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图书馆

先世回溯—童年时代—北洋水师时代—严王家馆时代—南开学校的创建与发展—早期教育思想—南开的戏剧和体育—从“九•一八”到“七•二八”—抗战时期—后期教育思想—抗战胜利，南开复校—南开五十年—三个月考试院长的前前后后—晚景和故后哀荣—轶事补遗
  前记
  自从我父伯苓公，于一九五一年三月逝世之后，很久以来，我就想为他写一篇传记。
  伯苓公（以下简称先生）的一生，确实是不平凡的一生。他七十年来，为祖国的复兴，献身于教育事业，知交遍海内，桃李满门墙，毕生业绩，屈指难数。且立传贵在绘貌传神，叙事则宜真实无误。故此，要为先生写篇传记，我真不知应从何处着手。
  现仅就我四十三年（先生逝世之年，我正四十三岁）来，所见所闻，列叙先生的历史和軼事，题名为：《四十三年回忆录》，以期存诸史册，传之久远，俾后世读者，得窥先贤规范，藉抒高山向往之情也，谨为记。
  一、先世回溯
  曾闻先祖母杨太夫人口述，张氏先世祖于清初来自山东，原在运河里使用楠木船，往来南北，贩运油、粮为生。后来到了天津，在河东购地建起家园，开了一家行店，起名叫做协兴号，取其协力同兴的意思，仍事专养楠木船，南北贩运油粮杂货。经过几个世代的经营，家道日趋兴旺。传至五世祖天行公（讳健），生高祖兴如公（讳文德），兄弟三人：兴如公生曾祖筱洲公（讳虔），为国学生，早年亡故；筱洲公生祖父久庵公（讳云藻），筱洲公去世时，久庵公年方九岁。
  久庵公幼年，聪明不羁，因幼年丧父，又为两世单传，故先曾祖母刘太夫人，未免有些娇惯，未把科举事业放在意中。久庵公平生酷爱音乐，凡一切乐器，弹拉吹打，无不精绝，尤其擅长于琵琶的弹奏。每晚临睡前，总要弹弄一两段琵琶曲子，冬日天寒手冷，就把棉被挖两个孔，躺在暖炕上，两手从孔中伸出，弹弄琵琶、弦子等乐器。一直到晚年，没有一天不弹奏乐曲。
  久庵公先娶祖妣胡太夫人，早卒，前生子女均不育。继娶先祖母杨太夫人，当时因为不事生产，家道日渐中落，生计维艰，只依仗久庵公教几处家馆和杨太夫人为人做些针黹为生，虽然如此，久庵公仍不改其乐。久庵公与当时京剧票友孙菊仙最要好，堪称莫逆。孙菊仙别名孙处，天津人，为慈禧太后的供奉，常进宫为慈禧说戏，津人称之为“老乡亲”，他尝请久庵公教授戏曲乐理。孙每次到津义演，一定要张七爷打鼓（久庵公在族中大排行第七，故人称张七爷，因公以琵琶闻名，津人又咸呼为琵琶张）。孙处富于侠气，后来活到九十多岁的高龄，记得我小时，他还到我家来过，那时他的精神还健旺的很，先生教我们叫他孙爷爷，并说：“他就是老乡亲”。
  二、童年时代
  久庵公继娶杨太夫人，生先生（讳寿春，后以字行），与叔父仲述公（讳彭春）兄弟二人，及三位姑母，长适许梓政先生，次适黄氏，三适马千里先生。我父诞生时，久庵公年已四十三岁，时当公元一八七六年，即清光绪丙子二年春清明节日。久庵公因前娶胡太夫人，所生子女均夭折。为求先生长命，当时因邻舍有两个男孩，名大柱、二柱，后来杨太夫人在天后宫（娘娘宫）送子娘娘前拴了一个娃娃哥哥，就排行第三，大姑母生时，排行第四：到先生就排行第五了；而到仲述叔，乃久庵公五十九岁时所生，就排行第九。后津人都知五爷、九爷之尊称，却不知其所由来。社会习俗，时有变迁，留此，供为日后之考据耳。
  先生幼年，颖异过人，稍长，性情刚直，好打不平。每路见不平，就要上前，为弱者析辩是非曲直。遇有强梁不逊，不服劝告者，先生即擅袖助拳，因此时常打伤人：被打的人，常来我家讲理，久庵公惟谦谢认错。但事后，对先生并不深责，常说：“不可为此挫伤他的正义之气。”先生幼年时，正值家道中落，无力延师就学，而久庵公又因终日奔走操劳，不能携子教读。时有同族张竹坡者，家道殷实，其父在善堂里充董事，为他请了家馆老师，教他读书，久庵公商得该家同意，送先生到馆就读。不久，张氏家馆告停，先生因而失学。后来，有位刘先生办义学，设馆招收贫寒子弟，先生得转入该馆就学。以后刘先生身殁，先生怀念师恩，几十年来，一直与刘家通家往来不断。
  三、北洋水师时代
  清室大臣李鸿章，因对外军事、外交的屡次失败，为挽救当时国家颓势，乃在天津成立北洋水师学堂，建立中国的海军基础。这个水师学堂，请的是洋教授，教的是新学，用的是洋文，念的是洋书，开洋船，使洋枪、洋炮，总之，到这里来上学，叫做上洋学。当时一般人的思想还不大开通，清政府为了多招学生起见，不但学费全免，管穿管吃管住，而且每月津贴每人白银四两五钱。先生不满十四岁时，考入了北洋水师学堂，在校五年，学习驾驶，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那时，因久庵公年事日衰，生计越感艰难，先生一方面要念书，一方面还要依靠津贴来养家，其负担是不轻的。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先生以优等第一的名次，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乘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事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全部被击溃，清政府又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先生参与了这一战役。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消息传来，我全家大惊，久庵公为此曾废寝忘食，后来听说议和了，先生也满怀激愤地返师归来，全家惊惧心情，虽得稍安，但先生的爱国赤诚，却受到第一次打击，时年方一十九岁。
  是年冬，娶宜兴埠安氏女。原来安氏女素患痨疾，病已垂危，安家为了冲喜，急于将女儿带病嫁出，进门来才五天就去世了。当时我家本已十分窘困，偏偏又曾添了这一娶、一葬之累，旧时陋习，实属害人非浅。转年来，先生奉派到通济轮上实习。这年又续娶王夫人，夫人生性勤劳，好整洁，对先生也深相器重，一生情好无间。
  光绪二十三年（1897），承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亚洲大陆，妄想瓜分中国，于是德、法、俄等先后强租了我国的胶州湾、广州湾和旅顺大连，又割台湾，让朝鲜给日本。英帝国则藉口利益均沾，除强租我九龙之外，还要强租我威海卫。惟威海卫因甲午战败，已被日本占据，英帝乃约集其它各列强，强制日本先将成海卫交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轮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租手续，先生也随轮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帝国旗。先生亲身参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接收和转让的仪式，真使他目击心伤，悲愤欲绝。
  四、严王家馆时代
  先生随通济轮自山东归来后，纵观当时世界大事，深深认识到祖国若不力图自强，就无有自存之道，然而国事日非，也绝非一人之力、一事之功所能挽其危亡。我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但深病于“愚”、于“私”，纵然有广土众民，惟不去掉“愚”、“私”，依然会受欺侮。今日要复兴中国，百年大计，在于创办新学，培植新人，非，“愚”、“私”不能去也。于是，先生下定决心，毅然退役于海军，转而献身于教育事业，立下了兴办新学、复兴祖国的宏愿。
  那时，天津有一位严范孙先生，名修，是清末翰林，道德学问颇为时人所景仰。戊戍变法前，曾任贵州学政，政绩斐然，以奏请废科举，开经济特科，闻名于时。政变后，辞官退隐家居，素慕先生之名，特设塾馆，礼聘先生，以新学教授严家子弟，是为严馆。先生平素敬重严先生之为人，视严先生为师，严先生也待先生如友，宾主之间，志同道合。从此，为南开学校之创办奠定了基石。严馆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起，到光绪三十年（1904）南开学校成立，这六年的期间，是南开的胚胎时期。
  那时，先生因积劳罹伤寒疾，病愈后又复发两次，后虽好转，惟身体虚弱乏力，久庵公曾劝先生吸食鸦片烟，以提神补气。三个月之后，先生体力康复，断然禁绝吸食鸦片，其果决坚强之处，实非常人所能及。先生的伤寒病刚好，适值义和团变起，八国联军于庚子年阴历六月十八日，攻破天津县城，侵略军兽性发作，肆行烧杀抢掠，城门内外，死人遍地。先生奉侍着年迈的父母，率领着幼弱的弟妹，王夫人怀抱着一子一女，全家徒步逃往严宅避难。由于先生能通晓外语，遂留在严宅，支应寇兵的骚扰。直到北京议和，天津出榜安民，秩序才逐渐恢复起来。城陷时期，因死人太多，掩埋不及，曝尸日久，引起厉疫流行，先生全家，先后均染上了瘟疫。厉疫流行初时，还能请得到医生，买得到药，到仲述叔染病时，就只能煎服久庵公的剩余药渣，幸尚痊愈。王夫人所生之一子一女才四、五岁，后来也传染上瘟疫，卒以无医无药，均不幸先后死去。
  变乱的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先生，也设馆延请先生教授他家子弟，是为王馆。王氏本为天津盐商，即所谓益德王家。这时，严、王两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先生分在上下午两处授课，这是南开中学的前身。五、南开学校的创建与发展
  光绪二十九年（1903），先生与严范孙先生东游日本，参观博览会，同时考察该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先生和严范孙先生回国后，一致认为：要想富强中国，必先兴办学校，推广新学，启发民智，建设国家，遂决心创办中学。
