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杜建时召开的机密会议
  一九四八年的初秋，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关内的蒋帮各个集团乱作一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有的乘机南逃，有的变卖不动产和转移动产，有的暂时不便逃走的、先把老婆孩子打发到南方去。种种鸡凌狗落的溃败气氛，笼照着整个华北。
  在天津的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动荡得十分剧烈，当时就有人对天津市长杜建时提出了紧急“忠告”，劝他赶快下台，趁早脱身，另谋出路。但是，杜建时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在华北局势越来越严重的时刻提出调动，恐怕得不到蒋介石的批准；而硬着头皮干下去，确是困难重重，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一九四八年的八月间一天下午，杜建时匆匆忙忙地在本市马场道佟楼他的“官邸”召开了一次机密会议，讨论他的去留问题。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其中有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梁子青、财政局长李金洲和我等数人。开会后，杜建时说：“华北局势很紧张，有人劝我赶快脱身，正好现在有一个机会，魏德迈将军邀我到美国军事学院主讲中国抗日战史，去好还是不去好？特请大家共同考虑一下。”跟着与会的人们都发了言，总的意见是去有困难，还是以不去为好。杜建时也表示同意。他说：“要干下去，还需要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继续征求意见。当时我说：“要配合军、警、宪保住天津这个据点，必须学习傅作义在西北的做法，立即筹办市区的‘民众组训’，这是有效的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一个主要方法”。杜建时和到会的人一致表示同意。这样，就把这个反动计划确定下来了。
  二、大办民众组训
  在上述机密会议之后，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所谓市区的民众组训的筹备工作根据华北“剿总”的命令就开展起来了。出于反人民反革命的紧急需要，天津市政府对于这个新的反动活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并指定我为总的实际负责人，作了全面规划。
  全市总的组织分成三个大队：①市民大队；②商民大队；③工人大队。每个大队下面设中队，中队下面设小队，小队下面设班。市民大队的组织最复杂，每一警察区设一个大队；以保为单位，把全保的适龄居民组成一个中队；中队里面再编成壮丁队、妇女队、儿童团等。在施以短期训练之后，壮丁队担任巡逻会哨、瞭望、情报通讯等任务；妇女队担任支前；儿童团担任交通要道来往行人车辆的盘查。商民大队和工人大队的组织和分担的任务，以街道和工厂为单位，和市民大队的办法大致相同，灵活运用。
  大队之上为总队，设有总队部。总队长由市长杜建时兼任，副总队长由我兼任，代表总队长处理一切日常事务。另设有三个副总队长，都是兼任，即警察局长李汉元，社会局长胡梦华，民政局长冯步洲。此外设有宣传队直属于总队部。
  以上是民众组训组织的概貌，投入的人力是很广泛的。可是这还是一些表面形式，另外还有大批的军统分子渗入到总队部和大队部。这些军统分子的正式职务在市警察局，由警察局抽调了大量干部到总队和大队担任指定的各项反动工作，统统叫做兼职干部；另有专任干部三百多人，在总队部领薪。把这些人揉和在一起，分担着全市民众组训工作。他们野心勃勃地妄图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活动作一次最后的较量。
  一九四八年八月中旬，天津市训练团的自卫干部训练班开学了，全班共有学员三百多人，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底结束。结业后，全部受训学员转到天津市民众自卫总队部，编成了七个郊区民众组训工作队，分配到各郊区，即宜兴埠、丁字沽、王顶堤、东楼、贾家沽道、东局子、大毕庄一带。
  郊区工作队的建立是采纳了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长军统头子齐庆斌的意见。他认为天津郊区是与共产党斗争的薄弱环节，把三百多名骨干派到七大中心据点，就可以强化郊区，巩固市区。
  从一九四八年十月起，七个郊区工作队开到了现地，他们从调查和了解环境联系当地地富分子入手，强制广大劳动人民参加壮丁队、妇女队和儿童团，施行军事训练。我当时骑着自行车到各郊区视察打气，召开工作会议，忙个不停。在各大据点都举行了壮丁队的开训典礼，由市长兼总队长杜建时亲自出席，在会上，号召壮丁们接受军训、担任指定的反动任务。讲话后，由总队部的宣传队演出了文艺节目，攻击共产党的土改政策，诬蔑人民解放军发动内战破坏和平，最后引导受训壮丁和观众高呼反动口号虚张声势。
  为了提前进行反动活动，在各壮丁队施行训练不久。就强制壮丁担任夜间的巡逻会哨，强制儿童在交通路口站岗，盘查来往行人车辆。正当大小喽啰们兴高采烈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逐步逼近郊区，吓得这些工作队骨干纷纷逃回市区。霎时间土崩瓦解，一场毒害郊区人民的丑剧就此告终了。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间，天津市民众自卫总队部重整旗鼓，把全部逃进市区的喽啰们分配到市区各保，在新组成的各区大队部领导下，筹设各保的自卫中队部。保长兼任中队长，派去的干部即原郊区工作队队员担任中队附，负实际组训责任。每个保的适龄壮丁分期分批地编成壮丁队，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旬陆续投入训练。
  一九四九年初，人民解放军的炮火已打入市区，国民党守城部队士气低落。在蒋帮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炫耀所谓民众组训的成绩，为了给国民党军队打气，我建议举行一次全市壮丁队的总检阅。在市长兼总队长杜建时的支持下，强制纠合了各保壮丁两万余人，于一九四九年元旦在民园体育场举行了总检阅。大会开始后，先由市长杜建时致开会词，接着由天津保安司令陈长捷讲话。他们在讲话中，极力鼓吹守城部队实力如何强大，保卫天津有坚强信心，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充足，可以长期坚守等一片骗人鬼话。讲话后，随着举行了检阅和列队游行，从民园直达东北城角，一路上高呼反动口号，浩浩荡荡，杀气腾腾，无非是绝望的挣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全市胜利解放，这些大小部队便全部完蛋了。
  三、最后一次的户口大检查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守城部队据守的城防线已被人民解放军层层包围，形势越来越危急。市长杜建时整夜守候在总指挥部，探听军事情报。由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积极配合军事进攻越来越活跃，形势日益恶化，杜建时受到了很大压力，在市政会议上发出了阵阵哀鸣。悲观、埋怨、失败、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照着市政府。
  在解放大军强大威力重重包围和蒋帮内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我提出了再举行一次全市户口大检查的方案，经市政会议通过后转天津保安司令陈长捷指挥全市的军、政、警、宪等各方面基层人员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夜间进行了一次全市户口大检查，妄图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组织一网打尽。当夜逮捕了无辜市民三百多人，羁押在天津保安司令部的军法处，经过审讯，找不出确切证据，在解放前不久就全部释放了。
  四、筹借巨款支持蒋军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间的一天下午，市长杜建时打电话给我，要我赶快到中央银行天津分行接头，并携带市政府、民政局、市参议会三方的印据洽借现洋五十万元，其中十五万元归警察局支配，下余三十五万元归民政局待命开支。我立即紧急行动，终于在国民党中央电令天津中央银行分行把库存现洋一律空运青岛前十分钟，提出了现洋三十五万元，转存河北省银行仓库。
  这笔钱借到后，准备用于构筑天津城防线工程开支，由于解放大军提前突破城防，仅用了现洋四万多元，就全归人民政府接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