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第一節：房屋建筑的形成和发展
  房屋建筑是城市人民进行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物質要素之一。天津的房屋建筑活动，在解放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對建城市时期（1404年～1860年）和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时期（1860年～1948年）。由于这两个时期的經济基础不同，生产状况、技术条件不同，反映在建筑活动的规模、建筑質量等方面，也完全不同。
  封建时期的天津建筑活动（1404年～1860年）：天津虽然在金朝时己有戍兵直沽的記載，但是在明朝以前的200多年中，天津主要局限于三叉河口一隅（当时称直沽或小直沽），範围很小，建筑活动也很有限，现在留下来的建筑，只有天后宮一处（称天妃宮，俗称娘娘宮），据說初建于元太定三年（1320年），是天津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古建筑之一。
  从1404年到1860年（明永乐二年到淸咸丰十年），是天津发展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內，天津的範围有一定的发展，天津的旧城即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周围九里，高三丈五尺，宽二丈五尺。除了旧城之外，在城北沿南运河的針市街、鍋店街、候家后、北大关及南运河以北的河北大街等，业己建設起来。不过，明、淸两代的建筑现在保存下来的也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八国联軍之役，帝国主义侵略軍队攻陷天津后进行严重破坏的結果。据“天津一月記”一書記載：“城內但見死人滿地，房屋无存”。另外，在帝国主义劊子手瓦德西（德人，联軍統帅）所著“拳乱笔記”里，也承認从大沽到天津以及天津的重要部分，己經成为一种不可描写的荒蕪破碎的景象。
  在明、淸两代虽然天津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当时正处存封建經济由衰落到崩潰阶段，同时加上對建社会技术条件落后，因此，当时建筑一般为平房，建筑簡陋，質量不高，城內住宅一般是三合院或四合院，临街建筑也多为前店后堂，具有中国古典對建城市的一般风格。当时天津唯一的高层建筑是位于城市中心的鼓楼（建于明弘治年間——1488年至1505年，解放后于1950年拆除），高三层四面穿心通四大街。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天津建筑活动（1860年～1948年）：在这个时期，市区範围迅速扩大，建筑活动較之以前更加頻繁，天津由一个北方重鎭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重要城市。
  天津最早开辟租界为英、法、美租界（按：后美租界合併与英租界）。英租界开辟系根据1860年10月24日中英續增条約（北京条約）第四款规定設立。法租界根据1858年中法天津条約及1860年10月25日中法天津續增条約规定設立。法租界东北至白河（海河）、西至大沽路，南至营口道与英租界相接。英租界在法租界之南，东至白河、西至大沽路、南至泰安道、北至营口道。美租界又在英租界之南，占地140市亩。
  1895年德国以“天津之于德国有密切之利害关系，有設定专管租界之必要”为理由，要求在天津設立租界，同年10月30日訂“天津条約港租界协定，”划美租界以南为德租界。
  1898年根据1896年中日通商航海条約附設議定書规定，設立租界在法租界西北。1900年八国联軍之役，帝俄、意、奧、比等相繼在天津开辟租界，至此，八国租界割据旧城以南海河两岸，租界总面积超过了旧城6倍。
