！別說白面湯，連棒子渣都看不見呀！在月子里吃上点山芋干、豆面餅还是算头等飯哪。我病倒了，孩子因无奶吃，也發起高燒，抽起了風。孩子嚎的人心痛，我着急的哭。孩子总算命长，風一点一点的落下去了。
  到我生孩子十八天头上，“大褂李”就来催我上班。我公公央求他說：“秦先生，俺儿媳病剛好，还起不来炕，站不住脚，那能进厂干活呀？您行行好，救她一命，再讓她歇几天吧！”这个万人駡的“大褂李”，一听上不了班，就像瘋狗一样，把臉一翻，三角眼一瞪說：“別他媽的裝死，能吃飯不？能吃飯就得进厂干活去！快下炕，走！”公公把好話說了一火車也不行，沒办法，不上班就开除，为了活命，我就带着重病上班去了。那走得动路呀。勉强的将上半天干下来，我那兩条大腿肿的有腰那样粗，脚心里像有几棵大針一样扎得生痛，每走一步，就像担着千斤重担一样的困难。給孩子喂奶时，由厂里到宿舍，只有半里来路，可我足足走半个小时。回来晩点，工头孙长会开口就說：“他媽的，你干么去这么长的时間？”我指着腿，讓他看着說：“不是我故意晚来，是我这兩条大腿痛得走不动，才回来晚点……。”他沒等我說完，就連推带搡的說：“快去干活！下次再来晚了不行！”
  有一天下夜班，公公挨个买豆餅面去了，我用拾来的煤渣把爐子生着，等公公买回来做飯吃。到九点多，我的眼打起架来了，公公还沒回来，我蒙着那条“百綻”棉被睡着了。公公到十二点多鐘才买二斤豆餅来，进屋門一看，我正在炕上翻白眼，他就大声的喊我：“賈珍！賈珍！”我一点人事也不省，公公吓的不知怎么是好，一就喊同院李大娘，把我弄到院里，往我嘴里灌醋、灌水，折騰到下午七点多鐘才苏醒过来。
  当时工人吃不飽，劳动时間长，病人多，厂里經常开不齐車，日本干儿子“大褂李”，正天手里拿着哭丧棒，在工人宿舍挨家翻歇班的工人，翻到我家，一进門就催我上班，我公公看見又是“大褂李”，就吓得哆嗦，說：“李先生，白天俺儿媳讓煤給熏着了，才醒过来，干不了活。”“大褂李”把腦袋一扭說：“你这个王八蛋，成心不上班，还在家裝死，走！走！上班去。”硬拉我下炕。同院的李大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将“大褂李”推开說：“你还懂人性嗎？你看，她这一天差点沒死，被折騰的不像人样子，白天拉了一褲子屎，剛省人事，那能干活呀！”“大褂李”一听就更火啦，把臉一翻，恶毒的說：“死的了嗎？死不了就得进厂干活！不上班，我就釘門，給我滾出工房。”刀把在人家手里，不上班就开除，就釘門，就赶出工房，我只好带着病去上班卖命。有一天，我孩子發高燒实在厉害，躺在炕上光打哆嗦，我也一連几天吃不下飯，上班干不出活来，日本人打，工头打，为了少挨打，我就沒上班，藏在柴火垛里。“大褂李”一連到我家找了四、五次，也没找到我，等到深更半夜，我才偸偸摸摸回到家。才上炕，还沒合上眼，这个杀人不見血的日本汉奸，又来敲我家大門。我沒給他开，他就用脚把門踢开了，一进屋就駡道：“你他媽的，死啦？听不見你爷爷在喊你？”二句話沒說，抓住我的胳臂說：“走！走！上班去！”我說：“李先生！我好几天吃不下飯，干不了活。”他把眼珠子一瞪說：“吃不下飯，你的飯票都那去了！”我說：“孩子也病的挺厉害。”他好像得着理似的說：“你別总拿孩子作影子，孩子有病算个屁！”我一听这話，嘛也不顧的火了，那个女人不心痛自己的孩子？我就理直气壮的說；“孩子不算个嘛，你沒孩子，还找人要个孩子干嘛，你家沒有父母，你还有人性嗎？”他叫我給駡的沒話說，只得拿着那个哭丧棒蹓走了。后来我再歇班就到別人家里去睡覚。这样可把日本干儿子“大褂李”气坏了。他再也找不到我的影子了。
  （王文义 整理）
  兩张破席
  徐殿考 口述
  那一年，我才十四岁，就进了双喜紗厂（今天棉紡五厂）作童工，个子比炕沿高一点儿，立起脚尖还够不上机器面，一天干十二小时的活儿。工头像吃人精似的到处打人，我哥哥就是挨工头的打以后死去的。我哥哥那年才十七岁，也在双喜紗厂做工。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哥哥被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用木棍打倒在車間的地板上，沒有一个人敢上前看一眼。我畏畏縮縮地走到离哥哥不远的地方，看見他的臉蒼白得可怕，眼睛紧閉着，凸出的顧骨和嘴巴上沾滿了油汚和棉絨，我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不敢上前。哥哥不省人事了，几个人把他抬到大工房里。大工房里躺着几个体弱多病的工人在呻吟，簡直像活地獄呀！那时候，我父亲也住在大工房里，我上工就由老人照料哥哥，可是吃的是嘛呀?豆餅渣、杂合面、糠面窩窩头，好人吃了連巴巴都拉不下来，甭說病人了，不过几天的功夫，把哥哥送到塘沽老家，天口吐血死去了。
