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卢木斋早年的身世——武备学堂的算学总教习——步入宦途——戊戌与庚子时期——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出任提学使——经营实业和房地产——兴办学校图书馆——兄弟刻书——卢慎之的著述和晚景
  关心天津文教事业的大概都知道过去南开大学的图书馆称为木斋图书馆，是纪念独资捐款十万元修建南大图书馆的卢木斋的。卢木斋的生平事迹，除捐款赠书修建南开大学图书馆外，还办了木斋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后又在北京他的私人住宅中建起了北京木斋图书馆。他独资兴办的这几处馆、校，都已不复存在了：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毁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北京木斋图书馆则在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八月卢木斋刚刚去世时，即决定全部捐赠北京清华大学（这批图书，遭到当时住进卢木斋住宅的东北逃亡学生焚毁盗卖，散佚不少，现清华大学图书馆登录库存的是其残存部分）；天津木斋学校一九五三年改为市立。
  清朝末年，在卢木斋任职知县和提学使时，他赞助兴学办校之事也还不少。今天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的前身——直隶省图书馆，就是由当时任直隶提学使的卢木斋提倡兴办的。民国成立后，他不再作官，专办实业，盈利之所得，使他有力量捐资兴学，其后大部即转为木斋教育基金。有关文教事业捐资募款找到卢木斋时，他总是乐于慷慨解囊的。此外，他和他的弟弟卢慎之合作，还刊印出版了不少部书，《湖北先正遗书》、《沔阳丛书》、《慎始基斋丛书》是其中三大丛书。卢木斋本人早在清光绪年间曾写过不少篇数学著作。卢慎之是六十五卷《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木斋对天津早期文教事业有着一定影响，卢慎之治史著述，校勘图书，在天津也是位知名的学者。这里根据卢木斋、卢慎之的后人口述，及参考仅存的一些函札文稿，搜集成文，阙遗误谬之处必然很多，希知者不吝指正。
  （一）卢木斋早年的身世
  卢木斋名靖，字勉之，湖北省沔阳县人。由于他二十八岁考秀才时，主试的学台是高钊中，字勉之，卢木斋感高勉之学使的知遇之恩及师生之谊，此后即避称“勉之”，而改用“木斋”二字，晚年即以字行。从卢木斋的高、曾、祖父起，代代相传，都是教家馆当塾师的教书先生，家境清贫。但在乡镇的人眼里，对能够识文断字、知书达礼的人家，还是很尊敬的。卢木斋的父亲名瀛，字晴峰，原在新堤镇住，当时正是太平天国革命烽火燃遍南方各省时代，卢晴峰谋得了在监利县衙门当文案的职位，把家迁到仙桃镇。在兵荒马乱年月，卢木斋的母亲赵氏在回她陕西原籍省亲路经光化县老河口之际，生下了他。时为清咸丰丙辰年二月二十五日，即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卢木斋生在这么一个书香门第里，家里虽不宽裕，但自幼读书的条件还是具备的。卢晴峰外出就馆，带了卢木斋去附读，他当时年仅九龄，还得兼管烧饭；因为个子长得还够不着灶台，只好站在小板凳上把饭菜烧熟，生活既艰苦又忙碌紧张。卢晴峰亲自教子读书，比对待其他学生要求更为严格。据卢木斋老年时回忆说，别的学生犯了规，卢晴峰却唯卢木斋是问，他常代人受过挨板子。其间，他也曾一度因家贫无以为生，去酒店当过小伙计，辍了学。同里有一位李子铭先生，是位豪放不羁、才识不凡的人，知道后力加劝阻，卢木斋才又得以艰难地继续他的学业。卢木斋在读书求学方面，确也表现出与众不同。那时，读书人所向往的最好出路就是进学、中举、点翰林，进入仕途。想中举作官，就一定得作好八股文，卢木斋却十分厌恶八股文章。他喜欢研究的是一些讲求实际学问的经世有用之学，他日后曾多次自称学的是颜（元）李（塨）之学，讲实践的。第一部引起他强烈兴趣的书是贺长龄与魏源编撰的《经世文编》。年青的卢木斋为了赴考，来到了汉阳，在街头书肆中，看到《经世文编》一书，这是一部翻刻的廉价版本，纸劣版烂，书贾索价三千文，当时卢木斋行箧中虽恰好带得刚够此数，但买了书就无法再去应试，去应试就买不成书，卢木斋实在割舍不下，天天去书肆和店主人问价还价，一边商讨价钱，一边翻书看，弄得店主人十分不耐烦，拉下脸子说：“要买就买，磨缠什么！”卢木斋只好千方百计四处告贷凑出钱来把这部书买到手。一经购置到手，他便苦心钻研，不眠不休。他自认为从这部书中获益匪浅，打开了思路眼界，激发了他对学数学的兴趣与信念。（对这部书，他十分有感情，后来他兴建图书馆捐献出大量精刊善本图书，却始终把这部得来不易的劣质版本的《经世文编》，留置案头，时供摩挲。）青少年时期，为了找书看，他经历了不少艰苦酸辛：有时候是想读有用的书找不到书读；有时候找到急需的书又无钱购买；有时在书肆中他一站几个时辰看一本他买不起的书而留连难舍；有时不得不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地向藏书主人求借一本难得到手的书，彻夜不眠，通宵抄录。经历了读书难的这些苦楚，他曾暗暗立下宏愿：“有朝一日我有力量的话，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大办图书馆，让想读书又买不起书的穷读书人，都能从图书馆借到手看。”几十年后，他果然实现了他当年许下的心愿，兴办了不止一处的图书馆，但在当时，这却只是不着边际的梦想。在他所在的穷乡僻壤里，不仅找书不易，更不易找到可以请教的通晓这方面学问的人，良师益友是不多的。那时和卢木斋志同道合的只有个傅寅山，也是湖北沔阳人，与卢木斋同为数学爱好者，两人共同钻研探讨。为纪念青年时代的友谊，后来他们还结为儿女亲家。傅寅山写有数学著作多篇，当时一般的学子都在摇头晃脑大背八股文，大讲破题、起承转合、写八股文章之际，卢木斋、傅寅山却在那里专心致志于解题演算，积累了一大叠演题算草。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强烈爱好，在乡里却被目为不务正业，人言啧啧，受到讥评讪笑。卢木斋记载当年苦学情况说：“知天文、舆地、水利、河防、治赋、整军诸大端，皆以算术为管钥，遂屏弃一切，专究心畴人家言，既乏师承，又无力购致群书，徒抱三五残编，苦思冥索而已，举世方以帖括为梯进之媒，靖独治此艰深隐奥不急之学，年二十七八，尚未能青一衿，乡人咸匿笑之，目为狂生。”卢木斋多次阨于场屋，为贫贱所窘，他只好仍去继承父业，就馆当塾师，挣一年只有不多几两银子的束修，苦度岁月。这来之不易的辛苦钱——全年脑力劳动的所得，卢木斋有时却毫不吝惜地拿来周济比他更穷苦的朋友。有一次竟是不名分文赤手空拳地回家过年，问起始末原委，家里人也拿他哭笑不得。直到二十七岁，他一直生活于这种困顿的境遇里。
  （二）武备学堂的算学总教习
  卢木斋长期的辛勤探索，终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偶然机缘，使他崭露了头角。那时正是洋务运动风行一时之际，不少人接受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在当时洋务派心目中所理解的“西学”，主要就是火器，也就是外洋的枪炮船只。在这种思潮下，一些官场人也想网罗物色些通晓富国强兵之术的人才。一八八三年，卢木斋写成了《火器真诀释例》一书，是讲究枪炮瞄准，发挥武器威力之术的。这本书受到当时去沔阳仙桃镇筹厘饷的云南倪修梅的重视，认为是本有用的书，便把书的年青作者推荐给当时任湖北巡抚的彭祖贤。彭祖贤认为此书是军务所急需，立予赞助付印，并礼聘卢木斋到书院主讲算学，让他去参观视察塘角炮台，还给予他测量田家镇炮台的重要任务。卢木斋把他认为应即刻加强防务的几点措施，向巡抚彭大人上了条陈。这一来，卢木斋就名扬于乡里。自此，卢木斋以一介穷书生，逐渐受到破格的提拔重用。
