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南开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学。南开大学一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南大师生就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的伟大洪流之中。周恩来同志是天津五四运动的卓越領导者。
  运动初期，周恩来同志积极参加筹备天津各界联合会，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组织《觉悟社》。九月二十五日南大开学后，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时间在校学习。十月一日，为声援山东人民反对济南镇守使马良残杀爱国同胞，天津、山东、上海、南京、湖南、武汉、河南七省区代表赴总统府请愿，周恩来率天津学联慰问队一同进京，一方面参加斗争，一方面在旅馆组织稿件，报道请愿情况。请愿代表被捕后，他立即回到天津，出席各界联合会评议会，参与筹备双十节天津国民庆祝大会。十月十日，天津各界数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大会，刚刚建校的南大师生，举着“南开大学”的门旗。高呼“推翻恶政府”、“誓杀卖国贼”、“均产主义出世”等口号参加大会。周恩来、南开大学庶务主任马千里、宜隶女子师范学生邓颖超等十四人为大会主席团。反动当局如临大敌，进行镇压。男女青年学生与武装军警英勇搏斗，并举行声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周恩来作为群众代表迳赴天津警察厅抗议军警暴行。会后，南大等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罢课，周恩来亲笔起草《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
  这时，周恩来肩负多种职务，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反帝爱国斗争中，他除主编学联报、领导觉悟社外，又是天津学联执行科科长、天津学联出版委员会周刊股股长；在校内，还兼“南开出校学生通訊处”负责人，得暇在南大101号办公。周恩来同志一絲不苟，努力工作。赢得广大青年学生的拥护和称赞。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日本公然制造“福州惨案”。消息传来，天津立即掀起声援福建人民的斗争高潮，南大“福建同乡会”也发出通电，要求北京军阀政府迅速与日本交涉，催办“福州惨案”，挽救国难。反动当局决心扑灭爱国群众的斗争烈火，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逮捕天津各界联合会代表、南大庶务主任马千里、学联代表南大学生马骏等十二人。第二天，又查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取締救国十人团，二十六日逮捕在针市街散发传单的南大学生凌鈡（勉之）等4人。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写信给南大大学部主任凌冰，让他保释其弟凌鈡。凌冰同情学生的爱国行为，严辞拒绝，回信说：“吾弟若有罪，e就依法惩办；若无罪就放，吾没有具保的必要。”
  为了回击反动派的进攻，二十七日，南大爱国师生及天津各界三、四万人，聚集南开操场，愤怒声讨卖国政府的反动罪行，发出了“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呼声，会后群众手执白旗遊行示威。与此同时，觉悟社和天津学联负责人周恩来、邓颖超等在維斯理堂地下室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提议，二十九日各校学生赴省公暑请愿，这天下午两点，各校学生齐集东马路，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声明要求省长曹銳代电中央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释效被捕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广大学生冲破军警层层阻拦，冒着凜冽的寒风，浩浩荡荡向省公暑进发。周恩来身穿一件单薄的棉袍，昂首阔步走在队伍最前面，反动当局武力镇压爱國学生，派出大批保安警察、马队，用大刀、水龙、皮鞭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酿成“九一念九惨案”，南大十三个学生受伤。反动派又逮捕进省公署去见曹銳的周恩来、于兰渚、郭隆舆和张若名，两人架一人，押往营务处。途中站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碍交通，街道肃靜，观者如堵。周恩来等沿路大呼“民國万岁”、“岡胞万岁”、“学生万岁”。
  从一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反动当局先后拘捕各界代表27人，分别关押在天津警察厅的保安队及偵察队的兵棚中，各住一处，看管甚严。被捕代表在周恩来領导下，发扬不屈不挠的精神。继续与反动当局展开尖銳的斗争，4月2日全体绝食，要求即日移送法院，这一消息传出后，輿论哗然，警察厅长扬以德在各方面严厉谴责下，极感恐慌，深恐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起来一齐反抗，最后只得让步，向大家声明保证在一、二日内移送法院，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四月七日拘押二月有余的各界代表被移迭天津地方检察厅。