  人死了，怎么办呀？爸爸哭的泣不成声，棺材錢是小事，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錢从那里来？东摘西借也凑不上一口棺材錢。沒有办法，只得用席头卷起来把哥哥埋葬了。
  哥哥死了以后，生活更像掉在油鍋里一样，熬着吧。我和爸爸，住在阴森寂靜的大工房里，爸爸枯瘦的身軀，三九天依然穿着那件补丁罗补丁的破夾褲，冻的四肢顫抖，渾身哆嗦。有个工人看到爸爸这种情况，把自己的一条破棉褲送給爸爸。那时我們对这个工人十分感激。第二年，我十七岁时，由于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殘酷地燒杀搶掠，我們工人的生活連牛馬都不如，一頓飯只給一个糠面窩头。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坏，冻的牙齿嗒嗒地响，肚子餓的咕嚕叫。就在这一年，我爸爸死在大工房里。
  那时，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办哪？死了人又到了鬼門关，發愁的事仍然是棺材錢。有几个好心的工人打算募集几个錢給买一口棺材，可是，那时工人兄弟的生活也是飢寒交迫呀！吃了这頓沒那頓，他們的心是有余的，但力量达不到啊！有一个工人給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找人事課的“大褂李”要求給一个盛机器的木箱子。我一进人事課的門，忙喊“先生”、“老爷”，“大褂李”是日本的忠实走狗，見了工人他的一双綠豆般的狗眼带着紅血絲，像要吃人。他一听說我要箱子，霍地一声从沙發上站起来，血絲的狗眼瞪的鷄蛋大，說：“不行！木箱子还卖錢呢，滾蛋。”我一个劲地磕头，仍是不頂事儿。他連說：“滾蛋、滾蛋。”多么恨心哪，“大褂李”的心都黑了。我一連拜了三个管事先生，他們都是似虎如狼般地吼叫，沒人理我这个碴儿。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还不如死个狗呢！唉！沒有办法，父亲的尸体，只得仍然走哥哥那条道儿。三九天，雪花紛飞，天气奇寒，地冻的硬棒棒的借来一个鉄鎬强掘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把父亲硬僵的尸体用破席头卷起来，强塞了进去。
  就这样，父亲、哥哥被旧社会給折磨死了，兩张破席是代替他爷倆的棺材。
  哥哥的蒼白臉，爸爸枯瘦的身軀，兩張破席。这些，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能平靜，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
  （王恕岩 整理）
  一塊狗肉
  楊玉宗
  日本鬼子逼着我們工人不分晝夜的干活，可还是吃不上，穿不上，終日挨打受駡，熬了一年又一年。常常过了这个年，又盼望那个年，盼着什么时候能吃到一頓噴香的肥猪肉和香香的白面餃子。当时，肉和餃子，只能在梦里吃到，后来日子久了；这样的梦，甚至也做不出来了。
  人們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儿打起狗来了。有人說，日本人讓大伙把狗都打死，說什么会傳染狗疫。其实工人們对这些事是毫不介意的，鬧狗疫！听他媽的那个去咧！咱整天挨打受駡的受洋罪，可不怕死。这是日本人怕死。
  可是人們听說打狗都挺来劲的。我們找了棍子，也有的向家屬借了門閂，还有的沒借到东西，就拿塊砖头。我們見到一条狗，就連喊带打跑过去，打得狗一声声惨叫，猛跳乱窜的逃走了，工人們都在一塊儿笑着說：“再也沒有比打狗这事順气的了。”也有的人說：“狗再厉害点我也不怕。”我問：“为嘛？”他說：“你小孩子家哪懂得这个，它沒有日本人給撑腰哇！”
  实际上，打狗还不是光为了痛快、順气，还有一个好处呢。原来，有一次工友們發現宿舍后边死了一条狗，就叫王文喜将狗吊在大工房上，剝了皮，燉熟了，人們分吃以后，相互奔吿，大談起吃狗肉的事。有的說：“狗肉比猪肉还香呢！太香啦！”有的說：“香是香，就是吃过后身上都發出狗腥味。”对肉的香味很有好評。
