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时期初创的北庭都护府同此前创立的金山都护府性质相同，还仅仅是安西大都护府在天山北麓的派出机构，以神龙二年（706）北庭大都护府成立为标志，北庭成为同安西大都护府分疆而治的两大军府之一，正式演变为天山北麓的军政中枢。此后虽然北庭的建置级别又还原为北庭都护府，但北庭主将别加伊西节度使或碛西节度使、碛西节度副使、北庭节度使名号，同初建之北庭都护府的性质已有所不同。这时的北庭都护府实质上已演变为北庭节度府以及与之外延重合的北庭道，照旧同安西大都护府或安西节度使、安西道属平级建置。
北庭大都护府、北庭节度府的军府建置实质上一脉相承，最高长官为北庭大都护，从二品，官品之高，仅亚三公，而与尚书、左、右仆射同级①：“从二品，尚书左、右仆射、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京兆、江南、太原府牧、大都督、光禄大夫、文散镇军大将军，武散开国公爵、柱国勋。”“掌所统诸蕃慰抚、征讨、斥堠，安辑蕃人，及诸赏罚、叙录勋功，总判府事。”②另设副大都护一至二人。都护府设都护一人，正三品，官品仅亚 大都护府半级，而使命、权限与之相同，下设副都护一至二人，从四品至正四品。都护府或大都护府直属官员有长史、司马各一人，录事（掌文书）。此外，参稽吐鲁番出土文书，碑铭，以及入关勤王时期出现的官名，还有主管屯田的北庭支度、营田使，主管军事的北庭都知兵马使等。
自从金山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初创之后，就以庭州为治所，北庭大都护府和北庭节度府、北庭道相继创立之后，沿袭着这一历史传统，形成了北庭军府、庭州、瀚海军、金满县四个不同性质，不同级别的军政建置同治一城的特殊景观。在北庭大都护府创置之前，历任庭州刺史都兼任金山都护或北庭都护。自贞观二十二年（648）首任刺史至神龙二年（706）解琬解职北庭都护兼庭州刺史之前，历任刺史都前后相续，姓名、事迹可考。今依序排列如下：
骆弘义，又作骆宏义，首任庭州刺史：贞观二十二年至永徽二年（648～651年）在职。①永徽二年（651）庭州陷于阿史那贺鲁，去职。
来济：显庆五年至龙朔二年在职（660～662年）。就职初，曾整修庭州②，龙朔二年（662）阿史那都支陷庭州，战殁。③自龙朔三年至垂拱元年间（663～685年），金山都护府与庭州同治，历代金山都护都兼领庭州刺史。
裴行俭：龙朔三年至麟德元年（663～665年）在任，兼领金山副都护，庭州刺史。④
袁公瑜：上元元年至仪凤二年（674～677年）在任，兼领金山副都护，庭州刺史。⑤
杜怀宝：仪凤三年至永隆元年（678～680年）在任，兼领金山副都护，庭州刺史。⑥
王方翼：永隆元年至永淳元年（680～682年）在任⑦，兼领金山副都护，庭州刺史。
田扬名：永淳元年至垂拱元年（682～685年）在任①，兼领金山副都护，庭州刺史。
唐璿（唐休璟）：垂拱元年至长寿元年（685～692年）在任，兼领安西副都护，庭州刺史。②
张仁楚：长寿元年至圣历元年（692～698年）在任③，检校庭州刺史兼营田大使。
解琬：在任于圣历元年至景龙二年（698～708年），初为庭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④，长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703年1月7日）北庭都护府成立后，领北庭都护兼庭州刺史，领御史中丞名号。⑤
北庭大都护府创立之后，历任北庭大都护、北庭节度使或伊西节度使、碛西节度使都已不再兼任庭州刺史，自此，留名史册者已限于历代都护、大都护府和节度使，历任庭州刺史的姓名逐渐失载于史册。北庭大都护府存在时间总共9年（神龙二年至开元四年，706～716年），共历三任大都护，似皆都兼瀚海军使：
杨何：景龙二年至景龙三年（708～709年）在职⑥领北庭大都护。
吕休璟：景龙四年至景云二年（710～711年）在职，，领检校北庭都护、碎叶镇守使、瀚海军使，安抚十姓使，又加金山道行军大总管名号。⑦
阿史那献：先天元年至开元四年（712～716年）在职，先天元年任伊西节度兼 瀚海军使，开元元年任北庭大都护，开元二年任碛西节度使，是率先节制两道的唐朝主边将领。
