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公能学会”这个名称，确实在天津出现过，并在社会上有过活动。但为时不长。“公能”二字，取自南开中学“允允能”的校训。这个学会冠以“公能”二字，表明它和南开学：校有关系。
  公能学会出现在一九四七年的八月间。这一年，蒋介石企图用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把他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打扮成一个代表全民族的民主政府，遴选一些所谓社会贤达给国民政府装点门面。为此，在我国教育界负有盛誉、桃李满天下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被他选中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天津市长杜建时，奉总裁谕，要张伯苓在天津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并指令杜不但必保中选，还必须以悬殊的多数票当选。公能学会为此应运而生。
  它的任务本来就是一个：为张伯苓竞选伪国大代表。
  杜建时当时找到严仁颖（天津士绅严范孙之孙，绰号“海怪”，天津《大公报》经理）杜、严都是南开中学校友，为了借重南开的声誉，他们就去发动南开校友会主席、老学长阎子亨。为什么不就用南开校友会名义呢？我曾问过阎子亨，他说：“南开校友会从诞生之日从来不参与政治活动，为保持本色，我不同意用南开校友会这个名字。”这种想法反映了南开的“不问政治”老传统，也代表了当时多数校友的意见。至于公能学会这个名称出自何人的高见，就不得而知了。阎子亨由于是校友会主席，好像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是公能学会的主席。他找到当时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务主任丁辅仁，丁回校来责成我组织并带领一部分学生去为老校长的竞选效力。我是训导主任，是责无旁贷的。当时正是暑假，校内有一部分住宿生，还有为参加学生暑期活动来校的走读生，共拼凑了五、六十人，一共活动三天。每天由早到晚，自带午餐，每人每天补贴餐金、车费三角。活动的内容很简单，头两天在指定的宣传点周围向行人散发卡片，卡片寸半宽、三寸长，上写“请选张伯苓”五个字。第三天，学生们就在指定的地区内，把一张张选票送上门去：如果遇到有人接票，就礼貌地说：“请投张伯苓一票”。至于三天里散发了多少张就记不清了。张伯苓的竞选，由公能学会和三青团共同负担，分工的范围，我只知公能学会分得三个竞选点：一个是北大关一带，一个是河东东河沿一带，一个是墙子河内耀华里一带。这只占天津市面积的可能不足百分之一。这三个点对竞选的成败影响很小。实际上，张伯苓竞选获胜，完全是三青团的力量，但没有公能学会出面，张伯苓的社会贤达的招牌就逊了色。
  公能学会无专用会址，议事的地方暂借南开女中一楼的原行政办公室，日常管事的由南开女中总务处一宋姓职员代办。竞选结束后某一天下午，南开女中礼堂门前曾贴出公告，宣告公能学会的领导机构成立，并公布了名单：会长阎子亨，常务委员若干人，就记忆所及有喻传鉴、冯紫墀、杨肖彭、丁辅仁、关健南……等，约三、二十人之多。同时开始征收会员，由南开女中的那位总务员经管，他把一打打空白申请表放在经常空闲的那间办公室桌上，任人填写。会员的条件只限南开校友（只要在南开大学、男中、女中或小学曾经学习过或工作过，不计时间短长，都被承认是南开校友）。但这还不足以表明它是一个学术性组织，因此，它又组织了一些演讲活动。讲演人有胡适、张伯苓、张仲述、杨肖彭等。地点都在南开女中礼堂，每次演讲活动不登广告，不散发入场券，而是通过“海怪”发一条新闻稿。说明某月某日公能学会举办演讲会，由某人主讲，地点在那里，并标明只限南开校友参加。
  值得一提的，是公能学会最后的一次活动。这一次没见《大公报》有消息报导，参加的人不多，不过二十多人，地点利用的是空闲教室，时间在晚饭后。讨论的主题是：《全元券的经济价值和作用》，主讲人是经济学专家袁贤能教授。参加人中有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学者，还有南开校友中天津银行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我闻讯也赶去旁听。先见主讲人讲了他的见解，由此引起了学者、专家的争论。气氛很活跃，彼此都是友好知交，争论很尖锐，交锋不放过，仿佛一堂政治经济交融的自由讨论课。在我听来，好象可分两个对立的观点，一是乐观派，一是绝望派。袁教授属后者，他认为金元券寿命不长，不过是蒋记政府垂亡政治的一种反映，这棵稻草挽救不了膏盲之症。于是引起了乐观派的异议。这一派也讲了他们的一些理论根据，而最后的一击是引用张校长的话说，委员长手下还是有能人，金元券就是绝妙超群的高招，必将产生起死回生的效用。但在场的校友并没有为张校长的政见所动摇。从当时的课堂气氛看，感到大家为金元券这个不祥之物的出笼，不知将会给民众带来多大灾难而抑郁着，讨论会在低沉的告别声中散会了。这是公能学会的最后一次活动，也应该说是公能学会的送葬会。
  伪国大开过了，张伯苓入阁了，受命为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老校长作官了，校友中有两种心情：有的人欢喜，这是极少数；另一种是惋惜式反对，这是绝大多数。连公能学会的头面人物、老学长阎子亨也是不同意老校长去南京就职的。他和我说，他曾多次进谏，当张校长启程上任的前夕，在张伯苓举行家宴的宴席上，他又最后一次劝阻，无奈张老师当时还是相信蒋介石是个唯一有能力解救中国于贫穷衰弱的人。张校长救国心诚，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他还是天真地愿意助蒋一臂之力，挽救贫弱的中国。他的自信催促着他走上了真爱老校长者所不愿他走的可悲道路。绝大多数校友都为老校长的晚年失足而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