  有的人听了以后有点眼紅，就約好了几个人，下了夜班开始打狗。当时我也記不淸是誰剝的狗皮，閑的大工房里像是过太平年似的，大家都高高兴兴。不多一会，就听見有人因为分的生狗肉不均吵起架来了。經过一場激烈的口角，总算平息下来了，我記得同屋的李連成将分得的一塊狗肉用兩个碗合扣着，好像怕蒼蝇叮，放在高板上，弄得屋內腥臭味实在是够嗆。当天下午兩点多鐘，人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不料汉奸“大褂李”带来了兩个伪警察，狐假虎威、气势凶凶的来了。一进大工房，就大叫大喝：“誰他媽的放着生狗肉了？”还沒等人們听淸楚，“大褂李”用脚将門踢得山响，惊醒了同屋子熟睡的人們。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睡着覚又犯了什么錯誤。这时，“大褂李”拿棍子指着高板上的碗，那碗沒有盖严露出了那塊生一狗肉。“大褂李”瞪得眼睛像牛蛋一样大，大声喝道：“这是誰的狗肉？說！說！他媽的你們說！”說着，他用棍子指着我們，又說：“你們誰不說我就打……。”这时我和同屋里的人一样，誰也不願意說是李連成的。就在这时，一个姓张的工友，已被打得鬼叫一样。李連成走出来承認狗肉是他自己的，他被“大褂李”毒打了一頓，强逼将碗和生肉一起扔进了茅坑里。別的屋里有人听到后，也慌慌张张把狗肉扔进茅房坑里去了。
  “大褂李”走出去时还一边駡着說：“你們他媽的，不知道狗肉不衞生嗎？啊！他媽的我再听說你們这帮臭工人弄狗肉，就打死你們，看你們誰敢！”汉奸們走了以后，我們都用憎恨的眼睛瞪着他們后影，咬牙切齿的駡道：“他媽的！狗肉不干净你們管！我們肚子餓你不管。我×你‘大褂李'的媽媽的，早晚讓你这个王八蛋，得不了好死！”
  这回，什么也沒吃到，大伙白打了一場狗，还惹了一肚子的气。
  朝不保夕
  楊伯苗
  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叔叔給“大褂李”送了礼物，我才来到双喜紗厂穿筘科当工人。以后，逢年遇节，总得給“大褂李”和当头的送礼拜年，就这样还是受流氓、把头和日本人的打駡。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事。那时，“大褂李”的外甥女也在穿筘科学徒，她平常依仗势力，总和工友們打架，駡人，当时誰也不願找麻煩，只好“忍气呑声”。有一次她不干活，工友說了她几句，她就放声大哭起来。我正在布場修活，回来才知道这事，心想：“她这一哭，到家不知又会說些什么了，这个霉，不知要倒在誰的头上呢。”那时我和高玉霞兩个人都作指导工，正上白班。轉天一下班，我走到大門口，只見門前站了好多人，我正在納悶，忽听得一个女孩子喊道：“就是他。”我还沒来的及回头，就从四面八方拥上来了好多手，有的抓住我的前胸，有的抓住我的脖領子，有的用力捉住我的兩支胳膊。我听着男女的声音都有，嘴里还喊，加劲打，打死这个野小子……。当时，我覚着我的后心，我的嘴和臉，我的头上，落了无数的拳头和巴掌、木棍子。我那件热天唯一的白布对襟小褂也被扯碎了，我的嘴里流出了鮮血，嘴巴也肿了起来。我的头上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疙瘩。我用兩手紧紧地抱住了头，怕他們把我的兩只眼睛打坏。我橫着心、咬着牙，一声沒响，这些“寸地王”們、流氓們、汗奸們，乱打了一陣，才放了手。本厂的护厂狗——警长韓副官，把我带到工房內的警察所里，关在一間小屋子里，把門鎖上，只打开了唯一的一个裝着
  鉄棍的窗戶，想跑都跑不掉。我突然变成了“犯罪”的人了。我知道，他們都是一头儿的人，这是做了圈套了。
  这个韓副官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寸地王”的帮凶，就好像不是个中国人，瞪着大眼，一臉横肉，用右手指着我：“你这小子也不問一問，敢打我們的人，你还想干不想干？餓你兩天再說！”我一听，火直向上翻，我就想，为什么打我呢？別人說“大褂李”时我根本就沒在場，就是在場，也沒犯什么罪。有势力的人就这么不講理嗎？还有穷人活的路嗎?关了我足有兩个鐘头，多亏工房內的好心腸的老大娘們的央求，才把我放了出来。从老大娘們那里，听說高玉霞和我一样也被毒打了一頓，还推翻了高玉霞父亲的小攤，幷要赶出工房去。天黑下来了，我那善良的母亲不放心我，迎到了楊庄子摆渡口等我，她看到我这种情景，落下了眼泪說：“伯苗，你怎么叫人打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惹了禍了？”我搖了搖头，沒說什么，怕說了叫她难受。我和母亲到蒙不久，父亲就回来了，我一看，父亲气色很难看：臉白白的，一点血色沒有，嘴唇發靑。原来是我被打的事有人吿訴了我父亲，父亲連忙到“大褂李”家求情，結果只遭到侮辱和恐吓。說我們是恩将仇报，“吃水忘了挖井的人”。“要不是看在死鬼（指我死去的叔叔）的面上就把你們都打跑了。”父亲学說着。