北庭大都护府创立后，除主将称北庭大都护以外，另设北庭都护为其副将。阿史那献任北庭大都护期间，任北庭都护的汉将先后有郭虔瓘和汤嘉惠。
郭虔瓘：先天元年至开元二年（712～714年）在任，山东历城人，早在吕休璟主北庭时期已出任北庭副都护，先天元年任北庭都护。开元二年二月“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将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瓘击败之。同俄单骑逼城下，虔瓘伏壮士于道侧，突起斩之。突厥请悉军中资粮以赎同俄，闻其已死，恸哭而去”。①
汤嘉惠：开元二年末至开元四年（714～716年）在任。根据《新唐书·突厥传下》记载：“以（阿史那）献为定远道大总管，与北庭都护汤嘉惠等犄角。”其时阿史那献任北庭大都护，汤嘉惠已任北庭都护。②
自开元五年（717）起，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由于亲王遥领安西大都护制度逐渐定型化，北庭的建置级别又恢复为都护府，但绝大多数北庭都护都加节度使衔，实质上北庭大都护府已演变为北庭节度府或北庭道。历任北庭节度使或北庭伊西节度使仍然都兼任瀚海军使。依序缕列如下：
汤嘉惠：节制安西、北庭两道（开元五年至九年在任，717～721年），开元四年末，阿史那献的碛西节度使与北庭大都护都被罢免。汤嘉惠于开元五年七月转任安西副大都护，“开元六年二月，扬（汤）嘉惠除四镇节度经略使”③，而仍兼任北庭都护④，虽未领有碛西节度使名号，实为碛西节度使。开元七年（719）唐朝应汤嘉惠的奏请，割让碎叶城以为突骑施汗国的牙庭，改以焉耆取代碎叶备列安西四镇，其任期止于开元九年。
杨楚客：开元九年至开元十年（721～722年）在职，接任检校北庭都护。⑤
张孝暠：开元十年至开元十二年（722～724年）在职，加北庭节度使。⑥《册府元龟》卷358：“张（孝）嵩为北庭节度使。开元十年九月，吐蕃围小勃律，王没谨忙 求救于嵩。”说明张孝属已接任北庭节度使，这是北庭节度使官名的初见，此前仅有伊西节度使的官名，尽管这两种官衔都是由北庭都护或北庭大都护兼领，实质上是一样的。其任期止于开元十二年（724）。
杨楚客：开元十二年至十五年（724～727年）在职，领有碛西节度副使、检校北庭都护、加银青光禄大夫名号。②
郑乾观：开元十五年至十九年（727～731年）在职，仅领有北庭都护官号。③
刘涣：（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731～734年）仅领有北庭都护官号。④
盖嘉运：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734～740年）领有北庭都护官号。⑤
王正见：天宝七载至十载（748～751年）在职，领有北庭都护、北庭节度使名号。⑥
程千里：天宝十二载至十三载（753～754年）在职，领有北庭都护、伊西北庭节度使，加御史中丞名号。⑦
封常清：天宝十三载至十四载（754～755年）兼任北庭都护、伊西节度使及安西四镇节度使，节制两道。⑧
从以上历任北庭主将的官衔全称可知，不论是初建之金山都护府、北庭都护府，还是升级后的北庭大都护府，还是加伊西北庭节度使衔之后的北庭都护府、北庭道，都是天山北麓的军政中枢，以军府兼理民事。其中节度使名号未推行之前的历任金山都护、北庭都护都兼任庭州刺史，说明身兼军政二职；至北庭升级为大都护府和演变为北庭道之后，更在节度使衙内另设五曹，其中包括功曹（掌组织）、仓曹（掌仓积）、户曹（掌财政）、法曹（掌司法）、参军（掌军事）各一人，参军事三人（军事参谋），总为五曹，政治、司法、财政各有专署，北庭都护府或北庭大都护府的机构无异于一个缩小的六部。尽管北庭下属州、县以降，都是实行军政分离、汉蕃 分治的二元化管理体制，但北庭伊西节度使本身却是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一元化管理模式。
北庭大都护府的成立及其受命统一节度伊、西、庭三州，不仅实现了边疆地区的政治统一，而且进一步实现了度量衡、货币的统一。