  一八八四年，卢木斋受到学使高钊中的器重，终于调入经心书院学习。转年，卢木斋在天算对策的试卷中，表现出他具有卓异的学识与才能，受到主试官朱一新（字蓉生）的重视，取为首卷。紧接着便在乙酉科乡试中举，时为一八八五年，卢木斋二十九岁时才当上了举人。高钊中学使颇为得意他的慧眼识人，随即以“朴学异才”，保奏推荐他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得到以知县交直隶总督李鸿章委用的特旨，这在当时是被认为受到“破格恩遇”的。李鸿章对这位在数学方面有特长的新科举人卢木斋，请到那时刚刚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担任算学总教习，可谓恰当地用了其所长。由于这一经历，很多北洋著名将领如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等多人，和卢木斋是有着师生之谊的。到了民国以后，这些显赫一时的大军阀，在失意下台息影津门之后，有时也去拜会木斋老先生表示敬意。卢木斋对于他的这些及门弟子，却始终冷冷淡淡，从未对这些人作过任何回访。只是，民国初年，时局不靖，有时在阴谋变乱爆发之前，由于有些人身居要津，了解内情底细，倒也肯于事先到老师处通风报信。例如民国元年三月二日袁世凯发动的兵变，当时担任天津警察厅长的杨以德，也曾是卢木斋在武备学堂的学生，就先期关照卢木斋迁到安全地带，躲开了兵变的惊扰。当卢木斋后来兴办实业集资招股时，他的这些饶有资财的军阀弟子，看在师生之谊，更为了有利可图，还是肯于出资入股的。
  卢木斋在武备学堂任算学总教习大约有一年半之久。他采用的是混合教法，用这种方法教，数学方面知识相互联系多，易懂，占用课时少；学生得以用较少时间学得较多的数学知识，颇受学生的敬重。这也是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始终对他毕恭毕敬执弟子礼的一个原因。其后卢木斋在居官之暇，还不放下对数学的钻研论述，写出有关数学方面的已刊及未刊稿计有：《万象一元演式》、《割圜术辑要》、《叠微分补草》、《求级数捷法》、《代数术补草》、《微积溯源补草》、《代微积拾级补草》等篇。究竟卢木斋在数学研究方面造诣如何，研究中国数学史问题的同志，或者可以注意及之，这里我们就不妄加评述了。但卢木斋精于数学计量，对他日后经营实业，持筹握算，子母相权，对他购置大批房地产，对土木建筑的擘画施工，皆能深谙其术，他的数学根底实在是帮了他的大忙。
  卢木斋在武备学堂时还认识了同时任水师学堂教习的严复。他对严复译的《天演论》、《原富》、《名学肄言》等书，极为推崇，并代为刻印成书，以广流传。《天演论》刊行时最早的版本之一，是由卢木斋出版的。卢木斋之弟卢慎之于一八九八年在湖北把《天演论》刻印制版，是卢氏兄弟刻版出书的开端。《原富》中阐述的理论，更成为卢木斋日后经营实业时的指导思想。卢木斋历官州县学政直至晚年，始终致力于兴学办校，培植人才，更可直接追溯于严复译述西学、以广民智的积极影响所致。作为封建社会旧官僚之一的卢木斋，能接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并见诸于其行动，严复对他的影响确实是不该低估的。
  （三）步入宦途
  从一八八七年起，卢木斋正式补了直隶省赞皇县知县缺，从此便步入宦途。十余年间，卢木斋历任了赞皇、南宫、定兴、丰润县的知县，直到一九〇〇年即庚子年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后，卢木斋调多伦诺尔厅。这时的卢木斋（从三十二岁到四十七岁），正当年富力强，颇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不同于沾染官场腐败恶习甚深、暮气沉沉的那些老官僚，对办盗案、办河工还颇有些办法。一八九〇年，在赞皇县曾作到办盗案不杀人，捕获到一个横行三十年的巨盗，他不按惯例施以罚站笼的酷刑，恩宽未杀，因而该盗供出了全部同伙；其后在卢木斋任赞皇知县任内，再未发生盗案。一八九六年调任丰润县知县后，办河工六十余里，四个月工夫，开出良田万顷，动土方十余万，仅用款六千余两。卢木斋亲自参与勘测河道，亲自到施工地点了解工程进展情况，不避酷暑烈日。这项工程的化费较前任估计节省十分之九（原估计修堤需银六万两），地方受益，民不受扰。卢木斋当时把河工上的一些规定，编成顺口溜，写成招贴，在河工施工各地到处公开张贴，让出工民伕都能知晓，防止中间的差役藉机敲诈聚敛或贪污中饱。歌词是：
  上宪发帑疏河，意在以工代抚；
  毫不敛钱派费，只各出夫挑土；
  每方出钱五百，不折不扣实与；
  地总皆有饭钱，书差全给伙食；
  合再剀切晓谕，凛遵毋违干处。
  这些，使他在地方上很博得一些声誉。
  卢木斋在丰润县知县任内，河工竣事，水患既除，收成颇稔，他曾上奏折请修东、西陵并遵化、玉田、丰润三州县铁路，以兴利源而节靡费。他提出修建此项铁路的理由，有利于国者七，有益于官、民者各二，一一列举在他的奏折上：
  一、清皇室每年都要自北京到东、西陵祭祀，往返必须七、八天，铁路修成，朝发夕至，至多两日即可还宫，民间无办道之差，深宫免劳民之虑。
  二、每次谒陵，国库都要拨银三十万两作桥道经费，铁路修成，可永省此项经费。
  三、东、西陵每动大工，如运一汉白玉石，每天行十余里，即须牛、马百余头匹，铁路修成，一切料物皆归铁道，又快又省，节省用费甚巨。
  四、自通州东至丰润，为东三省进京大道，铁路修成，免从驿路行走，十数州县驿站车马可裁十之五、六，国库每年可省三、四万金。
  五、已修的直奉铁路近临海滨，如有兵端，敌人从海上轰击，兵运受阻，此道成后，关内外运兵运饷，直捷妥速。
  六、唐山煤可通过此路径运京城，较塘沽绕道每年可省运脚十余万两，运费轻销煤多，销煤多则税收亦增。
  七、范家庄一带铁矿极佳，可练上等钢，此道修成，可运唐山煤、开铁矿，自制铁轨，自铸枪炮。
  这是有利于国者七条理由。
  他又列举道差一事，州县视为畏途，因修办不易，浮费太多，深恐赔累获咎，此路修成，州县免办道之难，再则州县承运两陵兵米脚价每年约银十余万两，豆草车价饷费约亦二、三万两，路修成则运送很易，每年可省银十余万两。这是利于官者二条理由。
  民间承办大差一次，差徭约在五、六十万两，书差乡地中饱尚不计在内，此路修成，差徭之累，可永免除，此益于民者一。路修成后，京东州县并易州、涞水、广昌土产杂粮、果品、木料、木炭、布匹、烧酒、蓝靛、石头、石灰等物皆可运销他处，增无量养生之路、可养亿万无业之民，游手既少，盗风自熄，这是益于民者二。
  他对修路筹款方法及需费多少也作了细致的测算，认为如筹得百余万金，将有盈无绌，只是清廷对这一“奏请”，却置之不理，这一富国利民的好事也终于没有办成。
  他历任各县都注意兴建学堂，创办县立的图书馆，提倡地方的文教事业。在丰润县，他还办了经济学堂，延聘他的知交好友傅寅山任教。这些，也是容易得到地方士绅公众的称赞的。
  因此，他颇有政声，多次受到表彰。李鸿章对他有十分深刻的印象，认为他“勤奋有为，才长心细”，把他作为自己幕下，注意了对他的推许提拔。一九〇〇年，调他去多伦诺尔厅，这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地区，清政府设有关卡办税收，地方很落后，也兴办不了什么事。卢木斋曾记录当时情况，说是：
  蒙汉语言不通，游牧习俗难改，前欲鼓励工艺牧矿诸切近之端，悬赏经年，无一应者。
  不过，这里虽事情少但来财多。清朝有一个制度，明令是地方官如收取贿赂银子在五百两者即要杀头，但又规定按上缴税银数额纳足后的余款，可以归地方官私人所有，称之为“养廉”；另一个说法是税余之款是皇帝赐给地方官夫人的“脂粉钱”。多伦诺尔厅的税收的“余额”数字是不小的，卢木斋于此时广积宦囊，成为他日后投资兴办企业时的财力基础。同时，由于事情少有闲暇，他又恢复了对数学的钻研，写出前面提过的有关数学的几篇论著。
  （四）戊戌与庚子时期
  详述卢木斋如何作官是没有必要的，倒是应该搞清楚卢木斋在极为动荡的时代里对几件大事的政治态度。他是主张广开民智，留心西学的，他在当时的官僚中，属于比较有眼光、比较注意新鲜事物的。他在给梁鼎芬的一封书信中说得很明白：
