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房屋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单純房租（即不包括地皮租金的房租）时曾經說过：“那是投在房屋上的資本的利息和偿还金”。天津在开港之后，随着对外貿易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經营城市房地产买卖，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在租界內帝国主义用低价收买，經过重新划分地段，确定街道后，再高价出售或出租，同时规定租界内土房必須按租界规定重建，如无力重建，必須遵章出售，这徉，实际上剝夺了劳动人民的居住权利。至于外商开設的房地产公司，大半都是白手起家，凭借帝国主义势力，勾結官府进行投机欺騙，巧取豪夺，因而发財致富。如英商先农公司，在1901年成立时为4000股，每股白銀100两，但是到1954年結束时发展到650万股，每股港市1元，資本50年中增加6倍以上。
  外商开办的房地产公司，最初絕大部分是以租界内土地作为投資，以后用发行債券、倒卖上地、抵押放款、借欵逾期无力偿还，以抵押品——房产折抵或“借地不拆屋”等等方法謀取暴利。如美国人馬格磊經租处，最初是在和平区滨江道取得22亩土地，分段出租給居民自建房屋，訂期10年，所建房屋无代价归馬格磊所有，靠这种方法他不費一文取得了131所房屋。据解放初期統計，有18个国家的外侨在天津占有房地产，总数共54613間（自然間）。有許多外国商人靠眷这些房地产坐地吃租，掠夺中国人民的財富，塡滿了他們的腰包。
  从“七七”事变到解放前夕，房荒日益严重，管理更加混乱，黑地手、縴手、二房东应运而生，劳动人民住房更加困难。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淪陷，一些軍閥、官僚、對建地主及富商大賈、买办等紛紛逃入租界依靠帝国主义庇护；同时，日本法西斯也向华北移民，天津人口驟然增加，房荒严重，投資房屋又成为一項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又有一些資本家、流氓匪棍趁着房屋供不应求，进行房屋投机，建筑了一些質量很低房屋，同时日本人也修建了一些簡房，这些房屋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居住問題，但由于建筑时偷工減料，以次頂好，因而也給居住者带来了潛伏性危险。
  但是，投資建房也只是天津淪陷初期的暫时现象，在敌伪統治期間，由于物价不稳，伪币貶值，投資建房不如作投机买卖更为有利，所以住房困难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日甚一日。由于房荒严重，房屋“倒兌”成风，房主巧立名目对房客进行勒索，如倒底費、介紹費、运动費、預押金、搬家費、茶水費等名目很多，房租以黃金、面粉、“大五福”等实物計算，又有二房东、房縴从中把持，劳动人民想找一間房子，眞是比登天还难。
  “八一五”之后，日本法西斯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天津，当时有很多人幻想能从敌、伪霸占的逆产中，解决居住問題。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在本質上幷无区別。他們借处理敌伪財产之名，大肆搜刮，用巧买、套購、变卖、拆售、强占、隐匿等方法，将敌伪房地产轉移到四大家族和国民党官僚、党特分子手里。国民党反动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成立了“敌伪产业处理局”，对敌伪产业进行审理、接收，实际是对国家財产进行一次劫掠。
  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3年半吋期內，房屋管理混乱，可以說到了登峯造极的地步。房荒严重情况較敌伪統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別是在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軍队，为了作垂死掙扎，将城防周围300米以內房屋全部烧毁，天津周围70个村子无一倖免，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仅万德庄就有1300戶2960人的房屋被拆毁，宜兴埠2500多間房子，国民党反动軍队浇上汽油放火烧掉，致使2万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解放前的天津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級的天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性質反映在人民生活居住方面，呈现出居住状况的极大悬殊。帝国主义分子、軍閥、官僚、买办阶級、把吸吮来的民脂民膏，在租界內建筑起华丽的公舘、別墅、高級住宅，占据城市的中心，而劳动人民却聚居在設备簡陋、环境卫生恶劣的市边緣区的破土草房里，或者根本連土草房也沒有，住在窝舖里，据解放初期調查，全市約有窝舖5000多个，約有25000多人常年生活在那里。至于連窝舖住也沒有的大有人在，住危房发生倒房咂死压伤的大有人在，这就是解放前劳动人民的居住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