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五堡出土的衣冠服饰颇具特色，这与哈密的地理位置与区域环境密切相关。哈密为新疆东部的门户，地处内地与新疆咽喉要道。从甘肃的嘉峪关到哈密，须经过玉门、安西等地，路途中尽是戈壁、沙漠，十分荒凉。到了哈密渐渐显现一片绿洲。清人祁韵士的《西陲竹枝词》有确切描述：

玉门碛远度伊州，无数瓜畦望里收。

天作雪山隔南北，西陲锁钥镇咽喉。

哈密古称伊州、伊吾，历史悠久，地理位置显要，被考古界发现并承认为新石器文化点，曾采集到珍贵的用砾石制成的刮削器、锥形石核及坚硬玛瑙与石髓。社会发展到了青铜时代早期，曾发现距今3000年前的哈密五堡乡古墓群葬，一处竟葬好几百人，证实了哈密人活动频繁，是块休养生息的地方。

哈密五堡乡古墓出土的衣冠服饰丰富多样且形式清晰。哈密五堡乡古墓，“是处于原始社会晚期阶段的一种考古文化..由于死者入葬时的衣着、鞋、帽、铺垫的皮、毡大多未腐……提供了研究当时生活的丰富的实物资料。死者头戴尖顶毡帽、穿毛皮大衣或皮革大衣，着长筒皮裤、高靿皮靴..各种毛织物，色泽鲜艳如新..皮革鞣制、脱脂水准亦高，革制品柔软。这是研究我国早期毛织、制革手艺难得的实物资料。随葬的牛、羊、马骨，说明畜牧业经济在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还发现小米饼及青稞穗壳，表明了农业经济的状况。”①

裘皮衣袍的独特样式

绿色大自然的赐予，给予哈密地区水草丰盛的环境，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为服饰的原料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御寒蔽体，裘皮衣袍脱颖而出。《易·系辞》曰：“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鲜明地提出人类离不开宇宙生态的大环境，人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创造了物质文化。

哈密人创造的裘皮衣袍，毛皮在内，皮板光滑面在外，形式为交领、对襟、双袖连缀手套，袖口与手套相连接的衣袍。衣袍与手套缝缀的皮袍御寒保暖，这种款式尚属少见，实际上也仅此一例。古代称谓的“袍”，即不为上衣与下裳的衣服，形式为长度过膝，呈直筒式，下摆宽大，便于骑马放牧、狩猎。彼得·波格达列夫在《作为记号的服饰》一文中曾说：“服饰的穿着不仅关系他自己的个人趣味，而且也顺应地域的需要，以符合它的环境标准。”实际上，不仅是环境的标准，更显示了区域文化的共融性，服饰样式的风采，同时受到环境的限制。

甲骨文中的“裘”字为象形文字“〓”，作毛在外的象形。《说文解字》也说：“裘之制毛在外，故像毛。”《诗·秦风》曰：“君子至止，锦衣狐裘。”毛皮在外，故又罩上一件锦衣。上述文字介绍了古代裘皮的概况，是记载汉文化先民的穿着样式。新疆出土的裘皮袍服，表现了游牧民族粗犷、雄伟的款式，它不仅适应环境，也体现了游牧人生命活动的一种形态。

原始初民的衣袍纽扣极为简单、粗放，像罗布泊人用树枝刮削成尖细光滑的木针，别在衣服上，保暖而不透风。哈密人又进了一步，它将树枝削成细小的长度约3厘米左右的小木针，在衣袍前襟间隔一段距离缝缀毛线纽襻，小木针套在纽襻处，一种新的纽扣形式便诞生了。纽扣，它既美观又能使衣袍合缝而不透风，物质文化的发展与变化，证实了人类对功利性及实用性的需求，是从人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变化、创造而获得的。

毛织衣袍的新变化

捻毛线纺织成粗毛布，是衣饰原料史上的一大进步。古代哈密人的粗毛布厚实、细密，质地上乘。以粗毛布为服饰原料，使衣袍柔软、耐用。其形式清晰，具有游牧地区衣袍的特征，是套头式、交领、直筒形长过膝的粗毛布衣袍。裁制方法与内地略有不同，袖子较短不超过手臂，连着上衣前片，与袍服相连，简便合体。

袍服色彩为褐色，显得平淡、深沉。但在衣袍的领口与边缘处却饰以墨绿色的毛线饰纹，使袍服增色生辉。

袍服附系的腰带，是用暗褐色，夹以红、蓝、绿色的毛线编织成辫状，垂着流苏式的毛线穗，赋形设色具有古代人的审美意蕴。由于冷暖色调搭配得恰到妙处，使这条毛织腰带柔丽夺目，呈现出神奇般的绚丽与自然色泽的韵律。

腰带起了紧身护体的作用，它的萌发揭示了这样一个真谛：“人猿揖别”之始，大自然显示了对人类无限的威慑力量，但是，当人类在各种物质创造性活动中展示出人的本质力量时，不仅能够征服自然，而且也孕育着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它是人的智慧、力量和意识的结晶。

尖顶毛线帽

哈密五堡古墓出土衣物中有一件距今3000年前的古代哈密人编织的尖顶形毛线帽，它不仅弥足珍贵，且结线编织方法竟与现代的毛线编织法相类似。

毛线帽是由捻成粗宽的浅驼、深驼两色毛线编织而成，显得厚实、纯净。从帽顶往下结出明显的辫状形边饰，致使整体呈波状似的纹路，编结规律有序，呈现出朴素大方的美感效果。

尖顶式帽冠不仅护头，还保护双耳与颈部，是抵御风寒的上品。尖顶帽式样流行于中亚、西域一带，孕育了地域性的共融与互补，呈现出游牧民族帽冠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