  从此以后，我和父亲每天提心吊胆，总怕被打、被开除。我父亲的精神越来越不好，飯量也逐漸减少，跟着又拉
  开肚子了，这一来更吃不下东西，可是一个班也不敢歇。我那身体强壮的父亲，連气带吓，一个月就起不来炕了。病沒有錢治，厂里根本不管。眼看着父亲要死了。父亲死前兩天，把我叫到面前說：“伯苗，你要好好学本事，爸爸这一生算完了，沒立下业，对不起你們，你可別忘了給爸爸出气呀，要給爸爸报仇……”我看着父亲鼓的那样高的肚子，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样子，痛苦極了。爸爸是被生活逼迫而死的。吃人的旧社会啊，哪一天才能讓穷人翻身？走什么路子可以叫穷人翻身呢？我要为父亲报仇，要为許許多多活不下去的穷人找活路去。
  我終于走了这条道路。在国民党統治时期我就参加了紅色工会，为工人阶級的解放事业，积極投入斗爭。
  张瞎子与馮培如
  楊芳潮
  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我們紗厂有兩个凶恶的封建把头，一个叫张瞎子，另一个叫馮培如。他倆对工人的手腕各有特点，一个是杀人不眨眼，一个是杀人不見血。
  我先說一下杀人不眨眼。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鋼絲有个张瞎子，狗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讓工人干活，他拿錢。他做什么呢？他做的工是花千手（鉄棒）。他的工作地点就在鋼絲十字路口大道那儿。每天一进車間，花千子一拿，腰一叉。十字路口一站，好像过去的交通崗一样，三輪、自行車、行人等走錯了一点路，他上去就是几棒。一天，有个推花卷的工友，这天是夜班，他白天到新中山去干活，晚上来上班，一天还吃不飽一頓飯。当然，人不是鉄打的，就是浑身是鉄，又能碾多少次？他在夜里工作时，推着花卷車打了不盹，正走到十字路口哪儿，被张瞎子看見，走过去，“噢”的一声，吓了推卷工一跳，张瞎子接着就打他兩鉄棒，幷且嘴里駡着：“讓你打盹！”工友咬了咬牙，一瘸一瘸的把花卷推走了。正这时候，鋼絲的日本人来到张瞎子跟前，嘰里咕嚕地也不知說的是什么，兩个人笑哈哈走开了。隔几天，又有一个値車工友在淸除时做的不够干净，被张瞎子查出，把袖子一卷：駡道：“你媽的！”拍，拍，就是兩鉄棒。工友問他：“你为什么打人呀？”张瞎子一听，就把眼眉一立，反問：“媽的，裝傻，你看，扫的干净嗎？”又是几鉄棒。这个工友抱着腦袋一瘸一瘸的跑出厂。总而言之，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工人就不算个人。
  国民党来了，这回可該“好了”吧？沒有。张瞎子又依仗上彭道三。彭道三是伪工会的头子，张瞎子又压在工人头上，兴風作浪，經常和彭道三来往。在王老五被捕那天，张瞎子压制着工人，把淸花和鋼絲之間的大門鎖上，不叫进步工人从这跑掉。张瞎子胳膊纏着紅布条，手提鉄棒，亲手把住这个大門，結果，王老五走到这儿，沒有过去，被国民党軍队捉走了。
  另一个杀人不見血的馮培如，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虽然打人不像张瞎子那样，他的手腕比张却不在以下，过年过节和上新工人、工人吿退时，都得給他送礼物，要不然的話，就給你来个“眼里插棒錘”。比如，有的工人吿假，告不下来，連被服和半月工資都不要了，才能跑岀工房；有的工人給他买点茶叶和酒，就順順当当連被服带半月工資都可以拿到手。在那个时候，工人們根本一天吃不飽一頓飯，他家里却总是特号白面存着几袋。在車間，他組織工人們搞互助会和存錢会，都是他当会头。結果这些錢都叫他扣起来了。后来他調到揀毛科，也用同样的手腕，来喝工人們的血。他在那个时候已四十多岁，可他說成三十多岁，騙娶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做老婆。
  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他依靠了国民党的軍官，更兴風作浪，利用軍队压制工人和进步工会。在起初，孙世琚和刘永德剛想成立进步工会，就被馮培如知道了，他利用軍队把孙世琚他們逮捕，押了一天一夜才出来。出来后，沒过兩三天，就是楊芳潮的事件。这个事件，主要是他的主意。
  在进步工会成立前后，馮培如处处与进步工会为敌，工人們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后来，进步工会成立了，才把他推倒，工人們才摆脱了他的压迫。
  搜腰
  张金鳯
