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新疆工作，转眼已近三十年，在培育医学英才和救死扶伤的岗位上，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青壮年时期。如今，我们的各族学生遍及天山南北，多数已成为医疗战线的骨干，他们为改变新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缺医少药的状况，辛勤劳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亲手参加创建的新疆第一所高等医学院校，教学、科研、医疗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其中某些成果和质量已跻身于国际先进行列。回首走过的人生旅途，感慨万端，更增添了我对第二故乡新疆的无限热爱。
而立之年的选择
1957年10月，我告别了亲人和母校，留下了出生不久的儿子，踏上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旅途。
那时，我正值而立之年，精力充沛，风华正茂，已经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讲师兼主治医师了。母校上海第一医学院设备先进，人才济济，中外驰名，是我国医学摇篮之一。我在国内知名的医学专家钱真和陶寿祺等教授的悉心培养下，业务水平提高较快，知识不断增长，正当我为似锦前程而踌躇满志的时候，组织决定抽调我们一批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的骨干力量去支援新疆。
新疆，在我当时的印象中，是个神秘而又迷人的地方。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开辟了我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联系的陆路交通，曾为促进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促进新疆和祖国的统一做出过重大贡献。新疆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更是迷人。祖国特高的山，最低的盆地，严寒和酷暑都在那里汇集，茂密的森林，广阔的草原，丰富的矿产资源，冰封雪裹的固体水库..期待着为祖国的繁荣做出贡献。虽然古人也曾把玉门关和阳关看作是背井离乡、悲凉凄切的同义词，那“平沙莽莽黄入天”“风头如刀面如割”是古人对新疆之沙恶风狂、天寒地冻的真实写照。但早在两千多年前，张骞就曾经为中华民族的兴盛在这人烟稀少的瀚海大漠之间开辟了古丝道，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古人能做到的，我们更应胜过古人。
祖国的召唤，党组织的期望和信任，使我毅然选择了西出阳关的道路。开发新疆，发展新疆的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就是我的理想，我决心为之奋斗终生。
亲人难舍，故土难离，是人之常情。在这位于东海之滨的祖国最大城市，初春时节，江畔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江面帆影点点，推波逐浪。富饶美丽的江南水乡用她的乳汁哺育我成长，如今，远去塞外高原，面临着的是风沙与高寒，对这一切，我能适应吗？望着襁褓中的婴儿，面对年迈的母亲，想起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何尝没有依恋之情呢！多少个夜晚我辗转难眠。三十岁毕竟是理智多于感情的年龄。一个人民医生对缺医少药的兄弟民族的强烈责任感使我坚强了起来。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奉献则要求做出自我牺牲。
登上西去的旅程，从进入河西走廊开始，人烟日渐稀少，仍未脱净历史遗留下来的穷困和荒凉。入新疆境后，沿途多数是戈壁。放眼远眺却另有一番景色，高耸入云的天山，银装素裹，重密叠嶂，北坡松杉苍翠，南坡草原一片新绿，虽不及江南水乡的娇娆多姿，却多几分雄伟壮丽。置身其间，令人心旷神怡。在那冰峰雪岭之间，夹杂着大大小小的盆地，象一串绿宝石项链，佩带在雪山那玉洁冰清的肌肤之上。绿洲上，农田阡陌相连，渠道纵横交织，麦海流金，瓜田滴香，棉海银波，羊肥马壮。党和人民正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着手绘制壮丽的画卷。
我爱新疆。决心在而立之年，迈开我坚实的脚步，在这块土地上播种耕耘。
愿桃李满天下
新疆医学院是自治区第一所医学高等院校。建院初期，只有一个普内科，二十多张病床，几位医师。我这个刚离开母校，过惯了大树底下好乘凉的日子的人，一来这里便承担起科室领导工作，既要完成眼前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医疗工作，又要筹划今后的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为发展新疆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合格的人才。