  第念靖于西学，初亦不甚厝意，以谓一艺一术，不足语道。及读西士译就各种新理新书，又与严幼陵诸君子游，则益恍然于宇宙之大，古今之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中土圣人递相传授之实际，洎今学者已湮其源，独赖二三西士，深操力取穹乎阖辟之始，扩诸名教之繁，推隐钩沉，发㧑交畅，虽其于道，未必遽合，要其征实不诬，则固吾圣人复起，有不能废者也。幼陵观察，㑺深淡永，学有本原。其为世所指摘，则以独为所不为。……惟译书鬻报是务，意在广开风气，拯救陆沈，靖尝许其有贾屈之志，大府贵人，稍稍知所引重。所译《天演论略》，靖一再读之，美其文章益人神智，录稿邮鄂，家弟遂已锓行。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卢木斋是如何接受了西学，更可看出他对严复的心折与推崇。卢木斋从严复那里接受的维新思想，亦即严复所主张的“欲使中国图强自存，只能从‘开民智’的教育慢慢作起”。他预感到康梁通过光绪皇帝下诏书颁行新政之不可恃。他不满于一天下多少上谕，朝令夕改，近似儿戏的作法，他表示过他担心“新旧交讧，朝端水火，非国家之福。”他认为：“事功不可以躁进，不可以骤几，不可以躐等，不可以幸致。”因而他是丝毫未参与当日维新派的政治活动的。虽然如此，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还是对这个年富力强以谙于畴人之学而历宰壮县的卢令，看作是通晓新政西学，接近维新派的人物。卢木斋当时在丰润县令任内，也常来津述职，就在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九月二十日），荣禄还在天津特地约他到总督衙门询问他康梁强学会事，问他有关新政的见解。卢木斋并未加入强学会，不谙内情，他正字斟句酌审慎对答时，忽然有别人来，卢木斋即退到外厅等候，这个匆匆来客就是来告密的袁世凯。荣禄会见来客后，对外厅等候的卢木斋告以“卢令，没你事，你走吧！”遂立即乘火车赴北京驰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出首。次日就正式发生了戊戌政变。对于西太后又出来训政，旧党亲贵反动顽固气燄更张，六君子殉难，新政停罢，卢木斋还是感到相当痛心，为之扼腕太息的。虽然他充其量只能说是对维新有所同情，实质上是冷眼旁观者。他向人表示过：“党祸兴，乱机伏。”新的变乱要不了多久。果然，不久义和团运动就起来了。清廷顽固派也焚香设坛、画符念咒、一起哄嚣所谓的“刀枪不入”，卢木斋是完全不信的。他是靠讲枪炮发射瞄准、火器如何发挥威力才崭露头角的。因此他严禁义和团在丰润县活动，义和团也把他看作“二毛子”之流。当时各地烧学堂、焚藏书，岌岌不可终日，和卢木斋有几十年交谊、当时任丰润县书院山长（即院长）的贾恩绂（字佩卿），记录当时情景说：
  当日拳乱方炽，内则绅顽民愚，外则兵骄将悍，群目木翁乃耶教徒，共仇视之。
  卢木斋也意识到他的危险处境，因而曾致函贾佩卿，托以后事，说：“幸而能临危致命，则衣冠之墓铭，惟吾兄与济生是属也。”又说：“伤乱之世，金玉锦绣皆在所不惜，惟书籍数万卷，乃靖二十年心力所聚集者，如一旦散亡，极为骨痛心酸，拟全送入书院，或分送与阁下，未知能与各绅董设法保全否？”卢木斋总算是比较冷静从容但却也冒了很大风险地应付了这一震惊中外的变乱，丰润县虽与京津近在咫尺，却由于义和团未在那里活动，后来也免于遭到兵燹涂炭，从而更受到李鸿章、荣禄、袁世凯这些权倾朝贵的大官僚的重视。果然不久，他就又一次得到不次的升迁。
  （五）主张废科举，兴学校
  一九〇三年，卢木斋母亲逝世，他请假奔丧回原籍葬母，其后即被任命在保定直隶学务处任职兼保定大学堂的督学（即校长）。一九〇五年卢木斋奉派率领直隶的官绅去日本考察学务。临行前，卢木斋去见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嘱咐他注意从办教育角度考察日本兴学之所以成功，中国办学之所以不振的原因。对此，卢木斋当时的回答是：
  此不必出国门而可知者，吾国千数百年，以科举为取士之途，今日所试者，制艺、诗赋、小楷耳，萃全国聪明才知之士，悉囿于帖括无用之学，穷困老死而不悔，颠沛流离而不悟，上自台阁卿相，下至一命之士，咸出于此，美其名曰正途。得者举国欣羡以为荣，否则穷愁白首，不齿于士夫，国家若不更张学制，虽日言兴学，犹背道而驰也。如水流然，既有长江大河可奔赴，支港细流，其势决不容畅趋，非塞此愚民谬妄之正途，虽日加劝诱，终不敌数千百年富贵利达之趋向也。
  就是说，科举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兴办学校的发展。
  当时学部侍郎严修正在座，对卢木斋这一番议论，立即表示了支持赞许，随即有了直隶总督袁世凯和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会衔联名奏请废科举之事。卢木斋赴日之行不到十天，罢科举的诏令就颁布下来，时为一九〇五年八月。不赞成以八股文取士是卢木斋的一贯主张，废科举一事虽然酝酿已久，当时已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但卢木斋的慷慨陈词，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卢木斋在日本参观一些学校后，买了一批日本法政、教育书籍，还买了不少声、光、力、电、理化、生物的仪器标本回来，连办幼儿教育的一些七巧板、益智图之类的教具也买了回来，成为他日后自办各级学校的最初准备。
  （六）出任提学使
  从一九〇六年到辛亥革命前，他先后任直隶提学使和奉天提学使。这些任命，对于推行他一向主张的“救国之危，化民之愚，惟普及教育之一策”，是极好机遇，也是他个人历史中重要的一页。按清朝惯例，学政的任命一般都是从有名的翰林中点派的，卢木斋仅止于举人出身，被任命当上直隶、奉天的提学使，是属于破格的提拔。他在提学使任内，确有不少的建树，建立了天津、保定、奉天图书馆，设立师范、法政、农、工、商、医、美术、水产各专门学校几十所，办起的官立中、小学有几百所。他不仅重视办教育，又深谙土木营建，对于兴办学校，从选择校址到测绘施工，常常是事必躬亲，因而常能作到投资少，用料省，工程快。对订学校章程制度，延聘师资，他更是要求严格。他曾公开表明要“为事而择人，不为人而误事”的态度。他用人讲求效率，不设冗员。在他属下学务各科，按编制应设科长、副科长和科员，但在他任内时，常是只有个副科长或只有办事员司，科长却是空缺，省下的人事开支，全部移作办学款项。这样，确能作到开支省，效率高。他在直隶提学使任内曾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同意下，以大部学款投资滦矿作为公股，这几乎占当时滦矿全部股金的半数以上，可以说滦矿的最初创办，没有卢木斋以学款作为公股投资支持的话，是办不起来的。滦矿初办时很顺利，盈利分红不少，投资者大见受益。这笔只有三、四十万的学款，在他兴办若干学校后，在卢木斋离任交代时，竟还有三十余万金的积累。清朝末年，津保地区新式学堂兴建的数字之多，为时之早，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其中，应该肯定卢木斋积极倡导之功。
  卢木斋当了差不多三年直隶提学使后，是有可能升巡抚的，那时有北京某王府的人找到卢木斋愿为他效劳，说是捐银十万两，可任小省巡抚，二十万两就可当成大省的巡抚。卢木斋拒绝了这个官场跑合的，事后愤愤地对家里人说：“我不钻这个狗洞！”不久，调他任奉天提学使，说起来，是从直隶提学使转任奉天即东北三省的提学使，实际却是明升暗降，从京畿之地调往东北地旷人稀荒凉之区。但他却不管这一套，于一九〇九年走马上任。他仿效当时欧美、日本等国的行政长官蒞任后发表政见演说提出施政纲领的办法，抵任后发表了《敬告奉天学界书》，提出五项主张：一、教育宜速普及；二、实业教育宜速图振兴；三、法政知识宜速图传播；四、寓兵于学，以泯外侮；五、经费与用人宜格外从节减，学务方能扩充。
  对这五项主张，他阐述说：
  普及教育一语，海内士夫，类能道之，然言之匪艰，行之维艰，推诿者多托词于经费之难筹，教员之难得，相率观望，坐误事机。然经费支绌，各省皆然，更张之初，又安有如许完全师范，若必俟财币充溢，人材众多，恐河清难俟，外人已不我待矣，而况财政不整理，终难充溢，人材不预储，奚由众多乎？……。是故为今日计，人人有化私为公，先觉斯民之心。……祠宇寺观可以通融修改为讲舍，荒山荒地可以种植开垦为学田，而经费自不难筹矣。人人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愿，则私塾可以改良，教科可以参酌，师范传习所可以扩张，教育研究会可以多设，而教员自不难得矣！
  这都是些从实际出发，因时制宜的可行办法。
  对如何普及教育，他说：