高昌国时期所用度量衡单位，虽然也是源于中原，同唐制仍有差别，入唐后出现了官斗与汉斗的区别。高昌国时期颁布的容量单位本称 “官斗 ”，唐朝时期改称高昌斗，一高昌斗等于唐斗（汉斗）三分之一弱。汉斗则为唐代容量单位，相对于高昌斗（官斗）而言。入唐后高昌改置为西州，旧官斗与唐朝通用的斗并用，西州土著呼唐斗为汉斗，一汉斗等于高昌斗三倍多，常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
唐代制钱的流行价值更为重大。早在汉通西域之后，中原古钱半两、五铢、大泉五十、剪轮五铢等内地制钱都曾在西域流行。这些中原制钱都是以铜为原料冶制而成。我国是金、银等贵重金属匮乏国，铜的储量也不多，遂跃然进入贵金属行列，用以制币。汉朝初通西域时，每次遣使，皆“散财帛以赏赐，厚给以饶给之，以览汉富厚焉”。①常惠发乌孙等西域诸国兵破匈奴，“捷闻，上复遣常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②前述引文总是“金、币（帛）”并提，而“金”又作“黄金”，但西域各国看重的并非是“金”、“黄金”，而是“币”，即绢帛、锦绣，即丝绸。西域诸国“得汉黄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③传文中的“黄金”也不过是铜的异称，而且当然不可能带去铜块，只能是铜币。而铜本来也不是什么贵重金属，西域诸国根本看不上眼。及汉使到达乌孙以西地界，已到了“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的地步。这是因为地当东、西文明交汇的西域地区，眼界很宽，早已认识到罗马、贵霜王朝的金、银币，自然看不上并非贵金属制成的汉式铜钱。但奇怪的是，随着西域同中原往来的日益密切，中原铜币在西域竟然广泛流传开来，即使到了西域都护府早已解体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东罗马的金币、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都已大批进入西域商业流通市场，中原铜币非但没有自惭形秽，反而为西域诸国所效法，出现了仿照汉式制钱的当地古币汉佉二体钱、汉龟二体钱等。凡此种种，足以说明货币既是脱离任何商品使用价值的纯交换媒介，又是一定政治主权的物化形态。汉代铜币之所以迅速通行于西域，不仅由于政治上这一地区已纳入汉朝版图，而且是由于这些铜币乃是一种财富标记，其经济后盾即为滚滚而来的精美丝绸。因此，铜币的流通并不意味着彻底结束物物交换形态，丝绸依然作为它的重要补充形式发挥着商品交换媒介的功能。事实上，体现汉朝财力的经济支柱并不是这些铜币，而是所拥有的雄厚绢帛储备。易言之，西方、波斯的钱币属于金、银本位制的钱币，中原古币则是另具东方特点的帛本位钱币。
唐代制钱继承了帛本位钱币的优势，随着大唐西域政治主权的确立与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创置，重新广泛流通于西域市场，吐鲁番、鄯善、哈密、吉木萨尔、奇台、木垒、昌吉等地都发现了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古钱，近年来吉木萨尔又发现了罕见的背面有粟特文的开元通宝。不但如此，参阅有关国外报道，吉尔吉斯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和乌兹别克斯坦穆格山米国遗址中也发现了大批唐代古钱，说明唐代制钱在同外国金银、币的强力冲击下，仍然牢牢占据主导地位。这已不仅仅是丝帛保值的单纯经济原因所能解释，唐朝强有力的政治保护政策显然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唐代中原铜币被称为“制钱”，意思是这是中国唯一法定的货币。它的价值绝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交换媒介，而且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和政治主权的标志，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货币造型都是圆形方孔，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天圆地方观念。每一颗小小的铜币，实际上都是在模拟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因此，这种造型本身已在象征着中国的政治主权。
