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是一九三六年六月来到北洋纱厂任职的，我与朱梦苏以前并不相识。我来到北洋之初，担任考工科长，我的直接上司是工务主任，所以与朱梦苏接触的机会不多。以后，朱把我调到业务部门担任科长、主任以至最后当上了副厂长，我和朱之间的关系，就逐渐密切起来了。
  由于我呆在北洋的年资比较长，日积月累，对有关北洋的事情知道得也就比较多一点。现在根据我的回忆，分五段叙述，即：1、北洋纱厂创建的经过；2、诚孚公司接管后的逐步发展；3、日寇统治下的奄奄一息；4、抗战胜利后的复苏；5、解放后迎来了灿烂前程。
  一鳞半爪，很不系统，亦或可以提供研究天津工商业发展史一点参考资料。
  一、北洋纱厂创建的经过
  北洋纱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一九一九年开始筹备，一九二一年才建立起来、投入生产的。在大战中由于帝国主义在战场火并，战后一个时期又在医治战争创伤，暂时还无力向远东市场进行掠夺，所以我国脆弱的民族资本赢得了崛起的机会。特别是由于棉纺织业的利润成倍地增长，吸引了官僚、军阀和商业资本家们的资金，争先投资创建纱厂。北洋就是其中应运而生的一个。
  北洋是以天津敦庆隆号商业资本家纪姓联合其它七个棉布业商号集资创建起来的。当时，他们有个发展规划，打算以北洋为起点，继续发展下去。他们把这个纱厂命名为“北洋商业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名称中有“商业”和“第一”的字样，是由于他们是商业资本家，用以区别于当时官办和官僚资本的企业，同时还准备继续兴办第二、第三……等公司，所以才起了这个名称。但严酷的事实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又卷土重来，在这样一个强大经济势力压迫下，加上北洋军阀对民族工商业的摧残，终于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的发展规划不仅落了空，就连他们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第一纺织公司也危在旦夕，难以自保。从经济力量上来讲，它不能与外资抗衡；从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上来讲，它又相形见绌，以致企业一蹶不振，被迫招集新股以资继续维持。
  但是，经过这样的一度经济输血以后，仍然无济于事，于是又改由新股东中的一个资本家章瑞庭独资经营。章以承做军装起家，和张作霖是盟兄弟。他自恃有了这样一个靠山，大可以力挽狂澜，但结果事与愿违，又以负债累累而告终，不得不酝酿出售，以偿还债务。章瑞庭这个人虽然是一个不明当时国内形势的莽汉，却尚具有一点民族自尊感，他扬言：“宁愿少卖钱，也要卖给中国人而不卖给外国人。”当时日本纺织系统的垄断资本在天津市场上已有一定的势力，它们既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又有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强权势力为之撑腰，他们满以为这命在垂危的北洋，是可以唾手而得的，但没有想到章瑞庭坚持不卖给外国人而未能如愿。结果于一九三六年由金城、中南两银行所组成的诚孚公司以六十八万元的廉价买进。金城、中南两银行所以组织诚孚公司，是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银行不得兼营企业，因此金城、中南两行用改头换面的手法，逃避法律约束，合资组织这个公司，从事企业经营活动。
  二、诚孚公司接管后逐步发展
  金城、中南两银行通过诚孚公司名义买进北洋以后，经恒源纺织厂（亦属诚孚公司企业）经理、纺织界当时的闻名人物曾伯康的推荐，聘任朱梦苏为北洋厂长。朱是湖南汝城人，一八九五年生，地主阶级出身。他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在其族兄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在东京工业大学留学。朱与曾是日本工业大学时的同学。他们回国后，同在上海日商公大纱厂任见习工程师，后又同任上海申新纱厂工程师。朱又先后任上海三新纱厂、九江利中纱厂工程师及无锡振新纱厂厂长兼工程师。