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我首次听张伯苓先生讲演，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暑天里，看见他身高七尺，躯体魁梧，穿着夏布长衫，套上黑纱马褂，手里摇着一把折扇，声音洪亮，口若悬河，以天津腔调，讲得滔滔不绝，听的人都在张口大笑。我当时认为他虽然谈笑风生，但毕竟不大象个学者。
  南开中学的校风，为活动为社会化而不读死书。保守派的家长曾谴责张伯苓，把学生的精神外鹫，致学生们没有对基本之专深下工夫。大概南开早期毕业的学生，总是喜欢做事，而不愿作学者的。南开中学注重实用，但不是说南开的功课不好，相反的，他们的英语、国文、数学都好。
  我在二十四岁时到南开大学教书。某天早上我正对学生讲班固《汉书•艺文志》的时候，抬头看见张伯苓校长和学校高级职员陪同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吉田茂等五、六个日本人来参观。张校长在以前是不认识我的，经教务主任黄子坚说明，才知道我是梁启超先生所推荐来的。随后张氏在校园中看见我，便约往散步，告诉我说那天日本总领事来参观，是因为外传南大开办一个“日本问题研究室”，由一位留学东瀛的傅先生负责主持，日本总领事放心不下，所以前来藉口参观，实为调查。对此，张伯苓很愤慨地说道：“日本样样都好，足资我们中国模仿取法，只有一桩事最不好，便是动不动便想欺负中国。”
  张氏常常在外面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奔走呼号的替学校筹款。他在北京总是协同熊秉三向财政总长张弧要钱，张弧曾当过熊氏的次长，多少是买账的。我们有时恭维他说：“私立学校如南开者真不可多得！”他答得极干脆，说：“甚么私立，都是敲政府的竹杠。”他时常说；“人生当如拉马车之马，两眼左右被蒙着，只许往前看，而前面又是走不完的路!”总的说来，他不论筹款多少，全部用在学校的建设上，把办教育当作终身事业，难能可贵，有目共睹，实在不可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