  光绪三十年（1904）秋，先生合并了严、王两馆，借用严宅偏院，辟住宅为教室，办起中学。当年招收学生七十余人，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名“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拨助。中学之外，为培植师资人材，又设立师范班。二年以后，师范班学生毕业，学校从中挑选成绩优秀者四人，资送日本深造，为学校未来的发展作准备。光绪三十二年（1906），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助地名南开的空地（座落天津城西南）十余亩，作为扩建中学之用。后由严、王二氏，及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因地处南开，故改"私立第一中学堂"为"南开中学"。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粗具规模。
  先生既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曾对王夫人说道：“现在我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办教育是清苦事，事繁而收入少，家务之事，你能相助吗？”王夫人坚毅地答说：“你能为国为民，办此大事，我岂不能克勤克俭地持家吗？不必担心。”先生得以专心从事教育事业达五十年之久，夫人是颇著劳绩的。
  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先生被推举为直隶（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参观美国教育兴办情况：后又便道赴欧，考察欧洲各国教育发展情况，次年回国。
  同年冬，久庵公逝世，先生哀痛备加。久庵公因一生困顿，很想藉先生的将来，一伸自己的平生志愿，所以对先生的爱抚，教诲，不遗余力，有关人生处世之道，对先生指点尤多。常说：“人越是在倒霉的时候，越要勤剃头打。”先生平生也常引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在遇到任何困难或挫折时，从来不气馁。久庵公的教育方法是：重实践，贵启发；循循善诱。先生的一生，受到久庵公的教导和影响之处为最多。
  宣统三年（1911），天津提学使傅沅叔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原来两学堂的经费，每年白银八千两，也一并拨归南开中学支用，校名改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同年，先生的好友范静生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总办，约请先生兼任该校的教务长。先生到任后，对于清华学生的课业，多有改革，深为该校的一些外籍教师所敬佩。半年后，先生为专心致力于南开教育，乃辞职回津。是年九月间（阴历）武昌起义，学生纷纷请假回家，学校课业因此停顿。一九一二年，民国建立，颁布改元，采用公历，时乃旧历正月十三日，恰好是公历（阳历）三月一日，而三月二日，天津发生了兵变，到四月里，变乱平定后，南开才得开学。学校经费，月需银币一千。六十元，由学务公所补助，学校还规定了每年十月十七日，为南开中学的校庆日。
  民国三年（1914），直隶省工业专门和北洋法政两校的附设中学班，同时并入了南开中学，于是学校经费又有增加，校舍又有扩建。是年，先生兼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民国六年（1917），先生鉴于中学既已建立，并且逐渐有所发展，遂下定决心，创办大学教育。以前曾试办过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班，均因种种困难而暂时停办。先生为进一步研究大学教育，乃第二次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班。同时，遍游美国各地，考察美国各私立大学的组织和设施。翌年冬，先生回国后，就开始筹备大学部。民国八年（1919），北京各学校爱国师生，发起了“五四”运动，天津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其中以南开中学学生和先进的教职员为主干，组织请愿和游行示威。那时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竟派军警围捕请愿的代表，拘捕示威的爱国群众。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和教师时子周、马千里等四十余人被捕，后经先生设法营救，才获得释放。就在这年的秋天，南开中学校舍之旁，建起了一座楼房，随即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的雏形。那时，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天津人），久慕故乡南开学校之名，后因病笃，遗嘱以家产之四分之一（折合当时银币五十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先生得此鉅款，即在天津城南八里台附近，购地四百余亩，建造大学校舍，两年后落成，南开大学乃迁入八里台新校址。继李纯督军之后，响应捐款的社会名流，大有人在，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常年经费，袁述之先生捐助建筑资金。即异邦人士，闻名捐款者也颇不乏人。秀山堂、思源堂等之命名，皆为纪念捐资助学的诸位先生。
  民国十二年（1923），先生应社会人士之要求，增设南开中学女中部，在中学附近，租用民房一所，招收女生七十余人。二年后，又经各方人士捐助，在男中部操场之南，购地十亩，建筑了女中部新校舍。
  民国十六年（1927），先生鉴于东北各省蕴藏丰富，而东邻日本谋我甚急。于是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先生并亲去东北黑龙江考察，回来又组织东北考察团，到东北作实地调查，搜集资料，编写教材，作为中学部的地理课本。为此，深遭日本人的嫉恨。后来，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天津事变，南开学校惨遭日寇炮火轰击，被夷为废墟，实肇因于此。
  民国十七年（1928），又成立了南开小学。同年冬，先生第三次出国考察教育，周游世界，环绕地球一周。所到之处，深受热烈欢迎，留学各国的南开校友，也都分别远道赶来，与先生欢聚，无论到那里，都能看到南开的学生。先生最爱学生，爱青年人，他常说：“我看见了青年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老了。”这一年，先生得卢木斋先生资助，修建了一幢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可供藏书三十万册，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以资纪念。
  民国十八年（1929）严范孙先生逝世，享年七十岁。严先生虽然生当清季，惟其思想之开明，迥非常人所能及。时先生在美未归，惊闻噩耗，倍感伤痛，盖先生受严老人格道德熏陶之处甚多。那时奉军少师张学良，敬礼社会贤达，与先生颇有交往。张学良在沈阳设立东北大学，规模很大，聘请先生为董事。先生推荐东北籍学生宁恩承君为该校秘书长。又派专人去东北，对东北大学之校务整顿，多所擘划。张学良氏也虑及南开大学经费支细，特捐助二十万元，南开学校因此得力不少。
  民国十九年（1930）在女中部对面，购地十亩，起建小学部校舍。到此，南开学校的大学部、男中部、女中部和小学部，全部建成，规模齐备。各方社会人士，慕名捐助者更多，如陈芝琴先生捐建南开大学女生宿舍楼；章瑞亭先生捐建南开中学部礼堂；还有傅宜生（作义）先生将小站营田一千顷，拨归南大经租，所有租金，作为南大常年经费。这时，南开中学部由于连年购地扩建，中间又开辟了大运动场，联接着女中部，对面又设立了小学部，校舍绵延达一里，蔚然成为一片文化区。大学部自校门起，大道笔直，两旁绿树成荫，曲池芳荷，红楼相望，已成为津南的风景区了。先生平生殚精竭虑，为祖国之复兴，创办南开学校，培植人材，到此，已初见成效。平居时常对我们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南开大学，我永远看着南开学校的存在和发展。”
  六、早期教育思想
  先生见及清末国势之衰颓，原因在于五病：日愚、日弱、日贫、曰散、日私。他创办南开学校，在培植学生时，要力矫以上“五病”。其教育方法，着重在下述五个方面：
  1.培养新道德，力矫时弊。严禁吸食鸦片、酗酒、嫖妓、赌博和早婚。学生有违犯者，即予开除，决不宽贷。在教室楼门侧，立一面大镜子，镜铭日：“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像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是立镜以力矫当时颓靡不振之风，要求学生们随时精神饱满，生气勃勃。每星期三下午有修身课，给学生讲授读书爱国和做事作人之道，间或旁及国内外大事，有时也请些学者名流来校讲演，使学生接受新思想，增长新知识和提高新的道德观念。
  2.提倡科学知识，介绍西方科学，灌输新思想。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科学实践。南开中学创建一开始，就在国内外购置了大批实验仪器和教材，教给学生亲手做理化实验。这样的设备，颇受来校参观者的赞许。