  至若普及之法，不仅限于学校之一方面，举凡宣讲所之讲演，白话报之传观，戏曲歌谣之改良，图画音乐之观感，广立图书馆以扩学识，多设陈列所以资竞争，电影幻灯破千年之迷信，公园会所启合群之先声，即玩物嬉戏之微，亦可寓化民成俗之理，使社会之男、女、老、幼，智、愚、贤、不肖，莫不呼吸文明，涤除腐败。阻力既去，蒙昧日开，较之仅注意学校者，尤广博切用而效速。
  这种不仅着眼于学校教育，更注意到社会教育，从宣传报纸、戏曲文艺、图书馆、娱乐场所等各方面，重视其教育作用，予以积极倡导，正面树立良好的文明风气，是很有见地的。
  对于振兴实业教育，他主张除设立农、工、路、矿、商业各实业专门学堂外，在小学中增设初等手工、简易商业、浅近农林学，使小学生毕业直接就业时能稍具基础。
  他在论述法政知识宜速图传播中说到：“盖无权利之观念，则任人侮我亡我而不知；无义务之观念，则甘心背国而不耻。”说：“法治为立国之根本”，从事各种工作的人“在在皆须养成法政之知识。”
  他在谈到“宜寓兵于学，以泯外侮”中，主张：
  是故今日之策，宜注重国民兵，奖励国民兵之法，惟有寓兵于学。……如以一镇兵开办之费百五十万金，用之添建全省之学校而有余；以一镇兵常年之费三百余万金，补助教育五十万之学生而无不足。国家多添一镇之兵，外人决视为无足轻重，如各省皆有五十万学生可充兵，外人决退避三舍矣！……果然人人练习兵操，注重体育，斯人人可为干城之选，既受国民教育之民，必胜目不识丁之众，是国家所费有限，而收全国皆兵之效。”
  在那时，主张亦兵亦学，广办民兵，这个想法是很大胆的，这就是把传统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传统认为“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这两种褒贬极为不同的观念统一起来。当时有不少人还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也有些人慨然于国家危亡，投笔从戎，卢木斋却把兵学统一起来，认作这是御外侮的途径。在奉天提学使任上，他果然让学生习兵操，但除了作到这一点而外，其他不能不止于纸上谈兵。
  对于“经费与用人，宜格外从节减，学务方能扩充”一条，卢木斋在奉天提学使任内，和他任直隶提学使一样，很注意少化钱多办事。他经常说：“今日用一钱，须当十钱之用；用一人，须有兼人之长”。对卢木斋在辽沈地区兴学办校的往事，至今还有不少该地区老人津津乐道，老一辈的东北知识妇女铭记东北的女学是卢木斋任学政时赞助支持下办起的。当时在学台莅任离任时，还有送礼餽遗的风气，卢木斋把全部餽遗悉留学署作为奖学之资，甚为地方所称道。
  在两任提学使任内，卢木斋对一些私人民办学校也常给予支持鼓励。在南开学校早期创办时，卢木斋即以公私力量给予过多次资助。从这时起，卢木斋也立下毕生办学的志愿。他十分清楚，办学要有经费，这是一项培养人才的投资，是只有开支而不能图近功计经济收益的。他既已决定尽他个人毕生的力量捐资兴学，为筹集办学基金的计划，也逐渐在他的头脑中酝酿开来。
  （七）经营实业和房地产
  辛亥革命起，卢木斋交卸奉天提学使之后，回到天津，谢绝民国当道的多次礼聘（如身为湖北人的黎元洪曾想起用卢木斋，还曾下令授给卢木斋勋章，卢木斋均复电辞谢），从此脱离了官场，一心一意开始了以他个人之力兴办学校、图书馆事业。
  卢木斋到晚年时，不断地向他的子侄儿孙们反复叙说他平生有三大志愿：第一件是他计划办木斋大学，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办成完整的木斋学校体系；第二件他计划在河北省各县各建立图书馆，作到县县有图书馆；第三件是在他的易涝多灾的父母之邦沔阳县兴修水利，永杜水患。大凡能接近晚年卢木斋的人，对卢木斋这“平生三愿”，都是耳熟能详的。诚然，以个人力量想办成这三件大事，实在是非同小可。事实上，最后也多半半途而废。可以一提的是：在卢木斋老家湖北沔阳仙桃镇，这地方滨临汉水，每年春夏之交，水涨为患，汉水洪流从上游襄阳、樊城冲决而下，仙桃镇旧有护街堤，往往受水冲击，成为泽国，当地有世代相传的谚语说是：“湖北沔阳州，十年九不收。”可见实在是个灾患频仍的地方。电影《洪湖赤卫队》中拿起三瓣鼓，流浪他乡卖唱为生，正是遭到灾荒时的真实写照。卢木斋以后虽在京津定居，未再返回故里，却捐献一笔巨金，于一九二五年在仙桃镇整修了堤坝，当地乡民称之为“卢公矶”。这是卢木斋为他的父母之邦留下的一个纪念。另外，由于卢木斋、卢慎之兄弟相继离鄂，他们也把老家的住屋捐献出来，给当地作兴学之用。但不论如何，卢木斋这平生三志，却成为他后来几十年耿耿于怀、力求实现的奋斗目标。
  卢木斋罢官归隐后，就经营实业。首先，他置办了大量的地产。但他和一般官僚地主不同，不是着眼于购进良田耕地，盘剥佃户，而是在他认为大有发展的大城市中买荒地，建房盖屋，经营房地产。这些荒地，大都是盐碱荒地，或是大水坑、大开洼，地价极低，一买几百亩或者上千亩，每亩地只合几分银子，所费无几。例如一九一二年，卢木斋买了今日包括民园西里在内的大片水坑地，直与水上公园相连，买这片地时不计亩数，据说按摇一桨之远计算多少钱。另外早在清末袁世凯在津搞新市政前，河北一带地势高人烟少，卢木斋也以极低地价买进大批地亩，以后这些地区日趋繁华，地价猛涨。卢木斋深谙土木建筑工程，并且不辞劳苦，常亲赴工地现场督造，作到工精料省，造价极低，在房地产经营上，他确是陶朱有术的。
  早在他任丰润县令办河工之际，他由于勘测河道，去过北戴河，那时他就在东山一带买下约二百亩地，以后陆续买下近千亩地。这是卢木斋准备筹建木斋大学的步骤之一。北戴河东山咀是不冻港，他认为以秦皇岛、北戴河不冻港的优良条件，将来可成为大港，在这里修建码头，建起船坞，停泊万吨以上轮船，前景是大有可为的，因而他计划在这里办个半工半读的水产学院，成为木斋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在北戴河修建别墅后，以后年年夏天到这里避暑，并在这里为他要办的木斋大学设计蓝图。水产学院、木斋大学虽然终究成为泡影，倒是他在一九二五年时在北戴河单庄办了一个单庄小学，却是卢木斋为北戴河地方办的一件好事。这个小学经费全部由卢木斋捐赠，学生全部免费，还发给教科书。北戴河东山咀一带办起东山公益会，办起电灯等，也是以卢木斋为首倡办的。这使得北戴河当地人民对他颇有好感。
  除天津外，卢木斋还在山海关、秦皇岛、海口、北京等地购有地皮、房产。在北京原拟买定王府或西单商场地址，那是为了在京开办木斋大学，但均未谈妥；后于一九三三年买下西单旧刑部街二十号的房子。这所房子办大学不适用，卢木斋后来除把家自天津迁入京址外，在天津元纬路及原意租界小马路的两所住宅均前后捐作木斋学校校址。后又在旧刑部街寓所内辟出部分办起了私立木斋图书馆。
  除了他自己经营的这些房地产外，他还投资于先农公司。先农公司是英商办的，以经营房地产为主，他们依仗帝国主义特权，以拆天津城墙的大青砖，在繁华闹市地区今滨江道一带建盖不少楼房，获得巨额利润。他们经营的这些房产，凭借英工部局的势力，租赁房款不愁用户不按时交纳。加以租界地区畸形发展，房地产值暴涨，这时它的大股东之一、美国人丁家立正欲脱售他的先农股票后回美国，卢木斋当即买下，从而成为先农公司大股东之一。
  他投资的其他企业主要有滦矿、启新、济安自来水、耀华玻璃公司，以及张家口电灯公司。如前所述，一九〇六年卢木斋任直隶提学使时，直隶总督袁世凯令周学熙办滦州矿务公司，当时开办目标系“以滦收开”（收回被英国霸占的开平矿务局）。初为官督商办，但该时官督商办不为一般人所信任，筹款非有私人关系不成。周学熙找到卢木斋创办滦矿，经袁的同意，卢木斋以直隶学款投资滦矿，他个人也投资巨款，并联系私人亲友故旧筹措，占当时滦矿的股金半数以上。滦矿初办时经理是赵元礼，由于受到袁世凯等人支持，获得大片矿山开采权，铁路局又给运费减价打折扣，因而初期盈利颇丰，股东们皆分到不少红利。当时五矿中仅一矿属开平，其余四矿皆属滦矿。一九一一年时开平与滦矿双方竞售，煤价一落再落，开平力不能支，而滦矿以采煤机器设备较开平为差，用人力成本高，亦面临破产威胁。于是遂有滦州与开平营业合办的倡议。卢木斋在滦矿股东会上是赞同合办的，后来开滦矿务局成立，不能不说与卢木斋有一定关系。但卢木斋一向赞同引进外国技术利用外资而谋求自臻富强，以后在滦州与开平合并的具体方案中，矿权、行政管理权旁落，任督办重任的人安于支领高额干薪，不握实权，与卢木斋本意初衷则是全然相左了。如仅从获取高额利润来看，开滦的经营还是达到了股东们的目的。
