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我已离开父亲摆了十多年的茶摊，后又自謀生路，在作坊里織布带子了。蹲在囚籠似的小屋里，从早干到夜晚，一个月才拿四塊錢。眞是憋气。那年我是廿六岁，正在壮年，年輕人誰沒有点儿理想啊？有道是树挪死，人挪活，于是自己心窩子里老想着飞出去闖蕩闖蕩。可是，究竟往哪儿闖啊，沒个路数。
  有天，我們一位伙伴得了个訊，說是下边租界里的法国洋行招募华工去法国。一个月給22塊錢。其中10塊錢由洋行直接交給家里，算做养家費用，其余12塊錢在法国發，做零用錢。我一听，这事儿不賴，到法国比光守在木机子旁边强啊。于是四个人一塊儿报了名。报了名还得驗身体。驗下来，想不到他們三个人都不及格，就剩下我孤另另一个了。一个人举目无亲的，干什么去呀！我又犹豫了。他們三个就俏皮我。讓几句玩笑話一激，走就走啊！走的时候，父亲不知道，怕他舍不得我走。我是悄悄溜的。穿着一身衣裳，一个熟人沒有，就这样上了路。
  我們先到的威海衞。到这儿一住三个月，受軍事訓練。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受了騙，幷不是去做华工的。訓練了些日子，从我們这里挑出班长和棚头来，当时是十二个人一棚，一棚有个棚头。大伙为了互相团結照应，于是三棚三十六个人合伙拜了把子，結为三十六盟。大伙对天起了誓，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三个月后，我們坐船到了法国，在××登陆。这一船裝了兩千来人。到了那儿，有一个英国軍官講話，那几句話由翻譯翻过来，我还記得很淸楚。他說：“你們东方人来西方，不是叫你到澄金厂發財来啦，是叫你們打瘋狗来啦。你們和我們訂的有合同，三年回去……”
  正說着呢，忽然一陣警笛响，德国飞机来了。大伙乱窜一陣，把会攪散。第二天，这位英国人又接着說：“打胜了，我們把你們送回去。打不胜，五年、十年、十五年也要帮助我們！”这話把大伙說的一楞。眞有那抹不开弯的人，竟有急瘋了的。
  我們住在野地里，临时搭的帳篷。那些帳篷一望沒个边，光这片地里，大槪住着有上万人。据傳說，前前后后去法国的有十三万中国弟兄。随后，便發軍裝了，从腦瓜頂直到脚后跟，全是法国軍队配备，滿講究的。所不同的是不發槍。不發槍，大伙倒是心里一乐，准知道不讓我們当炮灰去了。只是还提着心，怕發橡皮褥子。有了这家伙就得上前綫当担架队了。据說有些华工做了担架队，牺牲了好多。我們却幸运，撥到后勤队伍里，专門做装卸工作。分人的时候，法国人可狡猾，兩人一排，他从中間一撥，左边去一个地方，右边去另一个地方。他主要是怕中国工人抱团，不好对付。
  幸运中最幸运的要屬我們五个人了。不知怎么一眼，凑巧讓一个挂四道的中国官儿瞧見了。他把我們五个叫住，說是你們別去工兵裝卸队了，把我們撥到了医院去当衞生員。那时候，我正年輕，虽然瞎字不識，但是記忆力滿好，外国人說話，如果不太长，听上兩三遍，我就能按音模仿，会学舌。讓我办个什么事的，准能完成。干了几个月，医院里的大夫保举我，給我写了封信，硬說我会說法国話，可以去应試。这都是哪儿的事？叫我去，我就去吧。到了那里，凑巧碰上厨房的厨师付了，他也是天津人，也是織带子的。异国遇故知，好啊，我們倆別提多亲近了。他說考試及格就可以給一道，做官儿。于是又敎給我兩句英文，順声音死記硬記。第二天就考試了，第三个考的便是我，一問正問的是这几句話。那有这么巧的事，胡七八糟的，我竟当了一个道的棚头，做小官儿了。
  干了一年棚头。有回，遇上挂三道的法国官儿，他叫火事門碰破了头皮，硬叫我給他包扎伤口。我那会呀？非叫我来不可。一来沒来好，这小子火儿了，要揍人！你揍人？我一賭气，棚头不干了，衞生員也不做了。那时候，中国人都有这种思想，不伺候你法国人，不受你“小老法”的欺侮，惹我們华工？我們华工有十三万人哪。高低我不干了。他們只好調我到倉庫去。
  剛一到法国的时候，法国的軍官可瞧不起中国人了，不是駡就是打。剛一去，唬着洋气，我們还是眞不敢动手。后来，我們工人們摸出門道来了，一个是他們認不准中国人的面孔，二个是法国兵不多。我們就不放鬆他們，再听到他們駡中国人，我們是伸手就打。而且打的越狠越没事。这些法国軍官只要头破血岀，你放心吧，登时吓得他們就老实了。有回，我們八个人一齐出去，路上見着几不法国挂四道的軍官，按軍队的規矩，我們給他門行礼。他們却連瞧也不瞧一眼，楞沒还礼。没还礼？我們一商量，这可得敎訓敎訓他們，头一个我上去了，給了一拳。跟着我們拳脚齐下，把几个軍官打的爬不起来。然后呼嘯一声，一走了事。后来，法国軍官不饒这事，在各队里查寻，人太多了，到底沒把我們查出来。以后打鬼子官儿竟成了風气。
  但是，也有些人忍受不住这种单調生活，走了另外一条道。私自逃走。这些人下落不明，不知淪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們是整整熬了三年，終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带着滿身的病痛又回到祖国大陆上来。
  回来以后，父亲的茶摊还摆着。倒是我的織布带子的手艺却拾不起来了，那就干苦力活吧。因为在法国做过华工，比国佬另眼看待，經人一說，便进了發电厂。
  我在电厂里度过了大半生。这半生成天为吃喝犯愁。而且是岁数越大，生活越难熬。特別是父亲，六十九岁了，身子抵当不住，得了伤寒病，倒在茶摊的木板上，呻吟了几夜，随后断了气。我們眼睜睜地看他断了气，也沒錢請医生給他治。他死了以后，茶摊沒人摆了，一根維持大伙活命的縄子断了，日子就更难过了。后来，逼得我下班回来以后，还要带着几个孩子拾煤撿去，卖破爛去。……
  这些話都过去了。解放以后，党給了我一个愉快、安逸的晚年。我从1953年起，开始退休了，現在拿着养老金，住在新盖的工人新村里。几个在旧社会拾煤检的孩子，現在都长大成人。有三个当了国家的干部：一个在包头發电厂当科长，一个在洛阳發电厂当領班，一个在南京电厂当技术員。还有一个儿子在农村，一个儿子在讀高中。他們都过的很好呀。
  不光靑年人生活得很好，我老伴儿生活的也很好。旧社会里一个又穷又瞎的老婆子，現在也識字了，而且被选为人民代表，街道委員会主任。每天起早赶晚的为群众做些事情。去年还到北京去参加了职工家屬代表大会。眞是倒了一个过儿，有时候她出去忙了一天，倒是我留在家里給她做飯吃了。咳，說起来我也不单是为她做飯呀，我是劳动慣了，做点家务劳动，自己心里也安然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