  3.注重体育锻炼，培养健强的体魄。平时训练学生，首先在于加强课内课外的体育锻炼，有关各种体育设施、运动场地，都力求完善，在历年国内国际的各届运动会中，南开学生都有出色的成绩。在体育锻炼时，更重视体育道德的培养。南开中学初时每星期六下午，还有一次全校学生大会操，加强训练学生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4.培养组织能力。为了训练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办事能力，多方面指导学生做课外组织活动，组织各种团体，如：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出版刊物，创办新剧团，成立音乐研究会，组织体育队等等，使学生在幼年时就能适应团体生活，加强团结思想。总之，要使每个学生，不但要会念书，也要会办事。
  5.灌输爱国思想。先生平日念念不忘图强雪耻（实际上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经常对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以便将来毕业离校作事时，不论什么事，都能联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学生们从幼年就接受着这种教育，其爱国思想，就会终身不忘。
  先生从幼年承久庵公教诲，办学重实践，贵启发，并且常以“干、干、干”三字训导学生，他常说：“凡事必须亲自动手实干，才能懂，才能会，才能精。”先生还多次讲：“我是学海军的，对教育本是外行，但我有志于办教育，所以才研究教育，办教育。我是干中再学，学了再干，尽毕生精力于干、干、干，今天我已经由一个外行，变成一个内行了。又如我校的华午晴先生，他是严、王家馆的学生，没学过土木工程，但他能总管学校的建筑，连年修建，现在女中部的教室楼，就是他绘图设计的。该楼用地不多，楼上楼下，每一方寸之地，他都加以利用，虽一般的工程师，也不能过之。还有王九龄先生，他是师范班毕业生，没学过农林、园艺，但他管理学校的花木以来，经过处处向别人学艺，天天看书钻研，今天已成为一名花木专家了。”
  先生又常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有一天中学的修身课，先生看见一个学生食、中两指被烟薰得焦黄，先生指着他说道：“看你，把手指薰得那么黄！吸烟对青年人的身体有害，你应该戒掉它。”学生回答说：“你不是也吸烟吗？怎么说我呢？”先生当时很受启发，深感欲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凡事都要以身作则。于是立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先生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此后，南开在校学生，再没有吸烟的了，先生也终身不再吸烟。
  七、南开的戏剧和体育
  南开学校为了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团结精神，由学校派有专人指导，成立各种各样的课外组织活动，同学们可根据各人的爱好，自由参加。每天下午散学后，学生们就各自去参加课外活动了。这些课外组织有：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青年会、童子军，新剧团、国剧社以及各种体育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比赛会和出版刊物等等，其中以新剧团、体育会两个组织最为活跃。
  南开的新剧团，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最初的目的是锻炼学生的演说能力，并利用剧情，针硬时弊。最早上演的剧目为《用非所学》，由先生主编和导演，剧本描写一个学而不化、到处碰壁的人，很富于幽默感。先生对新剧团负责了启蒙第一课，以后即由师生共同创作，共同演出。剧本：集体创作有《仇大娘》、《一元钱》、《新少年》、《一念差》、《新村正》等。其后张仲述由美回国，他很喜欢研究西洋戏剧，编导了《人民公敌》、《娜拉》、《少奶奶的扇子》等。负责舞台布景的是华午晴。剧情报告则为章辑五。早期演员有时子周、马千里、周绍西、王祜辰、尹劭勤、伉乃如等；继后有周恩来、马骏和万家宝（曹禺）。以后，随剧团之发展，服装、道具、灯光、效果以及化装等，也都渐具规模，各有专人管理。剧团每在校庆日，公开演出，一连两天，轰动一时。除校庆日之外，每周星期六或一般小的节日，也有演出。学生们花费一角钱，买上一张票附带一包糖果，又看、又吃、又玩，师生同乐。那时，万家宝正在中学部读书，他受到不少的影响，他创作的名剧《日出》、《雷雨》等，都曾在南开新剧团上演过。戏剧公演之同时，还不断穿插些相声、魔术等小节目。特别有一位同学姓杨（忘其名），他在读中学时，就常表演魔术（变戏法），后来，他升入大学攻化学，他利用物理、化学的实验，丰富了他的魔术内容，颇得观众的喝采。那时南开的新剧团，实已超过了一般剧团的技艺水平。
  后来，南开又成立了京剧社，在学校的节日，也常常上演。每次演出时，先生总是坐在前排，聚精会神地观赏，直到剧终为止，不论台上演的好或不好，他都兴高采烈地为演员们打气。他常说：“这是师生们在一起玩，不能要求太高嘛！”他平生的爱好，就是跟学生在一起玩。
  南开的体育，也开展的最早。无论是田径，或是各种球类，包括篮球、足球、棒球、排球和网球等，以及武术会，都是很发达的。在历届华北或全国运动会上，南开是享有盛名的。那时，先生总是担任着总裁判。田径赛里出现过“大金刚”、“二金刚”：篮球队里出现过南开“五虎将”即李国琛、刘建常、王锡良、唐宝堃和魏蓬云等。他五人曾代表中国，出席过远东运动会。当先生看到这些神采奕奕、生气勃勃的年青一代各显身手时，从他微笑的面容里，可以看出他的内心喜悦。后来，在重庆南渝中学时，先生不惜出大力，修建了一座运动场，叫学生们在里面跑跑跳跳。他常说：“这些孩子们象一群野马，哪能关在笼子里？”又说：“有了好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担起建设国家的重任；身体若不好，就失掉作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先生不仅重视男学生的体育，同时也重视女学生的体育。一切运动项目，也有女学生参加。要求男、女学生都是文武全材，这就是他的体育方针。
  八、从”九•一八“到”七•二八“
  民国二十年（1931）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发动了事变，进占了沈阳，不久，日军又北上，攻陷了吉林，吞占了黑龙江。继而寇军占锦州，侵山海关，犯热河，于是我东北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敌有。日寇掠夺东北得逞后，进而窥伺华北，经常在天津编组便衣队，用以滋事骚乱。那时，日本租界里的海光寺兵营，正处在南开大学部和中学部的中间，日本侵略者，常常以军事演习为名，越出租界，一直跑进南开学校来打靶，对准教室楼，架设机关枪，肆行寻衅，制造骚乱。南开师生，早已识破日寇的伎俩，置之不理，照常上课，日寇虽恨之入骨，也无可奈何？！
  南开学校虽处在急风阵雨之中，但仍然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着。是年，大学设工科和化学工程、电机工程两系。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研究，又增设经济研究所和化学研究所。
  民国二十三年（1934）是先生与王夫人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先生尝说：“我的一生事业，得助于夫人处良多。我每逢困难时，夫人则劝我不要气馁；遇有挫折时，夫人必鼓励我，有一番挫折，学校会有一番发展。”因此，在结婚纪念日的那天，先生邀请故旧友好，学校同仁，各偕夫人来舍，举行茶会，以资庆贺。王夫人共生过七子一女，其中三子一女夭折，余锡禄、锡羊、锡祚、锡祜兄弟四人。时国民党政府初建空军，航校设杭州宽桥，在全国各地招生，四子锡祜应试被录取，同年毕业后，回津省亲，先生为引证岳母训子故事，勉励锡祜“尽忠报国”。
  次年，清明日为先生六十寿辰，南开校友和亲戚故旧们，齐来为先生祝寿。因这年又是南开学校成立三十周年，校友会乃发起“三六”奖学金为先生寿。奖学金额预定为三万六千元，结果，共募得六万九千元，远远超过了计划数，即以此款全数，作为清寒学生奖学金。就在这年冬天，先生到四川游历，见到蜀中真乃天府之国，人文荟萃，物产丰饶，于是先生有在川省建立南开分校之意。先生又看到当时的华北局势，日趋紧张，应早作准备，为未来后撤时留有回旋余地。
  民国二十五年（1936）春，先生派中学部主任喻传鉴到四川，视察川省教育。四月间，在重庆沙坪坝购地八百亩，随即鸠工破土。八月间一部分校舍竣工，招录新生二百余人，九月间正式开学，定名为南渝中学。当时一般社会人士，莫不惊奇于建校之神速。到此时，南开学校由五名学生的严馆，经过四十年来的苦心经营，已经发展到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三千多人。这一成绩，纯属时间的堆积而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仍沿用其一贯的侵略伎俩，挑起了“芦沟桥事变”，七月二十八日，战祸延及天津。在前一天（即二十七日）下午，有日本军车一辆，满载日寇侵略军，自津南驶来，到八里台南大校门刹车，几个兽兵把校门外悬挂的抗日标语牌，用军刀砍下来拿走，临上车时又大声嗥叫，还有一个兽兵从车上扔到校内一枝枪，然后狂傲地乘车散去。当时先生在南京，校内各部负责人见日本侵略兵来意不善，情势危急，时值暑假期间，校内仅少数住校生，还有部分教职员及其家属。学校紧急通知，限他们要在当晚前离开学校，迁往安全住处。学校虽已早在迁移，这时尚有部分图书仪器未及迁出，乃紧急转移。当夜即二十八日凌晨，日寇果然在津发动了事变，由二十八日午夜到二十九日，日寇从海光寺兵营，用密集的炮火，轰击南开大学彻夜未停。第二天寇机又来投掷大批炸弹，之后，有军车开进学校，把未炸平的楼房，拨油纵火烧毁。中学部也遭到同样厄运。事后查明：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授的宿舍楼和大部平房，均被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室楼，也化为一片废墟。大学部有大钟寺赠送的一口大钟，重一万八千斤，钟面镌有全部金刚经，是罕见的一件历史文物，也被日寇拉走，熔做枪炮子弹，用来屠杀中国人民。当日，日本特务率领几个朝鲜浪人，还到先生家捉人。且幸家人已事先逃离，特务们只把未搬走的衣物抢掠而去。是时，先生适在南京，惊闻南开四部校舍被毁，异常忿怒，念及四十年来惨淡经营，一草一木，莫非亲手建树，今朝日寇入侵，一旦化为灰烬，不禁悲从中来。去见蒋介石时，蒋曾安慰他说：“有中国就有南开。”这样就更触动了先生衷曲，但另一面也助长了他对蒋介石的迷信。先生的秉性毕竟是刚强的、乐观的，当时他坚毅地说：“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南开学校是为复兴祖国而产生，必然遭到日寇所嫉恨，其被炸、被烧，固意料中事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南开也必存在！我们继续努力吧！”