  一九四二年底，我到双喜紗厂穿筘科工作，每天进厂就像进鬼門关一样。上班时得先把本子交到人事課，然后才能进厂。鬼子怕工人偸东西，出厂那就更难了，如同监獄里的犯人一样，要經过几道崗，才能出来。拿南場（布場車間）来說吧，第一道設在工务科門口，第三道設在人事課門前，这里用几道鉄欄杆截住，有男女警衞和鬼子十来个人，工人們出厂时就得排成几条长龙似的，不管刮風下雨也得站在那里被他們从头搜到底，还要把嘴张开。我第一天下班就遇到一个女警衞，不知她叫什么名字，只听人称她“韓太太”，挨到我这儿时，她像抓小鷄似的把我拉了过去，用手推着我的下巴，叫我揚起脖子，解开腰带，脱了鞋子。当时，我心里恨透了，恨不得过去給她一个嘴巴，但着那威風凛凛的鬼子站在那儿，那敢伸手？眞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整理科也設了几道崗，工人們排成了几行到那里等待被搜，如果有人偸了东西，那就算倒霉了，一看这場热堂过（挨打）吧。整理科就是“临时刑場”，到处是打声骂声。
  有一次我們下班了，排成了很长很长的队伍等待被搜，忽然人事課的日本人淸水鬼头鬼腦的伸了伸懶腰来到队伍前，警衞們連忙搬了椅子讓他坐下。这时男女警衞忙成了一团，好似准备上战場似的。搜腰开始了，离我前面五人有一位大約十八、九岁的女工，搜到她时，女警衞叫她解开腰带，她不解，和女警衞争执起来，鬼子站起来走到了那女工身边，亲自搜查，鬼子搜上身，女警衞搜下身。那女工滿面通紅地解开了腰带，女警衞洋洋得意的从女工褲子里月經带拉了出来（这是用厂里白布作的），鬼子淸水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另外一个女警衞便将那女工拉到人事課小屋里去了。我站在窗外，只听得屋里劈拍劈拍雨点似的打声，有很多工人們都流下了眼泪，有的悄悄駡道：“难到他們家就沒有姐姐妹妹嗎，为什么这样殘无人道呢！”后来，我再也沒有見到那个女工。
  我們每天下班等搜腰，就像过鬼門关。又有一次，在一个女工身上搜出了一点綫；就叫她把衣服脫光，讓大家看，有时誰站的腰不直，立不正，警衞就走过来随便打。要是你脫衣服手脚慢一点，就打出队外，讓你干等着，全厂走完了，得向警衞們鞠躬行礼說好話，他才叫你回去。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們都怀着强烈的仇恨，恨不得馬上把鬼子打死、打走，讓我們不再受侮辱。
  国民党来了，我們倒失业了
  刘澤生 口述
  日本鬼子投降了。沒过一个星期，国民党就派接收大員来到双喜紡紗厂做接收工作。
  馬閻王是国民党委派来的厂长。从他的外貌看来，高个儿，大胖子，禿腦門，头戴一頂美国礼帽，蒜头儿鼻子，考鼠眼睛，黃鼠狼嘴，长着几个像西瓜子的大牙，在鼻子下边留着兩撇日本小鬍儿。看年紀大約有四十多岁，走起路来腆着个大肚子，左手挂着个“文明”棍，右手提着个“發洋財”的大皮包。看样子不像仁丹商标，倒像个傀儡。因为他为人阴险毒辣，工人們背地里都管他叫馬閻王。他們到厂后，口口声声說什么要提高工人們的生活，要同心合力的为人民謀幸福，要建設新中国等等。他們把双喜紡紗厂的牌匾也改了，叫什么“中国紡織建設公司第五厂”。我心想这回可好了，紡織建設公司沒問題今后准是还要大規模的进行紡織建設呀？！我認为：他們会給工人們带来幸福，会把中国建設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是，过了沒有几天，工人們的幻想，变成了梦想，希望也变成失望。原来他們說的滿不是那么回子事。他們嘴里說的是天官賜福，可是一肚子男盜女娼。他們都是带着把子来的，到处想發洋財，想把“中国紡織建設公司”倒卖給資本家。他們实行了搜腰，还暗地里利用日本人干伤天害理的事。
  工人們每天要干十二小时旳工作，可是所發的工資勉强能維持一兩口人的生活。工人們終日还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特別是他們仅来了半月的光景，就把我和赵宗富、何洪襄等五、六十个人給遣散了。究竟为什么要解雇我們？究竟我們犯了什么錯誤？連自己也不知道。在解雇时只給了我們每人兩匹布，我們不干，經一再的找他們要，才又給了我們每人一匹。我們被解雇之后，有的人由于伤心难过患了重病，有的人为了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不得不做点小生意，也有的人流浪在街头进行討要。唉！說鬼子毒辣，他們要比鬼子毒辣的多，他們来了以后，我們倒失业了，連飯都吃不上了。唉！別說了，越說越伤心，在那时我們眞把他們恨透了，就是剝了他們的皮吃了他們的肉也解不了气！后来我們才明白了，原来解雇我們，是为了他們吃空名子。
