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別看我現在是紗場乙班的班主席，又是个共产党員，可是十几年以前，在黑暗的日子里，我陈宝树却过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三十七年以前，我出生在文安县的一个村庄里，那时全家四口人：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一家子就靠一亩半坟地生活。文安地势不好，差不多年年閙水灾，一閙灾就沒得吃。为了活着，父亲扛过河壩，当过“华工”。媽媽給闊人家当过老媽子。九岁那年，家里又添了一口人——一个少爷沒娘的小閨女，媽媽可憐她流离失所，宁肯自己少吃一口，把她收养了，当作童养媳。
  連年水灾，在家乡越过越沒活路，听人說天津工厂多，穷人家无論大人小孩都可以混口吃的。父亲和媽媽信以为眞，就把地卖了，带着一家老小来到天津。到了天津，父亲还到河壩上扛活，又托人介紹，把我和那小閨女送到宝成紗厂（現在的棉紡三厂）当学徒。那时当学徒，整天挨打受气，还不掙錢，父亲又只能养活自己。实指望上了工吃碗飽飯，沒料到生活更苦了。日子不多，奶奶就活活的餓死了，父亲跟着外招工的走了。剩下媽媽守着一帮孩子（那时我又有了兩个弟弟），整天地哭奶奶、哭日子。有一天，媽媽忽然沒了，我到处去找，閙半天她老人家在乱葬崗上哭我死去的奶奶哩。我过去拉着母亲的衣服說：“媽，咱走吧！儿子学徒养活不了你，討着要着也养活你！”第二天，我就不到宝成上工了，和一群小叫化子走遍了天津市去要飯。
  可也不能总要飯呀，十二岁那年，我又到北洋紗厂去学徒。好容易学会了接头，又受当头的剝削。比如，我看十九塊板（每塊板有六个錠子），可是拿十四塊板的工錢，那五塊板的錢被搖車的裝到自己腰包里去啦！那个年月，只得吃哑巴亏，要是把把实惹翻了，更得吃苦头。尽管忍气吞声，也断不了受气。有时，接头馒头那个搖車的女把头就端着大碗凉水，照着我的腦袋澆，我剛要抬手擦，她又是一毛棍把我的手打下去。咱穷也不能总受这个呀！一賭气給他娘的撂了台。
  我16岁那年，正是日本統治时期，我和一帮要飯的孩子到日本倉庫里挑砖、打滓灰活。天下的老鴰一般黑，在这里除同样受工头的剝削，还挨日本人的揍，有一次，有三个穷哥們，实在餓不过了，偸了鬼子几塊餅干吃，日本人为了追查这三个人，把我們打得死去活来。可大伙鉄了心，認可挨揍，也不叫工患难的穷哥們遭难。晚上，我遍体鱗伤，連爬带走地回到家，媽媽見了，忍不住痛哭起来。
  为了全家生活，轉年媽媽也到裕大（現在棉紡三厂）倒綫，我又到中山鋼厂（現在天津鋼厂）作了拔絲工。虽然全家三口人上工，还总是飢一頓飽一頓，有时就光吃拾来的爛菜帮子。一連好几年，我就是这样整天当“苦力”，整天吃不飽飯。
  二十一岁我上裕大紗厂鍋爐房抬煤去。每月才掙五十五斤杂粮,这些杂粮除了山芋干、杂合面，就是四分之一的老玉米面。媽媽由于餓伤再加上累，得了喘病，被厂方开除了。家里的生活全靠我和我那老婆（我們在灶炕里拜了个天地，就結婚了）維持。說起我那老婆来，眞是个可憐的好人儿。她从九岁开始，就在宝成紗厂上工，小小的年紀，天天站着干十二个鐘头的活儿，骨头嫩，累成了罗圈腿，連走路都困难，每天媽媽和弟弟架着她去上班。到了車間还得挨打受气。就这样，她总是把杂合面、老玉米面留給媽媽弟弟吃，自己只吃山芋干。我心疼她，就省下杂合面餑餑給她吃。那时候，我一天抬十二小时的煤，一筐煤二百八十斤，兩个人一天抬三百多筐，你想想，得付出多大的劳动力啊！为了叫家里的人們吃得飽些，我干完十二个小时的累活，回到家，抄起扁担又到中山鋼厂抬煤、挑砖去。黑間白日地連軸轉，干着牛馬不如的累活，右肩起了一个大包，又紅又肿，扁担一压，膿包里就流血流膿。
