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编者按：
  天津五村（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小刘庄）农民反对大地主、大盐商“李善人”夺取佃权的斗争，起于一九一五年，直到天津解放才告结束。一九二九年傅茂公（彭真）同志曾领导过这个斗争。这一场长达四十年的斗争缘起是“李善人”看到城郊地皮涨价，企图收回永租给农民的耕种权利，毁田垫地，盖房出租，以牟取更高的利润。为此，“李善人”采取了一系列的卑劣手段，如增加租金，扣留租折，强迫退佃，以及买通官府举讼，伪造契纸讹诈等等，最后甚至收买打手，以暴力手段强行毁田垫地。由于五村广大农民长期坚持反霸护佃斗争，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迄未能如愿。
  我们访问了当年参加过五村护佃反霸斗争的几位老人，下面是他们的回忆片断。
  （一）
  刘文秀 （退休老工人）
  当初，我家住在天津西楼村，父亲租种亿寿堂“李善人”
  家不到二亩的菜园子地。我本人曾在北洋纱厂做工，一九二六年初在一次罢工斗争中，被捕入狱。在监狱里押了几个月，释放后便失业了。生活艰难，只好在东楼魏家坟地找了一块地，搭了一间破屋，和刘凤池二人合伙，开了一处柴禾厂。当时在柴禾厂旁边的空地上，经常有西楼村的甄元和、施文兰、杨凤池、刘云祥等人，在那里耍枪弄棒，练武功。由于我和这些年轻人家境差不多，都是“李善人”家的佃户，又是同村人，所以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在练武时常在柴禾棚里歇息。
  我在北洋纱厂时，参加工会活动，结识了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傅茂公（彭真同志化名）。我被捕入狱，失掉了工作，也失掉了和傅的联系。一九二六年初冬，听到人力车工人强树林（当时是人力车工会负责人）说，傅茂公一直在找我。不久，强树林便领了傅茂公同志到柴禾厂找我。我们见面以后，他热情地慰问我，询问我在狱中的情况。老傅对我很关心，见我没有正式工作，收入很少，时常拿钱接济我。有一次正值严冬，老傅看我衣服单薄，他在柴禾厂里脱下一条棉裤，非让我穿不可，他自己强调有一件棉袍可以过得去，我只好接受了。由于傅茂公同志经常来找我，甄元和等人便问起我，傅是何许人？我告诉他们是纱厂的工人。以后老傅也向我打听甄元和等人的情况，我说他们都是租种“李善人”家菜园地的佃户，并将当时这些农民正在和李家为增租、垫地等事发生纠纷的情况介绍给傅茂公。不久，又把甄元和引见给老傅。从此，天津五村农民的斗争走上了轨道。
  记得傅茂公同志有时夜晚在柴禾棚里对我们一帮青年人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变化情况，以及我国南方各省革命发展的情况和农民运动的情况，指出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前途，并且积极鼓动甄元和等人迅速组织起来，告诉他们“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农民兄弟开始觉悟以后，一九二七年初，在傅茂公同志的领导下，西楼村首先成立了农民互助会。几户农民组织在一起，在生产上互相协助，有事大家互相照顾。随着和亿寿堂“李善人”家斗争的需要，农民互助会在毗邻的东楼村、贺家口、小滑庄、小刘庄都发展起来了。一九二八年间，以西楼村的甄元和为首成立了“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会址设在东楼玉川居胡同。当时，五村农民的代表有：西楼村的甄元和、杨凤池、刘云祥、施文兰、刘文秀；东楼村的刘景通、刘魁元；贺家口的华永泰；小滑庄的崔宝庆；小刘庄的于宝林。其中甄元和为五村农民的总代表。为了便于掩护斗争，由甄元和、施文兰、杨凤池、刘云祥和我在西楼村前街二十二号成立了一个国术馆，具体策划和指挥这场反霸斗争。
  那时，我们的柴禾厂关闭了，老傅和我们联系活动的中心，转移到“荣园”（“李善人”家的花园，即现在人民公园）南门前菜园子地里的甄元和的窝铺里。
  一九二八年末，为反对“李善人”向农民增租的事，五村农民在地下党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动员了数千群众，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手持各色小旗，写了“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增租”等标语口号。五村农民反霸斗争的烈火炽烈地燃烧起来。
  五村农民反霸斗争正在方兴未艾之际，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傅茂公同志突然不见了。后来得悉已经被捕。但是，五村农民经过前一阶段的斗争锻炼，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越来越多，所以斗争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激烈。