  我們失业以后，激起了沒有失业工人們的憤怒，他們把憤怒化为力量，在党的地下組織領导下，团結在一起，有組織有計划的向他們进行斗爭。經过了流血牺牲坚强的斗爭，最后工人們終于取得了胜利。后人有詩为証：
  日寇时期苦难熬，
  幻想将来能改朝。
  盼望来了国民党，
  心憩生活能提高。
  那知走了一狗来一狼
  工人們生活更悲伤。
  七天显形赛日寇，
  半月未过失业了。
  失业工人生活无着落，
  接收大員們肥了己腰包。
  （王振江 整理）
  大哥的死
  陶景海 口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們胜利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喜事傳到紗厂。当时，我們在車間干活的工人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滿心以为，这回再也不受日本鬼子的欺侮和压榨了，所以立刻都关了車停止了生产，到市中心、东馬路一带去欢迎“国軍”，一直到深夜才回来，高兴的連累、餓都忘了。
  可是，对国民党的天真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們；日夜乘飞机亲到了天津，大力勒索工人的血汗，幷侵呑了工人和日本斗爭得来的解散費（三匹布），剋扣了工人的面粉差額金，他們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为了进一步勒索工人和鎭压工人，很快組成了伪工会。
  我們全家三口人仍然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生活，而且又受，“国軍”和伪工会“流氓打手”的欺压。
  大哥陶景貴，外号叫陶儍子，在布場織布，全厂沒有一个不認識他的：大个子，长方臉。誰提起来都說：陶儍子这个人啊，眞是不爱說，不爱道，老实八脚，干起活从来也不知什么是泡磨菇。”尽管如此，他也是經常受把头和流氓的欺負。
  有一次我哥哥上厠所，路过穿筘科；当时因他正患着肺病，病的很严重，一咳嗽就喘不出气来，他正走到这里，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蹲下来就咳嗽，正咳嗽的上气接不上下气，旁边过来一个矮个子，走起路来搖搖晃晃，白袄袖子往上卷着，走过来就騎在我哥哥身上，这个人就是伪工会的流氓打手“刘八”。他騎在我哥哥身上，讓我哥哥䭾着他往前走。这时，我哥哥渾身哆嗦成了一团，勉强地說：“八哥，你这是干嘛？我快出不来气了，你可憐可憐我吧，別騎我了。刘八在上面狠毒的說：“看他媽的你这个松样子，活着干嗎？我把你弄死就算了。”这时，布場工人张見秋路过这里，看見这情况，气憤地問：“看，他这样儿你还欺負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刘八霍地从我哥哥身上站起来，小眼珠凸溜溜的像要滾出眼眶来，吼叫的声音震的地板乱顫：“他媽的，你跟八爷我上性。”說着照着张見秋的臉就是几个大嘴巴……。
  哥哥走几步，爬几步地回到家里，一肚子的冤气不敢跟母亲說，一进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直哭个不停。媽媽泪水滿面的摟着哥哥，問他：“說吧，儿呀！媽不生气。說吧……”。可是他就是不肯說。当日夜里，哥哥作梦了，不知他那来的一股邪劲，一边哭嚷着，一边比划着：
  “小刘八，你跑不了，我就是死了，到阴曹地府也得和你算淸这笔賬！”媽媽听到这里，才知道哥哥原来是受了流氓打手小刘八的欺負了。
  哥哥这口气出不来，病越来越重了。請先生治吧？当时就得拿出五千元来。連吃的都沒有，哪有这笔錢来治病呢？这时候哥哥很怕自己死去，他还希望着自己能有那么一天过着幸福的生活。便对媽媽說：“工会成立的时候，对工人說过‘工会是为大伙办事的'，咱找工会借借去。”媽媽架着哥哥走兩步歇三步地找到伪工会主席张树發的家里，正好，张树發在家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吃八喝呢。哥哥一进門张树發不耐煩地問道：“干什么来了？快滾！快滾！”哥哥就哀地說：“张先生，我的病不得了啦，想麻煩麻煩您，借点錢治治。”张树發怕打攪他們大吃八喝，就推托地說：“你們回去吧，明天到工会去。”这天錢沒借到，媽媽又架着哥哥失望地回来了。
