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毕业于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之后，马上在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际考进南开中学。四年半的南开教育，值得回忆之处很多，但为避免与大批纪念文章重复起见，我只用治史者的比较的尺度对南开作两项评估，内中包括一项“挑战”。
  （1）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界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都有一种极其功利的注重理工的看法和政策。那时一般“关心教育”的人们的心目中，一个中学的"水准"往往取决于毕业生考进清华和上海及唐山交大等大学的人数。南开中学毕业生考进这些热门大学的人数是很可观的，但有时略少于特别加工训练学生做最繁难数学题目的北平师大附中、上海中学、扬州中学。至于南开中学教育的"全面性"远非当时任何中学所可比拟，这是“有识之士”所公认，不需要我在此赘述的。
  （2）“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土肥原一手制造的“津变”。南开中学的校舍遭到侵扰，学校不得不停课数周。但至迟在一九三二年年初，学校已经编印好了一本新教材，开了一门新的必修课。这本大约二十万言的南开独有的教材是《东北经济地理》，它的编者是校长张伯苓先生的秘书傅恩龄（锡永）先生（傅先生当时在南开大学担任东北研究会主任干事）。傅先生眉浓目秀，灰发中分，和蔼可亲，可惜我从来未曾和他交谈过。他精通日文，从当时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研究部的大量出版物中，取精摘华，有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别是各种自然资源。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举国上下悲愤之际都知道东北地旷人稀，资源丰富，对祖国将来的建设极为重要，但只有南开中学才能以扼要的科学知识和大量的统计数字教导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
  空前的困难降临后短短三个月中，包括日寇和汉奸数周的武装干扰，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
  南开中学产生了周总理是偶然的吗？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北京饭店）

何炳棣先生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在其来中国访问中，应邀为本刊写了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