  就这样,我沒歇过一天工，因为人一歇工，牙也得歇工。有一次，因为累，肚里又沒食，眼前一冒金星，就暈倒了。
  常言道：“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当牛当馬还閑着半挂腸子，还眼睜的瞅着全家人忍飢挨餓，我可就豁出去，我想：“要活下去，在这个年月傻干可不行，一定要‘偸’，对，‘偸’！狠狠地‘偸’他們！为什么他們能活我不能活？”于是就找和我一塊抬煤的胡廷琴去商量。那天，他們全家老小正捧着草籽（是一种野菜，用这种东西磨成的面粉沒粘性，發散，所以用手捧着吃）餑餑吃，看看炕上連个枕头也沒有，我可就說了：“老胡啊！咱倆找点（外快）吧！老这样，忍到多咱是头呀！”沒想到老胡也憋着劲要“偸”哩，沒費口舌，我們倆就成同伙了。
  这天黑夜，我二人爬上大場的太平鉄梯，奔天窗撕下防空帘里子（防空帘是双層的，里層是紅色，外層是黑色），繃在棉袄上肩里，就越墙走了。过了兩天,我們留神一看，不知什么时候，防空帘又添上新的里子了。任何动靜也沒有，我們暗暗發笑，心說鬼子眞孝順，又把肥肉送到咱爷們嘴头上来啦！胆子大起来，我們索性拿起整塊的来。
  又是一天深夜，我倆把摘下来的防空帘捆了兩綑，用紗錠带子纏着，順着河沿大墻走。一慌张,“噗喳”一声，連人带布滾到河里去，水齐着脖子，河面还有一層薄冰，我二人不上不下的給卡在那儿了，一个劲打扑通，好不难受。好容易我踩着老胡的肩膀爬上来，老胡把防空帘投給我，我又把紗錠带子遞到老胡手中，把他从河里系上来。我們手忙脚乱地把这些事情剛剛办完，远远的来了巡邏的，我倆急忙跳到大墙里，用爐灰渣埋起防空帘，就溜回家去了。轉天下班回家，我正躺在炕上睡覚，听見工房弄当里紛紛傳說:“今天到厂里拾煤核儿的老婆儿和小孩儿們好运气，在煤灰渣里撿了一大捆布,一人鬧了一塊！”我想：这也很好,老婆儿和小孩儿們的身上补釘罗补釘，淨露着肉，也应該閙件新褂子穿穿了。
  說句迷信話，那时候，我二人眞有点“賊星照命”,成天价滿腦袋瓜子里沒別的就是一个“偸”，漸漸的我們的眼界寛了，閱历广了，胆子更大了；由“偷”防空帘改为“偸”紗，由“偷”单批紗改“偷”合股紗，小“偸”不解气，就大“偸”；一麻袋一麻袋的合股紗往外扛，紗到了小販手里，錢到了我們手中，不光我們家里的人吃得飽了，还帮助了受苦受难的哥儿們。有个叫陈瑞的弟兄跟我一塊干活，他大哥得病死了，买不起棺材，当时人們都穷得叮当乱响，往那儿借錢呀！我知道了这事，立刻給他送去五百塊錢，他拿这笔錢把丧事办了。
  我們干得太露形了，把鬼子也眞“偸”急了，就加紧防备起来。夜里，警崗由三个小时一換，改为一个小时一換；巡罗的人增多了，日本鬼子、他的爪牙王副官、陈巡长也都不断出来巡查。風声紧得很。但是为了吃飯，我們还得冒险，还得“偷”。
  一天晚上，我們兩人又进厂了。剛走上半截楼梯，就听背后有人踩着地面沙沙响，我立刻把老胡一把拉在墙根隐蔽，不会儿这声音远了。我倆輕着脚步又往上走，剛走到楼梯頂，又从老远傳来“咔咔”的皮鞋声,不会儿，就从下面射来一道白光，我倆赶紧趴下，那道白光扭向窗戶又轉向护厂的围墙。皮鞋声和白光往前移动，漸漸的听不眞鞋声了。我叫老胡放哨，我先进去。窗戶打开剛迈进一条腿,下面突然傳来一个很低的声音：“誰呀？誰呀？”我一听語音不是別人，正是伪警苗三,这人吃过我們的甜头：我放心了，低声回答：“是我呀！苗三。”
