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对外的陆路交通史上，最著名的有两条通道。其中西北部的一条由中原经过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乃至以西的通道简称丝绸之路，而我国西南又有一条自四川盆地经云南通往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的通道简称南方丝绸之路或西南丝绸之路。此二路之间有一条道路经成都平原沿岷江而上，通往西北连接西北与西南两条丝路的支道简称岷江支道。此道的南段经过成都平原以西的邛崃山脉和岷山山脉，故唐宋时称之为西山道。①又由于此道的北段在东晋南北朝时主要经过吐谷浑（河南国），故又称丝绸之路河南道。②
岷江支道开发甚早，自秦统一巴蜀后于岷江上游置湔氐道时即为通途。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此道一直为西北联系西南的一条重要通道，尤其是南北朝时南北交通亘阻，而此道在民族政权管辖之下得以畅通，为沟通南北经济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此道，前此即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并有论述阐述，如周伟洲《公元3～9世纪岷江上游地区的开发及其在交通史上的地位》一文（《古代长江上游的经济开发》论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及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一书等。由此可知此道在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学术界对丝绸之路岷江支道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科研工作，获得了一批新资料，加深了对该路重要性的新认识。现略作申述：
1.岷江上游发现距今5500～5000年左右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茂县营盘山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以及与此相邻的马尔康哈休遗址。这些遗址的文化均有本土文化与西北马家窑文化相交融的现象，说明此道早在远古时即为人们的一个通道。
2000年中，为配合《四川省文物地图集》编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州文馆所与茂县博物馆，联合在岷江上游开展了一次全面详细的考古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对茂县城东南的营盘山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和发掘。众所周知，在此之前该地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虽然已有所开展，但既不全面又不系统，而此次调查与发掘基本掌握了这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有关文化的内涵及其演变序列，显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此次调查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和遗物采集点82处，其中遗址53处，遗物采集点29处，大体分布在汶川、理县、茂县、松潘和黑水数县，基本上是羌族聚居区。其范围东至岷江与涪江分水岭土门梁子，西至岷江与大渡河分水岭鹧鸪山，北起岷江源头弓杠岭，南达成都平原西北边缘。所发现遗址面积大小不一，小者仅数百平方米，最大者可达十余万平方米，海拔高度均在1200～2700米之间。距今5000年以上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集中分布于岷江主流及其支流两岸地势较高的三级及以上台地，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茂县营盘山、理县龙袍寨、汶川龙溪寨、黑水色尔古寨遗址等。营盘山遗址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石棺葬叠压在新石器时代堆积之上。
茂县营盘山遗址包括灰坑、灰沟、地面房屋基址。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等。陶器以手制为主，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皮陶为主器形以平底和小平底器为主，有少量圈足器。有较丰富的彩陶器，器形包括盆、钵、罐、瓶等。彩陶均黑彩绘制。石器有打制、磨制两种。磨制石器包括斧、锛、穿孔石刀、凿、刀、砺石等。此外，还有玉器与骨器。营盘山遗址具有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代表性，以自身特色的本土文化为主，同时又吸收了多种外来文化的因素。①
此外，近期还在汶川县威州镇发掘了姜维城新石器时代遗址，②在茂县凤仪镇发掘了波西、沙乌都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③在马尔康县沙宗乡发掘了哈休新石器时代遗址。④这些遗址都给我们提供了新的信息。比如茂县营盘山遗址、汶川姜维城遗址、马尔康哈休遗址都发现了该文化与黄河上游、长江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如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遗存的陶器与营盘山遗存的部分陶器有相似之处；营盘山文化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又有一些共同因素；甘肃马家窑文化中马家窑类型的彩陶与营盘山、姜维城乃至哈休遗址的彩陶类型与图案均有许多共同之处；波西遗址未发现马家窑类型彩陶，但其细泥红陶钵却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器物风格相似，沙乌都遗址出土的夹沙灰陶、褐陶侈口罐陶器却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同类器物相似。