  在八国租界相继設立之后，各帝国主义为了配合侵略上需要，以便进行軍事、政治、宗敎和商业活动，开始了在租界内的建筑活动。在1860年至1870年間，帝国主义在天津的經济势力还很薄弱，人数不过20余人，当时租界虽然开始建設，但質量不高，一般为一、二层砖木結构、洋鉄瓦頂。当时較好的建筑是1864年建的旧尤利翁敎堂（在大沽路法租界)。1870年天津敎案发生，帝国主份子紛紛逃出旧城，在1870年到1900年的20年中，英、法租界添了不少建筑，中街（解放路）即在这一时期首先建成。另外，法租界在1871年和1875年建筑了圣路易敎堂和紫竹林敎堂（在营口道靠海河附近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1880年左右建成海关大楼。而义品大楼建于1900年以前，是帝国主义在天津最早成立的經济侵略組織之一（义品放債銀行），建筑平面为长方形，立面分砖柱采用中国磨砖对縫手法，屋簷处理用希腊式瓦飾，但許多紋样模仿中国古代建筑风格。在英租界这一时期較好的建筑是戈登堂（市人委大楼）和利順德飯店。戈登堂建于1839年，为砖木結构二层楼房，鉄瓦屋面，靑砖墙面，門窗多为尖券式，屋簷作蝶式簷墙，屬于英国中古时期的建筑手法。利順德飯店（天津飯店）建于1890年，是当时天津最高的建筑，1890年～1900年，英租界繼續修建了許多新建筑，如旧英国球场（1895年建），旧英国医院（1897年左右建）及具有高直式风格的新尤利翁敎堂和泰安道敎堂（1898年和1900年初建）。
  在这个时期，住宅建筑最考究的是1884年至1896年間建筑的德璀林大楼，基本上是英国中古时期的建筑手法，平面为长方形，为住宅房間組合，高三层，砖木結构，鉄瓦屋面，四角建平頂角楼。
  从1900年到1919年前后（庚子到五四前后），随着租界的扩张，帝国主义在天津經济势力的巩固与发展，以及帝国主义問的互相竟爭，建筑活动更加頻繁。1900年以前墙子河沿岸如南京路一带还是低洼沼澤之地，庚子之后，法国要求扩张租界至墙子河，日本要求扩张租界至南馬路，英国要求扩张租界至墙子河海光寺大道以西。随着租界的扩张，特別是帝国主义越界筑路，使墙子河一带逐漸繁华起来，老西开敎堂即建于1917年。这一时期租界內的建筑为帝国主义統治阶級服务的建筑居多，如領事舘、工部局、兵营及专供洋人亨受的高等住宅等，建筑質量較以前也有所提高，体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在天津的进一步的发展。至于建筑外形，多半仍然是模仿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古老建筑風格。如1907年建成的德国俱乐部（政协），采取砖木石混合結构，具有日尔蔓罗蔓式造形；1915年建成的意大利領事舘，用拱門券窗，边具塔楼，屬于意大利罗蔓式风格：意大利兵营（1925年建），高三层，上具两层券廊，显示出古罗馬建筑特点。另外，在为帝国主义以及依靠帝国主义的官僚、軍閥、买办阶級服务的商业、住宅及遊乐建筑，也采取西洋建筑風格，像裕中飯店（1917年建），軍閥张彪住宅（俗称张园建于1911年），吳光新住宅（1916年建）及张勳、黎元洪等住宅，在造型上都采用了西洋古代建筑手法，极尽其富丽堂皇之能事。
  1919年以后，世界第一次大战結束，帝国主义租界內建筑又有新的发展。日租界道路在1919年前，只开辟到花园路（山东路）以北，至此，继續开辟南部道路，完成今和平路（当时称旭街）北段，使下权仙（今人民剧场）、卢庄子一带成为最繁华地区。
  法租界在1919年以后出现了許多商业性和大型住宅，像国民飯店（1922年～1923年建）、浙江兴业銀行（1925年建）、劝业场（1925年建）、惠中飯店（1928年建）、交通旅舘（1931年建）及市中心公园（旧法国公园）周围的高級住宅等，都是这一时期产物。
  英租界的墙子河以南，在“五四”以前还沒有什么建筑，到“五四”以后。由于軍閥、官僚、买办阶級借帝国主义势力在租界里建別墅、公寓、里弄及其他出租房屋，也漸漸繁华起来。而大沽路、解放路也增加了不少洋行企业和古典式銀行建筑。如先农公司大楼（1924年建）、兴隆洋行（1929年建）、汇丰銀行（1924年建），开灤大楼（1919年～1921年建）、东方汇理銀行（1925年建），解放路形成了帝国主义在天津經济統治的中心。
  在租界以外的天津旧地区，庚子以后由于受西方資本主义影响，有很大变化。八国联軍之后，洋务派袁世凱任直隶总督，大搞所謂“新政”。将河北区辟为大經路（今中山路）直抵北站（按北站建于1903年），全长6华里。同时又辟緯路与大經路垂直，以天、地、元、黃、宇、宙、日、月等字命名。直隶工艺总局，北洋鉄工厂、敎育品制造所和实习工厂，劝工陈例所，北洋法政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等都設在大經路一带，使河北一带逐漸繁华起来。
  另外，在旧城以北沿南运河两岸及河北大街一带，虽然遭到八国联軍焚烧，由于这一带是內河貿易的中心，所以又发展起来，不过新建筑不再是前店后堂，而是模仿西洋建筑，如大胡同一带商业建筑尤为明显。
  綜上所述，可知自1860年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天津以后，彻底破坏了中国古典城市风格，形形色色的各国建筑造型，使整个城市的建筑混乱，深刻的反映了天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質。