  先生的精诚感动了当时的社会人士，于是，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为重庆南渝中学捐款，在很短的时期内，添建了南渝校舍，学生名额迅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为了保存南开的传统精神，并符合各方人士和南开校友的心愿，把重庆南渝中学，改名重庆南开中学。这个南开中学，成了战争时期中国学校的典范，它是战后中国复兴的象征。那时，所有到重庆来的国外人士，都争先参观重庆南开，会会张伯苓校长这个人物。
  九、抗战时期
  “七•二八”天津事变之后，“八•一三”上海事变发生，我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了。王夫人偕三子锡祚和长孙元竞，展转逃到南京。因南京也是天天受空袭，先生决定入川，到达重庆后，定居重庆南开中学里的津南村。蒋介石听说先生抵达重庆，就把先生四子锡祜牺牲的消息，电报通知了他。先生看过电报后，递给我，并神态镇静地说：“你看看，老四殉国了。”接着又语气缓慢地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先生在敌寇入侵，国家危困，南开被毁和幼子牺牲等沉重打击下，没有屈服，没有悲痛，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发展重庆南开中学，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夙愿。
  民国二十七年（1938）南京国民党政府迁移汉口后，成立了国民参政会，公推先生为副议长。先生力主国难当头，同舟共济，消弥内争，团结抗战。
  同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迁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继又迁往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系先生的老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南开中学第一班毕业生。先生与蒋、梅二氏，共任西南联大常委，先生力主合作到底，直到抗战胜利，三校复校时，三常委始终是合衷共济的。
  原在塘沽的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和黄海化学研究社，以及南京的硫酸铔厂，同在抗战中被敌摧毁。他们的总经理范旭东先生，乃当时的民族工业巨子，也是先生的老友。三厂一社的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一些老技工，统由范旭东率领，远程跋涉，来到重庆。先生为了给国家保留这些民族工业力量，特拨南中芝琴楼教室一部分和部分住宅宿舍，作为这三厂一社撤退后的集散处所，徐图恢复生产，免致人才星散。那时，全国各省各界的后撤人员陆续来渝，因而学校里学生日益增多，教室、宿舍都已不敷应用，校方颇感困难，先生惟勖勉同仁：“要从大处着眼，从全面抗战看问题，困难总会得到解决的。”
  抗战期间，先生在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几年的工夫，他把沙坪坝八百亩荒地建成为一座大花园。他修建的计有：教室楼二，图书馆一，男生宿舍三，女生宿舍一，其余如医院、饭厅、浴室，以及教职员工住宅等等，样样齐备。另外，依山地起伏，开辟了一座雄伟宽阔的运动场，两旁砌有石看台，坡下凿有养鱼池，环绕池边，遍植腊梅和栀子花，阵阵清香，薰人欲醉。图书馆前，一片青翠的柏树。外来参观的客人，无不惊奇道：“沙坪坝变了，南开学校焕然新貌，张校长是一个魔术师啊！”先生听了微笑着说：“不是魔术师，我是一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我随手又起来了，而且，今天我在建设一个雄伟壮丽的教育基地，准备建设新中国。”但是，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个民族教育基地，更加嫉恨，愈逞凶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八月间，又以几十架寇机，围绕着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教育基地，投下了大批巨型炸弹。日机撤离后，南开学校的损失虽很严重，但先生毫不在意，立刻派工整修，迅即复原，学生课业依然照常进行。当时，有人忧心如焚地说：“日机若再来轰炸，怎么办呢？”先生坚毅地说：
  “再炸再修！”先生的确是个不倒翁。
  抗战初期，先生热心襄赞国事，凡有利于抗战之事，莫不大胆为之。那时有些南开同学和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先生代为介绍。先生无所顾忌地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中国的抗日战争，初时还得到过苏联空军的支援，后来却在独力作战了。而美国帝国主义者，则助纣为虐，屡屡将大量军火和废钢铁，转让给日本，使他们肆意屠戮中国人。为此，先生于一九四〇年元月间，发表了对美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他郑重地声明：“1.中国为自由生存而战，准备一切牺牲，抗战到底！2.日本如无国外的军火供应，它对中国的侵略力量，必将大大减小。3.美国对于停止供应日本军火的任何行动，都将有助于远东局势的安定，维护世界和平。4.美国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美国又是爱好自由、民主、主持正义的国家，深信中国必会得到美国的援助。”先生的四点声明，获得美国的一般有识之士的深切同情。
  抗战时期，先生的家就往在津南村三号，那是一所四开间的小平房，设备简单而朴素，经常有南开校友、老朋友和慕名人士来看望或访问他，先生总是盛情接待。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邓颖超二同志，就是先生家的座上客，周恩来同志与先生有师生谊；邓颖超同志“五四”时期，在北洋女子师范读书，当时先生兼任该校校长，故与先生也是师生关系，彼此间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厚的情谊。后来毛主席到重庆时，周恩来同志陪同毛主席曾来拜望先生，会面后，相谈甚欢。次日，先生还带着我们进城，到上清寺张治中宅回拜毛主席，适值主席外出，不遇而返。先生老友谭仲逵先生，是蚕丝专家，民初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与李大钊先生同时，当时任经济部技监，其夫人陈叔君，与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是姊妹。谭先生携眷抵渝后，借住沙坪坝南开中学里，白天进城办公，晚上必来看望先生。先生惯例每晚必听广播，有时也和王夫人玩纸牌，谭先生每来，就喝茶闲谈或看报。后来汪精卫投敌，曾邀请谭先生出走，谭耻于当汉奸卖国贼，断然拒绝，先生大为赞许，并说：“好的！好的！你自管在这里住下去！有什么事，我与你同当。”
  自从国民党政府迁到陪都之后，日寇的机群就追踪而来。民国二十八年（1939）五月三、四两日，寇机编队来袭，那时，我国既无空军阻击，几门高射炮又何济于事？敌机对准这个山城，狠狠地投下来无数的爆炸弹和硫磺弹，引起了全市大火，远在四十里之外的沙坪坝，遥望山城火海，映得满天通红，当时被烧死的人，要比被炸死的人多的多，真是一场浩劫！此后敌机天天来袭，重庆日日被炸，更有甚者，敌机一次连续轰炸了八天八夜，警报一直未解除。就这样我们抗战了八年，敌机轰炸了八年，直到最后两年，重庆的空袭警报次数才渐渐减少了。敌寇虽然如此凶残，但中国人民战志弥坚，每当解除警报时，人们便走出防空洞，一切工作照常进行，谁也没有因空袭而影响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由于中国人民坚持对日抗战，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力量的重视，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和由吴努率领的缅甸访华团，先后到我国访问，他们抵渝后，都参观了南开中学，会见了先生。威尔基回国后，著有《天下一家》一书，书中极力推崇先生，他写道：“他（指先生）气宇轩昂，有严肃、沉思的学者风度，但又具有爽朗的幽默感。……无论我们谈到战争或美国的大学，他的知识和判断，美国人士都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这表明友邦人士对先生的钦敬。
