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家貧如洗，靠哥哥給人家种地，无法生活下去。我就偸偸跟着跑大棚卖唱的，到处流浪。十八岁那年，才离开大棚，跟乡亲們下天津衞来。投靠了族家的个哥哥找事做。
  沒多久，我被荐到金湯桥同發号花場子当伙計。干了一些日子，掌柜的嫌我个小力气小，又不会养花的技术，但又碍着族家哥哥的面子，不好辞我，就出了个主意，給我算了半年的工資，花場子不用我了，只是可以在他这儿白吃白住，多找拱着事多咱走。我已經十八岁了，人家看着不中用，自己偏还賴在这儿吃白飯，这滋味实在难受呀。眞不比伸手要飯好过一些。
  經常到花場子来的有个游手好閑的王三棍。这小子穿着长袖筒的大漂白褂子，双道臉的洒鞋，月白单褲还在褲下腿拴着小漂带，他不断的来花場子，轉一轉，拿点花走。掌柜的見着也不敢說什么，老花匠更是裝着看不見。可是等他一走，老花匠就指着他的后背駡：“眞正是臭狗屎。”我也覚得这小子像个流氓，二流子。
  这天，他把我叫出花場子，跟我念叨：“掌柜的不用你啦，我給你找个事由干，你乐意不？”
  一听这話，喜的我把他当成亲人。那年月找碗飯吃有多难呀？我就連声托附他。这話不是冒泡，果然他有路，說：“我介紹你去担河土吧。那儿有窩鋪，管吃管住，到月头还發工錢。”
  先不說錢不錢的。有个地方管飯，我就得念佛呀。轉天，王三棍找我来了。叫我跟他走，可临走以前，他問我：“你都带什么去呀？掌柜的算給你的工錢，你也带着去呀？那儿可是人多手杂，你可当心別讓人扒了走呀！”
  我为难了，“那我存哪呢？”
  王三棍胸脯一挺：“兄弟，你信得过我王三棍不？要信的过你哥哥，你把錢交我吧，多咱用，多咱到我这儿取来。”
  他說的那样恳切，再搭上人家給我找的事由，这面子怎好駁呀？我就把錢通統交給他了。
  在河垻上担土，那份苦罪我不提，因为想受苦还受不长呢。又是嫌我个小力气小，把我下了。天津地面这么大，我可投靠誰去呀？万般无奈，我又硬着头皮回了花場子，心想找着王三棍，我先吃那一百五十个銅子儿吧。那曉得这二流子一听說我找他要錢，避不見面，不到这塊来了。这一来可把我坑苦了！幸亏掌柜的瞧我族家哥哥商面子，还讓我在他那儿白吃白住。
  过了几天。这晚上，大掌柜的把我叫进柜房。指着一位穿制服，袖口上配着“稽察”兩个大白字紅袖章的人說：“小温，你过来見見，这是刘稽察。”說过，又朝这位刘稽察說：“稽察，您总得帮我这个忙，他老在我这儿吃呀住呀的总不是个事。”說过，又一扭头朝我說：“小温，你这叫福星高照，刘稽察介紹你到河北电灯房当小工子去，你还不快謝謝。”
  架弄得这位刘稽察哈哈一乐，說：“这好办，只要我一句話。”
  眞的，凭他疙疸刘一句話，我当眞进了“电灯房”。有这么个事由不容易，我干起活来就特别卖力气。后来就由短工补了长工，挂圓牌了。
  光阴过的飞快，一晃我在电灯房也干了十多年了。一个月的工資由七元五角，升到二十二元五角。我成了頂呱呱的燒鍋爐工。当小工子，怎么一来二去居然調进鍋爐房来了呢？那是1920年，彭头領着鍋爐房的人爭双月搞罢工，后来讓比国佬給开除了，鍋爐房沒人，就把我撥过来，为了救急。我这人呢，一向腦子不活，单凭劳动卖力气賺錢吃飯，不会給把头、洋奴送礼。所以把头、洋奴也把我当成派系以外的人，总在工作上抓碴找錯，給穿小鞋。平常是哪儿工作困难，把我往那儿調，做好了沒好，做坏了那就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候，鍋爐房的把头号称八盟，有八个洋奴把头結拜了盟兄弟，气焰老高,誰敢惹这帮地头蛇啊。我那时信服这一条：自己干活多加小心，讓你們抓不住我的碴儿。