  第二節：建筑行业的兴起与发展
  天津建筑业的产生是在帝国主叉侵入之后新兴起的为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資产阶級服务的一个行业。在1860年以后，随着租界的开辟，对外貿易的逐漸发展，市区面积的扩大及人口的日益增加，除了帝国主义为了滿足經济上、軍事上、宗敎上进行侵略的需要，大量进行建筑活动之外，一些下野的軍閥、失意的官僚、政客，把搜刮人民得来的財产，也投資于房地产买卖，建筑一些里弄、公寓、住宅，于是經营地皮公司或地产公司风起云湧，成为风行一吋最有利的投机行业。天津最早經营房产公司是美国人丁嘉利（当吋任直隶总督衙門翻譯），在1901年設立的先农房产公司（在英租界），其后法国海軍軍官卜布隆又在法租界設立仪品地产公司，奧那义設立义隆房产公司，到1920年左右，中外商人經营的房产公司，据不完全統計己有三四十家，其中較大的房产公司，在南市的有东兴、广益、振德、广兴等；在河北区的有宝兴、仁田、德基等；在南門外的有荣业；在南开区的有华兴等；存租界內为外人設立的有义品（法租界）、先农（英租界）、利津、德庆、日本建屋会社等，当时外商經营的房产公司，如义品、先农、利津、日本建屋会社等，都兼营建筑設計、施工，至于承办包工业务的建筑公司各区都有，如日租界有华卫、华胜、北京建筑公司；法租界有华洋、复兴工程公司；英租界有东方实业工程公司等。早期在天津搞建筑設計的建筑师，大部分是外国人，他們凭借帝国主义的势力及官僚、买办崇拜欧美的洋奴思想，在业务上进行垄断，以設計为奇貨可居。当时外国人承揽建筑設計任务，往往两人合作，一人搞結构，一人搞設計組成事务所。如同和工程司，就是由英国人爱潛克森，道拉斯合作，設計过开灤大楼；景明工程司，英国人赫明、拍尔克合作，設計过新平安电影院、麦加利銀行、干部俱乐部主楼等；东利工程司瑞士人陆普和英国人扬合作，設計过国民飯店、中国大戏院、陆安大楼、仁記洋行等；永和工程司法国人汉京、摩勒合作，設計过劝业?、交通旅舘、渤海大楼、利华大楼等。
  这些外籍建筑师，把持各該国租界內的設計业务。在設計思想上販卖本国当吋流行的折衷主义形式，或无原則的投业主之好，根本不考虑建筑群体的統一与周围环境取得配合，因而，造成建筑形式的混乱。
  1919年以后，中国到欧、美各資本主义国家学习建筑的留学生有一部分回国，开始在天津組織事务所，当时中国人自办的建筑設計事务所有：
  中国工程公司：由閻子享任經理兼工程师（閻曾在香港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設計的工程有：市立师範学校、南开中学范蓀楼、女师学院大礼堂、寿德大楼、岳阳里住宅等。
  华信工程公司：由沈理源于1931年左右組織，沈曾在欧州学习水利工程，对世界建筑史有研究，設計的建筑工程有：盐业銀行、浙江兴业銀行、新华信託銀行等。
  基泰工程司：成立于1919年左右，规模比較大，时間比較久，領导人是杨廷宝等在天津的設計有：河北省体育?、中原公司大楼和基泰大楼等。
  以后天津工商学院开办了土木科、北洋学院开办土木系，唐山交大开办土木建筑組，培养了一批学生，于是中国人自己承揽建筑設計的技术人員日漸增多，但一般规模小，只从事一般的建筑設計。
  从“五四”以后，虽然天津有中国自己的建筑师，打开了外国人垄断的局面，但是，这些中国建筑师都是直接或間接学习西方資本主义东西，有着浓厚的崇拜西方資本主义的建筑形式思想，因此，建筑物仍然带着西方色彩，幷且是专以盈利为目的，巧取豪夺，爭名夺利，进行商业上的投机。
  至于当时的建筑工人，則完全处于层层剝削之下，有所謂大包、二包，被封建把头所操縱。把头通过人市招工，組成“鍋伙兒”，工資低，工作时間长，同时建筑工人是季节工，一年最多只能做六、七个月工，雨季前后，建筑、修繕活比較多，入秋以后漸漸减少，到了冬天完全陷于失业状况，所以入冬以后有些工人拉胶皮、摆小摊，过着半飢半飽的生活。
  第三節：建筑材料工业的兴起及演变
  我国对砖瓦和木材加工等建筑材料的生产有着优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十二世紀的周朝，建筑上己經开始使用瓦，据考古学家发掘，在周京鎬（西安西南郊）故址，有伴随周代靑銅器出土的瓦片；到了汉朝砖瓦生产和使用己很广泛，幷且能生产空心砖和大块面砖。
  天津自1404年筑城設卫起，随着城市建設的开始，建筑材枓工业开始进行生产，如金家窑、西窑洼、吳家窑等都是早年生产砖瓦的地方。不过当时建筑材料的生产完全依靠手工操作，生产能力很低，迨至帝国主义侵入天津之后，外国資木家为了适应他們在中国进行經济掠夺的需要，于1900年左右，英商、法商首先在天津开办了祥太木行和3家木器厂，以后法商、比商在1905年又建立了3座紅砖輪窑，安裝制砖机器，从此开始了建筑材料用机器生产。不过当时由于建筑活动很多，机器生产有限，建設上所需要的大量砖瓦、成材，仍由中国商人以手工业进行生产。