  启新与滦矿是姊妹公司，分不开。卢木斋也是启新一开始时的股东，几十年往返奔走于津唐之间的启新经理李士鉴（希明），与卢木斋有师生之谊，启新有重要事，李均找卢木斋商量，关系很近。初创时很多人之入股滦矿、启新，是卢木斋号召而来，主要是武备学堂学生，如陈光远、蔡虎臣等均为启新的大股东。再则当军阀混战时期，动辄向地方需索，例如一九二四年时唐山驻军即向启新勒索十万元，由卢木斋致函王士珍（卢木斋对所谓“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印象较好，认为他为人较正派，不贪污），王士珍即出面给压下去了，此后卢即介绍王士珍至启新当董事。卢木斋与任滦矿、启新总经理的周学熙，在滦矿、启新经营上意见常不合，互相不大喜欢，但两人之间无私人矛盾。卢木斋颇为赞许周办事干练，深沉，有魄力，不收回扣，不纳妾等作风品质；但对周之独断专行，专用安徽人形成安徽帮，及谋求水泥专利以托拉斯手段吞并湖北水泥厂等，则啧有微言。卢木斋反对托拉斯，主张“有饭大家吃”。对于不同看法两人常在往返信函中开门见山的各申己见。这里仅录下当年卢木斋致周学熙（缉之）的一封信以见一斑：
  缉之仁兄同年大人阁下：昨奉环云，诵领一切。具见大君子虚怀若谷，谦抑下人，采纳刍荛，感佩无似。特弟辱蒙过爱，又将远行，为公为私，计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庶有以报高深，敢再贡所闻，以渎清听。
  尊函言前次投票公举董事某君，某君得股权若干云云。弟去年未及与会议，今年会期之日，午后甫由南来，然质诸与会股友所言，与尊函似相歧异，恐系执事远在都门，传报失实。又据洪翰湘观察来谈，某经理兼董事月受公司三百金之重薪，自去年迄今，仅至公司两次，预会议唯唯画诺而已，不徒未尽董事之义务也。又据公司员司某君某君言老同年办事勤劳而迅速，无不令人佩服，惟已请示画行之件，此间日日上公馆请示，画稿反较北京为难，且以罢于奔走为苦。又据与会股东言，当开会时，徒有布告，并无讨论，全是吾国官场吩咐习惯，与公司性质相反，此退后之所以啧啧有烦言也。凡此诸端，虽不无过当失真之词，然与尊函所谓为公司久远规模发达无极之意，似乎可备采择，故不辞繁芜，再渎台端。然弟尤有言者，所贵乎士君子者，为能先事筹防，旁咨博采，然后有以立于万全而不败，故当公司分红最多之时，在浅见者必忻然色喜，以为大利可恃，固不必深谋远虑，求疵索瘢，且以哓哓者之为多事。容讵知商业竞争，变幻无常，每当高兴之时，即伏失败之机，迨届时始徐图改革补救，为计已晚，天下事大抵如是，不独一公司为然。质诸高明，谓为何如？弟近数年，于吾兄所办诸实业，无不竭力赞助，敬之慕之，故不觉言之戆也，尚祈不吝玉音，惠而教我，幸甚感甚。再公司选举值年董事及办事细则，亦祈示我，俾弟转达各股东，庶昭众信而释群疑。弟日内行将东徂，倚装匆匆，不尽欲言。
  对自负甚高的周学熙能作如此陈辞的，大约也只有凭着老同年资格的卢木斋了。卢木斋任启新董事直到一九二八年，周学熙辞职后，卢木斋也辞掉董事。到了晚年，在沦陷时期，双方消除了隔阂，友谊恢复，关系很好，其时周学熙也迁居北京，常去看望卢木斋，还写过一首诗相送，诗中以文中子与卢木斋相比喻。文中子指隋朝王通，有不少著述，授徒讲学，受业者千数，相传唐朝将相多出其门。这当然是对卢木斋的恭维。卢木斋比周学熙大九岁，周学熙却先卢木斋一年于一九四七年逝世。
  卢木斋也是周学熙另外创办的耀华玻璃公司的股东之一。他曾推荐在美国获得化学博士的侄子卢开津（其弟卢慎之之次子）担任耀华玻璃公司的总工程师。卢开津是研究硅酸盐方面的专家，学有专长，他对耀华玻璃生产作了重要的改进，节省成本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是使耀华玻璃公司获得巨额利润的因素之一。
  卢木斋于一九〇五年访问日本时，了解到日本东京自来水公司利润收入，可以供应东京市政府全部经费，对之深感兴趣，这对卢木斋以后投资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是有影响的。与卢木斋关系更深的是张家口电灯公司。它开办于一九二三年，筹备期更早，是卢木斋与严范孙一起创办的，股东大部分是武备学堂学生，如王占元、蔡虎臣、王雨生、杨仲瑜等。成立不久即添设山海关、秦皇岛分公司。卢木斋的四子卢南生是留日学电器的，他颇有才华，成绩优异，他著译的《工业与电气》、《航空世界》两书在三十年代出版，在当时还是不可多得的科技书。回国后，卢木斋很盼他这个大儿子（卢木斋前三子均夭亡）干出一番事业来，就让卢南生担任张家口电灯公司总经理。但卢南生却沉湎于冶游，办不到三年即赔的一塌胡涂。卢木斋又加上两万元也无济于事，不但未补上亏空，且为了卢南生所负债务涉讼经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张家口电灯公司董事会改组，由杨仲瑜任董事长，何宗谦任经理，并由卢木斋学生俞人凤介绍刘俊卿各方联系，只八个月时间即转亏为盈。几年间经何宗谦手大有发展，并以几万外汇添购新机器。后以抗战开始，于一九三八年结束了业务，卖掉新购置的机器，还了股东股本，虽然不好说是善始，却是得到了善终。如上所述，卢木斋投资经营的这些实业项目，再加上他所经营的房地产，为他积累了财富。
  卢木斋曾反复声明，他购置的房地产，他经营的股票红息，要全部作为木斋教育基金之用，他主张把生前所聚积的东西都用掉，不遗财子女。发财致富全部拿来办教育，才是他的本意。一九三五年，卢木斋患摄护腺肿大症动手术。由于他年事已高，家人不敢让他动二次手术，自此以后他因身带插管，行动不便，就长期住在北京，足不出户。为此，他曾预立遗嘱，特地请来俞人凤等作为执行遗嘱的监护人。遗嘱主要意思是说所遗家财全部要用以办教育，遗产不传于子孙。他说儿孙不肖，遗产徒供挥霍，儿女受到教育，有一技之长，可以自食其力。实际上他生前也曾对他的子侄儿孙各赠与过数目可观的一笔资财，帮助他们自立家业。卢木斋自奉是很俭约的，他早就戒烟，数十年绝口不吸，不饮酒、不赌博，除了好喝一杯龙井茶外，别无嗜好。他不仅聚财有术，而且散财有道，在办学校、办图书馆、刊印图书方面，是从不吝啬的。
  （八）兴办学校、图书馆
  卢木斋私人办学是从学龄前教育开始。清宣统元年在他直隶提学使任上时，就在天津他自己的住宅里办起蒙养园（即今之幼儿园），地址即在今河北区元纬路，收家中和亲友的幼儿，称为卢氏蒙养园，请留日回国的吕碧城姊妹主持其事。一九一〇年，卢木斋的次女卢云卿自美回国接办卢氏蒙养园。继卢云卿之后负责的是卢木斋之媳严智娴。从一九一六年起，开始办卢氏小学。迨至卢木斋三女卢定生自美留学归国主持校务时，卢氏小学已有数年的历史，其后，正式改称木斋学校。一九二四年，卢木斋迁居前意租界小马路，又在住宅中辟出一部房屋开办幼稚园及小学，元纬路全部移为校舍，这样就同时办起两处幼稚园和小学。一九三二年，办起了中学部。创办木斋学校的全部经费是由卢木斋独力承担的，如前所述，他还雄心勃勃地想办木斋大学，为此，他成立了“木斋教育基金”，用以提供他办各项文教事业的经费。
  前已叙及，卢木斋对严范孙、张伯苓办的南开学校过去曾以公私之力，多次资助。南开大学创立后，卢木斋也有意给以支援。一九二七年，经严范孙促成，卢木斋捐出十万元兴建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奔走其事的，是卢木斋的外甥黄钰生。黄于留美返国后即回到南开任教。张伯苓为南开多方捐募，南开经费困难，黄钰生是深知底细的。卢木斋捐出巨款后，南开大学即刻动工修建图书馆，次年竣工。卢木斋当时已是七十四高龄，仍多次抵建筑工地督察指点。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南开大学庆祝二十四周年校庆之际，同时举行图书馆落成启用仪式，并命名为“木斋图书馆”。这幢新式图书馆，占地九二〇平方公尺，是丁字形建筑，在当时是颇具规模的。卢木斋除捐款外，又捐出其藏书十万余卷。但在此后，卢木斋与张伯苓的关系，并不甚协调，在卢木斋心目中，认为张伯苓不懂得作学问，国学基础差。张伯苓也未能如卢木斋之意礼聘一位耆学宿儒渊博长者担任图书馆长。此后，又因为张伯苓不管什么达官贵人子弟，在南开就读功课不及格的，该留级就留级，该开除就开除。卢木斋有好几个儿子在南开上学，他的儿子却不似当年卢木斋勤奋好学。例如他的九子卢开明在南开大学就升不了级毕不了业而遭淘汰；有的儿子也是在南开念一个时期即自费去美国留学。卢木斋的儿女获得南开大学毕业证书的只有他的五女卢毅仁。卢木斋在慨叹自己儿子不争气之余，也“殃及池鱼”，对南开张伯苓不满起来。卢木斋原有继续向南开捐赠大宗款项，用以设置奖学金、助学金、留学金的计划，也就此搁浅。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的寿命并不长，落成仅只九年，就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廿九日在日本侵略军的炮弹、炸弹、坦克以及满载煤油的汽车的猛烈轰炸与纵火焚烧下，与南大其他主要建筑如秀山堂等同时化为废墟。设在图书馆楼顶的东北问题研究会是日本侵略者最嫉恨的组织，必欲摧毁之而后快，这也是木斋图书馆在日军侵略炮火中首当其冲的原因之一。