朱是当时国内一个比较闻名的纺织专家。朱原名朱应奎，字梦苏。朱应奎这个名字在当时上海纺织界是比较知名的。一九四一年他兼任诚孚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以后，以字行，就不再用朱应奎这个名字了。一九三六年朱从九江利中纱厂来到北洋的那一年，他四十二岁，正年富力强。像他这样一个人才，对两行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朱梦苏接受两行聘任后，首先谈待遇问题。他要求，不管企业盈亏，每月支取薪资四百元，并由厂供给家属住宅及个人用车。但他保证，在他任职期间，决不因职位之便搞一些不利于企业发展、有损于东家利益而谋个人私利的不正当行为。双方条件谈妥后，朱在上海凑集班底，包括技术、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人员，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乘车到天津走马上任。到天津后又在天津充实了一些人员，有的是从恒源纺织厂调来的，有的是老北洋的留用人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比较齐全的人事阵容。开始工作后，首先对原有工人进行甄选，主要多选留女工，少留男工，以便于驾驭；又对全厂机器进行检修。六月一日正式开工后，又陆续从恒源纺织厂、上海、无锡、济南等地区调来或招来一批熟练工和技术工，同时又从保定和天津地区招来一批新女工，由厂里指派专人对她们施以基本操作训练。当然这也是有意识地把她们培养成为骨干，有利于驱使，从而分化新老工人之间，本地与外地工人之间的团结。
  经过这一番边生产边安排，从而初具规模以后，北洋的棉纱产量和质量都有所上升，产品在市场上站住了脚。同时起用了北洋已经废弃不用的旧商标“金三鼎”，以标志更新。经过六个月的生产经营，到一九三六年底结算时，北洋原来的朝不保夕的残局，开始扭转过来，净盈利一万元，为两行投资谋利创造了良好开端。年终时工人要求发给年终奖金，朱梦苏则认为：盈利不多，不同意发给奖金，引起了罢工。朱又着了慌。经由人事科长王德三邀请当时警察第六分局局长来厂出面镇压调解，根据工人们到厂时日的长短，每人分别发给奖金五角及一元而告结束。事后这个分局长推荐一个人来厂当雇员，朱梦苏给予安排，以示酬谢。
  次年，两行根据朱梦苏提出的规划，向日本购进新纱锭12，500枚，又向日本、英国、瑞士分别购进为增锭配套的机器设备及两千千瓦发电机一台，并扩建改建部分厂房，到一九三八年北洋就扩充成为自备2，800千瓦发电厂，具有37，000纱锭的中型纱厂。又逐步改装细纱机为大牵伸装置，以期由原棉制成棉纱的过程中，在保证品质优良的前提下，简化程序以达到减少纺纱前一段工程中的机器台数，从而相应地减少工厂的建筑、物料、动力的消耗，员工缩减，因而减低成本，达到经济上的目的。这就是北洋全盛时代的开始。在第一步实现扩大拥有纱锭的同时，两行根据朱梦苏的规划，又进行了扩增织布机250台的打算。为扩充布厂作准备，把位于北洋厂内由北洋租用的一部分盐坨公司所有的土地买下来，以期在北洋厂范围内的土地完整待用。经过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灾以后，又感到纺场基地有垫高的必要。全纺场于一九四〇年又铺设了地板，并改善了照明以及纺机传动设备，把集体传动改为单独传动。为提高发电机出力又买进旧蒸汽锅炉一台。
  再从北洋的生产经营的整个过程来看，从一九三六年开始，年有盈利，逐年递增，最高的一年为一九三八年，年盈利达到二十余万元。以年限划分，则以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之间为最盛时期。它一反资本家章瑞庭个人经营时期的困境。两行投资年年保有利息，以两行的经副理们组成的北洋董事会的成员都得到报酬。全体职员也分得红金。朱梦苏以两种身分分得红金和报酬：一是作为北洋职员同职员们一样，分得红金；一是作为经理人员从董事会那里拿到高于一般红金的报酬。
