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鲍贵卿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显要人物，是张作霖的左辅右弼，是奉系军阀的一员大将。他从小站练兵起家，历任武卫右军右翼工程营队官，北洋新建陆军第二镇第四协统领、芜湖镇守使、黑龙江督军、吉林督军、审计院长、陆军总长等重要职务。
  他自民国十一年(1922年)初下野以后，长期住在天津。那时他聘我当他的常年法律顾问，我给他办理了许多诉讼案件和产业出售、购置以及其他方面的事。所以经常和他接触，一直到民国二十三年他去世的时候为止。因此，我对于鲍贵卿下野后。在天津的一些事情略知梗概。
  鲍贵卿下野以后，由于他当过武卫右军右翼工程营队官，所以他很喜欢工程学，尤其对房屋建筑工程更感兴趣，因此他所住的住宅、别墅中，不少是他自己设计及监工修建的。他的房产中建筑较为巨大的在天津有两处，在北京有两处，在沈阳有一处，在大连有一处。这些建筑都是以豪华、富丽见称，建筑的格调，也都不尽相同。如：他自己设计的天津的“鲍家大楼”(在现在的河北区第一文化宫左近，约一百五十余间)，结构就异常别致，甚至每室的内部形式也都各具一格。又如他在北京西郊附近的别墅，建筑在群山的顶峰，房屋约六十余间，亭台、楼阁、画栋雕梁，样样俱全。立于峰顶，推窗凝眸，俯瞰北京，隐隐在目。再如：他在北京和平门内半壁街的住宅，是张作霖任奉天督军时(约在民国七年左右)赠给他的，院中的太湖石系圆明园故物，乃冯国璋做总统时送给他的。院中建筑及设置格局，经他调度，湖光山色，颇有江南风味。
  天津仁义地产公司是民国三年(1914年)成立的。所经营的地产约有五千余亩，均为当时朝野中各军阀、政客、官僚，以及本市的大商人所有，统归该公司管理。鲍贵卿为该公司的大股东，约有地二百余亩，投入其中。仁义地产公司董事会鉴于鲍常居天津，又懂工程技术，并且与当时权要人士又多有联系，完全可以借他声势，以广招徕，遂推他为该公司董事长。
  鲍贵卿自接任该公司董事长后，见该公司地产大多分布于天津南门外炮台庄附近，都是些低洼坑地，不能营建房舍。为此就单独成立了一个顺记垫土公司，由解铭臣(山东黄县人)负责管理业务。鲍贵卿出资八万元，购买了长达四十余华里的轻便铁道，一百多部铁轱辘马；又在天津西南郊(现天津水上公园附近)与解铭臣合资，用极低廉的价钱买了六百多亩碱地，取该地的土，通过轻便铁道的运输，将土运至炮台庄附近，垫平仁义公司所属的坑地。这样一来，仁义公司原来用一百多元一亩买进的土地，再加上垫土费三百元，合计每亩不过四百元；但鲍贵卿竟以每亩两千元出售，后来又涨价至每亩三、四千元之多。由于在这一带长期取土垫地，形成了不少大坑，当时人称之为“解家大坑”。解放后水上公园兴建之人工湖，即利用其大坑造成。
  鲍贵卿在天津南开中学附近有地六十余亩(即今天津南开体育场所占地之一部)，与当时的南开中学毗连，因此南开中学就借用此地作为该校操场。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时，鲍委托我来出售这块地，要价每亩三千元，当时有人出价每亩二千五百元，彼此正在研究中，这时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来找我。张伯苓说：“如果鲍帅卖了此地，学生们就没有练身体上运动课的地方了；要卖，也得由我们南开买。不过我们是教育机构，付不出许多钱，鲍帅得半捐半卖，我们出一半现款，另一半作为鲍帅兴学义举吧．”为此，我陪张伯苓去见鲍贵卿，鲍碍于张伯苓校长之情面，只好索价一半作为定局。后来南开仍付不出半价现款，结果给了五万元了事。
  民国二十年(1931年)初，鲍贵卿手头有些拮据。因为他知道我那时正担任孟恩远的常年法律顾问，并且知道我和孟的关系相当密切，乃嘱托我代为出售土地。有一天他拿出了四十亩地契交给我。他说请你携带此物到孟宅去一趟，指此地向孟借十五万元。我到孟宅后，向孟说明鲍贵卿之意。孟恩远欣然开了一张十五万元的支票，交付于我。并且很客气地说：“地契您拿回去，我们兄弟过得多，鲍帅既有困难，我自当帮助，何必用这个呢？以后鲍帅富裕了再说，否则就算我送给他这点款子。”据我所知，鲍、孟二人下野后来往不多，为什么交情这么深呢？乃婉询于孟。孟恩远说：“您不知道我与鲍帅在东北的关系。我在吉林督军下野的前夕，鲍帅那时正任黑龙江督军，张作霖正任奉天督军，彼时张作霖实力相当强，野心相当大。他为了使奉系军阀独占东三省，就千方百计挤我下台，以为他将来入关无后顾之忧作准备。当时他调兵遣将，咄咄逼人，我的外甥高士傧任师长，竭力主战，拟与奉张一决雌雄。我当时考虑到：前边有张作霖，后边有鲍贵卿，倘如前后夹攻，后果当不堪设想。我即致函鲍帅，请他在战争爆发时，保持中立。不久，鲍帅给我回信，大意说：咱们都是从小站练兵起来的弟兄，论情当然可以保持中立；但奉张势力雄厚，倘战端一开，稍有疏忽，恐难获胜。以我愚见，不如息战为佳。我接到此信后，踌躇不决。适那时奉天政界方面，又盛传张作霖拟在张作相、鲍贵卿二入中挑选一人继我职务。我在深思熟虑之后，就又致函鲍帅，明白声明：如果我兄命驾前来接我职务，我即愿息战相让。倘不如此，只有兵戎相见，难计其他。鲍帅当时唯奉张马首是瞻，不敢擅专，即将此信交于张作霖。张见我有意下台，因此也就顺水推舟，派鲍帅接替了我的职务。当我交代时，鲍帅给了我很大关照，并对我在吉林的一切权益，毫未损害，至今我都铭记在心。现在鲍帅有了困难，我理当相助。”听他说完，我这才恍然大悟。我回到鲍宅以后，把孟恩远慨然相助的经过一五一十地重述了一遍，鲍很感动地说：“当年交接之事，是我分内能办到，这次他慨然相助，我实受之有愧。”经过和我研究，把鲍在那时英租界盖成的十余所房子(即今和平区香港路平安里的楼房)送与孟恩远抵账，因此又让我把这项房契送到孟恩远处。孟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同时又开了五万元支票，交我带回交予鲍贵卿。由此鲍、孟二人即经常往还，交谊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