  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对日本正式宣战，国际条件对中国的抗战非常有利，我们已不再是孤立作战了。先生看到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精神非常振奋。有一次先生在校友会上讲道：“当前国内形势很好，我精神倍感兴奋。我要为祖国、为南开再干十二年，到八十岁退休。”先生并常常告诫校友们说：“我还没有老，希望你们谁也别说自己老！”当时先生已是六十八岁，将近古稀之年，但他的精神，却是旺盛的，贯串着南开精神。国民党政府，以先生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功在国家，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特颁布给予一等景星勋章。
  十、后期教育思想
  在南开学校建立初期，先生为矫“五病”，树新风，制定了五项教育方针。但由于时代的变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已由蒸汽机时代，进入原子能时代了。时代在向前进展，先生的教育思想，也是随时代之进展而进展的，他的五项教育方针，现已进入“公能教育”时期了。他在重庆南开中学运动场坡地上，用绿色的冬青草植成两行标语，即“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就是南开校训。
  允公与自私是对立的，先生尝着重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要建设现代化国家，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而南开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现代化才能的学生，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这就是南开校训“允公允能"的真实含义。
  为了赶上时代和跨过时代，先生又在大学部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各种理工研究所，号召学生向世界科学文化新的高峰进军。所谓日新月异者，即要求学生一天天在变，一天天在长，使每个学生亲眼看到南开学校也在时时变，天天在向前发展。先生尝教育学生们说：“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务，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这就是南开精神。
  先生极其重视环境教育，他认为清洁整齐，生活有规律，事事有条理，这些对学生都能收到潜移默化之功。在先生指导下，不论是在大中女小各部，也不论是在天津或重庆，学校里随时随地地保持着清洁整齐，秩序井然。因此，所有在校学生、教职员工们，都是精神勃勃的。南开学校是私立的，一切经费和建设维护，都依仗募捐来维持，所以平日对校舍的保护和维修特别注意，年年粉饰油刷，既或一块窗纱，一片玻璃，也是随破随修，地上永远看不见碎木块、烂砖瓦，使人踏入南开校门，便感到气象清新，生气盎然。
  先生平日最注意于培植后进，选拔人才，不论谁有一点儿长处，他都要尽力奖掖，给以发展的机会。先生最能知人善任，他常说：“各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短处，世间没有十全的人，我们使用人才，要尽量使他发挥所长，避其所短，在他长处得到发展时，短处就会退缩不显了。如果我们处处吹毛求疵，世间将无可用之人了！”先生的一生，不论对人对事，都着眼在明朗面上，这是一个教育家特有的性格。人们见了他，总要亲热地叫一声“老校长”，这是人们乐于受教的表现。
  十一、抗战胜利，南开复校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我国宣布抗战胜利。先生闻讯后的喜悦心情，自不待说，更重要的是他早已预作准备的大事——南开复校工作到来了。先生立即召集在校的基干同仁，开会研究复校工作的安排、经费的筹措。大学部已改为国立，经费可由政府拨给，而中学部仍是私立，一切经费均须自筹，因此，这项复校工作，不是一件小事，既要人力和物力，更要紧的是财力。且幸先生凡事机先，他深知南开的建立，全仗社会人士的玉助，南开的复校，也离不开社会人士的支援，所以他早已尽力联络各方面人士，吁请支持。他更明白，南开校友遍布国内外，这是很大的力量，所以他平日极关注校友会的活动，经常把复校计划详细地告诉校友们。今日复校工作开始了，只须再作一番呼吁和号召就行了。大学部是整个由昆明迁回天津，除整修残存的废旧校舍之外，又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在市内甘肃路，拨给一所日本学校，作为南大东院，招生开学。先生决定派喻传鉴、丁辅仁和王九龄三位老同仁先到天津，筹备中学部的复校，具体工作由丁辅仁负责。在他们行前，先生只简单地嘱咐说：“你们只扛着南开这面大旗去干吧！”第二年（1946）夏初，我回到天津，丁辅仁先生笑着对我说：“你看啊！校长给了我这面大旗，我扛着它真是无路不通。刚回来，中学部这几所楼，都破烂不堪，大礼堂里面空洞洞，图书馆被寇兵用来作马棚。现在都修起来了，真是焕然一新。又在甘肃路接收了一所日本女学，作为女中部校舍。一切教学设备也全有了，大礼堂一排排的座椅，能容纳两千人，这些东西，单是有钱是买不来的，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全亏这些位社会人士们、校友们，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没费什么劲，就把工作全办好了，这不是奇迹吗？”这一段复校史很顺利，大学、男中和女中，都已恢复，只有小学部还没有恢复起来。
  先生在抗战后期，患有摄护腺胀大病，虽经几次手术治疗，终未痊愈，因循到抗战胜利，决心出国作手术治疗。南京国民党政府拨给了一笔外汇，由长子锡禄陪同赴美。到达上海时，当地校友们热情地为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因此，天天有客人来看望他，约请他，由于心情兴奋和身体劳累，病势又加重了。先生乃在医院里疗养了一个时期，旋即启程赴美。在美经外科手术，切除了全部摄护腺，不久就痊愈了。
  先生出院后，住在仲述叔家。仲述叔小于先生十六岁，幼年即事先生如严师，敬中生爱。成年后学哲学，博闻强记，最擅长演讲，久庵公逝世时，他年方十八岁，次年就去美国游学，后来，遍历欧洲和美洲各国，通晓各国情况，抗战前夕，曾访问苏联，他和周恩来同志最相契，校友们都称他为九先生。先生在纽约仲述叔家中，老兄弟俩欢聚畅谈，备极愉快。民国三十五年（1946）四月五日，是先生的七十诞辰，一些侨居美国的中国社会人士和南开校友相联合，为先生祝寿。席间，贺客联名题词志贺，内容丰富多采，其中以作家老舍（南开老教师舒舍予）和剧作家曹禺（南开学生万家宝）二位先生的贺词，最能道出先生的生平业绩。原贺词记录如下：
  张校长七十大庆
  知道有个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唠，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用胡吹，不要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戏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论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薰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在天津，他把臭水坑子，
  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
  他不慌，也不忙，
  骑驴看小说—走着瞧吧！
  不久，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
  也变成学府，带着绿柳与荷塘。
  看这股子劲儿，
  哼！这真是股子劲儿！
  他永不悲观，永不绝望；
  天大的困难，他不皱眉头，
  而慢条厮礼的横打鼻梁！
  就是这点劲儿，
  教小日本儿恨上了他，
  哼！小鬼儿们说：“有这个老头子
  我们吃了天津萝卜也不消化！”
  烧啊！毁啊！
  小鬼儿们连烧带杀，
  特别加劲儿祸害张校长的家！
  他的家，他的家，
  只是几条板凳，几件粗布大褂，他们烧毁的是南开大学，
  学生们是他的子女，
  八里台才真是他的家！
  可是他有准备！他才不怕，
  你们把天津烧毁，
  抹一抹鼻梁，
  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
  什么话呢？
  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
  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
  沙坪坝，不久
  又变成他的家，
  也有荷塘，也有楼馆，
  还有啊！红梅绿侄子栀，
  和那四时不谢之花。
  人老，心可不老，
  真的！可请别误会，
  他并不求名，也不图利，
  他只深信教育青年真对，
  对，就干吧！干吧！
  说句村话：
  有本事不干，简直是装蒜！
  胜利了，
  他的雄心随着想象狂驰，
  他要留着沙坪坝，
  还要重建八里台，
  另外，在东北，在上海，
  到处都设立南开。
  南开越大，中国就越强，
  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主张，
