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以后，又向热河省进犯，觊觎华北，还想鲸吞全中国。中国人不甘心当亡国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天津学生紧随北平一致行动，于十二月十八日举行游行示威。我当时作为北洋工学院的一名学生，也参加了这一游行。从此，天津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就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转年暑假期间，天津学联曾组织一部分同学到市郊农村如姜井、王兰庄等村，通过办识字班，演出文艺节目，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并与农民建立起联系。一九三七年四月春假期间，我们北洋工学院的二、三十个同学排演了几个宣传抗日的小节目，又到市郊农村进行巡回演出。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演出过程中，我们的心情也非常激动，深深感到：农民多么需要文化，多么需要了解到亡国的痛苦啊！城市的学生运动应该与农民相结合！这时，“民先”队员朱光天找我谈话，让我出头组织一个剧团。为了面向工农群众，尤其是易于为农民群众所接受，决定取名为“通俗剧团”。
  通俗剧团的演员主要是北洋工学院的学生，由于我们全是男生，所以还吸收了外校的一些女同学参加。我记得经常参加剧团活动的同学有：朱光天、孙景芳、于奇、童铣、张子林、徐达本、孙鸿志、陈晶、陈凯、章辩、安琳、吕贤棻、庄碧华等。没有经费就由同学们募捐，一共凑了四十元左右，主要是用来制作幕布，为了油印材料，只买了一个油墨滚子和一块钢板，蜡纸和印刷用纸是找学校里的一个小职员设法偷出来的。一切因陋就简，节约办事，在一个同学家里腾出半间房子，就排练了起来。
  剧团成立以后，基本上每一、二个星期就到附近农村去宣传演出一次。农民们听说来演新戏，都象赶集、过庙会似地涌来了。我们演的戏都是些短小的独幕话剧，最常演的一出是《死亡线上》。这个独幕话剧描写的是东北沦陷区的农村，在日寇的蹂躏下，中国农民随时都有死亡的威胁，指出只有组织武装与敌人斗争才有出路。……我们的演技虽然不高，但给人以真实、纯朴、明确的印象。演出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伏彼起，经久不息。
  我们演唱的歌曲都是当时流行的抗日救亡歌曲。同学们在演唱时，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特别是唱《五月的鲜花》时更是激动万分。“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亲善呀！睦邻呀！卑侮的投降……”，歌词把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枪杀爱国志士，一面对日本大唱亲善睦邻的卑鄙嘴脸，刻画得多么深刻！演员每当唱到这里时，便泣不成声了。
  通俗剧团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民先的直接指挥下，逐渐成为天津爱国学生下乡进行宣传活动的联络点。如法商学院、三八女中、第一师范、助产职业学校等院校的积极分子经常和剧团一起活动。每次下乡宣传的日期确定后，便在星期六分别通知第二天的集合时间和地点，有时竟多达二、三百人，成为一支浩浩荡荡的宣传大军。
  （二）
  一九三七年的暑假就要来到了。这时刘瑞方以天津民先总队长的名义来找我，提出通俗剧团的这种方式进行抗日爱国宣传效果很好，和我商议在暑假再组织一次巡回演出，并说可以把职业性的青玲剧团中的爱国青年演员请来配合我们演出。研究决定后，便组织了三十多人，拉着两辆人力排子车，装上行李和演出道具等，于六月二十五日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天津，沿津浦铁路南下。
  剧团的组成人员，仍以北洋工学院和法商学院的同学为主，由刘瑞方、孙鸿志和我三个人负责。由于这次有青玲剧团的协助，我们有了导演和有经验的演员，节目多了，演技也提高了。我们先后到了独流、静海、马厂等地，到处都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有的村庄演完了还不让走，只好再多停留一天。有时在路上正遇上农民赶集，我们就临时拉开场子，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演完以后又继续赶路。
  我们在马厂，还特意地到二十九军驻地为抗日士兵演出。我们和士兵同吃，同住，除为他们演出外，还派同学教他们唱救亡歌曲。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下级军官和士兵们的热情接待。当我们在台上唱《大刀进行曲》时，士兵们在台下和我们一起唱，台上台下的感情融成一片，这一支歌竟一唱再唱，还喊了许多声“杀！杀！杀l”由此可见下级军官和士兵要求抗日的情绪是多么高涨啊！我们在这里住了三天，临走时他们再三挽留，依依不舍。