从我做起，严以律己，是我的座右铭。没有教材，我亲自编写，缺少教具，我们配合电教科研究自制；没有示教病人，我们与各医院联系寻找。虽然在上海我早已是讲师了，但每次讲课前，我仍反复备课并在教研组内预讲，课后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力求将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及基本技能交待清楚，还安排了晚间辅导和答疑。白天要承担繁重的医疗任务，备课只能放在深夜。长此以往，使我养成了中午不休息和晚上熬夜的习惯，没有空闲去参加周末晚会，星期天还要查房或抢救病人。二十五年来坚持不渝。因为我将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视为自己的行动信条，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新疆培养各族医学人才，是我最大的幸福。能否培养出合格的医师关系到各族人民群众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安危。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具备严谨的科学态度、严肃的工作作风和严密的逻辑思维。在临床实践中，我要求学生书写病史正确、体格检查全面、观察病情细致、分析客观。因为我们是向人民负责，决不姑息迁就。在我们医学院里，每当夜幕降临，华灯齐放时，不少学生或埋头书写病历，记录病情变化，或彻夜守护在危重病人身边，悉心治疗抢救。自六十年代起，由我们自己培养的高级医务人员已有3000多名，一批批走出学校奔赴天山南北，逐渐成为自治区医疗卫生战线的骨干力量，在改变新疆落后的卫生面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的成长，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教师。新疆医学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因此，凡是新分配来内科的教师，我都要求他们理论联系实践，教学、医疗双肩挑。因为我相信“没有几番寒彻苦，那有梅花扑鼻香。”为提高新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我和新教师集体备课，和他们一起研究教学大纲的重点和讲课带示教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即使是我的研究生，在他走上讲台之前，我也要听他预讲一遍，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当他正式给学生上课时，我总是坐在学生席上静静地听。我的心情似乎比他还紧张。他讲完每一段落，我都要仔细地品味、分析。课间休息时，我就要向他指出：哪些内容学生不易理解应该交待清楚；哪些地方又过于繁琐成了填鸭式的；哪些地方应该采用启发式教学，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等等。当我坚持数月听完了他主讲的内科循环系统，感到他教学有了进步后才舒了一口气。新疆医学院建院以来，我伴随着一个又一个内科教师走上讲台，手把手地教基本功，欣喜地看到他们成为合格的医学院校教师。
救死扶伤的甘苦
医师的职业是光荣的，又是十分艰巨的。人体多奥秘，无数复杂的构件和精细的功能，协调统一得如此完美，是世界上任何一台电子计算机无法比拟的。当任何一个脏器发生严重障碍时，如不能及时排除都可能影响健康或丧失生命。我们履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需要的时候，不得不为病人牺牲自己。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固然是牺牲，和死神搏斗，把患者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照样也需要牺牲。大多数医生都和我一样，晚婚晚育，一心扑在工作上。每逢抢救危重病人，我们分秒必争，日以继夜地坚持战斗。当我们将危重病人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时，也享受到人生的最大幸福。记得在1970年从博尔塔拉自治州转来一位“败血症”长期发热的少数民族护士。一个月来她接受了各种大剂量抗菌素治疗，但是体温弛张不退。由于长期消耗，使她神志恍惚。我注视着她那期待的、求生的目光，摒弃了“先入为主”的观点，仔细询问病史，全面而有重点地进行体格检查，搜索任何一个疑点。我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患者发病前曾有过腹泻，现在突出的是肝脏肿大伴有压痛，但却没有“败血症”常有的脾脏肿大，皮肤淤点，多脏器损害及原发病灶。通过严密观察，反复思考和推敲，终于做出了一个清晰的诊断：阿米巴肝炎。这是一种比较少见而易被漏诊的疾病。我毅然决定采用氯喹治疗。第二天这位护士的体温陡然下降，而且从此以后她的体温曲线一直正常。药到病除，她挣脱了病魔的羁绊，要求吃饭，重新吸吮各种营养，终于又恢复了昔日的丰姿，不久便回到救死扶伤的战斗岗位。
在新的领域里探索
由于起步较晚，新疆的医学科学发展曾经大大落后于国内多数省区。但是我经常告诉年轻的医务人员，我们的手和脑并不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专长，提高科研能力，赶上国内外先进水平。过去我们收治的中毒性肺炎病人病死率很高，这种可恶的病常常夺去了风华正茂的青壮年的生命。医务人员的悲痛并不亚于患者的家属。我们内科同志猛攻休克关，经过长期的临床研究，我们终于认识了微循环的本质。它输送氧气和营养给每个细胞，同时排泄废物和二氧化碳，使机体吐故纳新，充满生机。一旦重要器官发生微循环功能障碍，就会置机体于绝境。从七十年代起，我们除积极控制休克的病因外，从调节、改善休克患者的微循环着手，挽救了很多垂危中的生命。记得1971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工程师李学忠患大叶性肺炎住进了内科。他呼吸困难，皮肤青紫，四肢冰凉，神志模糊，摸不到脉搏，量不出血压，将导尿管插进膀胱，竟是个空虚的带囊。