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比较，史前史研究最大特点在于其时代久远，缥缈洪荒，既缺实物，更无文字，仅仅靠推理，实难令人信服，而岩画的发现，填补了史前研究的某些空白。岩画是原始人类自我表达的一种形式，以其粗犷的原始意蕴，渗透出强烈的诱人魅力，包含着原始人类生命内在的律动感。在岩画的层面上，那匀称、粗野的凿点，刻画出一幅幅姿态生动、形体逼真的原始生活图录，记载着人类生产斗争和生活实践以及文化积淀的内涵，也是原始先民萌发的原始思维与审美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生活面貌。
在浩瀚、广袤的新疆大地，天山南北曾出现面积不等、时代不同、内容各异的岩画，是猎牧民的杰作。它作为原始人类在岩壁上的“投影”，记录了从石器时代延续至近代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历史篇章，向人们展示了人类在宇宙洪荒年代野蛮而壮烈的历史画卷。
岩画形成的因素很多，是与地壳变化更迭有关，致使原先一片汪洋大海、湖泊、沼泽发生巨大变化。于是，昆仑山、阿尔泰山、天山更加雄奇壮观，重峦叠嶂。山崖的增多，为岩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岩画多刻在僻静的岩壁上，四周高山、森林，淙淙泉水流淌，绿色山野幽静，给予原始岩画一个特殊的层面。天山南北发现岩画，它又说明这些地方在远古时期是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活动场地。从已发现的岩画内容看，大致可分为原始人类生活与狩猎图像两大类，动物形象占据相当大的数量，展示了由野羊、山鹿、虎、牛、骆驼等组成的动物世界，揭示了新疆古代初民最早的生活方式是狩猎、游牧。岩画中有不少刻画了狩猎游牧民族的形象，以及他们穿着的衣冠，这对于研究游牧人最初的服饰文化是极为重要的依据与参考资料。
新疆岩画多刻在朝东向阳的黑砂岩、花岗岩、板岩、条状岩等岩面上，多采用粗线条的阴刻或浅浮雕的手法，也出现少量的彩色岩画，是以赭红色的砂物质做颜料，涂染显现朱红色，它是游牧人心目中象征生命永恒的色彩。
昆仑山岩画 不仅幅面规模宏伟，且表现人类在蒙昧、荒蛮时代同大自然搏斗的艰苦历程。凿刻朴拙、纯真，是原始初民童稚时代的一面镜子。胡邦铸等曾对新疆岩画做了论述，笔者结合实地考察，摘其要点，作衣冠穿着的赏析。
莫勒恰河谷口岩画 位于昆仑山脚下且末县莫勒恰河出口以南的山腰处，山形蜿蜒曲折，几千幅岩画凿刻在石壁上。据地质工作者考证，山崖的位置处在第四阶地的原始河床上。岩画层面宽阔，以动物图像占多数，羊的形象几乎占一半。它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原始初民居住的生态环境，它是古代羌族人的游牧生活区域。且末、若羌一带是古代羌族人的游牧之地。《汉书·西域传》云：“若羌，‘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这段记述与岩画内容基本相符，也是当时且末羌族人生活的写照。众多的岩画其突出的画面以“征战图”最为气魄宏伟，人物形象逼真，线刻准确，展示了当时游牧民族为了生存而战斗的图像。它负载着一个沉重的、鲜为人知的丰厚文化，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珍贵历史图录。正如《后汉书·西羌传》云：“羌人，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这是它的内蕴含义，是“征战图”岩画刻凿人物形象的内在精神力量。
征战图 刻画写实动人，勾画一幅争战双方骑马互相进击的场面。追击者拉开弓箭，被追击者回首弯弓，神情紧张，预示一场战斗即将开始。画面中一骑士头戴一顶类似塞人的尖顶帽，帽耳至肩，还有一武士戴有“〓”形饰物，覆盖头顶，似其他民族或羌族人特征。双方手持长矛面向立在牛背上的武士猛刺，后者持盾阻挡长矛，盾为心形，上面刻有“升”形纹样。流畅的线条勾画出人物交战时的神态与作战双方的位置，产生了争战双方激战的情景。从一幅写实的、动人心魄的征战图不仅可以窥见羌族人、塞人在昆仑山中的战斗纪实，而且从中还能看出游牧民族帽冠的穿戴方式，那是当时生活衣着的真实写照。《说文解字·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羊的形象在岩画中占据面积很大，岩画中羊的形态、造型各异，想必与当时现实生活相符。羊是游牧人的主要衣食来源。
至于昆仑山岩画断代问题，翦伯赞先生的一段话是中肯的，他引用《秦汉史》中的有关羌族人记载：“以后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西羌之族，又循着天山北麓的天然走廊，徙人这个盆地西南。”