  第二天，又到伪工会去，伪代表郑大福正在工会里，沒等哥哥开口就气势凶凶的問：“穷光蛋，干什么来了？”哥哥答道：“郑先生，借点錢治病。昨天，张主席叫我今天到工会来的。”郑大福态度奸詐的說：“你借多少錢呢？”哥哥“有五千元就可以治病了。”郑大福說：“借五千元——你够花的嗎？多会还呢？”哥哥說：够治病的了，病好了，上班一定还。”郑大福說：“你要死了怎么办？快回去吧！借錢，哼，沒門！快走！滾出去！”說着就把媽媽和哥哥推出伪工会門口来。这时哥哥的臉色跟死人一样了，坐在門口也起不来了，过了一会儿才說：“你……你……走狗！……”媽媽在一边怕哥哥气个好歹的，就劝哥哥：“孩子，跟媽媽回去吧！你别生气了，咱娘倆把这事牢牢記在心里就是了。”說着就架着哥哥回家了。
  回到家里，哥哥一头栽在炕上說：“可把我气死了，我死也要把小刘八和工会这伙狗东西拿走。”这話剛落音，哥哥就不能动弹了，过了一会，哥哥又突然坐起来了，胸脯一鼓，噴出了大口鮮血。媽媽和我急忙扶住，誰知他好像被誰猛然用力一推，还来不及掙扎就倒下去了，口里流着粘糊糊的血，兩只手还想动弹，好像抓取什么，然而他什么也得不到了，哥哥就这样地——凄惨地死去了。
  媽媽連着經过我父亲、我二哥的死，一看大哥又死了，就哭着喊我：“儿呀！咱們娘倆也等死吧！咱也会被这个吃人的社会吃了的。”媽媽說完，哭得昏去了……。
  （李余庆整理）
  〔附〕 我們的工厂是怎么建起来的
  白波
  在一九二〇年前后，我国正处在軍閥当权的时代，日本鬼子的經济魔爪，在此时逐漸地伸到我国各地，天津已經有了日本租界。可是日本人幷不滿意他們已擄夺到手的那一小塊地方，那些日本的大資本家，貪心如狼似虎，都打算在我国开办工厂，好利用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来养肥他們。当时，日本紡織工业已經相当發达，在世界上可以与英国爭霸了。为了更进一步地發展他們的紡織工业，一方面利用不平等条約和走私偸运等方法：使他們国內的紗布傾銷我国市場；一方面千方百計的設法在我国投資，买地建厂，从而挤挤垮我国資本家开設的那些小得可憐的紡織厂。这时候，世界各資本主义列强国家視我国为他們共同的侵略目标，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还不够充足，所以有些事情他們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我国的軍閥政府呢，却害怕人民的反抗，同时还有着沒被，揭穿的假門面，勉强地执行着“外国人除租界地外不能在中国私自买地”的法令。但实际上，日本人的投資仍然是蜂拥而来。他們会找出中国入来作幌子，专門收买一些唯利是圖、貪小惠而忘大义甘心为他們工作的分子。国营天津第五棉紡厂的最前身“双喜紡績株式会社”的地基，就是这样被日本人买到手的。
  在一九二〇年，海河东岸郑庄子已經建立了兩个紡織厂，就是現在国营天津第三棉紡織厂的前身裕大紗厂和宝成紗厂。这兩个紗厂都是中国資本家集資建立的。日本資本家也看中了这塊地方，便将靠那兩个紗厂东面的一片菜园子买下了。买地时逋过一个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庄景柯的手。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是当时的律师，买地就用庄公館的名义。当时，按照一般情况，这里的土地每亩只値一百余元，最多也不过是二百元現洋，可是这个庄公館买地却肯出大价錢，以每亩五百元的高价收买，共买了約四百五十多亩。地买了后，当时情况不能允許即刻建厂，便以較低的租价租給外务来天津的农民种，租約上比別人的多一个条件，就是注明庄公館无論什么时候要地，都得立刻交还土地。庄公館的代理人，就是郑家庄的住戶孙連城。直到1935年秋末冬初才开始建厂。
  一九三五年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占領了我国东北三省和冀东大部地区，肆无忌憚地侵入我国华北来了，他們在我国各地盖起大批工厂。郑家庄中国資本家开設的兩个紗厂，也先后被他們呑蝕过去。幷且还在郑家庄建立了一个华北制鉄所（天津鋼厂的前身）。在当年阴历九月的光景，郑家庄来了几个陌生的日本人找孙連城。通过庄公館的指示，孙連城陪同他們仔細察看了附近的地形。这几个日本人就是未来纺織厂的主要人物，他們是：
  林一正 （双喜紡績株式会社天津經理）
  竹內 （双喜紡績株式会社天津工厂厂长）
  川村 上野 日本包工商前高組合的职員。
  第二天，以林一正出名請孙連城在南市鹿鳴春飯庄子吃飯。幷有一个中国人作陪，充当翻譯。席上，林一正談說現在就要把地收回盖工厂，与孙連城商議如何办理。商議結果，由孙連城出头与佃戶們交涉收地。經孙連城中交涉，日本人拿出一些錢作为收地費，地就很快的交給了工厂。这样，日本人就名正言順地将这塊土地作为日本資本家开办工厂的地基了。