  而是大家的信念与希望！
  他不吸烟，也不喝酒，
  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
  他爱的是学生，
  想念的是校友，
  他的一颗永远不老的心，
  只有时候听几句郝寿臣，
  可永不高兴梅博士的贵妃醉酒。
  张校长！
  你今年才七十，还小的很呢！
  杜甫不是圣人，
  所以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们，您的学生
  和您的朋友，
  都相信，您还小的很呢！
  起码，还并费不了多大的劲，
  您还有三四十年的好运！
  您的好运，也就是中国的幸福。
  因为只有您不撒手南开，
  中国人才能不老那么糊涂。
  张校长！
  今夭我们祝您健康，
  祝您快乐！
  在您的健康快乐中，
  我们好追随着，
  建设起和平的、幸福的新中国。
  大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九日
  学生曹禺后学老舍
  敬祝
  纽约城
  这首贺词写得非常的妙，也非常真实。先生说：“这首诗写得很好，给我好好地保存着。”先生的一生事业，早已闻名国外，三十年前，先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过教育，今天该校为了表彰先生的事业成就，特赠名誉博士学位，以志荣誉。
  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先生病愈回国，乘火车返回故乡。天津的社会人士们闻先生归来讯，都出自本心地到车站欢迎，以至人山人海，路为之塞。先生这时已是七十二岁的高龄，但仍是雄心勃勃，他认为大学教育，可集中在天津办理，而中学教育则宜于分散设立，在全国几个大城市，使学生可以就近入学。他为此又想在东北和上海再设两个分校，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在他的理想中，总是有作不完的工作。
  十二、南开五十年
  南开中学自从一八九八年的严馆时期，只有六个学生，二年后，合并严、王两馆，中学部成立，也只有学生七十三名，一直发展到全国解放前夕（一九四八年），前后五十年来，南开建成了大、中、女、小、渝五部，在校学生，计达四千余人，历年离校的校友，更不下数万人。中国自清王朝的覆没，到民国肇兴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军阀的割据，战乱频仍，南开就是处在这种风雨飘摇之中。后来又惨遭日寇的洗劫，天津南开虽全部被摧毁，而重庆的南开迅又开放出灿烂的鲜花。有全国人民都在爱护和支持南开，所以，她虽处在急风暴雨之中经受着种种困难，但她有着强烈的生命力，仍然是在成长、在壮大。先生常说：“南开学校的诞生和发展，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不过是借我的手来完成它罢了。”事实的确是如此。
  南开学校是由几个私人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其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募捐。而当时的社会财富，都掌握在当权的统治者手中。由于连年内战屡起，国内政权屡变，当权统治者因而时相更替。政局一经变迁，募捐就得重新开张，另谋出路。先生对社会形势深有研究，认为不论谁当政，都管不到兴办教育，培植人才。只要在政治上没有露骨的表示，总会允许你存在。先生还认为：一个争权夺势者，不论他是怎样地作恶，但在得势之后，总喜欢落得个美名，也想把他的子女送进一个好学校，让他们夸耀他自己，让他们去学好。先生抓住了这两点，乃以兴办学校、培育新人和教育救国为题，劝说当权得势者，和他们交往，向他们募捐。另外，在政权更替之后，先生经常出入北京的教育部大门，找他们给拨补些常年经费。一般的民族资本家，都有着较开明的政治思想和较远大的眼光，他们认为捐资兴学是一个义举，是博得好名声的事，所以他们都是南开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至于一般的军阀和政客们，也颇为先生的真诚所感动，慷慨解囊，或在其它各方面给予援助。总之，钱不论是从哪里捐来的，但用来办教育，这对国家民族总是有益的。在整整五十年的过程中，先生一直在献身于南开教育，也一直在为南开募捐。先生常自称，他是一个化缘的老和尚。先生平日生活朴素，总是穿一件蓝布长衫，有一次去北京教育部办理校务，另外还去给一个学生证婚，所以他换了一件缎子长袍。当他走进教育部时，就有人在背后指着他说：“这个化缘的老和尚又来了。”也有人惊奇地说：“这是张校长吗？今天怎么穿起缎子袍儿了呢？”后来因为他常常给学生们证婚，有些老学生就常送他些衣料，王夫人便把来给他缝制成新衣，笑说：“给这个老和尚挂挂袍吧！免得叫人家看着太寒伧了！”
  连年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政局时有更迭，因此，先生的事业也屡次受到挫折。特别办理大学教育时，困难更多，因大学部学生较少，所收学费寥寥无几；教学设备，复杂而用钱多；教授工资高；再要增建校舍、添加设备等等，决不是少量捐款所能解决的。况且一遇内战，社会各方面均会受到影响，募捐自会受到障碍，学校因经费无着，就得停课。南开大学部的建立，经过了两次挫折，后经李秀山先生的捐献，总算办起来了。本来李组绅先生每年捐献三万元的矿科，后来因民国十五年的内战，捐款停止，矿科也只好停办。先生只因心里有教育救国的坚强信念，他不避一切艰难，竭力设法支撑南开的存在。先生有时也急得长吁短叹，王夫人就劝说：“你办南开学校，是为国为民办好事，自会有人相帮，凡事都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何必着急？！”先生听后，精神就又振奋起来。
  南开的基本干部，多是严、王家馆或南开早期毕业的老学生，师生间，情谊深厚，过于父子。所以，南开的一切工作，都能得心应手，同仁们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即使是外地人，进入南开工作的，只要经过一个时期，他也会溶化在这座大熔炉里。五十年来，南开之所以冲破所有难关者，主要原因在于她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一个勇敢顽强的组织和一个纯朴为公的校风。
  民国十五年（1926），南开中学的董事长、先生的老友颜惠庆博士，在北京组织摄政内阁，约请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先生以与严范孙先生有约：“终身办教育，不作官”，婉言谢绝。同年，奉军进关，张学良氏又约先生出任天津市市长，先生也予辞谢。当时，舆论界有人评论说：“先生终身办教育，不作官，他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位事业家！”先生点头说：“对的，救国之道万端，端在各行其志。所谓见仁见智者，各有千秋。当日设若我作一位革命家，或早已成仁，今日已成为烈士了，哪里会有南开的存在？更哪会给祖国培养出这样多的人材呢？！”
  先生的一生事业中，几十年来，除致力于教育救国办南开之外，他一向是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的，但是，树大招风，才多招嫉，先生也遇到过险恶的事。民国十六年（1927）前后，直隶督办换了奉系的褚玉璞，他是一个土匪出身的军阀，生性嗜杀。那时革命浪潮澎湃，北洋军阀到处逮捕、屠杀革命党人，李大钊和马骏二位同志就是在那时遇害的。褚玉璞的督办公署设在天津，督署有一个老头子参谋，他给褚献计说：“在天津市里，对社会最有影响的是张伯苓，他办的南开学校里，专出共产党，现在必先把他除掉才是。”褚听了，就同意地说：“好！就这么办！”当时褚的参谋长在旁，怒斥这个老头子参谋说：“你这个老浑蛋，懂什么？张校长为人正直，他办南开学校几十年，从来不干预政治!”参谋长扭头对褚建议说：“天津的南开学校办好了，也是督办的功绩！督办应该好好地奖励他才是！”褚一听，又回嗔作喜，立刻派车接先生到督署谈话。那时，已是晚上九点钟了，汽车驶到先生家，听说先生还在南开学校参加游艺晚会，汽车又急驶八里台。当时家里人看到督办公署的汽车急如星火地来接校长，不知学校里出了什么事，心里都打起鼓来，怕是凶多吉少。但是先生却很坦然，他想，事情来了，怕也没用，只要能随机应变，自会转危为安。先生到了督署，畅谈了他的办学宗旨，老褚听了大喜，乐得他那老鼠胡须一翘一翘的，直到午夜，才把先生送回家，家里人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事隔两天，女中部的一个学生，特来看望先生，她说：“那个参谋长是我父亲，我每天回家后，都向他述说学校好，校长好……。”
  在重庆的时候，有一位老校友（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晚上来看望先生，见了先生他低声说：“校长！听说二陈（陈立夫、陈果夫）对您不大好，请多注意！”先生答了一声“噢”，没说什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午后五、六点钟时，先生在外面遇见陈果夫，便约他到家里谈话。进了门，他二人先谈了一阵《三民主义》，后来谈了些什么，就听不清楚了。临别时，先生送陈到大门外。陈走后，先生望着对面南开的校舍楼房，长长呼了一口气。回到屋里也是默默不语，郁郁不乐，彷佛是受到极大的委屈，又象是在说：“我一切的委屈求全，都是为了南开呀！”
  但是，不管是困难怎样多，也不论奋斗是多艰苦，然而时间是最公允的裁判，它对南开教育给了很高的评价。当时，不仅国内如此，即在国外一些不同制度的国家里，也同样是如此。抗战前夕，莫德惠办理对苏外交，一天莫同苏联驻我国大使加拉罕闲谈有关孩子们上学的事，加拉罕说：“听说贵国有一个南开学校，办的很好，你为什么不送你的孩子到南开读书呢？”后来，这话传到先生耳里，他微微笑道：“不管我的奋斗多艰难，但在当代世界里，到处都有我的知音人。”