“也就是说，羌人进入塔里木盆地的时间应当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这个时间也就是昆仑山岩画产生的年代，其下限可能延续至隋唐，文献记载着7世纪末武则天时西域的天山南麓还生活着‘群羌’。隋唐以后西域的羌族逐渐融合于吐蕃、回纥、汉族、吐谷浑诸民族之中，不再以独立的民族形象存在了①。”
狩猎人 昆仑山岩画表现狩猎人的形象，刻凿线条明朗，体型强健且富于变化。狩猎者那双有力的手，持弓搭箭瞄准着正在奔跑的野鹿、山羊。狩猎人与鹿和羊的头角、颈部、躯体及腿部之间构成与原型相近的力度感。骑马放牧人的雄伟英姿出现在岩画凿刻的层面上。马的使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岩画中狩猎人骑马放牧，是表现古代游牧骑士放牧、狩猎的情景。
狩猎图 位于温宿县天山林场的小库孜巴依岩画中有一幅颇有生气的狩猎图，狩猎者个个持弓拉箭做射猎状。猎人穿着的衣装非常引人注目：明显地刻出他们穿着宽大的衣袍，下摆大，给人以穿了厚重的毛质衣物的感觉，是岩画中少见的服饰。“袍”为长外衣，《诗经·秦风·无衣》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袍”始创于周，《后汉书·舆服志》云：“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形制多为身宽袖长，覆足及地。古时，西北游牧民族多穿袍，类似现在新疆少数民族穿的“袷袢”，是一种交领式长大衣。岩画刻凿狩猎者穿宽身袍装，是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着装创制，袍服是抵御严寒的最好衣饰。
放牧图 此图是北疆富蕴县唐巴塔斯岩画，其中以“放牧图”展现草原生活风貌，具有浓郁北国风貌的情趣。此图的右上方是戴尖顶帽的牧人，他纵马扬鞭，飞奔驰骋，表现出急促的动感，似放牧归来；左下方是位头戴尖顶帽，身穿长袍，脚蹬长筒靴的牧人，似他家中的成员，好像在盼望骑马归来的亲人。简洁的刻凿勾勒出人物形象与家人等待、企盼的神态，传递、交流人物之间内在的真挚情感。四周空间浸润了大自然的灵性与活力，草原上奔跑着欢跳的牧羊狗，与天空上飞翔的小鸟，似乎都有“欢迎”主人归来的意思。充满浓厚生活情趣的“放牧图”给辽阔、静寂的大千世界增添了人间的温馨。牧人的穿戴，如长袍、尖顶帽冠、高筒长靴则与记载中的古代塞人穿着颇为相似，它又为塞人曾在此地区游牧、活动提供了证明。
狩猎图 位于温宿北境博孜敦乡，有一幅颇具特征的猎人狩猎的岩画。岩画以阴刻法凸显猎人张弓搭箭，瞄准前方奔跑的猎物。那牛、鹿、大角羊急驰于旷野，那蓄势待发的紧张神态，使观者获得了特定环境中的某种信息。岩画四周的环境赋予了一定的情境氛围，天山群峰、辽阔草原、莽莽林海，大自然赐予岩画创造者以鲜活的生命力。其中，有两位高约40厘米的猎人，他们身上披着似厚实的毡褐，这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披着的衣饰。《大唐西域记》一书中记载着龟兹人的服饰：“服饰锦褐，断发巾帽。”《文献通考》载：“衣毡褐皮氍，以缯缭。”毡褐是由细毡缝制而成，与史书记载龟兹细毡相符。博孜敦古时为姑墨地，与龟兹山水相依，地理位置相近，衣饰习俗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牧归图 则以简明的线条刻画，衬托散落四处的羊群，显出空间大面积的层面，在线与面的交融中，突出牧人一家在主妇的带领下，她双手拦着羊，流出欢庆丰收的喜悦之情。主妇穿着的衣裙呈现一种厚度感，衣服的质地似用细毡制成，那身宽厚的连衣裙装，明显地表示它是当时妇女的家常服。
上述库鲁克山古代岩画是古代游牧民族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其反映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人类早期的狩猎、祭祀或巫术礼仪，以及舞蹈、征战等图形，到长房建筑、栏杆式窝棚等刻凿图和意念性的各种图式符号，是记载古代游牧人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的历史画廊。
这里岩画的产生年代：“……可以确定库鲁克山区岩画的上限时间应在纪元前5世纪以前。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居民大多系塞族人部落，是与斯基泰人同属的一大游牧文化群体，可认为其主人即创作者是塞族人。”①