  1914年帝国主义为了爭夺殖民地和世界市场，暴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四年战爭期間，由于帝国主义无暇东顧，法、比商人开办的窑厂先后倒閉，民族資本在建筑材料行业中得到发展。这时中国人开办的紅砖輪窑有广发、恒裕、兴善、裕丰四家，在木材行业中，除了以前設立的德和木行和生昌木器厂外，又新建了六、七家木箱厂和三家木器行。伛是，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建筑材料工业又有新的发展，总計从1919到1931年的20几年間，天津的窑厂共有75家，萁中紅砖輪窑厂29家，兰砖窑厂46家，年产紅砖1.5亿块，兰砖約3500万块，窑厂工人約2700余人。木材加工厂共有10余家，其中鋸材厂7家，胶合板厂2家，其余为木器厂約890余人。
  1937年抗日战爭暴发，天津淪陷。在日伪統治的8年間，日本法西斯根据以战养战的侵略方針，在天津投資設厂，作为侵略华北的經济基地。由于工业建筑的兴建，建筑材料工业继續发展，到1944年全市共有窑厂85家，其中紅砖輪窑厂50家，兰砖窑厂35家，年产量2.6亿块、瓦390万片，可以說是建筑材料工业发展的最高峯。此后不久，抗日战爭胜利，在国民党統治的3年多时間里，由于国民党的大肆搜刮，投机倒把之风盛行，建設事业陷于停頓，因而，建筑材料工业到1948年只剩下40家，年产紅兰砖3400余万块，較之1944年減少6倍以上。木材加工行业方面和窑厂相同，鋸材厂只剩18家，胶合板厂虽然还有两家，但营业不振，处于奄奄一息状态。
  关于建材工业工人，特別是窑业工人生活，在过去是极为悲惨的。資本家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每天10几个鐘头工作，披星戴月劳累不堪，而窑厂內溫度高，又沒有降溫設备，經常发生暈倒现象。当时資本家为了取得高額利潤，还招收大批童工，只管飯不給錢，在砖瓦厂出窑时就有很多未成年的童工参加出窑，燙伤、砸伤的事故不断发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期間，由于通貨恶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窑业工人生活更加困难，当吋工人工資一年只在春秋两季各发放一次，在工人发工資时并不是按原約定工价开支，而是由資本家任意压低，所得工資除扣除飯錢之外，离家远的还不够回家路費，但是，就这样也不是所有工人都能拿到工資，往往是在快开支工資时，把头故意找工人岔子，私設公堂，毒打工人，逼迫工人逃走。每年工人被逼逃走的很多，这样，資本家旣可免开工資，同时还賺了工人的行李。資本家及封建把头压迫工人手段是残酷的，但这样只能激起工人更深刻的阶級仇恨，所以工人們的反压迫斗爭始終沒有間断。在日伪統治吋期，工人斗爭方法主要是怠工、破坏工具和物資。在国民党統治
  时期，为爭取改善生活，1949年天津粘板公司工人提出增加工資,1948年春，各窑厂資本家在发工資时，把万块坯90斤玉米压低改为70斤，大陆瓦厂工人首先起来反对，其他各厂紛紛响应，虽然这次斗爭由于資本家勾結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工人代表，把斗爭暫时鎭压下去，但反压迫和要求改善生活的斗爭，此伏彼起不曾間断，直到天津解放。
  第四節：解放前劳动人民的居住状况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房屋是作为一种商品而存在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談到单純房租（即不包括地皮租金的房租）时曾經說过：“那是投在房屋上的資本的利息和偿还金”。天津在开港之后，随着对外貿易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經营城市房地产买卖，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在租界內帝国主义用低价收买，經过重新划分地段，确定街道后，再高价出售或出租，同时规定租界内土房必須按租界规定重建，如无力重建，必須遵章出售，这徉，实际上剝夺了劳动人民的居住权利。至于外商开設的房地产公司，大半都是白手起家，凭借帝国主义势力，勾結官府进行投机欺騙，巧取豪夺，因而发財致富。如英商先农公司，在1901年成立时为4000股，每股白銀100两，但是到1954年結束时发展到650万股，每股港市1元，資本50年中增加6倍以上。