  十三、三个月考试院长的前前后后
  先生在南开学校创始时，就与严范孙先生订有“终身办教育，不作官”的约言，至于一些民意组织，先生还是肯于参加的。抗战时期他曾充任国民参政会的副议长和主席团主席。抗战胜利后，先生回到天津时，南京国民党政权要“行宪”，解散国民参政会，制定“宪法”，召开“国大代表会议”，同时在各省市也选举“国大代表”。当时，在天津市参加竞选的人虽然很多，但也必须抬出一个深孚众望的人物，好在南京“国民大会”上，占一个重要席位。因此，选举筹备会就搬出先生来，选举结果，先生得票独多。有些失意的党棍子颇为嫉恨，遂造谣说：“张某人的当选国大代表，是一票一元买来的！”先生听到这些谣言，笑道：“流言止于智者！”王夫人在旁大惊道：“这是真的吗？你哪来的那么多钱呀？”先生笑道：“我每月的几个薪水钱，不是都交给你了吗？除非是你给，我哪里有钱？”他笑了一阵后，又以幽默的口吻说：“这笔竞选费，可不少！若以每人一元计算，竟有几十万元之多，足够我再办两个中学啊！”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竞选“大总统”的丑剧又在紧锣密鼓地上演了，先生来到南京，有一个新闻记者问先生道：“张校长！你有意竞选副总统吗？”先生以幽默的口吻回答说：“国家行宪，实行民主，莫说副总统，就是大总统的竞选，我也有意参加，不过，现在我有南开，我还要办教育，所以，我就不想参加竞选了。”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政府改组，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国民党政府各派系对考试院院长一缺，争夺甚烈，相持不下，蒋介石想把先生抬出来，平息众议，一连三次电报，约请先生出任考试院院长。当时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原为蒋介石嫡系将领，蒋介石除直接电请先生专程赴南京之外，另令杜建时，就便面见先生促驾。杜奉命唯谨，每天下午七、八点钟，必来到先生家劝驾，但是先生每天都是婉言谢绝。杜建时原也是南开的学生，与先生有师生之谊，深知先生性格，明知这个驾不好劝，但他又不敢不来劝。王夫人在每天杜建时别去后，就对先生说：“你的年岁已经大了，不必再去了吧！”那时，先生常患头晕，我们请来南开校友景绍薪大夫，经检查确诊先生的血管有老年性硬化现象，景大夫也劝先生：“校长！可以休息了！南京不必去了！”王夫人和景大夫的意见，先生都很同意，所以，一再嘱托杜建时，直接致电蒋介石，代为辞谢。蒋介石见先生辞意坚决，乃又写了亲笔信，令考试院诠叙部司长马国琳携函来津，面见先生，面呈亲笔信，敦请先生赴京就职。亲笔信的大意是：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为全国教育事业设想，再多尽一分力量……等语，触动了先生的胸怀，正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但这中间还有一段隐情：原来，南开大学从併入西南联大之后，已改为国立，经费由教育部按月拨给；抗战胜利后，南大复校回到天津八里台，凡事都要用钱，而这项用款，理应由教育部支付，先生去南京见蒋时，提及此事，蒋答以一切事都好办，可是教育部却样样不好办。那时教育部长是朱家骅，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长就是他。他有个儿子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这个学生依仗权势，目空一切，屡犯校规，且又屡教不改。学校为维护校风校纪，就照章给予了开除的处分。为此，朱家骅象是挨了一记耳光，憋着这口气，把儿子领走了。俗语：“不怕官，只怕管。”今天先生为了解南开大学的眉急，请教育部拨款，部长就不管南大国立不国立了，只要张校长来办的事，就样样不好办。这是“心里分”的别扭事，先生自不肯对蒋明说，现在蒋的亲笔信声称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话虽简单，却恰恰击中要害。先生沉思了一阵，向马国琳提出三个条件，请转达蒋介石，如能应允，便可勉就。
  先生的三个条件，内容是：“1、只同意担任考试院院长三个月；2，南开大学的校长一职，还要兼着；3、要请沈鸿烈担任考试院诠叙部部长。”先生的意思，条件里说的很明白：1、只允三个月的考试院长，作为一个过渡，三个月之后，另请高明；2、考试院院长，只能算兼职，可以算作公差，南开大学校长才是正职；3、沈鸿烈是东北的海军将领，与先生是老同行，沈为人正直，作风纯朴，和先生气味相投。蒋介石见先生“勉就”考试院院长了，他自然就应允了三条件，随后又派张群北来，迎接先生到南京，就任了考试院院长职。但在先生就任后不久，南京教育部就免去了他南开大学的校长职，并任命何廉继任南大校长。何廉原为南大经济研究所所长，那时已脱离南开，正在美国讲学。
  先生在南京，不到一个月就回津了。那是一天晚上，他回到家，进屋就坐在椅子上，脸色涨紫，紧皱眉头，我急问道：“国民党政府怎么样？”他用手拍着椅子扶手，摇着头，狠狠地叹了一口气说：“嗐！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他失望了！他是钻进傀儡戏的幕后，看穿了它们的真面目了。没多久，南京就来电催返，跟着又接二连三地电催，先生无奈，只得到南京去了。先生在南京住了不久，终以鸡鹜难以同群，乃决然避到重庆去了。先生在重庆，仍住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他的老寓所，并把王夫人和儿媳也接了去。
  先生避居重庆后，南京政府仍屡次来电，催请速返，先生均置之不理。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五天津解放，后北平亦相继解放。同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即攻克南京，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又逃到了重庆。一时重庆市上，人心惶乱，特务横行，这时，解放全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正在分路向大西南进军。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全国解放，近在旦夕，重庆的南京政府又慌忙地逃向台湾。蒋介石逃到重庆后，曾两次亲到沙坪坝津南村，催请先生回任，先生表示年老多病，请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蒋氏不准辞职，并一再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自己选择。乘飞机如有顾虑，可在机仓设卧铺，夫人和儿媳都可随行，飞台飞美听便，至于住处和生活，自有妥善安置，先生始终不应。后来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来过三次劝行，先生仍然是婉言谢绝。
  蒋介石第二次来时，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先生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先生只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中沉寂良久。王夫人见到这个难分难解的僵局，就毅然决然地出来，对蒋要求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作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叫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跟仲述先生住在一起不好吗？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给想办法！”王夫人答说：“我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你叫他辞职吧！”王夫人这段情词恳切的要求，蒋氏于情于理都无话可答，又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先生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最后因蒋氏上汽车时，一头撞在车门框上，先生惊问：“撞得怎么样？”蒋捂着额头，半晌才应道：“不要紧！不要紧！”他们就这样话别了。又过了两天，送来一封公文，内仅“批准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几个字，并无下文，但先生看了，却欢喜不尽。
  蒋介石飞离重庆后，蒋经国又来过一次，还是劝先生飞离重庆，最后并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先生仍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约请。按当时情景来看，先生的拒行可能非常危险，但先生是毫无顾忌的。这次辞职和拒行之所以如愿，多亏王夫人出面，夫人可称得起是一位贤妻良母了。记得抗战期间，有一次蒋氏设宴，招待社会贤达及其政府要员，要求夫妇同出席。那时，蒋介石及孔祥熙等高官显宦的夫人都到了，一时宴会厅里，珠光宝气，富丽豪华。王夫人却衣衫朴素，与先生相偕，来参加这次盛会。席间，对任何人的应答酬对，都落落大方而态度稳重。当时颇有人感到惊奇，会后回到家时，先生还在盛赞哩！