  想不到这天中午，电力負荷漸漸下降了，我們鍋爐房跟着回負荷的情况，把爐子一个跟一个的停下来。爐子一停，当然啦，大伙的活儿也輕松了。把头的盟兄弟大李头吃完了飯，和几个司爐工人围在桌子边，你爭我夺，也不知道搶着看什么东西。好奇心誰都有呀！我也挤进去看，原来是大李头拿着一卷子“春点画”正看呢。那年月，工厂里这玩艺很流行，都是为了麻醉工人的。一股好奇心趋使，冷不防，我一把将春画夺过来，扭头便跑。大李头就在后边紧追。一边追一边嚷：“温繼善，你別找倒霉，快还給我画！叫外国人看見就都倒霉了。”
  我一听他怕外国人，就成心向后院外国人那儿跑。我寻思着正吃午飯的时候，外国人不会出来，就連大管家李麻子也不会出来，他睡晌午覚呢。那曉得大李头穷追不舍，嗓門也越来越大。等跑到洋人院里，他和我搶画的时候，忽然間有个女人叫了一声：“干嘛你們不去干活，跑这儿打架来呀！”
  这女人叫柳丽华，是比国总办王士賴斯的媳妇，她这一嚷不要紧。我們倆全蔫了。春画也不搶了，耷拉着腦袋,赶忙溜了回来。
  把头陈金山可抓住碴了，把我們倆叫住：“喂，李大头，温繼善，你們倆干嘛去啦？”看我們毛毛咕咕，他一双賊眼盯住那副春画了，“这是嘛呀？”我这人实性子，不会編謊，实話实說。大李头可口口声声的叫着：“二哥，我剛要放起来，温繼善一把搶走了。他非往后院跑不可，叫柳丽华看見了。二哥，您看怎么办呀！”
  我一听这話不对呀，都扣在我身上了，就說：“大李头，你要是不追不嚷呢？你什么时候要收春画呀？”
  陈金山那容我分辯。就說：“你們闖了禍，你們自己負責。不要光知道錢是好的。好时候也要給不好的时候下点保险費。我跟外国人报吿了再說！”这小子眼睛不瞧我，可我明白，他这話全是甩給我听的。心想禍是惹上了，脫想脫不掉啦，跟他把头沒什么說的啦。我扭头回了鍋爐房。
  轉天一上班，洋奴李麻子就派人把我和大李头叫到总办室里去了。翻譯告訴我們說：“李大头温繼善你們兩个人在班上打架不干活。特別是温繼善不老实，竟敢对着总管太太撒尿，太野蛮了。这里有总管下的条子。大李头是黃条罰錢兩元，發薪扣淸；温繼善是白条开除出厂！”
  又气又恨，当时我好似掉在万丈深井里了。有心反駁一句，又一想，打架也沒用，反正是小鞋讓人家給穿上了。一賭气，又是二句話沒費，我出厂了。
  在厂外，东奔西跑，晃了小二年，別瞧我是好体面的鍋爐工，却是几个厂子都沒呆住。这都是些中国資本家干的小厂子，經不起折騰，动不动就欠工資，就歇业。
  有天，遇上老伙伴吳师付了。他說：“老温哪，咱們电厂又盖新房子，添爐子了，正上人呢！你还不煩人說說，回厂子燒火来？”
  我說：“外国人把我开除了，我回的去嘛？”
  老吳給开了条道儿。“沒关系，現在王士賴斯調走了。你改个名字，那查号去？”
  这可好，我馬上托他跟头說說。第二天，吳师付陪着安头和几位过去的伙伴到我家来了。見面他們就給我道喜，还說，“多少年的哥儿們又凑在一起了。”
  安头安起順是个老好人。是鍋爐房最老实的燒火头了，和他一班工作的人沒有受外国鬼子气的，他也不压迫工人送礼，也不給大伙說坏話。鍋爐房的工人都希望和安头一班工作。跟大伙好，自然他也得受大把头陈金山的气。后来日本鬼子在的时候，14号爐的鍋爐發生干鍋事故，陈金山抓住这个碴儿，一脚把安头踢开，換上他的表妹夫王庆堂。安头当了修水位計玻璃管的鉗工。这都是后話了。