  地收回来后，建厂工作开始了。那个建筑包工商前高組合的日本人上野，便带人开始測量，一方面招募工人，开始平塡厂基。取土的方法是就地取土，把較高处的土足足剷平下去三尺深。这就是造成我厂厂基地势低洼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蘆溝桥事变时，厂房正盖得一半，当时曾經停了一个短短的时期，以后就比以前迅速地修盖起来了。同时，厂門东面的职員宿舍和厂門西面的工人宿舍也相繼盖起来。都是日本建筑承包商前高組合轉包給福昌公司，由上野奴役着数千名中国工人修盖起来的。与此同时，机器也陆續从日本运来，幷从日本来了一批日本工程技术人員，工厂里也招雇了中国工人来帮助日本人按裝机器。工厂里的人事和組織机構也逐漸确定了。負責人都是日本人。計有紗厂主任酒井，布場主任原勇，原动部主任加藤，人事課主任葛馬等人。同时也招雇了一些中国人作他們的低級职員，名义上却是工人，作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秋季正式开工，开工后三天，海河氾滥成灾，把整个工厂倉庫都淹了。机器电綫全都泡在水中。当时，日本人看見大水漲得眼看就淹沒了厂子，非常着急，强迫着工人挡埝防水，晝夜不停，結果也沒有搶救成功。水把工厂泡了二十多天。水退后，工厂經过一番修理，才算正式开工。
  当时，厂內的設备規模較小，共有紗錠兩万多枚，普通布机七百台。工厂有厂房一座，分南場北場各半，南布北紗，由甬道相隔。另設配电室鍋爐房及修理工厂，和工厂隔路相对。靠外有倉庫二十四所，分儲原棉、成品和机物廢料。办公室三所，靠厂門为人事課，中为总办公室，靠工場的一所为工务办公室。厂門东面为职員宿舍，共有楼房三十二所，平房十六所，全为日本籍职員居住。分四級。西面工人宿舍五百九十間，分单身和家庭宿舍兩种，家庭宿舍三种，中国管理人和工头也只能住这里的一等房子。
  工厂沒有發电設备，只有125KVA3300V的小型柴油發电机一座，預备在电业局停电时供厂內照明和防火用。另有B&W臥式水管鍋爐兩座，供浆紗用汽和工場暖气設备用。
  当时的生产情况很不正常，工人生活沒有保障，流动性很大，几乎每天都开不齐車，到一九四五年生产改为一班，产量更是下降很多，最高产量每天（兩班）約产紗20件，布200匹。到一九四五年夏，每天只产紗五、六件，布百余匹的样子。
  当时有日本籍职員数十人，中国工人約千余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經济部接收了这个工厂，以后又成立了中国紡織建設公司，把全国各处的日本紡織厂都由該公司經营管理。双喜紗厂就改为天津分公司所屬的第五棉紡織厂了。
  国民党接收了这个工厂以后，生产的設备幷沒有增添，工人的生活仍然是艰难困苦，仍然受着严重的剝削和压迫。国民党和封建把头勾結在一起，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来欺压工人。于是，轟轟烈烈的斗爭就在工厂里开展起来了。
  国民党由一九四五年秋末接收，迟迟不能开工。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工生产。原棉大部使用美棉。日开兩班，工人比日本时期略有增加，約一千五百多人。职員均为中国人，由天津分公司領导。厂长为工厂首长，下設紗場工程师，布場工程师各一人，紗、布場保全技师各一人，运轉技师各二人，分別带班生产。下設技术員若干人領导生产。經营管理部分共設三課：人事，会計，总务。总务課又分棧务股、物料股，和庶务、警衞队等部門，幷有医疗室，設医生一人，护士二人。
  由于国民党政治腐敗，工厂生产也沒有什么發展，大致和日本时期差不多。幷且因解放战爭关系，农村大部成为解放区，美援又将棉花改成武器，所以原棉非常缺乏。到一九四八年，每星期只能开三天或四天工。生产能力很低，按最正常的生产情况計算，每天产量棉紗为15050磅左右，还不到四十件紗。布場日产量为900匹上下。（按当时40碼为一匹計算）
  只有解放后，我厂的生产設备才大量增添，工作条件大量改善，从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徹底的改变，成为蓬勃發展、一日千里的人民的工厂。

①南場，指織布塲，包括打軸科、穿筘和織布整理車間。 ②接班印，是上一班和下一班的分班記号。 ①上貨，是指工人偸了布和綫纏在身上，准备带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