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国、公营建筑企业的建立：解放前天津的建筑企业，长期为帝国主义所垄断；敌伪統治期間又完全为日本法西斯所独占。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反动派除了建筑了一些反人民的城防工程之外，几无建設可言，私人建筑企业处于
  奄奄一息的地步。解放后，私人建筑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仅仅依靠分散落后的私入营造厂商是不能适应新的建設需要的，同时，对于私人营造厂商也需要有国营建筑企业作为領导力量，因此，从1949年下半年，政府和部分国营企业就建立了国营建筑企业或合作社营建筑企业，其中主要有：
  天津营造服务社（后改为天津建筑公司）：成立于1949年7月，是天津成立最早的一个国营建筑企业。除接受公私建筑委託，幷且参加投标、比价，对私人营造厂商高抬标价、投机倒把活动起了一定限制作用。
  工人合作建筑公司：成立于1950年初，屬市总工会領导，主要是把分散的建筑工人組織起来，以便摆脫封建把头的把持和剝削。工人合作建筑公司采取集体包工制，由公司向业主包工，幷負責購料，工人由各区建筑工会組織施工，工資采取民主評定，取消私营厂商和封建把头层层剝削，受到工人普遍欢迎。
  工人建筑合作社：屬天津供銷合作社領导，是通过合作社方式把工人組織起来，凡入社者需交股金50斤小米，如无力交納，可由每月工資中扣除。
  中国建筑公司天津分公司、时代建筑公司、新华营造厂和公安营造厂：系各机关組織的建筑公司。公安营造厂只承担本部門工程，不接受外活。
  上述这些建筑企业不論是那种形式組成，都直接受国家領导，屬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質的企业，因此，对完成国家的建設任务和对私营建筑厂商的利用、限制、改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幷为建立与健全国家建筑企业，承担更为重大的建設任务打下了初步基础。
  扶助私营建筑材料工业恢复生产和国营建筑材料企业及供应机构的建立：天津的建筑材料工业，在解放前夕已經陷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解放后，为了保障生产建設需耍，除了接管敌伪和官僚資本开設的5个砖亙厂外，对于私营建材工业，采取了扶植政策，通过貸款、調拨材料等方式，使私营建材工业迅速恢复了生产，到1949年秋，全市砖瓦厂开业的达58家，較解放前夕（1948年）增加18家，共有工人2000余人，較1948年同期增加了2倍。
  1950年以后，国家实现了財政經济的統一管理，国民經济随着財政經济收支接近平衡和对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議的貫彻，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基本建設投資逐年有所增加，建筑材料工业继續有所发展，据統計，到1951年砖生产量达到3.8亿块，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产量（1944年）的41％；砖瓦厂开业戶数增加到99家，其中国营砖瓦厂由5家增加到11家，生产能力占全市砖瓦厂总生
  产能力的三分之一。木材加工行业方面：也由1949年的24家增加到900多家。
  关于建筑材料的供应，在解放初期（1949年）仍然是自由市场，各部門对所需建筑材料是直接到市场上采購，或以包工包料方式由私商承揽。由于在市场上搶購，影响建筑材料的合理供应和物价稳定，1949年全市建筑材料生产虽然較解放前夕有所增加，但仍不能滿足实际需要，因而，資本家高抬市价謀取暴利，手工紅砖售价一度抬高到每万块570余元，比成本高3倍左右。为了解决这一問題，杜絕資本家以建筑材料做为投机居奇手段，1950年4月成立了統一采購委員会，由市信託公司統一进行采購，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各单位到市场上搶購和商人中間剝削，同时便于政府更好的掌握市场，平稳物价，保証建設上的正当需要。
  从1950年4月实行建筑材料的統一采購之后，在調拨、供应以及稳定物价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建設任务的不断增加，市信託公司由于負担很多任务，在組織貨源，指导生产，保証建筑材料的及时供应等方面已无力胜任，有必要成立专門机构負責这一工作，所以在1952年8月在原市財政局工程建設財务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基本建設材料供应处，負責天津市基本建設所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的供应及地方材料的生产工作。
  1952年天津的建設任务很重，基建投資較1950年增加了11.3倍，較1951年增加了3倍，特別是建筑5万間工人新村，对砖、瓦、灰、砂、石、葦子等地方材料，需要量大而时間紧，但由于市基本建設材料供应处的成立，大力組織生产加工，和各地建立購銷关系，办理采运工作，幷尽量把建筑材料直調工地，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1952年虽然是基建材料供应处成立的第一年，但已經显示出統一基建材料的領导与供应，具有很多优点，总計該年共組織供应各种建筑物資达130万吨，保証了基本建設工程对建筑材料的需要，幷为統一領导、管理建筑材料工业积累了許多宝貴經驗。