  北洋这些盈利的得来，一方面固然可算是从比较正常的经营中得来的；一方面也是搞了一些花招。棉纱在当时的市场上是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热门货，他们用诚孚公司的名义或用假商号的名义，先直接把北洋生产出来的棉纱买出来，作价很低，甚至低到只有当时市场的一半，而且连一分钱也不用付出来，就把北洋的棉纱栈单拿到手，又马上转手把这份栈单按市场上价格卖出去。北洋在这一买一卖之间所获得的差价，就列入北洋的后帐，可以逃避大宗税款。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经过一九三六年底北洋工人罢工以后，朱梦苏吸取了教训，也变得“开明”一些，开始变换对待工人的手法。在个别工人中，通过上层、中层、基层职员在工人中分头进行收买活动，定期或不定期地给一些工资补贴，为数二元、三元、四元……，以至更多一些，直接交付，不通过工资帐。我当时在纺场里担任考工科长，就承担过这个任务。另外对工人们的“宕管”们（即工头的变相称号）、部分技术工人们、小头头们分别发给年奖，每人发给奖金一包（最多的约相当于一个月工资）。他们之间互不知道。抗战胜利后，改为普遍发给。另外又邀请宕管、小头头以及部分技术工人们年节聚餐。但施行两三年后，因被邀参加聚餐的工人们识破了这是分化工人团结的诡计，拒绝参加而告终。除了以上所述的手法以外，又搞了一些生产奖、超产奖、清洁奖、出勤奖等。在这些奖中有些是当场检查，当时发给现金。这种办法固然起到刺激生产的作用，也起到分化、收买、拉拢工人的作用。
  此外在职工福利设施上也搞了一点名堂。如：接受一部分单身女工以及路远的女工住厂；对住厂工的每月伙食费固定在一个基本数上，物价高涨时这个基本数也不动，不足之数由厂补贴；当粮价上涨、市面上不易购买时，厂里以低价向工人们出售面粉、玉米面。在娱乐方面：组织了京剧票房，逢年逢节在厂内彩排演出；组织男女篮球队、男乒乓球队，与友队比赛；又与恒源在一起举行两厂职工联合体育运动会并发给奖品；还搞了溜冰场和网球场等等。开办了这些娱乐活动，当然是企图通过这些手法笼络人心，从而模糊劳资之间的对立矛盾关系。
  三、日寇统治下的奄奄一息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以后，天津即为日寇全面占领。日本纺织系统垄断资本势力随着其军事占领源源地进入华北，而天津是首当其冲的。日本纺织系统托拉斯钟渊、裕丰、岸和田等株式会社，相继挟其雄资涌进天津市场，扩张企业基地。它们一方面把已被它们吞并的我民族资本宝成纱厂、裕元纱厂、华新纱厂进行扩建，一方面兴建一些新厂。金城、中南两行所拥有的北洋、恒源两厂却得以幸存，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其实，两厂是有它的一定的内外因素的。
  一方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我国以后，标榜着所谓中日经济提携，不得不暂时容许两厂的存在。另一方面则因为北洋、恒源两厂的出面代表人物大都是日本留学生，且恒源厂经理曾伯康的妻子是个日本人。他们与日商纺织厂在天津的代理人之间颇多旧识或同学，在日商之间施展了极尽拉拢周旋之能事。同时诚孚公司为了适应当时形势之需要，雇用了一个日本人名叫榑松的担任顾问。此人据说以前担任过日本驻华某地领事。恒源也雇用了一个名叫樋口的日本浪人为顾问，给他一个庶务科副科长的职衔。再者，曾伯康、朱梦苏本人利用原有的直接关系，分头与日本驻津的军政商等有关方面进行周旋，吃喝玩乐送礼等，面面俱到，因而博得日本侵略者的欢心，赢得了在吞并恶浪中某种程度的缓冲。
  尽管如此，日本垄断资本势力并没有放弃其吞并北洋之野心。在日商钟渊系统的公大六厂购得裕元纱厂（今国棉二厂）以后，便将它附近的村庄房地强行收购，扩张其原有厂址，并把原来临近海河的围墙向海河岸边推进一大块。北洋地处挂甲寺，与公大六厂为邻，两厂仅一桥之隔，按当时市区区域划分，公大六厂属于市区，北洋属于郊区，市郊之间惟一运输要道，只有海河岸这一条路。但由于公大六厂扩展了围墙，这仅有的一条交通要道被压缩成为一个曲折的小道，增加了运输上的困难。这种情势如再发展下去，北洋势将被公大六厂封锁在它的厂址范围以内。朱梦苏有鉴于此，征得两行同意，把北洋附近的民房也买来一部分，以谋阻止公大六厂继续蚕食其附近房地而向北洋扩张进逼的野心。但是北洋的财力有限，终究抵制不了公大六厂继续买地买房，因此，公大六厂通过收买北洋附近的房地步步为营地向北洋进逼，北洋大有陷入它的包围圈之危。正在这时，平地一声雷，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了，北洋得以解围，幸免吞并。
