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十九世纪末叶，随着帝国主义的炮舰，大批西方神父拥进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
  在这些西方神父中，有一个可注意的神秘人物，便是Vin-cent Lebbe，是比利时人，于一八九五年来华，一九一二年出任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还创办了天津《益世报》。他为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雷鸣远。据说“雷氏仰慕中国文化，自光绪二十年抵华之后，即以中国为其祖国，其爱护中国之热忱，为天主教友所共知。”①且不说这段评语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仅看雷鸣远中国化的水平，着实令人惊愕：在他后脑勺上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说一口流利的河北土话，还经常穿长袍马褂，捧着土烟袋抽旱烟，不时地朝地上随地吐痰……。俨然象一位乡土气味浓厚的中国冬烘先生。
  但是，这位自一八九五年便旅居中国的神父大人，竟于一九二〇年悄悄潜回欧洲去了。有人说，雷鸣远的欧洲之行，是去“为我国旅法勤工俭学生服务”②的。事实究竟若何？雷鸣远在欧洲究竟干了些什么？
  “五四”运动后，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这两年间，我国出现了一个旅欧勤工俭学的热潮。到一九二一年初，仅旅法勤工俭学生已由“五四”运动前的几十人，激增到一千五百多人，其中有象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刘清扬、王若飞、邓小平、李富春、陈毅等一大批有觉悟的青年，他们是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去的；但就多数人来说，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到欧洲去寻找生活出路的。而当时的法国，刚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经济很不景气；当时的北京政府又置旅法勤工俭学生的死活于不顾；华法教育会因经济破产，也断绝了经济接济，致使数以千计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求生不易，勤工无力，俭学尚未可能，盖入于穷途暮日之境。”①濒临绝境的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四百多人，曾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向中国驻法公使请愿，要求获得“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这就是著名的“二八风潮”。
  就在留法勤工俭学生处境极度困顿之时，神父雷鸣远摆出一付救世主的面孔，利用介绍工作、介绍学校等手段，把一些走投无路而又意志薄弱的中国青年，笼络在一个叫做“中国学生公教家庭”的组织里，对他们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教育和训练。雷鸣远曾经领着他们向天主祈祷：“俄罗斯已经进入地狱了，求求天主使中国幸免于共产主义的灾难吧！”雷鸣远还将中法友谊会打扮得非常精致，会客室和阅览室专门接待中国学生，看戏有半价票，诊病有义务医生。凡经雷鸣远选送入学的学生，都能领取学费。经雷鸣远训练的学生，其中一些骨干人物，回国后都成了国民党的幕僚，充当了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和爱国志士的帮凶。
  一九二三年的夏季，曾发生了一起中国学生上书罗马教皇的闹剧。有三十二名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名给罗马教皇写信，请求教皇批准原海军舰长、寄居中国多年而又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的神父若利叶等数人，到中国去创立“本笃修会”。信中说：“统观中国现状，设立本笃会院，恰然迎合时机，而又仪型流俗，政府绝对不加阻力，可断言也。故敢竭诚请愿恳祈圣父提前派遣若利叶神父及其同会修士早到中国，就地筹备一切。吾侪深悉若利叶神父怀抱利器，胸有成竹，于组织中国修院，必能措施咸宜。……所有恳请设立本笃会院者实欲促使吾国同胞早归圣化也。伏祈圣父俯察东亚神子之愚诚，而赐以嘏福。”①这封诚惶诚恐的请愿书，激起旅欧华人极大的义愤，唾骂这些因“不堪生活压迫而跑到法比资本主义的走狗、神父雷鸣远跟前讨饭吃的中国学生”是“无耻之尤”。②
  直到一九二四年三月，周恩来同志主编的《赤光》第三期，公布了雷鸣远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十日写给那些中国学生的密信，真相才大白于天下。雷鸣远在信中写道：“兹有索籁修院神父若利叶者，其为海军舰长寄居中国多年，现不忘情于中国，拟与国会数人前往创立一本笃修院，查该院专司在网罗古典，阐扬文化，若创设修院于中国，实沟通中西文化之泉汇，远深望其得告成功。”③信中指使“特以中国学生名义上一请愿书于罗马教皇”，并且明示中国学生“于中法文‘呈文’之下，分写各人名字，以便奏请圣座，至成斯举。”原来喧嚣一时的所谓“中国学生上书罗马教皇”，只不过是神父雷鸣远一手策划和导演的一出侵华丑剧。
  一九二四年春，雷鸣远在向法国布里湖市民说教时，更露骨地鼓动西欧帝国主义要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他说：“考华民之数目在四万万人左右，以此庞大之民族，更得彼天然富源之帮助，倘一旦振兴起来，实不难压倒吾等历史较短之国家。”“故吾人知爱国者，对此问题实不能不多多加以留意哩！”①寥寥数语，道出了这个帝国主义传教士的勃勃野心，也撕破了他“爱护中国”的假面具。
  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同志，从理论上透彻地阐明了“宗教是人类中的一种毒药。”明确表示“共产主义者对此种‘牺牲弱者庇护强者’，长人依赖性，诱人容忍，‘锢蔽思想’的宗教深恶痛绝。”②并在他主编的《赤光》半月刊上，对雷鸣远的伪善面目不断地加以揭露，使一些徘徊十字路口的旅欧华人，擦亮眼睛，免入雷鸣远的圈套，而集合到共产主义旗帜下来。旅欧华人盛赞《赤光》反对宗教迷信的宣传，能“减少意志不坚的青年堕落卖身做宗教的走狗。”把《赤光》称作“我们奋斗的先锋”、“旅法华人的明星”。

① ② 见台湾袁昶超：《中国报业小史》，第89-90页。 ① 见《周恩来同志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第407页。 ①②③均见《赤光》杂志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第三期《罗拜在罗马教皇脚下的中国学生》。 ①见《赤光》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第二期《可注意之侵路主义先锋者的谬论》。 ②见《少年》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第一期《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