第二，制造方法主要使用模铸法，而不是冲压法，上铸汉字帝王年号，这种年号反映了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观念，即每一新朝的开始都要易正朔，易服色，铸货币，可见，铸币被视为政治主权的重要表现形式。
唐朝空前的政治稳定和统一加强了唐朝铜币的权威性质，大量资料足以证明，商品流通的全部过程是折合成货币计算的。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吐鲁番获得一批西州市易文书，上面一切商品都标明了价格。①例如 3051号文书：
次绵紬壹尺×上直钱肆拾贰文
□□□次肆拾文，下叁拾捌文
鹿绵紬壹尺×上直钱叁拾柒文，×次叁拾伍文
□□□下叁拾文
..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阿斯塔那 4号墓唐墓出土的《左幢熹买奴契》则乃帛、钱并用，以帛为大数，以钱为小数：
龙朔元年五月廿三日高昌县崇
化乡人前庭府卫士左幢熹交用
水练陆匹钱伍文柳中县五道乡蒲昌县卫士张庆住边买奴壹人
字申得年拾伍不奴及
练到日交相付
叁日得悔
者壹
这是因为铜币价值无几，而购买大件商品或贵重物品所需铜币数量太多，失去货币携带方便的优点，莫如直接以绢帛为交换媒介，更加有利于商业活动。因此，有唐一代继续因袭着钱帛并用的历史传统。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唐朝继续汉代以来的历史传统，铜币的价值保证还是丝绸，其财政支柱也是丝绸，唐朝奉行的外交政策、羁縻政策无不以丝绸为后盾。这是因为铜币本身价值不高，根本无力同拥有大量金银的国家相抗衡，而丝绸至唐仍能维持其优势地位。突厥儒尼文《阙特勤碑》南面第5行记云：“唐人富有金、银、粟、帛，往往用其甜言，且拥有致人衰弱之财富，供其挥霍..又招引远方民族与之接近，迨至彼等住落，遂亦习为奸猾。”可说切中唐朝传统奉行赂买政策要害。内说唐人富有金银是假，唐朝皇室显贵所用器皿也不过是金银错镂，纯金银的器皿绝少，富有粟帛是真，绢帛既是战时军资，又是班赐结恩的基本手段。史载，苏海政统兵出征，仅班赐阿史那弥射部属即 “赍物数百万段 ”①。杜甫诗云：“勃律天西采玉树，坚昆碗器最来多，旧随汉使千堆宝，少答胡王万匹罗。”可见朝贡亦须以缯帛为酬，动辄万匹，百万匹。由于安西四镇的建立，天山南北丝路畅通，沿途驿站相连，守捉相望，万里无烽，丝绸贸易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边戍暮雨雁初飞，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驼铃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②诗人张籍的这首名篇应即唐朝丝路贸易繁荣的生动写照。而安西、北庭这两个唐朝西陲边政中心的存在则是丝绸之路出现这一历史壮观的政治保证。近年来，西域各地出土了大量钱范，说明安史之乱之后在西域通行的大历元宝与建中通宝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本地铸造的。
突骑施汗国乃北庭大都护府下属的重要属国，其历代可汗皆由唐朝册封，这一汗国曾铸造了多种类型的本国钱币，大都上镌粟特文或粟特体
的突厥文，即回鹘文。其中包括前苏联学者推断为莫贺达干所铸突骑施钱③和蒋其祥考证为苏禄可汗所铸突骑施钱④等，其类型一说六式，一说三式，铸造地点包括怛逻斯、碎叶和其他地区。近年来北庭又发现了突骑施钱。突骑施钱具有自身的特点，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冲压工艺，又保持了圆形方孔的唐代制钱的基本形制，其政治寓意分明是表示承认汉文化天圆地方说所蕴涵的政治内容，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大唐天子的藩臣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