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生在天津市滄县东关村一家佃戶家內。爸爸和三个哥哥給当村的大地主馬閻王种着三十亩水淹老碱地。这那里是人种的地喲，十年九不收，倒是碱棚棵长的很好！不管收成好坏，馬閻王收租子可是决不含糊，有的交，沒有的也要交！我們一家七口人，終日吃不飽肚子。夏天，媽媽、姐姐带着我往东南洼地里去打碱棚菜，拿回家来和米糠高粱面摻在一起蒸着吃。冬天更苦，一家伙盖着兩床破被，穿不上一件不露肉的棉褲袄，吃的是山芋叶子高粱面粥，我們一家人养的都有一个特点，渾身沒有一点胖肉。村里人管我們叫“瘦馬”。可不嗎，我和三个哥哥都餓的粗干柴棒式的，一層薄薄的黃肉皮包着干硬的骨头，凹着腮，顴骨露在外面。刮大風的时候，人家都替我們担心，生怕被風刮上天去，再掉下来摔死。
  尽管生活这么苦，爸爸还餓着肚子讓我上了兩年学。在村里的私塾念了一本三字經，十岁的时候因为实在上不起学，貝好放下書本，到大地主馬閻王家去放牛。一个十'岁的孩子，成天价沒黑夜沒白天的，一个人陪着几头母牛和小牛犢子在荒野里过活。看着那些小牛犢子偎着母牛在草地里吃草，我眞眼热啊。它們在吃的时候，我还得孤零零的打草，晚上捎回来好給牛准备冬季粮。活的眞是凄凉透了。
  到我十五岁那一年，碰上了少有的大旱，一場雨沒下，沒收成。一进秋，又瓢潑似的大雨連澆数場。秋苗被大水淹沒，庄稼地是一片汪洋。乡亲們都逃荒岀外了。我們家也是一样，地不能种了，牛沒处放了，一天吃不上半碗粥，逼得非找出路不可了，于是就由父亲煩人写了个信，叫我到天津来找我們一位本家族叔。由他介紹我到振兴成鉄工厂当学徒。
  振兴成鉄工厂的买卖还不小，是专包修建工程的包工大柜，鋼筋、鉄梁、水暖汽管、白鉄活、瓦、木、油漆，能承裝全活，养着六十多名各种工种的长工和四十多名徒弟。大部份都在柜上吃住，到月底拿一点薪金，干活不計时間，也沒進地方，說走就走，到处做活，沒有带家眷的。經理姓黃叫黃振华，矮胖子，皮膚很黑。手里拿着个粗藤子做的棍子，看誰不順眼就抽誰兩下。手下还养着兩个打手，专門欺侮工人，抓碴打架。不过，最厉害的还是黃福荣黃大监工，他是經理的侄少爷，这爷倆长的都一样矮，一样黑。見了我，問过几句話，打了个鋪保，在一张写着“不守規則打死无論，因故投井、跳河、丢失，厂方槪不負責”的合同保証書上按了手印。随后由“侄少爷”把我接到管子匠那一組里去。而且給我起个名儿叫“四馬”，是根据我姓馬行四这样起的。那年月，当学徒的不許起名字，都是这么个类似貨物标号的称呼。
  先还以为在工厂学徒，不管怎么說，也得比放牛强。
  其实啊，做佃农是苦，做工人还是苦，无冬无夏的，白天加工現場干活，夜晚我們四十多个学徒的睡在洋灰地上，一床薄被連鋪带盖，朝身上一纏，眞是越睡越凉越硬。天不亮就睜眼，一睜眼就起床，一起床就得給师付买点心，倒尿壶，稍微不如意，师付們就連說带駡，連踢带打。那年月师付們有气沒处發，净拿徒弟当受气包了。受这份折磨的时候，我想，如其侍候人，还不如侍候牛呢。但这还只是小磨难，要是挨上黃家爷倆的藤棍子，那眞是把徒工們打的鬼哭狼嗥，眞恨不得有个地縫能躱躱才好。
  記得有一年开春了，忽然天一反复，刮起嗖嗖的寒風，又下起鵝毛似的大雪来了，海河的水也上冻了，足有二尺来厚！这么冷的天，我爬到东亞毛呢厂三層楼頂上南脚手架上干活。光穿着一件空心破棉袄，吹的我透心凉，手脚全冻麻木了，鉚釘子的錘子拿不住，一个劲儿往下掉。我就兩手往袖口里一塞，想暖和一会儿再干，誰知道就这工夫，被“侄少爷”看見了。他喊道：“四馬，你他媽的又耍滑不干活，兩手抱肩膀，干什么？”
  我幷不是偸懶不干活儿，就解釋了一句：“我总得暖和暖和手啊！”“好小子。四馬，你下来！”
  “上边活还沒干完呢，我下去干嘛？”我兩眼紧盯住他的藤棍子，提防他揍我：
  “你他媽的敢叫劲不下来！”这家伙气坏了，拿着鞭子就往三層楼上来。 '
  他从那边上来，我却从另一面下来了。气的这黑猪在脚手架上大喊：“四馬，站住！不許你动！”
