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天津是我国最早修建呢代公共交通工具——电車的城市之一。早在1904年（淸论緖卅年）4月26日，比商就以八国联軍的余威，用高压和利誘手段，强迫淸朝政府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凱批准了津海关道唐紹仪、天津道王仁宝和比利时駐天津領事嘎得斯、比商世昌洋行海礼等，签署了天津电車、电灯公司合同，使比商世昌洋行取得了在天津經营电車、电灯事业的专利。
  1904年淸朝政府与比商签订訂合同共計27欵，其主要內容：
  一、比国投資25万英磅承办天津电車、电灯公司，期限为50年；
  二、范围以城廂鼓楼为规心，半径6华里为限，修建路線规定为4条：①自閘口起沿河經东北角至西北角；②自西北角經西南角至东北角；③自北門至西沽；④自西北角至南运河芥园吸水处。
  三、天津地方政府如在合同规定范围內修建电車、电灯，須由比国电車、电灯公司承办；
  四、比国电車、电灯公司每年得以毛利（总收入）3.5％投效中国地方政府，股东官利（紅利）按12％分紅后，如仍有余利，須再以10％投效中国政府；
  五、在租界內修建电車、电灯，由比国电車、电灯公司与租界当局另訂合同；
  六、电車、电灯由营业起20年，中国地方政府可以买回全部产业，如届时不收买，以后每7年为一期方能收买，幷須在前一年通知；买回价款为前3年平均利益总額的15倍，不能少于比国电車、电灯公司原来投資欵数；
  七、比国电車、电灯公司有华、洋董事各3人，所議事項須有4人同意，如3人与3人意見不同，須由股东会审議定夺；
  八、凡公司或公司之洋人与中国人发生爭执或执行合同发生爭执时，須由中国地方政府会同公司秉公判断、如不能解决，由双方另行公举一秉公人决断；
  九、合同规定为50年，到50年合同滿期，中国地方政府如未买回，比国电車、电灯公司将包括租界地区在內的全部設施投效直隶总督。
  根据合同规定，从1904年起比商世昌洋行开始在天津修建电車，到1906年6月2日建成了围城环行电車路線，这就是天津出现的最早的电車。以后又修建了由东南角起貫穿日、法、意租界电車路線，即由东南角經东站、金湯桥至东北角的环行線路及劝业㘯至老西开、海关两条支線。到1927年全市共有龟車路線6条，全长21.63公里，行駛机車55輛。
  天津电車事业，在开办初期由于天津开港不久，各国租界还在初創时期，交通量不大，在1909年全年乘客人数仅在675.5万人次，盈余为18840元。但是随着租界的建設，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到1912年全年乘客人数达2091.9万人次，盈余达到191059元。此后由于城市的畸形发展，电車营业状况呈蒸蒸日上形势，到1919年全年乘客人数达4054万人次，盈余达411460元，1926年（抗日战爭前夕）盈余达615246元。
  总之，在比商經营的30多年，只有1939年因鬧大水亏累6万元（伪币），其他各年均有盈余，年利潤率平均达到25％～30％，比商在电車事业上的投資，早在1912年左右即已全部收回，幷从中国人民手里掠夺了大量財富。
  在比商經营电車期間，由于电車事业是作为帝国主义取得高額利潤的工具，因此，营业路線仅仅限于市区几条繁华街道，甚至連合同內规定的自北門至西沽；自西北角至南运河芥园吸水处两条線路，也未曾修建。1941年太平洋战爭暴发，日本法西斯接收了各国租界，幷于1943年8月接收比商天津电車、电灯公司，实行軍事管理，更名为軍管理天津电車、电灯公司。在日本法西斯經营期間，为了軍事和經济上需要，虽然从上海运来机車20輛，但由于破旧不堪，大修改装費用很大，均未使用，仍沿用旧有車輛及行車路線，車輛較比国經营时期損坏情况更为严重。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天津电車事业，在最初阶段（1946年），伪政府为了籠絡人心，声称要大力发展市內公共交通事业，但实际上只是在1947年3月利用拆除海大道（大沽路）至海关（河沿）东站一段，線路設备，修建了金鋼桥至北站間的电草单軌路線。在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統治期間（1945年一1948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道德敗坏，貪汚成风，社会秩序混乱，对电車事业的經营处于无政府状态，一方面是对車輛、線路只使用不养护，車輛線路損坏情况較敌伪統治时尤为严重，車輛破烂不堪，軌道坍塌不平，行車极不安全。另一方面，票价节节上涨，据統計，从1946年到1948年5月，在两年半时間內，平均票价由10元（伪法币）上涨到13450元，上涨了1345倍。但就这样，电車还是入不抵出，据統計，1947年电車的总收入为2838445元，在不計算折旧的情况下，支出为3749408元，每次支付員工薪金，都以銀行貸款維持，电車經营瀕于破产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