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拾煤撿，打“小闊”；
  沒有事，上河垻，扛大个！
  送是一首儿歌，六七岁的时候，我們成天唱着去干活儿，这正是我們童年生活的写照。我六岁的时候就已經懂得拾煤撿了。打“小闊”是怎么回事呢？是給有錢人家办紅白事，去那个打旗的，拿雪柳的小孩。穿一件紅衣或白衣，腦袋上系个髮結，拖拉着一双破鞋走上一趟，有时可以对付一兩斤棒子面。
  七岁的时候，我父亲拉膠皮，拉上了“灰兵”，拉到地方他不給錢，朝他要，他解下皮带把我父亲抽了一頓。父亲的胳膊被抽得脫了环，連車也拉不上，便提着洋鉄罐，用一只手抱着我弟弟要飯吃。媽媽总是一夜一夜地出去挤面子。当然，挤的不是白面，而是一些發了霉的使人难以下咽的麸子面，草籽面什么的……人們吃下去迎風一吹，就覚得身子打晃，而且是吃多少拉多少！
  別瞧我岁数很小，却是出人意外的懂事儿。那么小的心眼里，光想着給爹媽分憂，想法子賺錢养家，別挨餓。
  看胡同里的孩子們上学很眼热，爹媽也巴不得我念兩年書，将来好多点儿做事的本錢。于是在我九岁的时候就上了学。那是一座貧民小学，是有錢人家办的慈善事业，連課本都不花錢。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不花錢的学校我也上不了。仅仅几个月，我就不能上了。为什么？因为不能餓着肚子上学呀。沒法子，我还是撿煤核，打“小闊”去。
  上河垻扛大个那年，我是十二岁。个儿小，那时，扛洋面口袋每人得扛兩袋，合88斤，我个儿小，一个人背不了，就拉着我弟弟一塊儿去，一人背一袋。說起来，我弟弟比我还苦，他上碼头背面的那一年才八岁呀！一袋面压在他肩膀上的时候，眞是从心口里挤出来的声音，“哎呦，哎呦！我們哥倆伙背兩袋面，算一趟。一趟賺多少錢呢？
  賺一个小銅子。我們干一天才賺十五六个小子，合七八个大枚。苦哇，眞是苦得不能再苦了。
  但这还不是頂苦的！我們的房东是个在法租界当巡捕的，这家伙不好惹，因为我們住房子交不起租錢，他立逼着讓我們撤家。正大冬天的，搬出去，連策二宵都不用熬，全得冻死。亏了鄰居們好說歹說，房东算是积德修好，把那間女厠所租給我們了。这間小棚有大桌子那么寬那么大。我們鋪些稻草，六口人挤在里边打“通腿”。那眞是难受，誰也不能翻身，而且一个人的嘴紧对着另一个人的脚鴨子。也不用說被怎么破怎么薄了，因为我們根本就沒有被，盖的是稻草。有个破棉袄，誰冷的最厉害就給誰盖盖。
  穷到这光景，有人見了老远就躱。我还記得淸淸楚楚，有个同院喝破爛的小販，他看着我們特別不順眼，說是我們的穷气能仿人。在院子里駡大街：“你們还活个嘛呀！死了埋地里都不生芽！”人穷嘴短，我們听了，也不敢回声。我父亲是个老实人，有話只会往肚里咽。母亲更不敢講什么了。但是越駡她越硬气，經常跟我們說：“咱們人穷志不穷。”要不就説：“还能总穷嗎？还能把穷人都餓死嗎？別說人了，連大粪不是还翻翻身嗎？”母亲說的对呀，她一直这么乐覌，我們要活下去的意志可是强哩。
  不过，那样吃人的社会居然逼得母亲也寻了一回死！那是我二十岁的时候，剛剛被同院鄰居范师付荐进电厂做推煤工，一天，我父亲岀去了一天一宵，沒見回来。那年月日本鬼子到处抓人当劳工。急得我們一家人坐臥不宁。我連忙到賈家大桥左近去打听，那儿有个人市，我父亲是到那儿卖短去的。碰上熟人了，他是和我父亲在一道的。說是那天剛到賈家大桥，沒留神开来一輛卡車，日本鬼子带着“杂霸地”下来，見人就抓，我父亲五十多岁的人了，跑迟了一步，眼睜睜地讓他們抓走了！这話像一桶凉水，澆了我个渾身發凉。我竟忘記我是怎么走回家来的了。