他不但有重度休克症状，还并发了全身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有出血现象及尿闭，呈肾功能衰竭。即使在八十年代的今天，这样的病人也很难免于死亡。绝望了吗？不！即便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我们也要做百分之百的努力。我们组成了一个抢救组，紧张地战斗了七天七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矛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使他终于脱离了险境，顽强地活了过来。那天我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拖着疲乏的身子缓缓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充满了欣慰，和一种探索新的奥秘的满足！医生的幸福、理解和热情是常和“救死扶伤”联系在一起的。回到家里，和正在翘首盼望的丈夫的目光相遇，我们会心地笑了。这位勤奋而有才华的高班校友，他是那样憨厚而质朴，几十年来我们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他总是竭尽全力支持和帮助我，扶持我在医学科学这条崎岖道路上攀登！攀登！他也每一次都和我分享幸福。
我们内科心血管专业组的全体同志，为了抢救急性心肌梗塞病人，进行临床研究，提高抢救成活率，从以前病死率30％左右降至10—15％，赶上了国内先进水平。
1984年3月24日，是个星期天。早晨刚醒来，我的研究生用急促的敲门声催促我们起床。他向我汇报了一位患者的病情：非常广泛的急性心肌梗塞，心动过速，血压测不到，呼吸困难不能单卧，还不时咳出粉红色泡沫样血痰。急性心肌梗塞三大并发症都有了。我赶到病房站在监护机旁，凝视着荧光屏上不断跳跃的心电图，组织抢救。研究生和护士敏捷而准确地完成了一项项抢救措施，病人心律失常初步控制，左心衰竭有了改善。但是，休克仍然很重，心电图上标志着心肌坏死和损伤的迹象仍在扩展，倘若梗塞的范围继续扩大，后果则不堪设想。我们给他试用“尿激酶”来溶解血栓，这种新法国内报道较少，半年前美籍华人郑宗锷教授来医学院作过介绍，我们决定在实践中摸索经验。我们仔细地观察着新药用后的反应，发现没有明显副作用，患者的心肌梗塞范围被限制住了。我们结合采用其它综合治疗方法，抢救小组在病人身边守了八天八夜，终于从死神手里夺回了这位同志的生命。
为各族人民服务终身
近三十年来，我曾多次去农牧区巡回医疗，防治气管炎，参加自治区政协组织的调查研究咨询服务组。基层医疗条件差，偏辟山区牧区仍缺医少药，人民群众多么需要医生。
记得一次去阿勒泰防治气管炎时，有一位哈萨克老乡突然得了急病，半夜来人请会诊。当时正值严冬，大雪纷飞。我和一位大夫随老乡骑马赶到现场，病人已八十多岁高龄，呼吸困难，皮肤绀紫，四肢冰凉，血压测不到，伴有心律紊乱症状。经全面诊断，确定为大叶性肺炎中毒性休克，并有频发早搏，生命危在旦夕。他家中四代同堂，老少二十多人的目光凝视着我们，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紧张的战斗立即开始了。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控制炎症，纠正休克，保护心脏，经过半天多时间抢救，病人的血压逐渐上升，肢体转暖，呼吸平稳。家属千言万语，向我们诉说感激之情，拿出家里最好的食品招待我们。他们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派来这样好的医师。下乡送医送药，对自己也是很好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我也与农牧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各族人民需要我们，使我更安心在边疆工作，尽心尽力为各族人民服务，激励着我去培养更多的医务人才输送到农牧区去，改变缺医少药的状况，保障农牧民的健康。
在新疆，我度过了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如今虽已年过花甲，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句仍激励着我。虽然我自己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体力明显衰减了，但我并不畏惧。我以坚强的毅力和疾病作斗争。因为救死扶伤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失去了事业就失去了生命。我不能躺倒，必须让生命继续燃烧，为事业继续增辉。我准备抓紧时间总结我平时积累的诊断和治疗的经验，完成主编的《心血管急症诊断治疗学》和参与编写的《心向量图学》、《超声心动图学》供同道们参考。去年我退居二线后，加之身体不好，我的亲友都劝我落叶归根，回上海老家去。的确，我也眷恋着故乡，但我却更依恋我的第二故乡——新疆！巍巍天山，寄托着我一片深情！党培养我茁壮成长，各族人民期望我扎下根来。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我洒下了自己的汗水和心血，如山涧溪流，涓涓不断，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信念仍然矢志不移，我定要将余热全都散发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只有当一个人的生命与时代的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生命就会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