  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李善人”家雇人在西楼菜园子垫地，使许多户农民失掉了土地，也就是失掉了生计。垫地的土是从西南楼那边挖来的，受雇替李家垫地的包工商，用一批民工从西楼到西南楼铺设了小铁道，用轱辘马把土推来。当开始垫了一部分土地以后，五村农民群情激愤，以国术馆练武为名的一帮小伙子为先导，带领五村许多农民，在西楼被垫的菜园子前制止包工商继续垫土，并动手把铺设的铁道拆掉，轱辘马被推翻。因为农民人多势众，包工商只得被迫败退。
  “李善人”这次垫土的诡计未能得逞，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各村农民也选出代表，准备和李家打官司。李家在法院诉讼方面还出了许多花招：第一，他不告五村为首的几个代表，告的是一些胆小怕事的佃户；其次，他不是集体的告，而是几户几户的告。
  法院开庭审理，五村不仅派代表们出席，而且动员了成千上百的农民去法院旁听。法官在堂上传讯被告人时，我们的代表出庭替被告讲话。法官问代表：“你是什么人？本院受理的被告是某人，你不是这个人，不准讲话。”我们的代表则反问：“原告是谁？”这时原告雇的律师讲话了，他说是代表原告“李善人”家。农民代表当场抓住这一点，质问法官说：“既然允许原告化钱请律师代表讲话，被告没有钱请律师，就能由旁人代表讲话。”问得法官哑口无言，以致不敢继续开庭问案了。
  自从五村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各村都有主事人负责组织、宣传、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工作，并停止向“李善人”家交租。为了解决开展斗争所需要的经费，农民组织向农户收取一点点公用金，每户每月几分至几角不等。这样，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骨干分子们都无顾虑，敢于挺身为大伙效力。例如，发动村民到法院去旁听、游行、请愿等活动时，每人发给二角钱补助生活；有一次游行时被反动军警抓走了几个人，反霸联合会立即把他们家属的生活负担起来，所以群众的斗志十分旺盛。
  五村农民和“李善人”家打了很多次官司，最后发展到群众包围了河北省高等法院（在河北三马路），吓得法官不得不同意农民提出的要求，重新认真地调查案情，不敢轻易妄断。有一次在法院后门外，把李家雇的律师打了一顿，吓得律师跪在地上求饶，并申言不再替李家出庭辩护了。“李善人”妄图通过法律压制农民并进行讹诈，在五村农民联合起来与其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彻底失败了。
  但是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九三一年冬天，李家又买通“官面”的一些人，穿着军装，带着士兵，挎着枪，由李家的庄头（收租人）魏世珍陪同（魏单坐一辆包月车），到贺家口去查封农民代表华永泰和小滑庄农民代表崔宝庆的家。五村农民群众闻讯后，立即奔赴现场。这时，魏世珍对这两家贴完了封条，正在往回走（在现在的下瓦房汽车站附近），被群众追赶上了。几个小伙子从包月车上把魏世珍拉下来，痛打了一顿。这个地主的狗腿子只得跪地求饶，声明以后决不再管“李善人”家的事，也不替李家收租了。
  一九三三年，李家又在小刘庄垫地，并盖了一座楼房，叫汉兴公司。这件事同样惹怒了五村农民，由小刘庄代表于宝林带领本村农民，把这所正在兴建的楼房扒了，其他各村闻讯也都前去相助。对此，李家是无可奈何！
  一九三四年“李善人”家又出钱收买谦德庄的大流氓李珍、姚少平等人，雇了一帮“杂霸地”，向五村农民寻衅斗殴，企图暗害。那时，五村农民根本不怕地痞流氓的威胁，反过来，农民们扬言要扒李珍在谦德庄的住宅。按李珍也是西楼村的人，虽是流氓头，但也不敢过分得罪本村的人。后来经过有人说合，李珍也表示不管李家的事了。
  一九三四年，五村农民与“李善人”家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后（即不让垫地、不增租、不准收回佃权、不交纳租金），为了巩固这些胜利，又派了赵建忠等三人到北平西郊海淀学校，请了学校教师段西侠、段一洪兄弟二人替天津五村农民写了一份《天津贺家口、小滑庄、东楼村、西楼村、小刘庄全体佃农哀告书》，在天津南市某印刷厂印了五十份，散发到社会上。《哀告书》揭露了地主的伪善面目和罪恶活动，以及军阀国民党助纣为虐的卑鄙行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五村农民护佃反霸斗争，由民国初年起，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初天津解放。二十多年，农民没有向“李善人”家交过租。这一斗争坚持了这么长的时间，影响极为深远，如果没有当时地下党的领导，没有象傅茂公同志等共产党人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深入五村，领导和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取得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