  一九四〇年以后，日寇在军事上日趋不利，特别是华北广大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政权，使日商向我内地收购棉花遇到极大困难。因此，日寇当局不得不把天津地区在纺的纱锭缩减下来。北洋也不得不把在纺的纱锭缩减1/5以至1/3。产量急剧下降，但求生存，谈不到什么盈利了。同时日寇为了应付它们所遭遇的不利形势，对于棉花、棉纱、棉布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成立了华北纤维公司、棉花协会等统制机构，并指定朱梦苏为纤维公司副理事长、棉花协会理事。这两个统制机构成立以后，棉纱、棉布等产品由纤维公司按规定的统一价格向各纺织厂收购，棉花由棉花协会统一分配给各纺织厂。因此北洋在独立经营时的供产销业务已不可能继续经营下去。且在棉源日竭的情况下，在纺纱锭最后竟缩减到只有原设备的纱锭10％至20％左右。生产的棉纱数量日益减少，在一九四四年甚至出现过月产棉纱仅一包多一点的最低记录。
  在北洋的生命已经面临垂危的时候，日敌因战争资源日竭，败绩日增，为了搜集钢铁，勒令北洋拆毁机器献铁，且以拆毁纺纱机为主。分摊给北洋应拆毁纺纱机数为36台，计10，000余锭，同时还要相应地拆毁为10，000余锭配套的其它机器设备，并限期交出。纱锭为纱厂的命脉，纱锭拆毁了无异是纱厂生机的断绝，朱梦苏为此非常焦急。为了争取少毁纱锭以谋再起，把两台纺纱机（相当600多锭）掩藏在仓库里，并设法用其它废铁抵充两台纺纱机的重量。这一关总算闯过去了。但接踵而来的又是：日寇强迫北洋迁让办公楼及部分仓库的房屋，以便驻军。从此北洋被迫进一步走入支离破碎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北洋垂危局势，并应付必不可减的开支，朱梦苏不得不变卖厂里库存的煤、机器油、木料、麻绳、麻袋、马达等物资，并在北洋事务所会计科建立了一本后帐。一时没有用完的余资，就用来买了一些当时股票市场上的热门股票，如：天津自来水公司、东亚毛织厂、启新水泥公司等股票，以保币值，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
  四、抗战胜利后的复苏
  抗战胜利之初，天津棉纱市场上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形势，加上投机倒把蜂起，棉纱是一个热门货，当然是棉纺织厂赚钱的好机会。但是北洋一则以原棉不足，二则以直接生产工人以前离职的过多，一时找不回来；三则以不能及时恢复两班生产，班次不足。因此产量很低，以致坐失赚钱的良机。
  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天津成立了中纺公司接收日商在津的纺织厂，继续生产经营。它们惟一的棉源则仰赖于美援棉。北洋虽然也分到一点，但为数很少，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有一次国民党政府的救济总署在天津处理一批火烧美棉，采取招标方式出售，中纺公司及北洋、恒源都有意投标。为此，朱梦苏以同学同事的关系与中纺公司副经理卢统之、王瑞基商量，要求他们放弃这次投标，让北洋、恒源投标买下来，以济棉源之急。结果成功了，北洋、恒源得到这笔残棉，略为缓和了生产上的困难。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间，朱梦苏听说：国民党政府认为他具有汉奸嫌疑，将予以追究。朱思想上当然压力很大。因此在生产经营上他不敢迈大步，小心翼翼地维持现状。在事务处理上处处以中纺公司的行动为依归，尽量按照中纺公司各厂的步子走。如：当时伪工会提出什么要求时，他就说，中纺各厂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他曾向伪工会许诺过：“北洋职工一切工资待遇都按照中纺公司各厂办法行事，如果他们发给金子，我也发给金子。”又如：中纺公司各厂以发给布匹代替工资时，因为北洋不生产布，他就向中纺公司买布下发。有一次伪工会理事们要求援中纺公司各厂的先例，把他们都提升为助理员并提高工资。朱因为任用助理员必须通过上海诚孚总公司才能决定，他自己不好办，因此没有同意把他们升为助理员，但是答应了按助理员的工资给他们补差额。朱认为：他亦步亦趋地跟着中纺公司走，就可以把伪工会及其它方面对他的刁难和压力应付过去，北洋和他本人可以相安一时了。
  但是，一九四七年当北洋生产经营微露转机时，国民党税工人员又以检查印花税为名，到北洋来查帐，横生枝节，一味挑剔。经过反复协商，达成了协议，以付出当时货币一千万元了事。