  卢木斋创办的第二个木斋图书馆的命运也另有一番流离颠沛。
  卢木斋虽然一心一意想办大学，姑不论其财力、物力如何，在人力上，协助他完成此宏图大业者，却不似严范孙之有张伯苓而办成了南开。但以其私人之力，再办一个向社会大众开放的图书馆，却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卢木斋于一九三二年购进北京旧刑部街二十号住宅后，就决心在那里设立第二座木斋图书馆。北京木斋图书馆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筹备，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正式揭幕，聘请卢木斋沔阳同乡留德的法科教授胡钧（字千之）任馆长。木斋图书馆开馆后很活跃，它的藏书虽以古旧线装书居多，共有二十四万余卷，但它也购置一定数量的新书，并订购一百多种杂志报刊列架供公开阅览，它并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及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合作，办理复本图书互借流通，以互通有无。这在当时也是首创的。为了报导有关馆务动态及推动图书馆学研究，它还编印出刊《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分送各省市院校图书馆及学术团体。但是，好景不长，“七七”抗战后，平津很多高等院校内迁，木斋图书馆也处于半闭馆状态，开始是停止书籍外借，只开辟书报杂志供阅览，后来为了避免敌伪政权的注意，防止骚扰是非，索性长期闭馆，仅留个别馆员负责保管清点。
  卢木斋在沦陷时期久居北京，无法办成什么事业，对于南迁到西南联大的教师处境却甚为关怀。他曾捐助二百万元，意图对生活窘迫的教授讲师们给予一定的资助，作为困难救济。那时卢木斋捐出的数字虽不算少，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钱不值钱了。这笔钱也并未如卢木斋期望的那样起多大作用。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卢木斋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那时国民党大员忙于发劫收横财，没多久物价暴涨，金融紊乱。卢木斋桑榆晚景，已无力且也无人为他办大学办图书馆事操劳奔走了。这时只有木斋学校还在照常办下去。木斋学校虽然自建校以来未接受过社会上一文钱，经费都是由卢木斋设立的木斋教育基金支付，但也不时要以房地产押借出一笔钱来作为经费开支。北平这个木斋图书馆一直未能恢复开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日卢木斋以九十三岁高龄逝世后，其后人卢定生、卢开瑗等秉其遗志，把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全部图书捐赠清华大学，并从木斋教育基金中捐了一笔钱，准备在清华成立木斋数学基金研究所，当时由梅贻琦、华罗庚、叶企孙和卢定生、卢开瑷、黄钰生成立了个理事会商洽这个事，由梅贻琦任理事会主任。但那时已临近解放，如何筹办的细节均未得商讨，木斋图书馆虽已商定全部捐赠，但当尚未启运之际，在辽沈战役爆发后逃亡到北平的一批东北学生住进当时还有些空闲房屋的卢木斋住宅，他们在卢木斋逝世后趁火打劫，零零散散地当废纸偷卖了一批图书，当作引火烧柴烧了一批图书，卢木斋、卢慎之刻印的《沔阳丛书》、《慎始基斋丛书》及其他各种版片（下节将叙及刻书事），也多被付之一炬。清华大学后来把残存的图书抢运走，有些丛书、善本书都已零散不全，但在劫后烬余能幸存部分，已是万幸了。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记载，卢木斋赠书合计一千六百零七部，一千八百六十八种，共二万三千四百零五册，已远非当年完璧了。
  （九）兄弟刻书
  卢木斋毕生致力的另一番事业是刊印图书。这项事业自始至终是由他的弟弟卢慎之与他通力合作而底于成的。
  刻书工作开始的很早，在卢木斋任丰润县令，卢慎之还在两湖书院读书时就开始了。前面已提到过，卢木斋曾把严复译卢木斋
  卢慎之
  （卢青松供稿）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一九二八年建成，一九三七年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
  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破土动工时留影。右起第四人为张伯苓，第五人为卢木斋，第七人为关颂声（工程 师），左起第四人为黄钰生。
  （卢毅仁供稿）
  李叔同与曾孝谷于一九〇七年在日本组织春柳剧社 演出新剧，李叔同（左）扮 演女角。
  弘一法师（李叔同）
  （本页照片刘炎臣供稿）
  马千里
  一九一三年三月，孙中山在神户华侨吴锦堂的别墅与华侨知名人士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孙中 山，第六人为吴锦堂。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八日，孙中山在日本兵库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对侨发表题为《大亚细亚义》的演说。
  的《天演论》译稿邮鄂由卢慎之刻印刊行，那时他们还把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而名噪一时的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大量印发。卢木斋始终不能忘怀早年节缩求学、得书不易之苦，因而刊刻一些指导治学门径的书，广事流传，给读书人以方便，也成为卢木斋的宿愿之一。卢木斋于一九二三年写的《慎始基斋丛书跋》中，叙述了他开始刊印图书的经过：
  光绪丁酉，余宰丰润，招致莲池书院梓人，刊行慎始基斋丛书，集群书之纲领，为治学之径涂，次第锓木者，凡十余种。余弟慎之，亦在鄂刻《劝学篇》、《天演论》数种。会庚子变起，……事遂中辍，岁月寝久，板片散佚，近始收合余烬，运致都门，重为修葺，编次如右，拟刻之目，附存于后，赓续刊布，俟诸方来。
  这批《慎始基斋丛书》拟刻的有五十三种。它们是：
  《輏轩语》（张之洞撰）
  《四川尊经书院记》（张之洞撰）
  《观书例》（姚晋圻撰）
  《观书后例》（田明昶撰）
  《书目答问》（张之洞撰）
  《四库全书叙》
  《古今伪书考》（姚际恒撰）
  《经义韻言》
  《三通叙》（蒋氏本）
  《天文歌略》
  《地学歌略》〔以上十一种为已刊部分〕
  此外列在书目内的尚有：《读书要略》（叶瀚）、《长兴学记》（康有为）、《古书疑义举例》（俞樾）、《读西学书法》（梁启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未收书目提要》（阮元）、《西学书目表》（梁启超）、《读书分年日程》（元程端礼）、《读书分月日程》（梁启超）、《西国学校》（花之安）、《肄业要览》（颜永京）、《西学课程汇编》（沈敦和）、《汉书师承记》（江藩）《音乐五书》（顾炎武）、《小学考》（谢启昆）、《历代史表》（万斯同）、《历代帝王年表》（齐召南）、《廿一史四谱》（沈炳震）、《纪元编》（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韻编》（李兆洛）、《历代沿革图》（六严）、《十七史商榷》（王鸣盛）、《廿二史考异》（钱大昕）、《廿二史札记》（赵翼）、《史通削繁》（纪昀）、《文史通义》（章学诚）、《三才略》、《学算笔谈》（华蘅芳）、《书谱》（唐孙虔礼）、《续书谱》（宋姜夔）、《艺舟双辑》（包世臣）、《格致释器》（傅兰雅）、《增订格物入门》（丁韪良）、《文心雕龙》（梁刘勰）、《四六丛话》（孙梅）、锺嵘《诗品》（学津本）、《瀛奎律髓刊误》（纪昀）、《声调谱》（赵执信）、《声调谱拾遗》（翟翬）、《说诗晬语》（沈德潜）、《历代赋话》（李调元）。