  左振玉 （天津市内燃机厂副厂长）
  我从小住在天津西楼村外祖父家，外祖父和舅舅租种亿寿堂“李善人”家的地，常年以种菜为生。我十几岁就在裕元纱厂做工，一九二六年在罢工斗争中，我担任工会总代表，反动派企图逮捕我，我跑到安东躲避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我回到天津，受当时天津地下党南区负责人杨恒南、刘瑞森的委派，到五村支部担任书记，推动正在开展的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和对大地主“李善人”家的斗争。为了保密，组织上没有叫我公开身份，只是和五村斗争中心的西楼村农民骨干分子甄元和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九二七年由我介绍，甄元和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天津五村第一个参加党的农民。
  一九二八年末，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天津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俗称“五村反霸斗争联合会”），各村推选代表参加。其中西楼村的甄元和被推选为总代表。活动地点在西楼村甄元和家和当时我住的那个院子里的国术馆。
  那年年底，五村农民因反对“李善人”家向佃户增租、夺佃、垫地等阴谋，首次组织了七、八十个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到“李善人”的第三代李荩臣家（地点在现在的音乐厅附近）去请愿。在农民群众请愿的声势下，李家答应：“已经垫完的地就算完了，没有垫的不再垫了。”但事后不久，李家就出尔反尔。一九二九年初，又将五村数百户佃农的租折扣留，并在西楼和东楼又开始垫地，使刘魁元等几十户佃农失去生计。“李善人”家还伪造证件向法院控告佃农欠租及解除租约的诉讼，以致激怒了广大农民群众。五村农民反霸斗争联合会准备组织游行、请愿等活动，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我因同时负责在裕元纱厂及人力车工会的活动，受到反动政府的镇压，被捕入狱。那次被捕的地下党领导干部有傅茂公、薄一波、刘仁、金城、李运昌；被捕的工人有我和司呈祥、郑明章、张晓棠、熊凤起、张凤文。傅茂公等人被判了十年徒刑（九年零十一个月），我们这些工人被判了十一个月的徒刑。所以这次五村农民游行和包围高等法院等斗争，我都未能亲身经历。
  一九三〇年春，我从监狱出来，在瑞典驻津领事馆找到一个给领事开小汽车的职务，仍在五村活动，与杨恒南、刘瑞森同志联系。后来上级又派来一位化名王筱延的领导人，他在西楼村甄元和家住了半年多，白天经常以卖自制的烟卷为掩护出去活动，夜间到甄家睡觉和我们研究工作，指示我们如何开展斗争。刘瑞森有时也住在西楼村甄家。
  一九三四年，傅茂公同志提前出狱，同时刘少奇到了天津，我经常向他二人汇报工作。那年发生亿寿堂李家收买谦德庄流氓李珍和五村农民寻衅捣乱的事。当时，农民们极为气愤，准备要扒李珍的住宅，并且由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农户去收“打狗费”，每人身上挂一个白布口袋，上边写上“打狗费”的字样，扬言要与这班流氓“杂霸地”拼个你死我活。上级党的领导人及时向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叫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地主阶级，对那些被收买的流氓无产者应设法进行分化瓦解，使其不为地主阶级所利用，并避免其他流氓黑组织的参与和干涉，以致扰乱农民斗争的方向。根据党的指示，我们及时作了研究，结果通过有关的人从中说合，争取了李珍保持中立态度。这样，五村农民对大地主“李善人”的斗争，又取得了新胜利。从那以后，五村农民就停止对李家交租，直至天津解放。
  （三）
  司呈祥（退休老工人）
  一九二六年旧历腊月二十二日，我在北洋纱厂被捕，三个月释放后，担任第三部委书记。半年后党又派来杨宗义同志接任我的部委书记工作，傅茂公同志才把我调到农民支部去。傅茂公同志早就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领导了农民运动。有一次在刘凤池柴禾厂窝铺里开党的会议，我和傅茂公同志同时到会，甄元和、左振玉已在窝铺里等我们了。会议开的时间不长，傅茂公同志因事未等会议结束就走了。为了培养农民骨干，根据会前老傅同志的提议，由甄元和担任五村农民支部的书记。甄元和是由左振玉介绍入党的。