  离开马厂后，向南又走了一两站，二十九军派人来通知我们：芦沟桥事变爆发了！并告诉我们他们即将有所行动。我们决定返回天津。再路过马厂二十九军驻地时，他们已经开拔，营房已经空空了。我们乘船在七月二十日前后回到了天津，这时天津的气氛很紧张。七月二十八日，日寇向天津发动攻势，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了两天，天津就失陷了。
  （三）
  正当天津市区战火弥漫的时候，我们有四个同学骑了三辆自行车离开了天津。当时与各校已无法取得联系，只有各自采取行动。我们先到了杨柳青，准备观察一下形势发展再作打算，不料在这里遇见了刘瑞方等人；随后北洋工学院、法商学院以及其他学校的一些同学也陆续赶来了。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向南走，走到静海县时已经有四、五十人了。日寇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使大家义愤填膺，大家一致认为，还要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动员群众，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凡是能投亲靠友的，可以充分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还有二十多家在天津的同学无处投奔，就成立了“天津救亡同学会”，推选刘瑞方、孙鸿志和我为负责人，决定去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实现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日。
  我们沿津浦铁路继续南行，沿途又碰到许多从天津跑出来的同学，大家汇合在一起，一路步行到沧州。我们和车站交涉，要求乘车，不答应我们就不走，车站对我们也有些同情，只好同意给我们一辆车皮，并说到济南铁路局以后再补办手续。我们在一块白包袱皮上用自来水笔的墨水写上“天津流亡同学会”几个字，作为我们的旗帜，挂在车厢外面。
  车到济南以后出了麻烦。车站先是要罚款，又是要扣人，气势汹汹。经过反复协商，决定由我们向铁路局进行交涉，但要留下一个人作为人质。我自动地提出由我作为人质，其余的同学都去铁路局。我原以为他们要把我关几天牢房，结果是把我领到了室内有沙发、地毯的头等候车室；看门的工人同志嘱咐我说，你只要不出屋就行了，还给我打来一壶开水。走出去的同学们每天除了向铁路局交涉继续要车皮南下外，便在大街上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同情。这时日寇的侵略活动日益嚣张，济南也是人心惶惶，铁路局对我们这些学生没有办法，最后据说请示了韩复榘，满足我们的要求，派辆专车送我们去南京。我们一伙又打起“天津流亡同学会”的旗帜，浩浩荡荡地直奔南京去了。
  通俗剧团自一九三七年四月间成立，到七月底结束，时间不过仅仅三个多月，但它的旗帜鲜明，自始至终面向工农兵群众，在动员民众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是突出的，我们在实践中也受到了锻炼，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走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才能有所作为。事实正是如此，通俗剧团的绝大多数同学，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都先后奔向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行列中来。有的同志在抗日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一直为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直至生命停息；有的至今仍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此，我特别怀念于奇同志，他是北洋工学院的同学，通俗剧团的积极分子，抗战期间他参加了冀中军区的火线剧社，在一次演出后的转移途中，被日寇袭击包围，他和同志们英勇奋战，直至壮烈牺牲。还有孙景芳同志，他也是北洋工学院的同学，是学校歌咏团的领导人，通俗剧团就是在歌咏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孙景芳同志在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八路军，不幸的是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却因心脏病而逝世。对剧团出了不少力的童铣（张沛）同志，抗战后到延安，全国解放后任国家经委燃料局局长，在“四人帮”横行时被迫害含冤而死。在此，我也向在不同战场上牺牲的或病故的通俗剧团的所有战友表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