  从这个琳琅满目的书目中可以看出，卢木斋很想提供对古今中外学问皆能有所涉猎的各种书籍，以惠学子。只是在刊出前十一种后，随着情况变化，日月推移，这一批书单对后来学子求学致知方面，需求关系如何，不能不重作考虑，因而也就未继续刊布了。
  刊印更大部头的《湖北先正遗书》和《沔阳丛书》是其后的事。清朝从道光、咸丰以来，各省地方人士辑刊其乡人著述，编成郡邑丛书的蔚然成风。湖北丛书是清光绪十七年湖北学使赵尚辅（字翼之）刊印的，有三十种二百八十七卷，题为《湖北三余草堂刻本》。这部丛书从卢木斋兄弟看来，是“成书仓卒，遗珠实多”，决定重新选辑刊行。卢慎之于一九二三年致友人书中说：“家兄木斋，有志刊行，仿畿辅豫章之先例，踵武林绍兴之成规，下走不敏，从事搜求。”卢木斋兄弟决定辑印《湖北先正遗书》的计划是很宏伟的。他们兄弟二人虽然离鄂多年，然而乡土之情还是很深的。他们期待《湖北先正遗书》刊行后，“乡人读此，当知吾鄂数千年之灏气英光，流风余韵，晦而弥显，久而弥彰。……忧时悯乱之怀，爱乡合群之念，油然而生。”
  他们计划分三辑出刊这部丛书：第一辑是四库全书著录的九十一种，第二辑是四库中存目的二百零一种，第三辑则为四库著录之外的。他们并先撰成四库湖北先正遗书提要四卷、存目四卷、札记一卷，作为《湖北先正遗书》付印前的准备工作。从决定辑印，到成书问世，共用了五年有余的时间。第一辑计七十五种，七百二十卷。因为凡在赵翼之辑刊的湖北丛书中已收者不再重复，所以较四库著录的九十一种为少。所辑各书均选择善本，无传本的则借文津阁本。为选刻善本，卢慎之向海内藏书家傅增湘、刘承干、张元济、甘鹏云、张国淦等多人商借。为了留存善本真迹，节省校对之繁，缩短出版时间，全部用影印。第一辑于一九二四年完成。为了继续出刊第二、三辑，他们确曾继续搜求，以至“四方估客，以乡贤遗著至者，虽昂其值无不售。”只是也有例外，卢木斋认为卜筮星相、堪舆家言，都与科学相背，一概不收购不刊印。据卢慎之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寄陈善余信中说：“二辑所收较为新颖，颇多未传之本，匪同数见之编。”信中还向陈商借明京山郝敬《九经解》及明江陵张懋修的《墨卿谈乘》。一九二五年八月致王季芗书中说：“先正遗书景印之外，鸠合木刻各本，装订一律，即可成续湖北丛书，不佞兄弟近所刻者约十余种，药樵（甘鹏云）、乾若（张国淦）各已刻数种，积日渐多，当可得数十种也。”可见于一辑刊行之后，卢慎之即着手搜集二辑。但在两年之后，他们又出刊了《沔阳丛书》。内容包括有曾与卢木斋有师生之谊的李子铭先生《遗集》、傅鲁丞的《邃经堂诗文存》，以及在咸丰三年被太平军击毙的陆建瀛的《陆文节公奏议》等，《湖北先正遗书》的二、三辑却迄未见刊行。这其间卢木斋为捐建他的两个木斋图书馆及考虑办木斋大学更多地费去了他的精力，实际负责辑刊丛书的卢慎之又转而致力于《三国志集解》的撰述，无暇及此了。
  卢木斋、卢慎之兄弟辑刊的其他单行本的著作如《古辞令学》、《木皮鼓词》、《击筑余音》等也还不少，还曾多次代他人刊印著述。只是就连最大部头的《湖北先正遗书》出版后，余存的不少部存于木斋学校空屋内，后来也都被论斤卖给收废纸的了，如今想把卢木斋兄弟历年来辑刊的图书全部搜集到手，已经不是易事。从保存文献、搜集文史资料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十）卢慎之的著述和晚景
  卢慎之名弼，小于卢木斋整整二十岁，生于一八七六年闰五月。自幼聪颖，卢晴峰对他这小儿子十分喜爱，亲自为他开蒙课读。童年时的卢慎之曾和卢木斋一起读《诗经》、《左传》、《尔雅》。卢木斋中举作官赴任后，关心兄弟学习，不断给他成箱的邮寄经史书籍。卢慎之自幼酷喜读书，会写文章，广览书刊后，学业大进，很顺利地进学入泮，先后在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学习。受教于宜都杨守敬（惕吾）、新化邹代钧（沅航）等名家，他们都精舆地之学。卢慎之受到他们的教益，使他也对边塞要隘、版图增损、本末得失，极为关心，详为钩考，对他以后当幕府、治学都有极大影响。在两湖书院，他和黄兴是同学，两人都是班上的高材生，后来也都赴日留学，当时在日本出版的《湖北学生界》的进步刊物，黄兴与卢慎之都是该刊物的编辑。黄兴以后投身革命，卢慎之由于有作了官的长兄提携，少年得志，却没有超越立宪派的思想范畴。卢慎之是受到梁鼎芬嘉许的学生，两度被选送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回国时已是光绪三十四年即公元一九〇八年了。卢慎之应学部试，成为法政科举人，分派去黑龙江当了巡抚周树模的幕友。卢慎之办事勤勉，处理重要繁难的文书，文笔敏捷干练，尤其在清末年的一次中俄勘定边界的交涉中，由于他平素留心有关边防的历史源流、舆地界图，搜集大量的资料，保住了帝俄亟思侵占的满洲里车站，使归我所有，顺利地解决了这次边界纠纷，因此他深受器重。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总督锡良都知道卢木斋有个学识出众的兄弟，周树模更诸事都依靠他。
  正当他将被畀予重任时，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民国初年，许多新旧官僚争权夺势，国务院成立后，公文曾大量积压无人处理，这时有人举荐卢慎之当了国务院秘书长。他三下五除二，没多久就把积压下的公事一一廓清，但鸟尽弓藏，卢慎之不久即被排挤出了国务院，调到平政院任评事、庭长。这是个冷衙门，他在这冷衙门中一呆十几年，无人过问，一阶不进。在这十几年里，他也就坚持不懈地几乎天天去琉璃厂旧书铺，日积月累，二十年来，买下善本精选书籍数十万卷，积习成癖，他更深深乐此不疲。
  五十多岁以后，卢慎之就退休告老，潜心于闭户读书著述。他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正如他生活起居也十分严谨一样。他起得很早，每天除一日三餐及饭后略事休息散步外，全部时间（每天都用十几个小时）都在书房里度过。无论酷暑严寒，无一日间断。他读过的书页上都密密麻麻写满札记，几乎书无余白。（后来他卖掉他的这些藏书时慨叹地说：买了他的书又能注意看的有心人，根据他写的这些眉批按语，就能写出不少文章来。）
  经过长期的准备与积累，他开始编纂《三国志集解》。在这部书中，他作的每一条按语都是经过反复考核查证，不知参阅过多少的结语，是字字有来历的。中华书局于解放后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三国志》的出版说明中提及：“清代学者对于《三国志》的校勘考订工作，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后来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及卢弼《三国志集解》先后汇集诸家校语，作了两次总结。”这是历史学界给予的很高的评价。
  卢慎之以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二百万言的著述。《三国志集解》共六十五卷，写成于一九三五年。在印行这部书时，附有作者复胡绥之先生书及复王季芗先生书，对所据三国志各种版本，征引各注，取舍推勘，有详尽的论述说明。他在著述过程中，也常将他的心得体会，个中甘苦，致书给他的伯兄木斋。这些文章，都能帮助我们对他这部著作有较深的了解。在他晚年油印的《慎园文集》中，他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收集辑印在内，可惜印数无多，现已很不易访求了。《三国志集解》在“七七”事变前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几年的战乱，纸型虽已打好，一直未能正式出书，直到解放后，第一部出版的大部头的线装书，就是卢慎之的这部史学方面的著作。