  我不敢再跑了，可我也沒有老老实实等着挨打。我就往瓦匠师付那边靠。等他下来，拿着哭丧棒，气呼呼的，那眞是往死里头打啊，揪住我的一只手，一棍子抽在大腿上，打了我一个坐墩。
  冷不防，有人出来說話了。那是做瓦匠活的謝师付。他說：“大冷的天，少先生，可不能这样打他呀！”
  他才不听这一套呢，掄起藤棍，照我又打。他們这瓦匠組是包活，另一碼子事，不屬他柜上管。师付們看他蛮不講理，就跟他吵起来了。由說到駡，由駡到打，倒沒我的事了。瓦匠师付全出来了。一个人拿着一把瓦刀，把黃福荣围在当中。他們嚷：“你別仗势欺侮人，我們瓦匠不服你的管。来吧！”
  这工夫，黃振华坐着包月車，兩个打手，一个推着車背，一个拉着車把，正好赶来了。姜是老的辣，这老小手一看引起了公憤，他黑臉上泛笑，立刻說道：“誤会，誤会，都看我了。干活要紧。”他也是怕包工誤了期限，好說歹說，总算把事情揭过去了。我廿岁那一年，几个师兄弟和我都該出师了。掌柜的想賴着不讓我們出师当然办不到。可是，他会耍花招。挨了他这么多年的打，又給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牛馬，他却說，你們出师得謝师，要大摆酒筵，請請大家。这是历来的規矩，我們也不能例外。請那些客，吃什么，这都不用我們操心，他都給办了。那天吃了十好几桌菜，凡是掌柜認識的人都来了。大吃八喝一陣。临完事，掌柜的把我們几个叫进去，說是这謝师的酒禪我們花錢，柜上給垫上啦。錢不能不还，怎么还呢？这样吧，为这桌席，我們每人再給他白干半年。一頓飯得流我們半年的汗，这也是老例。眞是剝削得还有份儿嗎？不过，他也只能再吸我們半年的血。半年一过，他要留我們当师付，給工錢。我們認可別处找路去，到底也沒有留在他那儿。
  在外面干了短时期的活，1942年我煩人說合，进了电厂，在修配場工作。大把头于长有把我派到他的打手王世昌手下做活。我是新来的工人，外面的处世經驗淺，再搭上生活很困难，不懂得“溜上”，不懂得給把头送礼，光知道成天低头干活。因此修配車間的大小头子都恨上了我，暗地派人监視我，鷄蛋里挑骨头，故意給小鞋穿。虽然穿小鞋了，为了糊口，哑叭亏肚里咽，我从来也不声张。人們常常笑我：“瘦馬瘦的都沒火气了。不敢說不敢道的。”
  越躱事越来事。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有句俗語說得好，“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有些人眞是踩在腦袋上發坏！1943年春天，这天我正干着活呢，就听背后有人站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用一种又讓人听得見，又不讓人听得見的嗓音，往外摔打話儿：“于头，你看这裁人的单子上也眞怪，为什么朱桂生的名字都有，就沒有瘦馬的呢？”
  我回头一看，正是把头于长有跟他的軍师，外号叫蛤蟆秧子的工賊赵恩元在叨咕呢！于长有故意把嗓門提高，說声：“把他也塡上吧。”
  我一听，这不糟了嗎？赶紧找朱桂生去。朱桂生綽号朱大炮。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快下班的时候就堵着把头办公的那間小屋駡了起来：“他媽的誰要想吃独食，我跟他白力子进去，紅刀子出来！”
  打手王世昌出来了。意思是要問問他駡的是誰。朱桂生是敢說敢干，提起个大刮刀，还是駡駡咧咧：“他媽的不怕死，来呀，我給他个一刀脖子齐！”
  这一来，把几个小子吓唬住了。誰也沒敢嗞声儿。事情竟这样了过去。
  第二天，連这点毒也种到我身上了。傳下話来，我被裁了。我找到于长有，問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你問外国人去呀。我不知道。”
  “你別裝孙子了！”我火了。
  于长有也火儿了，喊了一声：“来人，把他赶出去！”立时打手們都拥上来。