  是年十一月，重庆解放。转年春天，有一天晚饭后，先生坐在门前闲眺时，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咀里流出涎沫，王夫人急唤儿媳相帮，搀扶先生进屋，倒在床上。躺了几天，才渐渐恢复过来，这是先生第一次患中风症。
  十四、晚景和故后哀荣
  一九五〇年六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派飞机接先生和夫人，同由重庆来北京，寄寓于傅宜生的西城酱坊胡同住宅。周总理以旧日师生情谊，前来看望先生，畅谈国内外大好形势，先生极为兴奋。同年秋回津，在大理道租了一所房子，与三子锡祚同住。这时，先生年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但对国家大事，仍然很关心，天天要看几份报纸，接待些来访的客人，在每一个星期里，他以两天的时间，分别约请老校友和老同事，来家吃饭、欢聚和畅谈。有时也去看戏。晚上便与儿孙们坐在一起，听听广播，讲讲故事。
  年底，先生得了一次肺炎，肺炎才好，又患感冒，经过医疗，病虽然痊愈了，他的健康却已锐减了。过了春节，北京的长子和次子都带着全家来看他，他很高兴，要去戏院听河北梆子。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午后，有客人来访问，相谈甚欢，来客临走，他还送出门，回来已是六点多钟。晚饭后，他坐在椅子上，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左臂麻木，我们急把他扶到床上睡下，神智似还清醒，但咀已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急救，据说是脑栓塞，恐怕希望不大了。因喉咙麻痹，已不能进饮食、虽经鼻饲法，也效果不大，延至二十三日午后六时半，先生溘然长逝。时年七十六岁。
  周总理闻讯后，专程来津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日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和伟大的教育计划，先生是看不到了。远近的知交和南开校友，函电飞来或亲临吊唁。国外各地，凡有南开校友的地方，都在集会悼念先生的一生。三月四日发引，参加丧仪的宾客近千人。先葬吴家窑永安公墓，后移津东杨家台祖坟安葬。先生逝世后，王夫人依三子锡祚奉养，身体尚健。后来，被丁学达设局骗去了她仅有的一点儿私蓄，生活渐趋窘困，八十一岁的老人，禁不起这个刺激。一九五三年冬，陡患中风症，右侧身躯麻木，神智昏迷，经过抢救，虽已大有好转，但不能下床行动。病中颇蒙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关怀照顾。自一九五三年得病，缠绵病榻，直到一九六一年冬去世。次年春清明节，与先生合葬于天津市北仓第一公墓。为先生和夫人立碑，由老同学吴玉如先生书文，铭曰：
  故南开大学校长张公伯苓，讳寿春，生于公元一八七六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与中日甲午之战，慨国事之日非，痛民族之濒危，奋志以教育救国，毕生殚精力无渝。先后五十年，历考中外，不畏艰难，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作育人才，力崇实践，始终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自奉则绳检澹泊，侍人惟和易笃诚。卒于公元一九五一年。夫人王氏，生于一八七三年，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公生平志业，亦赖于内顾无忧也。卒于一九六一年。
  十五、轶事补遗
  先生有教育家风度，直率而热情，最喜欢青年学生而又好客。在早期南开中学时，每到暑假，先生必邀请应届毕业学生，来家作客，王夫人亲自下厨，做好大碗燉鱼燉肉，大盆的米饭馒头。饭菜上桌，这些毕业同学们便一齐动手，又吃又喝。饭后还有游艺节目，务使大家玩个尽兴才散。通常每逢星期日也不断有同学们来玩，后来，四部成立，学生太多了，家里招待不下了，才改到大礼堂，去进行师生同乐的游艺晚会了。星期日之外，平日也有老朋友、老校友和慕名来访的生客人，不管客人多少，先生总是留住吃饭。若到每年清明日他的生日那天，更是门庭若市，家里有数不清的客人。客人们也不择饭菜粗细，宾主之间，总是笑声不绝。
  先生一生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们，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王夫人打趣地说：“你有学生养活，我呢？”先生答说：“你有四个儿子养活，怕什么！”夫人说：“你不给他们钱，他们怎能养活我？”先生说：“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作事，岂不是害了他们吗？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南开中学成立后，董事会给他规定薪金一百八十元，他自己一文不用，悉数交给王夫人，作为家用。后来大学部成立时，董事会又给他定薪，他说：中学部已给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兼薪了。”最后，严范孙先生给他强定了一百元。这笔款，先生从未往家里拿过，只存在学校里，作为给学生们作保的赔偿费。
  抗战前，天津比商的电灯电车公司，聘先生为该公司的董事，月给车马费，先生便把这些钱给南开的老职员们。他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而又忠于职守，家庭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送给他们！"王夫人深明大义，对先生解囊助人之举，从未有过意见。
  先生平易近人，笃实而直率，从不自炫高明，无论是说话、作事或待人，总是力求通俗化，他说的话，让人听的明白，道理让人容易懂，他本人也让人乐于接近。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群众，若离开了群众，他就办不成教育了。先生承久庵公遗风，虽不会弹奏乐器，但却雅好戏曲和音乐。他很喜欢杨小楼的武戏文唱和郝寿臣的黄钟大吕，对余叔岩、梅兰芳的京剧艺术，也同样欣赏，而杨、郝、余、梅等人，也仰慕先生之为人，因而彼此常相往来。记得二十年代中期，先生每到北平，定要观赏他们的演出。先生住前门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馆，他一到北平，旅馆就电话通知郝寿臣，郝得讯后，立该来看望先生。后来抗战开始，郝还把儿子托给先生照顾，彼此已是至交了。
  先生是乐观主义者，他对文学的看法，也表达着他的性格。他尝说：“年青人不要看《红楼梦》，因为他们还不懂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看完了，易于产生颓废思想，感到人生暗淡无光。《水浒》还是可以看的，宋江到梁山水泊时，只不过三、五个人，后来发展到一百零八条好汉，把梁山搞的井然有序，一片兴旺景象。看完了，会让人精神振奋。”先生这段讲话，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们小时候，都把《水浒》背得烂熟，成年以来工作时，也受到它不小的影响。
  先生与朝鲜的革命党人有着往来关系。那时我还年幼，记得有一位朴隆泰先生，他留着两撇浓黑的胡子，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来我家时，总是在夜晚九点钟以后，先生也总是热情接待他。他还送给我画报，上面有日本鬼子惨害朝鲜革命党人的照片，有被惨杀的，非刑逼供的，还有被活埋的，我看了很不忍心。还有一天夜晚，朴隆泰先生来了，进门后，急忙请先生派人到门外去看，有没有人盯着他。随后他对先生央求说：“有一位同志被日本特务架走了，现押在日本宪兵队，请您设法营救。”先生毫不迟疑地给天津警察厅打电话，要求把这个政治犯引渡过来。营救朝鲜革命党人出险的事，先生作了多次。后来朴隆泰先生的女儿，也在南开女中读书，当时，男中的朝鲜籍学生也很不少。抗战后，南开学校被毁，我家迁离天津，这些联系就中断了。先生之所以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嫉恨者，其肇因也在于先生曾多次营救朝鲜的革命党人。
  后记
  通过这篇传略的编写，我深深体会到：先生的一生，的确是不平凡的。不论他毕生办教育的史实，也不论其为人处世的轶事，大多可供我今日学习和参考。惟先生的历史事绩，必有其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所促成，至于他的功过是非，尚祈今后的历史学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公正的评判。
  张伯苓二三事（之二）
  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志经常去沙坪坝南开中学。起初，张伯苓对周恩来同志接待很热情，后来随着张伯苓对蒋介石的迷信加深，政治态度就发生了明显变化，以致两人常常发生辩论。有一次张伯苓竟然说：“回延安告诉你们毛主席，赶快把你们共产党的摊子收了。”周恩来同志当即严辞反驳说：“张校长我问你，你南开的摊子收了行不行？”问得张哑口无言。周恩来同志经常教育南开校友要正确对待张伯苓，曾说过：“对咱们老校长也不能迷信，校长也不是至美至善的。”
  梁杨

此文系张锡祚先生遗稿，原题：《四十三年回忆录—故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传》，脱稿于一九六三年。原稿约五万余字，本刊发表时，作了较大的删节。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