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自从天津市委号召各工厂编写工厂史以来，“新港”便决定发表工厂史稿件，而且已經酝酿很久了。但这是一項新的工作，对于这項工作，我們几乎等于是无知的。可供参考的文章，除了高尔基的两篇論文和“建設斯大林格勒的人們”与“三个勛章的工厂”外。也再沒有更多的东西了。
  工厂史由誰来編写？我們最初的考虑是不实际的，也不符合多快好省的方針。我們想，請几位作家分头到几个典型厂去訪問、收集材料，然后編纂成文。这就势必出現两个問題：第一、一两位作家即使全力投入某工厂，沒有半年甚或一年以上的时間，也难在編写方面收到显著的效果，而且，每位作家都会受到自身生活的限制，如果不熟悉工业或不熟悉某个具体工厂，在收集和取舍材料时，便会感到茫然，在編写时更会感到执笔艰难——不熟悉的东西总是难得写好的；第二、这种作法本身，会使编写工厂史与工厂教育工作脫节，党委不可能拿出很大力量支持，当然也就不可能更广泛地发动群众，而編写工厂史离开了群众便只能是一事无成。
  現实糾正了我們的想法。
  天津市几个国营棉紡工厂首先把工厂史展覽会搞起来了，这是棉紡系統的党委統一布置的。他們搞工厂史，不是为了著书立說，而是把它当作发动群众、教育群众的一种方法，使工人在大跃进形势下訣淸过去，更好的展望将来。举棉紡三厂为例，該厂党委为收集厂史材料，曾邀請十几年直至四十年工龄的老工人百余人举行多次座談，然后便根据座談記录，选擇典型事迹，編繪成連坏画展出。全厂工人都参覌了展覽会，眼泪攪抖着激情，各个工会小組分头进行了討論，这正象該厂党委在宣传口号中所形容的，它具有乘风破浪之势：乘工厂史之风，破工人参加管理、技术革新之浪。老工人懷着沉痛的心情說：“过去許多事情，不提起，都快忘啦！”青年工人由于不了解过去，受教育更大。这就立竿見影，工人把他們所受到的教育，馬上轉化为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各項工作的实际行动。不仅如此，每时每刻，工人都象潮水一样往党委涌来，要求以个人切身經历半富工厂史的內容。
  我們先后参覌了几个工厂的厂史展覽会，最初也曾犹豫过，是搞一个工厂还是搞几个工厂，工作沒有經驗，人力也受限制，終于只选擇了棉紡三厂作重点試驗。“新港”共派下去四个編輯，具体的工作是：听彙报材料、組稿幷推动編写工作进行。我們极力避免包办代替，尽量請工人自己写，或由老工人口述，請文化程度較高的职工代笔記录整理；但每个材料，我們都不厭其詳地听过、硏究过，哪些可写，哪些素材重复，哪些材料还需要补充訂正，我們都和口述者与执笔者作了反复的商談。而代笔的人，我們在紡織三厂党委的协助下，也尽可能找一些与口述者有大体相同的生活經历的人，这样写起来还比較方便，也比較容易写好。如7月号“新港”发表的“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刀面前”，执笔者李子生同志当时也是布場工人，虽不是罢工的領导人物，但也参加了罢工斗爭，所以不仅文章写的眞实，有感情，而且也写得快。
  最使我們兴奋的，还是那些从未提笔写过文章的人，为工厂史写了文章。这些，都是老工人。他們談自己的材料談得很生动，我們問了問他們的文化程度（一般都是在解放以后开始学习，現有初中一、二年級的程度），便劝他們把自己所談的原样写下来。“我們二十六个粗紗工人”和“十一岁上工”等，就是这样写成的。这些同志，尽管沒有写作經驗，但有丰富的生活和群众語言，感情樸素眞摯，在我們看来，他們将是工人阶級文学队伍中的骨干。当他們执笔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和資产阶級名利思想是絕緣的：他們发出来的是阶級声音。可惜时間紧迫，我們发掘到这样的人材还太少了；但从另一些口述里，也一样可以看出工人在文艺方面的才能，一旦那些口述者提高了文化水平，我們深信，会有許多眞正称得起工人阶級文学的好作品出現。
  短短三个星期里，在棉紡三厂党委与全体职工的大力支持下，“新港”工厂史专輯第一輯总算搞出来了。当然，这不是有系統的工厂史，包罗的方面也不够广，严格說来，只能算作一批史料，但却是珍貴的史料：作家可以把它当作創作素材，工厂可以把它当作政治教育課本。在这里，不妨附带說一下，編写工厂史需要不需要作家参加？需要的。工人需要作家帮助和指导，作家也会从这里得到教益。我們相信，当全国各地工厂都着手編写工厂史的时候，会有很多作家踊跃投入这一工作中去；而經作家根据史料整理的工厂史，也将会更系統、更完整。
  棉紡三厂工厂史的编写，只提供了最初的經驗，我們把它写在这里，幷期待着天津市和全国各地工厂更新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