总之，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的多元性反映出其时人类活动的频繁性及其相互影响的广泛性。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应是三星堆遗址主体遗存为代表的古蜀文化重要来源。三星堆遗址文化第一期大体相当于宝墩文化第一期，均距今为3800～4500年，皆较营盘山遗存的年代距今5000年为晚。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5000年以上古文化，故二者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新石器时代人类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民族未能形成，不过岷江上游羌族地区发现5000年以上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四川古蜀文化，乃至夏禹文化的来龙去脉提出了许多可供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羌族传说来源于西北，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具有西北古文化因素这一点，应能说明一些问题。
2.自汉代以来，我国史籍中多言“禹兴西羌”或“禹生西羌”。可见夏禹与古羌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近来在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于重庆市云阳县发现东汉时期的巴郡朐忍令景云碑亦作此说。①可知，早在汉代这一说法已为世所公认。岷江上游今汶川、理县、茂县、松潘一带羌民，乃至与此相邻的涪江上游北川的羌民，作为古代羌人的一支后裔亦皆有“禹生西羌”的传说与遗迹，且羌民还有大禹治水的羌语唱词，说明羌与大禹关系密切和该道在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性。
自1979年以来，国家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十部志书的普查、研究和编纂工作。这十部《集成》包括民间故事、歌谣、谚语、曲艺、曲艺音乐、民间歌曲、民族民间器乐曲、民族民间舞蹈、戏曲和戏曲音乐等，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民俗学或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目前这十部《集成》已基本出齐。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集成》调研工作中，发现了原流行于茂县、汶川的一带羌族地区的“花灯戏”及其唱词。他们对此进行了搜集、整理与研究，有认为“羌族的花灯戏是在羌族释比（巫师）庆坛戏的基础上派生和发展起来的，..是羌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②。
据研究，原流行于茂县土门、凤仪两地的《竹马花灯》（以竹子编扎并用彩纸糊成的竹马六匹或九匹道具而命名）的剧目中有《大禹治水》一目。其中有一段唱词如下：
先有天，后有地，后有人，有男有女。
容我释比先来唱，
在下面，是戴帽子的汉人。
在上面，是穿靴子的藏人。
居中间的是羌人。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听我释比道分明，
先唱我们的民族，再唱我们的祖先。
山有树，树有根，我们来唱羌族的根。
羌族英雄“耶格西”，开山劈岩治水神，
是他疏通了九条河，时间用了八年整。
第一次路过他家门，听见幼儿啼哭声。
可他心中只想到，水怪妖魔未灭尽。
第二次路过他家门，听见孩子嬉笑声，
犹如浑身勇气增。
第三次路过他家门，得知孩子已成人。
民族英雄“耶格西”，立下誓言表决心，
九条河水不疏通，永远不把家门进。①
据搜集者研究，此唱词为歌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人的精神，而唱词中的“耶格西”即大禹的羌族名字。其唱词原系羌族巫师——“释比”用羌语演唱而译为汉文的。我们从唱词的形式与内容来看，完全符合羌语表述的方式及羌族思维的实际，而绝非来自汉语有关唱词的移植。由此亦可再次证明羌民从来即有对大禹的崇敬与信仰。羌族迄今仍认为大禹是他们的“祖先”，是“羌族的根”，是他们当中的“民族英雄”。这些民俗学资料，充分说明史籍所言“禹兴西羌”或“禹生西羌”是有依据的。
3.岷江上游发现大量石棺葬，年代为西周至东汉。最早经过科学发掘的石棺葬是1938年，其墓主的族属当时被认为与西北南下的月氏人有关。①现在学术界倾向于与古代羌人支系有关。近年在茂县牟托一号战国石棺墓出土大量精美青铜器，有中原及楚式器物及滇西青铜器物的纹样，充分反映出该道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1992年，四川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的茂县南新乡牟托村发掘了牟托村一号石棺墓及其陪葬（器物）坑三座。墓内用三层石板隔出头箱。墓底放一长方形木板，木板上铺多层各色丝质绢帛，其上覆盖用玛瑙、绿松石珠串成的珠襦。随葬器物170件。在墓盖头部置铜，腰部置一铜甬钟。在石棺下方有三座陪葬坑，共出土器物220余件。其中，青铜器有中原春秋时风格的鼎、甬钟、铺、钲等，也有蜀式风格的柳叶形剑、直内戈、矛、戟等，还有楚式的敦，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铜杯、盾饰、宽头剑、铜鸟、动物纹牌饰等。出土的一件鼎上有铭文25字。陶器有簋、罐、小杯、器座等。有一件木胎双反牛头青铜角盖漆绘罐，颇具特色。据出土器物判断，该墓葬年代在战国晚期。说明当时该地已有高度文明进程，并与四周不同文化有着密切联系。②
综上所述，该道自先秦以来即为南北交流的重要通道。而自汉唐迄今在沟通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遗留下了众多历史遗迹，为中华民族内外交流的珍贵见证，值得充分重视。此外，还有人以为此道亦为佛教自北南两途传入中国的交汇地点之一，亦应进一步加以研究。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