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里的《从接收天津到垮台》第八章第四节《八·二〇逮捕革命学生》（50页），提到逮捕北洋大学学生事件；第十一辑《北洋大学回忆片断》中的《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节（53页）也提到这一事件。这两篇资料所叙述的有关情况，有许多地方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特说明于下：
  一、《八·二〇逮捕革命学生》所叙述的到北洋大学逮捕学生的经过，应作以下几点补充及订正：
  1．时间问题。《八·二〇逮捕革命学生》文内未写明年代，而其前后第三和第五两节讲的都是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事件，它对“八·二〇”发生的年代没有写清楚。因此有必要肯定国民党反动派到北洋大学捕学生的日期，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而不是一九四七年。
  2．该文叙述关于北平行辕开会的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能指出，各地逮捕学生，不是如该文说的“同于八月二十日夜，突击逮捕住在校内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北平捕学生是在八月十八日。天津捕学生的日期在“天津党政军汇报”（以下简称“汇报”）上，原决定由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与北平当局联系，平津两地同时进行。北平未通知天津于十八日独自进行了，天津报纸十九日报道了北平逮捕学生的消息，“汇报”的主要成员见报发了慌，纷纷到市政府，开了一个紧急的会，决定由天津警备副司令秋宗鼎与当时在北平的陈长捷联系，由陈决定。
  3．在逮捕前，“汇报”开过两次会，第一次约在八月十三日，出席的人有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副主任委员兼“汇报”学运组组长王任远，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陈长捷、秋宗鼎，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中统天津负责人郭乾辉，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宪兵团团长曾家琳，警察局局长李汉元等等。陈长捷主持开会。陈指定王任远传达“南京党政军汇报”关于逮捕学生的指示。王作了传达，并拿出南京给天津逮捕学生的黑名册，要求予以复核。因该黑名册是南京汇集天津“汇报”学运组历次寄去的黑名单编造的，日期已久，黑名册内住址要复核，人名也有增添的必要。“汇报”决定由王召集天津有关机关学运组负责人开会复核。“汇报”还决定执行逮捕由稽查处、宪兵团、警察局出人；由警备司令部统一指挥并填发逮捕证；捕到的人统交稽查处关押；逮捕日期由陈长捷与北平当局联系（如上述）等等。八月十七日，汇报”又开会，因陈长捷不在天津，秋宗鼎与杜建时互相推让主席，终由杜主持开会。王任远报告逮捕学生的黑名册已复核完毕，各有关单位分别报告各单位所担负任务的筹备情况。总的来说，在八月十七日，一切已筹备就绪，静候陈长捷指定日期进行。
  4．该文关于派我到北洋大学捕人的说法失实了。没有人派我去北洋大学捕人，我也未去捕人。十九日下午，指挥逮捕的任务还没有由警备司令部推到我头上。我因十九日上午参加了在市政府开的紧急汇报（详见上），又于下午到了市政府问询情况，杜建时先生告诉我，陈长捷决定即日进行，即在二十日进行。十九日夜十一时，我到了天津警备司令部，秋宗鼎要我指挥人员出动。我对秋说，“汇报”决定由警备司令部统一指挥。秋说我熟悉情况，要我指挥。秋叫该司令部参谋长严家诰陪我同去。这样，我被迫担任了指挥。我编了军警宪临时混合组若干个，指定了各组的负责人，分配了各组的工作，向出动人员讲了话，并告诉各组的带队人，如发生情况即电告警备司令部。之后，我回到秋宗鼎的办公室，和秋守在电话机旁等候出动人员的报告。一夜无事，到早晨约八时，秋对我说，大概不会有事了，你可以回家休息了。我回家睡下不久，就接到去北洋大学混合组带队人陈玉贵的电话说，北洋大学学生抢回了该校被捕的学生。我唯恐发生冲突，急忙赶去。
  我到了北洋大学，见保安警察在校墙外包围学校，一部份军警宪聚集在校门前不远的地方。学校大门紧闭，由同学们在门内把守，不许军警宪入校。我到大门前说明我的身分，要求守门的同学让我一人进校去见校长。同学们商量之后，门开了一个窄缝让我进去。我听见院内有反对捕人的口号声。我上到办公楼二层，向那里的人说，我要见校长，有一人叫我在那里等一等。他去了片刻就回来对我说，校长进城，到市政府去了，你到那里能会见他。为避免发生严重的冲突，我把当时尚留在校内的几名刑事警察所持的逮捕证收集到我手，暗塞入我坐的沙发垫夹缝内，然后带他们出校。我告诉陈玉贵继续包围学校，静候我的命令。这里要着重说明，我在校内学生未包围我，出校也未突围。
  5．二十日拂晓，我和秋宗鼎同在他的办公室，我未用电话向任何人作报告，未接到任何人的召唤。该文所说，我打电话，受召到某地及我作报告等情况都失实了。
  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文中说，张校长两次打电话找我，他到警察局见我；我与他谈话，要求他保证交出被捕学生等等，恐记忆有误，弄错了人。我在八月二十日未接到张校长电话，也未会见他。要求张校长保证交出被捕学生，是由当时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出面谈判的。这个阴谋却是我向杜建时先生提出的。我在北洋大学见学生群情激愤，准备斗争。我回城赶到市政府，向杜建时先生说明了北洋大学的情况，并说如果冲进学校捕人，定会发生流血事件；如就此撤退包围，不仅丢人，而且无法应付南京的追究。我提出由杜建时先生要求张校长保证交人，是为找台阶撤除包围。我并向杜建时先生建议，他应同时向张校长保证，市政府决不要求学校真交出学生，以便张校长作保证。杜建时先生同意了。为什么我提出阴谋，自己不出面呢？因为我的职务不准许我提出不捕人而撤退包围的办法，而杜建时先生的地位可装作调解人，与张校长谈判。到了二十日下午约五时，杜建时先生告诉我，张校长已作了保证。我立即叫陈玉贵撤除了包围，遂结束了“八·二〇”事件的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