  一看这架势，我沒有好啦。大伙劝着，我一賭气离开厂子。当时心里想，在外边受这罪,还不如回家受去呢！我回老家种地了。帮着父亲在家种了一年的地，不行，家里也是沒活路呀。1943年正是日本鬼子在乡村进行瘋狂的屠杀，搞治安强化运动的时候，乡村簡直成了恐怖的地獄。我一看，还是回天津去。
  到了天津，又找我那个本家二叔去了。他这才知道我已不在电厂。就說：“你不在那儿，倒是把我的保单撤回来呀。”我連忙跑到公司，找一位先生要联保書。那是一位过去見过面的老先生。他一查档案，竟說：“不对呀，你們第三所發来的几个被裁的人里，沒有你的名字啊！”
  这一句話把我說蒙了。这是怎么冋事？哦，我明白了，这是于长有跟蛤蟆秧子搗的鬼。他們暗暗的把我踹了。瞧我这胆小的劲！我連忙求他：“老先生，帮我个忙，我还能回去不？”
  “行呀，有封信，在外国人面前說說，也就行了。”
  这事情不难办。沒几天，我就拿着信回来上班了。大伙瞧見我，都嚷起来：“瘦馬，你跑那去啦？这一猛子扎的够深。一年多沒有看見你呀！”
  拿着这信我奔于长有的办公室来了。別瞧这小子又損又坏，他一看我，臉上未免也有点不是味儿。再一瞧信，这家伙嘴上强裝出点儿笑来：“这太好了，我老早就希望你回来呀！外国人同意，太好了，太好了。”
  蛤蟆秧子也假裝欢迎，說:“瘦馬，你回来，我起心眼里高兴，老人一起，不比新人好嘛。”
  我也假装不明白的，說了几句門面話。狠狠咽了兩口唾沬。为了糊口吃飯，我說什么昵。这話一咽咽了多年，直到解放以后，于长有和蛤蟆秧子受到法律制裁，我这才把話吐出来了。千年冰河开了冻，万年鉄树开了花，畢竟善恶是非分明了。
  解放了，不光是善恶分明，而且党想尽办法在培养人才，挖掘人才。就拿我这个老实巴交，人人見了都要笑一声的“瘦馬”来說吧，居然还是1954年的天津市劳动模范呢！
  其实，我幷沒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那年冬天，电厂下在白河的五口吸水管子，因为天寒，上游下来的冰凌太厚，在水落潮的时候，一下子把鉄管子拔断了。这还是我們电厂几十年来头一遭遇到的这么一樁大事故。电厂用水很多，我們这个小厂子，一分鐘还要吸八百多吨的水呢，这一沒水，問題可大了。鍋爐沒水就得爆炸，汽机沒汽，就不能运行，立刻全厂的鍋爐都压火了，汽机全停了，綫路都拉閘了。我那时是修配車間水管組的組长，修水管子正是我們的責任，我又是个共产党員，能眼看着电厂遇上这样大的事，不玩命嗎？我們去修水管子，跑到高处，臥到冰上，河風好硬，天气正冷，眞是伸出手来都打哆嗦呀。可是冷又有什么呢？想起二十多年前，自己当徒弟的时候，穿着一个空心的破棉袄，在三層楼頂上因为冷得揣手便要挨打的事情来，我还在乎什么冷不冷昵？我和大伙一样，光想一件事了，早恢复一分鐘就可以早發一分鐘的电，早發一分鐘的电，我們无数的工厂就可以早生产一分鐘。干，干，不抓紧干怎么行呢？干着，干着，不知为什么，支部書記下来了，随后，厂长，党委書記也下来了。叫我別干了：“馬增惠，你回去休息休息。你人太瘦，体力不济，又有血压低的毛病。不行啊，現在你已經干了一天一夜啦。”
  怎么，一天一夜了？我应了一声：“好，好，干完这一段，能吸水了，我就上去。”
  不久，管子扎好，可以吸水了，那曉得一开水閘，力量一大，又折了！眞急死人！干，接着干！
  干着，干着，不知为什么，党委書記朝我發火了。他說：“党命令你馬上离开。” '
  “离开干什么？”
  “回家睡覚去。这是組織决定。”
  我懂得組織紀律的重要性，只好把工作交給別人，走开了。我幷不是故意，我当时只是覚着放心不下，不覚着困，也不覚着累。眼睛前面光是那几口大鉄管子在轉悠。无論如何我也放不下心去。从三条胡同，党委書記眼睜睜的看着我回家去了。对不起，从四条胡同，我又溜回来了。又下去干了。我們伙伴們懂得我这心情，就說：“瘦馬內劲不含糊，讓他干吧，別給他嚷嚷啊！”
  五条吸水管又嘩嘩地、大张着嘴向里吸水的时候，我这才知道我一連干了三十六个小时。三十六小时有什么，可是就为这点事迹，大伙非选我做劳动模范不可！党給我的鼓励和荣誉太多了。
  （王庭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