  加强对私人营造厂商及私人建筑材料工业的改造，“三、五反”运动及“反霸”斗爭的胜利：天津市的建筑企业，在解放后（1949年至1952年上半年），基本上仍然操縱在分散的私商手里，他們的經营方式。也还是沿着旧的道路，即資本主义式的經营，封建性的管理和手工业式的生产方法。当时承包工程主要是采取投标、比价的竞爭方式。在接受工程之后，用层层轉包办法，即所謂“大柜投〓、二柜承包；大头监工、小头招工、工人作工”。所謂大柜就是私人营
  造厂，俗称大包，有一定的資金、設备和技术力量（但也有所謂皮包公司，靠投机倒把謀取暴利）；二柜是些小营造厂，俗称二包。大头是大把头，多少有点經驗和技术能力，承包淸工，找些有关系的瓦、木、油、电等各工种小把头分包出去，从中漁利，小头一般都有专門技术，带領一些徒弟或招募一些工人，小头在工資上拿大份，同时也从中漁利工人。
  天津在解放后虽然建立了国营或公营建筑企业，但由于經驗不足，力量小，不能完全滿足建設需要，按照“利用、限制、改造”方針，充分发揮私人建筑工业作用，限制他們的冒名頂替、偷工減料，以次頂好等非法活动。政府曾公佈了“私人营造广商管理规則”，“审查营造厂商工程經营暫行办法”、“登記建筑师、测繪員办法”等一系列法令，幷且政府有关部門通过工程管理和市场管理等措施，监督私人建筑企业的生产，限制了他們的非法活动。
  1951年10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員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議，毛主席提出：“增加生产，励行节約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軍”的伟大号召，迅速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但是增产节约的大敌是貪汚、浪費；官僚主义又是貪汚、浪費的溫床。天津解放之后，由于我們对建設和管理城市还缺乏經驗，同时机美、企业中的旧工作人員未經过很好改造，特別是国营建筑企业部門主要是依靠旧的私人营造厂和接受敌伪砖瓦厂建立起来的，因而貪汚午弊、鋪张浪費、勾結私商出卖标底、偷工減料等现象极为严重，使国家蒙受很大損失。
  1951年12月天津市建筑部門在市委領导下开展了反貪汚、反浪費、反官僚主义的群众性三反运动，从国家机关、企业里揪出来一小撮貪汚、腐化、堕落子和打入国家机关、企业充当坐探的資产阶級份子。
  从三反运动所揭发的材料中，充分的看出国家机关、企业干部的貪汚腐份化，是由于資产阶級的猖狂进攻，因此，在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五反及反把头斗爭。
  天津解放以后，在短短的3年間，私人建筑业在党的扶植下有很大发展。如以营造厂为例，就由解放初的30家增加到240家。有許多私人营造厂，过去亏累不堪，业不抵債，但解放后成了建筑业的“四大家族”，获得了解放前所未有的利益，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气象。但是資本家在工人阶級領导下去掉了长期压在头上的三块大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不是以德報德而是以德報怨，进行偷稅漏税、行賄、盜窃国家資財、偷工減料和盜窃国家情報，大
  量施放“五毒”，不惜用各种手段拉干部下水或派坐探、串标抬轎、投机倒把，无所不为，据統計，3年来全市私人莒造厂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共盜窃国家資財达1000万左右。建筑材料工业方面的私营厂商与营造厂完全相同，也是“五毒”俱全。如木材行业的恒裕木行，曾賄賂了60多个单位100多个干部，并且伙同祥森、大来、等8家木行进行合标，操縱市场，同时在加工时以次頂好，偷騙国家資財。仅据42家砖瓦厂統計，資本家行賄现金为22000余元（傢俱实物未計），而通过行賄所窃取国家資財达74万元。
  “三反”和“五反”运动，是解放后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第一次較量，是限制和反限制、改造和反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斗爭。“三、五反”运动表明，解放后的資产阶級仍然是有两面性，对資产阶級改造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三、五反”运动的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經济上进一步巩固了工人阶級的領导权，为国营經济在国民經济中的領导作用，为社会主义大规糢建設扫淸了障碍，准备了条件。
  天津解放后，由于封建把头制度沒有彻底废除，国营建筑企业只負責工程設計，招收工人，进行施工基本上仍沿用过去层层轉包的包工制形式，因此，包工头仍然从中剝削工人，剋扣伙食，侵吞工資，无限制的延长工作时間，在政治上阻挠工人参加工会，幷且与私人营造厂商互相勾結，在工程中进行偷工减料，欺騙业主，大量盜窃国家資財，成为营造业奸商的帮凶，因此，按照“除恶务尽”的精神，在“五反”的同时又进行了反霸斗爭，以各区为单位对大小把头进行了围剿。
  “五反”及“反霸”斗爭的胜利，彻底消灭了建筑业中具有历史性的偷工減料，盜窃国家資財的恶习，建筑工人搬掉了压在头上的把头，就为加强国家对建筑业的領导，統一建筑业的組織，扩大国营建筑业的陣地，迎接大规模經济建設高潮作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