  从这儿起，我一直在电厂干下去。几十年过眼云烟，要說生活最苦，莫苦于日本鬼子統治时期了。那时候电厂改称为华北电业第三發电所，物价飞漲，每月發給的工資一家生活不了三天，發給七八十斤豆餅面，杂粮面，又苦又辣，里面还带着許多老鼠粪、麻袋毛。給穷哥們預备的吃食摊也少了，卖的大半是黑食糕，高粱面摻杂粮面做的，吃一口粘的拉不出舌头来，就这样，人捫还得赶半夜去排队，才能买上一斤半斤的。粮食还分人种，大米只許可日本人吃，中国人要是吃了大米，那就犯了罪，抓走以后，打不死，也得送日本当劳工去。早晨，七点来鐘，从金鋼桥过，到电厂上班来。瞧吧，見天价都能看見扒得净光净光的餓死的流浪汉，一地排子車接一地排子車的拉到鉄道外小王庄、小于庄一带野地里掩埋。那还有工人們的活路呢？厂子里的工人也紅眼啦，能偸的就偷呀。可是，一个燒鍋爐的能偸什么呢？沒法子，拿命拚吧。下了班，別瞧累成那样，我还得找外活去，当兩条腿的畜生，拉“膠皮”車。跑上一天，兩腿發直，兩脚發漲，交車回来，好的时候，能剩个八九毛錢。孩子們堵着門迎接我，一瞧賺回錢来了，个个喜笑顏开，接过錢去，再赶快去排队挤着买山芋面，杂合面去。我倒在炕上歇一会儿，呆不会儿，又該到电厂上班去了。一个人当兩个人使喚，就这么沒黑天沒白日的折騰。
  即使这样苦卖劳力，还是顧不上吃喝。还是飢一頓，餓一頓的。我那几个孩子个个瘦的賽过干柴枯棒。怎么办？还是活不了啊！
  我們同厂的，又是住同院，同在一起拉“膠皮”的胡玉淸和我說：“咱們都是拉家带口的，老是这么‘抗刀’还行呀？”
  “那怎么办呢？树挪死，人挪活，我眞恨不得逃荒啊！”
  老胡就出了个主意，他有个舅舅在东北开荒种地，他一个人，也需人帮助，要不，下一趟关东，在那儿混碗飯吃。誰去过关东啊？又是这么兵慌馬乱的年代。可是不走又沒活路。我老婆就和胡大弟妹，拉扯着孩子們泪眼汪汪地到东北去了。这些年呀，我沒和孩子們分开过呀。送她們走，我的心都裂了，这都是讓生活逼的呀，一家人全拆散了。在东北，也沒有落住脚，他們又回来了，到头来还是一起苦熬。
  熬到解放，你說，我們这些老工人該是多么幸福吧！从一打解放起，我就有这么一个思想，要是不好好干，不加把力气，实在太对不住党了，太对不住那些为了解放我們而牺牲的那些先烈了。
  其实啊，我也沒干出什么来，可是大伙却都說：“溫师付能帮助人，什么活儿他都做！”咳，我一小就卖力气，劳动是正理，閑着我不習慣呀。我哪有什么供献呀？
  1953年的时候，我們电厂煤种复杂，大量使用的是烟台煤。这种煤可难歪歪，着火点特低。可我們这个电厂又是个尖負荷的厂子。前夜發电量大，鍋爐都是旺火，一进后半夜，就得压火，压火的时間特別长。非好煤頂不住。偏偏我們使的是这种次煤，压得时間长了，干脆火就灭了！年輕人就着急了，这怎么弄啊！跟燒鍋爐打了一輩子的交道，我什么煤沒燒过？还能讓他死煤难住我們大活人嘛？我就出了主意，琢磨出一套办法来，几点几分压火，压多厚；几点几分开，开几道風。咳，說起来也不是什么学問，就凭这几十年的經驗値！这一来，倒是有点供献，解决了烟台煤着火点低的这个討厭問題，在供电上沒受到拿揑。誰能想到呢？就凭这点供献，居然評我做1953年的天津市劳动模范了。党給我的荣誉太大了，不过，要說最大的荣誉的話，那还駭說是我1953年被批准为一个共产党員的事。
  一个共产党員应当为党的事业一直工作到底，現在，我已經退休了，但我还在工人新村里面办些街道服务的事。我的心还不老呀，而且时时的想着干了一輩子的电厂,打了那多年交道那些大鍋爐。……
  （王庭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