  但卢慎之写作这部书时却并非太平盛世，他虽想关起门来，不问世事，但纷至沓来的军阀战争以及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却使住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五十六号的卢慎之时常不得安生，风声一紧，就不免急匆匆携带家小坐上火车到天津卢木斋家里“避乱”。一来二去，卢慎之就起了迁居天津租界的念头，决定卖书易宅。这件事成为卢慎之此后追悔莫及、多次表示是他平生最失策最痛心之事。他在致友人书中，有“藉伯喈万卷，易兰成小园”之语，是说他卖了大批书在天津民园附近大理道盖了个小楼；又有“避地实无谋，择邻深失计”之语，则是说他这所房的隔壁，曾住进过“五四”运动时期出名的大汉奸卖国贼陆宗舆，沦陷时期卢慎之某天在自家小楼平台上忽见住在隔壁向他点首致意的是陆宗舆，登时气得面红耳赤，匆匆回屋。为避免再打头碰脸，数月目不窥窗，足不出户。
  卢慎之文章典籍之学虽比担任提学使的卢木斋要高明，但却不善经营。他居官数十载，除了买下的数十万卷书外，别无积蓄。想在天津租界地购置住宅，就只能卖掉藏书。卢慎之把他多年来苦心搜集的一大批图书，包括大版图书集成、九通、二百五十余种各家丛书，也有些通行本书和湖北人所著书一起转让给正在筹建的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成为其藏书中珍藏善本的大部分，加上卢木斋后来专事搜集清代名家校刊本，尤其是康乾两朝的精刊，便成为卢木斋开办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的藏书基础，至今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木斋图书馆捐书中，尚存有当年卢慎之卖这一批书时的《慎之所售书目》的手写底册。
  卢慎之在完成《三国志集解》一书后，本来立即准备开始写他的下一部著作，为郦道元的《水经注》作疏。他二十年来购进的二十多万卷书籍，巳使他进入国内藏书家之列。在他卖掉一部分藏书住进天津大理道小楼之后，手中尚存的精刊善本书籍也还不少，其中就有各种版本《水经注》数十部。如傅云龙校本、陈璞校本、董恂校本，都是别家所没有的罕见本，还收有大典本、黄省曾本、朱谋玮本及各种校本。只是此后卢慎之又因家中疾病、丧葬、日用之需，前后共五次卖掉藏书，直到把藏书全部卖尽。最后的一次是把他珍藏的二十年来经他亲自批校的《三国志》参考书数十种及《水经注》各种数十部，还有善本书数百种，全部卖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时胡适正在北大，胡适正想搜求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卢慎之这批书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卢慎之也不愿他苦心搜集的这批书售归书贾，散佚各处，于是以廉价售给北大图书馆，俾使这批书能得其所。只是他为《水经注》作疏的计划却只能付之东流。另外收藏的湖北人的著述，也无力再刻印，全部卖给楚学精庐。晚年他的案头只剩下一部商务印书馆为他出版的《三国志集解》聊足自慰，另外则还留下一本诗韵，用以孤吟自遣。卢慎之在致友人书中多次述说他藏书均已卖尽、枯坐只好吟诗的苦况。但他为人豁达风趣，虽然多年来足不出户，摈绝一切酬应往来，通过翰墨往还，他却以诗文酬唱连系不少新交旧友，谈版本、典故、考据、出处，或步韵唱和，自得其乐。对他的诗文，他自己评说道：“前尘回忆，不无愁苦之言，来轸方遒，类皆欢忻之语。”就是说，他看到国家日益昌盛富强是感到兴奋鼓舞的。
  这位老人是十分爱国的，他很有古拙之处。沦陷时期，他由于早年留学东瀛，颇认识一些亲日派的旧官僚，这些人有不少后来出来当了汉奸，卢慎之为此深居简出，生怕和这些人有任何沾连。他很喜欢向他的子孙后辈讲述一件軼事，大汉奸王克敏忽然想起他的某个故旧，这人是个画家，王克敏想拉他出来作官，以表示尊崇风雅。先派人给这画家送一笔钱，这画家画了一幅题为《风雨归舟图》的画回赠给他，暗讽王克敏汉奸当不得。王克敏故作不解其意，又继续送钱去，这次这位画家，立即画了一幅菊花松树的条幅，题为《松菊犹存》，让来人带回去并带话给王克敏，说是他再不卖画。卢慎之十分赞许这位画家有风骨，有气节。对一些儿孙晚辈去了，他也有层出不穷的笑话讲给他们听。例如来的是一位教师，他就立即讲一个嘲弄老师的笑话，有一次他讲的是一位老塾师不高兴他的学生对他不尊敬，出了一个刁难对子让学生对，这个上联是“眼朱子，鼻孔子，朱子反在孔子上”，学生却立刻对出来说：“眉先生，须后生，先生不如后生长。”最后他告诉这个青年教师说：“后生可畏，自古如此。”卢慎之经常自称他是迂腐书呆子，他酷爱读书成癖，他只要见到谁能够写得一手铿锵有致的好文章，便立刻爱才若渴。从这些方面看，他确有不少书呆子气。但有时，他也常谈出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在致友人书中谈道：
  “吾国自有史以来，春秋战国，人才最盛，百家诸子，蠭起云兴。谈天雕龙，奇极奥衍。异同坚白，诡辩恢闳。纵横捭阖，阴阳术数，权谋诈略，竭智殚能。吴越世仇，何殊欧洲之德法；苏张游说，雅类政客之簧言。应时势之潮流，利群雄之割据，竞取贵宠，以相愉悦。秦皇统一，深恶此曹。焚其书，坑其人，儒亦九流之一，遂遭波及之殃。
  刘季逐鹿，不事诗书。武帝表章六经，百家咸归罢黜。历世相沿，指斥异端。礼乐兵刑，为王者粉饰太平之具；而利用厚生，通功易事，所以裨益人群者，皆降称方技，为士君子所不道，此古今学术消长之大原。百家艺能，沉湮数千年，无发挥光大之者，靡不由是。使当时无此浩劫，无穷之技术，各有专攻，分工分业，覃思孤诣，出奇制胜，变化无穷，吾国文化发达，讵让欧人独步耶！
  这起码可以看到“五四”运动提倡“赛先生”的主张已经得到卢慎之的响应赞同了。为此，他也把他的两个儿子都送到日本和美国留学，学的是生物和化学这种务实之学。只是这样一位酷爱读书、年达九十高龄、不废呤哦、饶有风趣的老人晚年的结局，却也逃不脱一场劫难。卢慎之身体素极健康，他生活极有规律，起居饮食都有定时定量，烟酒嗜好恶习平生从未沾染，加以卢氏兄弟姊妹多是寿享高龄，因而熟识卢慎之的亲友根据卢慎之体质素健，将近九十岁视力、记忆力、精神仍极佳的状况判断，他极可能享百龄高寿。卢慎之晚年文稿诗篇盈案，他请人写印成册，馈赠友好。一九五八年他致友人函中说：“或谓陈言腐说，不合时宜，只可韫椟而藏，或谓八三老翁著述，不必苛以相绳，既非卖品，专赠耆宿知友，似亦无妨。”因而把他诗文刻写油印出来，装订成册，馈赠友人，既是他多年来刊印数百千卷图书积习的继续，也是他晚年唯一的乐趣。但卢慎之自以为对八十多岁老人不会苛以相绳，印寄诗文似亦无妨的想法，却在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灭。卢慎之的儿子卢开运在大学教生物学，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遭到抄家。红卫兵到了卢慎之家中，看到老人案头有线装书，有笔墨纸砚，屋内挂得有字画，于是惊呼道：“牛鬼蛇神的根子原来在这里！”老人珍爱的最后的这一点文物；就在他眼前抛掷撕毁，老人遭此惊悸，自此重病不起。他虽然体质素健，但病后以“牛鬼蛇神”身分不得及时治疗，加上老人担心焚书坑儒故事的重现，担心国学故籍自此泯没，每当儿孙辈去看望他时，他总以极低微的声音问：“几千年的文化都不要了吗？”由于他在精神上崩溃了，因此身体一天天垮下去，拖到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逝世。如果死而有知的话，我们可以告慰于老人说，那是林彪、“四人帮”给国家带来的一场浩劫，如今林彪、“四人帮”已受到历史的严正审判，经过拨乱反正，我国的文教事业将会有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的未来。
  附：卢慎之所著书
  《三国志集解》六十五卷，《集解补》二卷
  《三国志注引书目》一卷
  《三国职官录》一卷
  《三国志地理今释》五卷
  《慎园文选》三卷附卢慎之自订年谱
  《慎园诗选》十卷，《余集》一卷
  《慎园启事》二卷
  《慎园笔记》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