  国民党准备以汉奸嫌疑追究朱梦苏之传闻始终未平息，于是，朱在一九四七年被迫避居上海，直至一九四八年才重返天津。朱离津期间，北洋厂务由厂长李荣先独力承担。这时，金城、中南两行的经、副理人员都有争夺北洋领导权的活动，但均未能如愿，这里就不多叙述了。
  五、解放后迎来了灿烂前程
  解放前夕，朱梦苏曾接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给他来信，要求他与职工们一起，把北洋保护好迎接解放。朱原来在市里和厂里都有他的私人住宅。有时他一人住厂，有时他和他的妻子一起住厂。在解放炮声日益逼进市区边缘时，朱既已接到地下党的劝告信，又在广大职工群众的监督下，他更不便也不敢避居厂外，仍继续住在厂里，以表示他与职工一起生活，一起护厂。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北洋地处当时的市郊交界处，当天的清晨就获得解放。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维护下，北洋的生产设备和厂房没有受到一点战事损坏。解放的次日就在人民解放军的指示下，恢复生产。
  北洋迅速恢复生产以后，生产出来的棉纱由花纱布公司收购；北洋所需用的原棉除北洋在市场上买来或用棉纱换来一部分外，花纱布公司也供应了一部分。因此，从解放之日起，北洋的生产经营的面貌，有所更新，开始端正了方向，走向正轨。
  与此同时，北洋又向国家钻了一回空子。在解放之初，棉纱市场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形势。纺纱厂只要手里有棉纱，就可以用它换来棉花，纱厂就可以赚钱。但是，当时北洋手中却是原料和资金两不足。为此，北洋就利用原寄存在仓库里的国民党救济总署委托北洋代纺的棉纱当作是自有的棉纱，运到市场上去换棉花。这批棉纱原来是在国民党统治末期，北洋搞到国民党善后救济总署以美棉交换棉纱九百余件的一笔买卖，纺出后没有及时运走，都寄存在北洋厂里仓库中。解放后，国民党中央银行把这笔棉纱帐移交给人民银行接管，人民银行还没有来得及清理这笔帐，北洋则利用这个机会把这批应交出去的棉纱卖出去换棉花，再纺新纱抵补这个空额。这样一来，北洋的棉源和资金就活跃起来了，度过了原棉、资金两不足的难关。以后人民银行清理这笔帐并来厂提货时，北洋却又向人民银行索取所谓保管费和栈租。不仅把捣鬼的事蒙混过去，反而倒打一耙。
  北洋同时还搞了这样一个勾当，那就是：解放初期，保险事业尚未建立起来，北洋利用这个机会，想出一个所谓“自保险”的办法。就是从会计帐面上付出一笔保险费，用这笔钱去买原棉，存放在厂内仓库里，不入帐；却自圆其说地说什么如果库中原棉失慎了，就可以以这笔原棉去抵补。这种作法的实质是扩大开支，旨在偷税。
  一九五〇年三月天津花纱布公司与北洋签订换棉契约（即加工订货合同），为北洋提供了生产上经济上的优越条件，北洋本身可以不再搞购买原棉、销售棉纱等业务，而可以一心一意地搞生产了。同时通过合同的制约，在生产上促使北洋开始走向计划生产的轨道，一反以前盲目性的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在协商合同的过程中，北洋与恒源始终联合在一起，朱梦苏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当首次签订合同时，规定花纱布公司以长度7/8”为准的棉花425斤换北洋20支棉纱一包，另外付给加工费258.14折实单位，按结算日折实储蓄牌价付给货币。这样既保证了北洋原棉的供应，有利于生产，又保证了北洋的资金周转，有利于经营。这本来是国家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项具体措施。由于朱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又当过好几年的北洋事务所经理，关于生产经营上的知识他是比较多的，具有精打细算的才能，在与花纱布公司商谈契约时，在换棉的数量规定上、加工费的多少上，成为他与花纱布公司争议的焦点，并且占了便宜。对此，他自鸣得意，踌躇满志。