  到了家，我赶紧把眼泪抹干，硬着嗓子和我母亲說：“人家雇他做工去了，得呆些日子才能回来呢！”說完了，我又坐不住，站不住地，跑出家門口，見着他那么大岁数的我就紧盯几眼，恨不得一下子把他找回来。但是找不着，似乎也幷不意外，因为我早明白讓日本鬼子抓了劳工，那还能回来？回不来了！
  瞞到第六天上，母亲已經猜出个八九不离十了。就是不猜，她也会看我的臉色啊。她問我：“你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忍心瞞你娘嗎？”
  等她知道了，急得賽过瘋子，拉扯着弟弟們往外跑。足足在外面找了一天一夜，最后，她来到东馬路，心一窄，扔下弟弟們，竟一个人往电車軌上扎。幸亏当时行人很多，还沒等她跑出去，被一位要飯的老大爷手急眼快地揪住了。她这才算是沒有死。
  大伙都劝說我母亲：“不管怎么样，你也得把这几个孩子拉扯大呀！”
  我們一家人哭哭啼啼的回到家。在家里呆了几天，一个穿大褂的，臉皮白晰晰的先生到家来找我母亲了。他說：“我是新民会的，听說你男人被抓走了。不要紧，他大槪是在滿洲国。我們現在正招人，跟我們去吧，做几个月的工再回来，好賺錢养家呀。我是可憐你。”
  “那我孩子怎么办呢？”
  “讓鄰居們照顧照顧，几个月不就回来了嗎？”
  母亲更沒主意了，留下来沒活路，走吧，又怎么放得下这几个孩子呢？我說：“新民会还有好人？咱們不听那一套的，死也死在一塊。”
  母亲也說：“对呀，死也死在一塊。”
  “大褂”看我母亲不活心，后来也就不再来了。如今想起来，我还后怕呢。他是打算把我母亲騙走，卖了。那年我母亲才三十多岁的年紀。那眞是人吃人的社会呀！
  从这以后，一家重担都压在我們哥几个身上了。苦熬活熬一直熬到解放。解放以后，眞是应了母亲那句話，我們算是翻身了。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們不再住厠所了，我們也住上坐北朝南，有玻璃窗，阳光充足的大瓦房了。
  而且，解放一年的光景，1950年我竟然結婚了。說起結婚，年輕人覚得这还不是理所当然的事，还値得一提嗎？在旧社会，电厂里七十多号推煤灰的工人，除了班长赵志淸有家小，一律都是穷光棍。一提是推灰的，誰肯嫁过来挨餓呀！要不是解放，我們能結婚嗎？
  畢竟婚姻事小，我們学本事是大。从1953年起，連我这笨手笨脚的工人也調进鍋爐房来了。过去推灰的要进这門口，摸一点技术，不花錢送礼，不爬門子窗戶，怎么能进得来呀？这都是党培养我們哪！我現在不光是一个司爐工，而且司水，吹灰，哪儿缺人哪儿去。我眞感激党呀！
  对于一个工人来說，当然不光是感激党就完了！更重要的还是要不断提高覚悟。誰实在的，我是在通过党課学習之后，心里才豁亮的，才懂得了党的偉大。到这时候，我才覚得眞正翻身了，不光是生活翻身，技术翻身，而且在思想上也翻了身。使我有了奋斗的目标。
  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就是在1953年年底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員，我願意終生忠心耿耿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