争战图 位于哈密沁城岩画的“争战图”，人物刻凿写实逼真，争战双方交锋场面激烈，动人心魄。哈密是古代乌孙、匈奴、车师等民族活动过的地方。沁城距离哈密约7公里，在折腰沟处，横亘着一条流动的季节河，四周山麓崖畔上散堆着形态各异的黑色花岗质的巨石，岩画就刻在巨大的岩石上。“争战图”突出刻画九位骑马武士，轮廓清晰，武士们身着盔甲铁衣，面部刻凿线条明显，能粗略地窥见武士须眉与面部神色的疏密、细微差异。画面宽阔，长约16厘米，刻绘出九位武士鏖战双方精彩的一页。两阵对垒，战斗激烈，交战双方形态各异，特征独具。有的武士持枪跃马威风凛凛，与身边握枪的武士拼杀，刹那间，战马四蹄腾空，鬃尾飘动，虽舍去细部，却准确、清晰。武士穿戴的甲胄体现了盔甲的特征，是记载武士形象、穿着的原始记录。征战的气氛浓郁，与刻画的高度概括、取舍得当、抓取的特征相关，厮杀声犹如回荡在天宇之间。
猎人图 位于裕民县巴尔鲁克山简巴尔达湖的山坡岩壁上。猎人拿着盾牌，准备击中右上方的岩羊，一条狗也跟在羊的身后。猎人赤身裸体，头戴一顶四角状的帽冠，四角的距离相等，形同放射状，好像太阳的光芒普照大地。帽冠形状尚属首例，它象征原始狩猎人心中崇拜的太阳神，给人类带来温暖与光明，是原始人类心灵深处的一种寄托。原始人类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大自然崇拜表现了虔诚的敬仰，在岩画中以头饰表现，阐释了头饰即首服的意义。对于大自然的崇拜，直接影响了新疆的后世子民。正如杨金祥在《宗教与维吾尔古代美术》一文中所说：“远在8世纪前，当东回鹘人还生活在漠北时期，在蒙古高原上建立回鹘汗国的可汗，要在自己名字前面加个‘捆’（Kil，湖泊的意思）字，以示自己是水神之裔。”《乌古斯汗》中的乌古斯可汗，分别取名“日、月、星、天、山、海”。这是先民对于大自然崇拜的延续，表明了他们的心迹。
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大型岩画 地处天山深处的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大型岩画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震惊。它是一幅反映原始人类文化的生动图像，同时也留下了原始人类服饰模式的印记。
岩画特定环境的选择会形成岩画独特的气氛与意境。康家石门子所在地山体色泽赭红，气势雄伟，水草丰盛，环境幽静，生态植被保持良好，是理想的高山牧场。岩画面积很大，它东西长14米，上下高约9米多，属地质史上新第三纪粉沙岩层面，刻画着约300人的男女人像，热烈地表达了各自的狂放、粗野的情感。凿刻技艺简洁、造型浪漫，使原始文化的虚幻性康家石门子岩刻人物特写与写实性融为一体，使神态各异的舞蹈者以及生殖崇拜的图像释放出独特的异彩，观赏者能从中领悟到生命微妙的奥秘。宏伟巨大的人像场面令人惊叹，动人魂魄。那一幅幅占有重要位置的原始生殖崇拜的岩刻，不仅使观者获得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感，而且隐含着人类生存期望的内涵。
康家石门子岩画画风古拙、朴实。以浅浮雕的手法突出人物形象的面部与形体，戴在头上的尖顶高帽或簸箕形帽冠（有的帽顶插有羽毛），显得神气非凡。大部分男女是裸体的，只有画面中心直立着穿着裙装，身高1.05米的女舞人。那简洁而抽象的裙衣，衬着左肩飘动的衣带，使她那宽胸细腰，优美的身姿在空间翩翩起舞，创造出一种空灵的情调与韵律。戴尖顶高帽是古代塞人的帽冠特征，表明古代塞人曾游牧天山一带。头饰羽毛是狩猎英雄的标记，代表光荣、美好。岩画中头饰羽毛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当代，现今的哈萨克族少女爱在帽饰插上羽毛，把它视为吉祥物，寓意“驱邪、消灾”。帽冠同时具有一种礼仪的形式，其历史性与价值取向是鲜明的。裙装则是当今新疆少数民族妇女的常服，妇女们在冬季也喜爱穿着裙装，下穿毛裤与长筒皮靴。岩画人物形象的着装与现代的民族装相似，表明它们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纽带，贯穿着历史的承袭性与传统习俗。
对康家石门子岩画的断代，我同意这种观点：“岩刻画，也直接显示出早晚相互叠压的痕迹，晚期的刻画，覆盖了早期的图像，应该是完成最早，也属于画面最上部的一列巨型女像，并显露出不同的思想信仰。因此，康家石门子岩刻的始创时代远比原始社会晚期的战国阶段要早，应是没有疑问的。”①
天山深处周围的岩画与原苏联、中亚一带、内蒙古岩画，从内容到形式表现上都有相似之处，都反映出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特征和相互融合，形成特殊形态的岩画艺术体系。至于断代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一部分可能早到铜石并用时期，一部分则可能在公元前后，而也有可能在公元12或13世纪的蒙古时期，甚至更晚，如与元朝喇嘛传布有关的古藏文岩刻也有发现。”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