  “哦！宝树，現在这么紧，你怎么还……？”他的話还沒說完，我赶紧說：“你快走吧，苗三！”他走开了,我这才和老胡鑽进大場，里面漆黑，点着带来的洋腊，用破帽头遮着火光，兩人爬着往前走。从窗外不时射进来一道一道的白光，当我背着裝滿紗的麻袋，从楼涕頂往下走时，这顆心哪，象有秤鉈墜着似的难受。这一夜，关口总算闖过去了。
  可是灾禍終于临头了。
  一天，天还沒亮，我剛睡醒，忽然从外面闖进来几个伪警，不容分說，把我从被窩里拉出来。我一想：准是犯案了！他們連拉带架地把我弄到厂門口一間小屋里。王副官气汹汹地向我說：“好小子！胆子倒不小，你把偸的紗卖哪儿啦？”我說：”你問的是嘛？我不知道！”
  “好！你还鉄嘴鋼牙呢！”他那副鬼臉显得更凶恶，馬上叫他手下的弟兄打我，几个伪警拥上来，照着我的臉狠打，打得我的耳朵嗡嗡响，眼前冒金星，我心里說：“好歹毒的家伙們，打吧，大爷豁出这条命跟你們拚啦！”几个伪警打人累得出了汗,便脫下棉袄接着打。这时，王副官又走来問我：“你跟誰合伙偸的？快說！”我的嘴肿得张不开了，只好搐搖头回答他：“不知道！”他一怒立刻吿訴一个伪警：“去，把收买小貨的楊老头带来!”我一听才明白了，完了！一定是这个糟老头坏的事,每次卖給他紗，他总說：“兄弟，放心吧！刀子擱在胸口上我也不說出你来。”可是事情到底叫他敗露了。不大会儿，楊老头被带来了。王副官問我：“認識他嗎？”我搖搖头，头还沒搖定，“啪！啪！”又是一頓大嘴巴子，楊老头哭丧着臉向残哀求：“兄弟，你就招了吧！要不咱們都完了！”我慢慢睜开眼皮一看,不光是楊老头站在面前，他身旁还摆着一堆合股紗，这回是有人証又有物証。伪警們拉着我到厂里河沿花窖一間小屋門前。日本人、伪警察們都围着我，又是一陣毒打；日本人打累了，伪警察打，打得我兩只眼晃晃忽忽地光看見人影，認不出都是誰来。
  日本厂长左藤看了看我，兩眼瞪得象包子一样大，呲着牙对王副官說：“你們統統的打他三天三夜！”他这一放屁不要紧，日本人和伪警察更是凶上加凶，把我打得死去活来。
  晚上，我迷迷忽忽地，不知道多咱老胡也被他們逮来啦。他們把我們倆用一根縄子吊在厂长室前面的一棵棗树上，脚后跟悬在地上，要是累了，想动弹一点都不行。深夜，凉風还很颼臉，臉上和身上的伤口，被寒風吹得杀疼。忽然从远处走来兩三个人影。我渾身一陣顫抖，怕又是来人打我們。等他們走近一看，原来是和我們一塊干活的弟兄們。他們有的拿来棉袄給我們披上，有的喂我們水和吃的，我瞅着他們的臉，心里也暖和多啦！伤口也不那么杀疼啦。就这样子，白天被伪警們架走、毒打；晚上，弟兄們就来照顧我們。
  三天三夜熬过去了。
  我和我的老婆都被开除出厂了。老婆的兩只眼哭得象桃儿一样，和我一塊儿走出工厂。这天黄昏，鬼子和伪警把我的全家老小都从工房里赶出来。全家人和破破爛爛的东西都堆在楊庄子渡口，天色昏暗，眼前一片黑幽幽南海河水，眞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儿是我們的容身之处啊，媽媽哭哭啼啼地說：“宝树！咱們算完嘍，要家沒家，要事由儿沒事由儿，干脆都投河吧！”媽媽的話,多么叫人扎心啊。可是我說：“媽！咱們不能死！一定要熬着，咱們熬得出来！說完，我就在堤道上，用炕席、破棉被搭了一个窩鋪，一家子先在那里藏身。到后来，我才知道卖紗的錢，被一个伪警长一古腦儿从媽媽手中詐走了。
  我們一家子蹲在那个窄小阴暗的窩鋪里，談論着将来怎么走好运，不受鞭打，不再过飢餓的生活。可是在那黑暗的日子里，我作梦也沒想到，象我这样一个日伪时期做牛做馬的工人，解放后当了工厂的主人，过着这样丰衣足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