  北洋通过加工订货有利可图，既有财力为两行提供投资的利息，又有余力恢复被日敌拆毁献铁的纱锭。一九五一年就开始向上海诚孚铁工厂订购新纱锭5，000余枚，一九五二年全部投入生产。从此北洋的纱锭又恢复到一九三八年时期的37，000余锭，同时充实了与增锭相适应的配套机器设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朱梦苏寄望于国民党政府协助实现增锭的愿望，经历了三年时间，所谓申请表格、调查表格填报了不少，但结果是空有许愿，毫无下文，一切落了空。而解放后，在三年时间里，北洋增锭的愿望却得以实现。国家扶植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落实到企业。铁的事实又一次教育了朱梦苏，激发了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他经常把北洋增锭的事实，向他所接触的人们津津乐道。
  在“三反”、“五反”运动初期，北洋职工揭发了朱梦苏的“五毒”行为。朱梦苏和北洋事务所副理杨固之一起召集北洋中层以上职员在朱梦苏家里共商对策，责成我起稿，写出辩驳材料。其后，运动逐步深入，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员思想认识有所提高，决心与朱划清界限，朱陷于孤立，不得不开始表示认罪。
  根据职工们揭发出来的五毒材料，初步结算，共应退赔赃款为当时人民币一百亿元左右。朱听到这个消息时，表面上表示接受而内心里却有不满，认为根据这样一算，北洋整个完蛋了。待运动结束、作出结论时，北洋定为“守法户”，仅退赔当时人民币两亿元。朱接到通知书以后，喜出望外，把守法户通知书悬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朱梦苏一度消沉的意志，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一九五三年间，天津市工业局以天津市针织厂建立以后，需要一个专业纺纱厂同它配套协作，并认为北洋具备这个条件，因而与朱梦苏磋商合营。那时朱正热衷于加工订货，有利可图，对工业局合营的建议不感兴趣，没有及时作出响应。经过国家公布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任务的有关文件的学习，联系实际，朱思想上有所触动；加之北洋广大职工对企业合营有强烈愿望，敦促朱响应合营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样一个内外形势的压力下，朱深知继续消极拖延下去，必将招致广大职工们的不满。为此，他思想上有了转变，把消极拖延的态度开始转为比较积极的态度，对工业局的合营建议，作出了响应，并指派专人与工业局有关人员进行具体协商。但是在具体协商的过程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朱的思想上又起了波动。如：在纺纱机的估值上，朱认为：北洋生产出来的棉纱，在产量上质量上尚可以达到较好水平，因而在纺纱机的估值上讨价还价；虽然最后达成了协议，但在发电设备的估值上仍有争执，达不成协议。一直拖延到一九五四年初，朱才意识到：如果再拖延不决，势必招致职工们的不满。为此，他向工业局提出：不妨先行宣布合营，把未决的枝节问题留待合营以后继续协商。工业局赞赏他这个意见。因此，就以决定这个协议的日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四日为正式合营日。这就是北洋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日子。消息传出后，天津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也要加快步伐，准备条件争取早日合营。尤其是恒源纺织厂，早就传出来要争取合营的呼声，但它的正式合营的步伐却落在不声不响的北洋之后，感到压力很大。周叔弢也为了启新水泥公司争取合营，向朱取经。在这种形势下，朱梦苏意满志盈，展现在眼前的是无限光明。
  在朱梦苏经营北洋的整个历史时期中，是由残局转向复兴，又由复兴走向支离破碎。最后迎来了解放，才得到更生，日益繁荣起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广大职工群众具体帮助下，北洋才起死回生，有了新生命，才端正了生产经营的方向，争得了光明广阔的前途，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当然，通过实践，朱梦苏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改造教育，也有力地证实了在企业改造的同时也改造了人的这一条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