  一九二七年，党在五村农民中的工作重点是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团结起来有力量，才能和地主亿寿堂做斗争，最后取得胜利。同时在五村农民中培养积极分子，如西楼村的施文兰、杨凤池；东楼村的郝文发、刘魁元、刘景通；贺家口的华永泰；小滑庄的崔宝庆；小刘庄的于宝林、赵建忠、李括田等；后来都成了五村农民反霸斗争中的骨干分子，当时还准备发展施文兰入党。根据青年农民的喜好耍枪弄棒的特点，一九二八年在西楼前街二十二号成立了国术馆，做为党的秘密活动点。这时裕元纱厂工会会员中的部分青年也到国术馆来，这样工农就联合起来斗争了。一九二八年末还组织了一次五村全体佃农参加的请愿示威大游行。
  一九二九年旧历四月二十六日（公历六月初）我和傅茂公同志等人被捕。当时听说党先后又派来了杨恒南、王筱延、黑刘等同志领导五村农民运动。党在五村农民中开展工作，是傅茂公同志来天津后才进行的，以前地委书记李季达同志从未向我谈过五村农民运动的情况。
  （四）
  宋金富（退休老工人）
  我是天津市西楼村人，父亲租种亿寿堂“李善人”家一亩多地，种些蔬菜在市内贩卖，生活非常艰难。
  我十八岁（一九二四年）到裕元纱厂做工。在一九二六年继砸裕大后，裕元纱厂为增加工资事发生了一次大罢工，我在罢工中被捕入狱。关押一个半月释放出来就失业了，我只得在家种菜。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很多，如甄元和、杨凤池、施文兰、刘文秀，还有家在西楼、本人是裕元工人的左振玉、陈宪富等，我们经常在一起。
  村里为了对付“李善人”家对佃户增租、扣租折、收地、垫地等事，成立起“五村农民反霸斗争联合会”。
  说起五村的事，早在一九一七年天津闹大水，五村的菜园子全被淹没，几百户农民遭灾后失去生计，“李善人”家却乘机向农民增租，并以退“粪伙费”的办法①，按亩给了佃户一部分钱，言明随时收回佃权。佃农们在水灾后生活无靠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这笔钱，其实这笔钱却包藏着祸根。以后五村农民反霸斗争都是由此而起。
  头十来年，五村农民和地主“李善人”的斗争领头人是东楼的刘魁元、小刘庄的于宝林。斗了十几年也没斗出个名堂。
  ①“粪伙”指佃户在菜园地上历年所施之肥料，退“粪伙费”是作为收回租地的一种补偿。
  到一九二八年左右，刘和于的年岁都大了，领头人换了西楼的甄元和。那时的活动的地方，一个是“荣园”（李家的花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南门对过的菜园子地里，那有几个窝铺，其中有一个是甄元和的家；另一处就是农民和工人都在那里活动的国术馆。五村农民反霸斗争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情况就不同了，斗争逐渐有了力量。我在菜园子里见到过天津地下党的领导人傅茂公同志，后来又见到一个叫阚家华的地工人员，经常和傅茂公在一起，后来知道阚是专门负责领导裕元纱厂工人运动的。
  （五）
  甄元生（南郊区长青公社西楼大队社员）
  我是当年天津五村农民反霸斗争中农民总代表甄元和的胞弟。
  我家租种大地主亿寿堂“李善人”家的菜园子地，菜园就在“荣园”的南门外；另外，我家在尖山还开垦了一块园子。一家七、八口人全靠这两块菜园子生活，生活十分艰苦。
  我家住在天津西楼村前街，当时这条街还有农民成立的国术馆。记得那时，我家来往的人特别多，有些生人来到我家都称我父亲为表叔或表大爷。其中有个叫王筱延的，白天在外边卖自制的烟卷作为掩护，晚上到我家和我哥哥商量事情，在我家住了有半年多。还有一个叫刘瑞森的也在我家住过。后来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一九二九年天津五村农民为了与大地主“李善人”家进行斗争的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五村农民护理佃权委员会”，组织五村农民几千人的反霸大游行，我也参加了这次游行。
  一九三三年，我家被反动政府查抄，我哥哥甄元和事前得到消息，把报纸和记载有文字的纸张都销毁了，自己又外出躲避起来，结果反动派什么也没有查抄到。军警搜查时，我和我父亲都没有在家，家里仅有我嫂子、我老婆和孩子们。军警临走时，对我嫂子说：“你家男人回来后，叫他到巡捕房去一趟。”我们害怕军警们来捕人，便都转移到尖山园子里的小屋躲了起来。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不敢回家去住。事后甄元和仍经常到西楼村的群众中活动，只是不在家住了。
  一九三六年，我哥哥甄元和在山东义地（即坟地，在现在尖山公园旁）参加党的一次会议，突然遭到反动军警的兜捕，他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累吐了血。从此，我哥哥被迫流落在外，生活困难，有病也不得医治，后来回家不久便死了。他不仅为五村农民的反霸斗争贡献了力量，还组织过五村农民支援几个纱厂的罢工斗争。
  （除司呈祥一篇系本人执笔外，其余均系张我真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