  检察厅的牢房，依然是空气閉窒、潮湿、阴暗，臭虫、虱子、跳蚤、蚊蝇相佐伴，代表们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经过反锁门争取自由活动等一连串斗争，得以团聚一起集体生活。周恩来发挥卓越的领导才能，把二十几个年令悬殊、水平不一，信仰、出身各不相同但都具有爱国心的代表团结起来，把监獄当作既是对敌斗争战场又是学习的课堂。他们首先组织起读书团，由周恩来、马千里等人起草了公共读书法，组织了经济学、心理学、中文、历史、法律、数学、英文、日文等学习班，公推各有专长的代表领导学习，还成立了政治、学术和社会问题讨论会，并定期举办学术讲演、阅读心得报告、择业讨论会、勉励会等。代表们每天早晨在周恩来、马骏带领下作柔軟体操，晚上还常常组织多种多样的文娛浯动，如唱歌、曲艺、相声、京剧、话剧、灯谜、笑话等，代表们自编自演，自己紙糊道其，搞得生动活泼。这是斗争换得的“自由”，使代表们化郁憤为愉快，集愉快为力量，精神振奋，思想坚定，更加团结一致地共同对敌。周恩来在獄中是最受欢迎的“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他经常给大家做时事报告，还多次在獄中宣讲马克思学说，《检厅日录》当时记载：
  “五月二十八日
  晚间全体会，……先开讲演会：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同马克思传记。”
  “五月三十一日
   晚上全体会，……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
  “六月二日
  晚上聚会，演讲会仍由周恩来讲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的总论同阶级竞争史。”
  “六月四日
  晚间聚会，……先开讲演会，仍由周恩来续讲马克思主义——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
  “六月七日
  晚上会议，……先开讲演会，周恩来续讲马克思的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今天马氏学说已讲完了。”
  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记载啊！在敌人监獄中，这样积极，全面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充分表明，周恩来同志不仅是反帝、反封、反孔的英勇战士，而且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代表之一。
  被拘代表转移到检察厅后，就进入訴訟阶段。但是当时反动司法机关黑暗腐敗，有案不问，问案不结。经代表们坚决斗争，终于在七月六日至八日开厅审判。这三天时间，南大爱国学生和各团体代表挤满了庭上的旁听席，甚至庭上和门外以及窗戶上、院内都挤满了旁听群众，公审开始，反动当局以周恩来等带领学生赴省公暑请愿为借口，当厅宣布“查周恩来、于兰渚、郭隆真、张若名犯騷扰罪，依刑律第一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提取公訴”，三天的公审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特别是第三天辩论开始，周恩来在“被告”席上，昂首挺立，以其犀利的言词，朴实的说理，巍然不可进袭的气势对起诉理由痛加駁斥，当众揭穿所举事实，纯系牵强附会，推测比拟，不足采为判罪根据。他说：“检察官以学生请愿为合法，而又依据刑律一百六十四条起诉，是检察官自相矛盾。去兌各省代表请愿总统数次，亦未闻有加以刑事处分者，以总统之尊严，尚且如此，况一行政官吏乎！若省署门外有骚扰行为，即宜捕获治罪，代表等彼时已在省署之内，焉知署外情形？”“被吿”律师刘崇佑、钱俊、兰兴周也依次起立发言，对起诉理由及拟邢根据，逐项加以反駁，剖析案情，使悬揣臆断，故入人罪的论据，完全站不住脚。周恩来等人的发言，词意生动，正气逼人，辩论庭顿时成了对法官公开审判。骗人的司法“尊严”为之扫地，反动当局和法庭的狼狈为奸，揭穿无余，庭上几个装腔作势的推、检法官已愧恧于中，面红耳赤，旁听大众皆喜形于外，不时以“嘘、嘘”之声和哈哈笑声对这邦反动军阀的应声虫表示蔑视和义愤。
  七月十七日开庭宣读天津地方审判厅刑事判决书：“被告人马千里，年三十七岁，天津县人，住西门内，南开大学校庶务主任。
  马骏，年二十六岁，吉林人，南开大学校学生”“……共犯私擅监禁罪，各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
  “周思来，年二十三岁，淅江人，住元吉里南开大学校学生”
  “于兰渚，年二十一岁，宁河县人，官立中学校学生”“共犯骚扰罪，各处五等有期徒刑二月”
  “被告人等未决期内，羁押日数，均准折抵。当庭释放。
  这是反动政府自打园场的宣判，是其遮羞的故使。在正义的压力下不得不变相释放全体代表。斗争终于以敌人的彻底失敗而告终。周恩来、马骏、马千里等受到南大师生和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法院门前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人们为出狱代表胸前佩戴大红绸花和鐫有“为国牺牲”的金字纪念章。九辆插有“欢迎出狱代表”的旗子的汽车，分载代表驰往欢迎大会的会场。
  半年之久的监狱斗争生活，使年青的周恩来同志受到严峻锻炼。此后，便中断学生生活，离开南开大学，完全投身到新的革命斗争中去。1920年11月初，在严范孙资助下，乘船西渡，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了新的征途。
  周恩来同志是天津五四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也是南开大学的杰出代表。他开创和培育了南开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激励着南开大学师生在斗争中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