  外商开办的房地产公司，最初絕大部分是以租界内土地作为投資，以后用发行債券、倒卖上地、抵押放款、借欵逾期无力偿还，以抵押品——房产折抵或“借地不拆屋”等等方法謀取暴利。如美国人馬格磊經租处，最初是在和平区滨江道取得22亩土地，分段出租給居民自建房屋，訂期10年，所建房屋无代价归馬格磊所有，靠这种方法他不費一文取得了131所房屋。据解放初期統計，有18个国家的外侨在天津占有房地产，总数共54613間（自然間）。有許多外国商人靠眷这些房地产坐地吃租，掠夺中国人民的財富，塡滿了他們的腰包。
  从“七七”事变到解放前夕，房荒日益严重，管理更加混乱，黑地手、縴手、二房东应运而生，劳动人民住房更加困难。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淪陷，一些軍閥、官僚、對建地主及富商大賈、买办等紛紛逃入租界依靠帝国主义庇护；同时，日本法西斯也向华北移民，天津人口驟然增加，房荒严重，投資房屋又成为一項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又有一些資本家、流氓匪棍趁着房屋供不应求，进行房屋投机，建筑了一些質量很低房屋，同时日本人也修建了一些簡房，这些房屋虽然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居住問題，但由于建筑时偷工減料，以次頂好，因而也給居住者带来了潛伏性危险。
  但是，投資建房也只是天津淪陷初期的暫时现象，在敌伪統治期間，由于物价不稳，伪币貶值，投資建房不如作投机买卖更为有利，所以住房困难随着人口不断增加，日甚一日。由于房荒严重，房屋“倒兌”成风，房主巧立名目对房客进行勒索，如倒底費、介紹費、运动費、預押金、搬家費、茶水費等名目很多，房租以黃金、面粉、“大五福”等实物計算，又有二房东、房縴从中把持，劳动人民想找一間房子，眞是比登天还难。
  “八一五”之后，日本法西斯投降，国民党反动派接收了天津，当时有很多人幻想能从敌、伪霸占的逆产中，解决居住問題。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在本質上幷无区別。他們借处理敌伪財产之名，大肆搜刮，用巧买、套購、变卖、拆售、强占、隐匿等方法，将敌伪房地产轉移到四大家族和国民党官僚、党特分子手里。国民党反动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成立了“敌伪产业处理局”，对敌伪产业进行审理、接收，实际是对国家財产进行一次劫掠。
  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的3年半吋期內，房屋管理混乱，可以說到了登峯造极的地步。房荒严重情况較敌伪統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別是在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軍队，为了作垂死掙扎，将城防周围300米以內房屋全部烧毁，天津周围70个村子无一倖免，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仅万德庄就有1300戶2960人的房屋被拆毁，宜兴埠2500多間房子，国民党反动軍队浇上汽油放火烧掉，致使2万多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解放前的天津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阶級的天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这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性質反映在人民生活居住方面，呈现出居住状况的极大悬殊。帝国主义分子、軍閥、官僚、买办阶級、把吸吮来的民脂民膏，在租界內建筑起华丽的公舘、別墅、高級住宅，占据城市的中心，而劳动人民却聚居在設备簡陋、环境卫生恶劣的市边緣区的破土草房里，或者根本連土草房也沒有，住在窝舖里，据解放初期調查，全市約有窝舖5000多个，約有25000多人常年生活在那里。至于連窝舖住也沒有的大有人在，住危房发生倒房咂死压伤的大有人在，这就是解放前劳动人民的居住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