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水利打交道已经50多个年头了。在新疆也度过了四十三个春秋。在半个多世纪的治水生涯中，有过憧憬，也有过失意、仿徨；而一当解放的红旗插到天山脚下，我却是大喜过望了。历经新旧社会的我，亲眼看到了新疆解放前后水利建设的巨大变化；自己的青春年华乃至毕生精力几乎全部献给了这一事业。回首往事，欣庆今胜于昔；展望未来，倍觉天地之宽广。
一
我和水利结下不解之缘，说来有一段辛酸的因由。我的父亲常年在冰凉的小河中支架水车，身染风寒，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小时候利用假期跟父亲车水种地，也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记得父亲在弥留之际，嘱咐我的母亲：就是卖了地，也要送孩子上大学。他老人家把摆脱苦难和贫穷的希望寄托在我弃农求学上；而我也曾天真地幻想，只要我上了大学，掌握了治水的本领，把中国农村的水利建设搞好，农民就不会再受苦受穷了。
一个朦朦胧胧而又如此具有魅力的科学救国的善良愿望，就这样藏进了我幼小的心扉之中。
从此，我发奋地读书，从小学到中学，都以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公费就学的资格，最后保送进了原河海大学攻读水利专业。1933年，在我23岁的时候，结束了大学生活，在导淮委员会任职。当时我浑身充满青春的活力，先后设计过淮阴、邵伯、刘老涧的三个船闸和三河闸、杨庄的放水闸。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我继续勤学不止，又考取了留学美国的第一名。就在整装待发的时候，我听说英国人在印度搞了200多年的水利工程，他们的作法颇合中国的国情，而我国又没有人去印度考察过，于是我毅然放弃赴美留学的机会，前往印度考察农田灌溉水利水电建设工程。
但是，在黑夜沉沉的旧中国，我和许多有志于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饱尝了报国无门的痛苦。我在国民党行政院水利委员会任职期间，上层的派系之争与门户之见，使我们无所适从，欲干不能。
1943年，行政院水利委员会应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之请，决定派遗一支水利勘测总队赴新疆工作。领队首先打了退堂鼓，未能成行。有的到过新疆考察水利的同仁，慑于盛世才的暴政，也裹足不前。当时我身患肺病，亲友们都好心地劝阻我，有的同学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要去新疆，最好在重庆买口棺材带去。”但是，空怀抱负，虚掷青春的痛苦，驱使我义无反顾，毫不踌躇地选择了进疆治水的道路。
翌年春天，我率领这支水利工作队，向着阴霾笼罩的迪化城（今乌鲁木齐市）进发了。西出玉门，长途跋涉，我们进入了人们视为畏途的新疆大地。在哈密我们换乘飞机。当银鹰越过高耸入云的天山时，我临窗俯瞰那绵延千里的冰山雪岭和无边无际的茫茫戈壁，不禁悠然神往，脑海里驰骋着积雪融化灌溉农田的美妙遐想。同时也不期而然地想起了我所崇敬的水利专家——原河海大学校长、导淮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总工程师李仪祉先生，他曾经在陕西苦斗一生，修建了泾惠、渭惠两条渠道，使当时关中地区的100多万亩耕地受益。关中群众为了纪念他的功德，在他与世长辞之后，要给他修祠立庙。当时，我虽然不敢企及名垂千古的李冰父子在四川兴建都江堰的人间奇迹，却很想效法李仪祉在关中结束饥荒历史的壮志，渴望在我国最为于旱的新疆大地上，与各族水利工作人员一道，为发展新疆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水利灌溉，增辟肥沃的绿洲，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眺望白雪皑皑的天山和出自崇山峻岭间的银河，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一幅十分动人的图画，深信在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一定是会大有作为的。
可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摆在我面前的并不是宽阔笔直的坦途，而是崎岖不平的小道。四十年代的新疆，几经动乱，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利国利民的事一件也办不成。我们这支水利勘测总队，原定在新疆工作一年。但事业渺茫，同事们大都纷纷离去，独我和刘钟瓒、胡正国等几个人留了下来。我们虽然勘测过沙湾、哈密等地的水利，但都是纸上谈兵，壮志难酬。那时，新疆各族农民全靠历代遗留下来的旧灌区过日子，渠道凌乱失修，全部灌溉面积只有1500万亩左右。全疆仅有两座水库，蓄水总量不过5000万立方。每到春耕季节，天山南北一片争水声，农民苦不堪言。待到洪水下来，无法控制利用，水漫戈壁，能利用的水只能用于种点秋粮。全疆粮食年产量只有十几亿斤，更谈不上发展棉花等经济作物了。
1947年，原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决定修建红雁池水库及和平渠，设计库容为5000万立方，当时堪称为全国最大的水库。拿现在的规模来衡量不用说大型水库了，就是跟新疆解放后建成的小海子水库相比，它的库容量也仅仅是后者的十分之一。谁知，就是这么一个中型水库也修建不成。开工伊始，“法币”天天贬值，工款不继，只得被迫停工。其时，适有一位《大公报》记者，前往工地采访施工消息，却不得不发布了停工的新闻。
当时，我只能徘徊于洪盐池畔（洪盐池即今红雁池，此名是我在水库设计时更改的）一筹莫展。一位从甘肃来的同事，建议我通过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申请美援。那时的洪盐池是个天然的大洼地盐池，驻迪化的美国领事馆认为没有兴修水库的地质条件，拒绝提供援助。走投无路，只好靠当局续拨的一点款子，修修停停，直到解放前夕，三年过去了，水库只搞了个半拉子，和平渠只修到青格达湖，总长不过三十公里。
无情的现实，击碎了我的美梦。我哪里知道，不把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单凭科学技术，怎么能医治神州大地的百孔千疮！
二
1949年，新疆解放了！
王震司令员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光明，也让我这个辗转多年一事无成的人，在绝望中看到了曙光。
王震司令员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在挥师西进、戎马倥偬中，就部署了部队进疆后屯垦戍边的宏图大业。当二军向南疆进军途中，他特地从酒泉致书陶峙岳将军，要我带领马积虎、李希贤、王祖莳、李承琪、王树藩等水利技术人员，前往焉耆迎接大军。我们在焉耆与郭鹏军长、王恩茂政委、张仲瀚师长聚首，旋即并肩催马查勘了开都河、孔雀河流域。王恩茂政委与我们亲切交谈，鼓励我们迎接新的水利建设任务。各位首长和部队指战员跟我们一起风餐露宿，含辛茹苦，朝夕相处，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
从焉耆返回乌鲁木齐，第二天清晨，王震司令员就召见了我。他在挂图前踱来踱去，手指地图，一会儿问这是什么河流，一会儿问这里有多少可耕地。那豪爽的英姿，仿佛使我看到了他驰骋疆场的神态。他炽热的革命激情，驱散了我初到将军办公室时的拘谨。象故友重逢那样，我滔滔不绝地向他介绍了新疆水上资源。王震司令员亲切地对我说：“毛主席派解放军到新疆来，要给新疆人民办好事，不能增加群众的负担。明年春天我们就要把粮食种下去，十万大军做到自己够吃。新疆的知识分子少，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地用你们。你们跟解放军一起干，先搞些收效快的小型水利，保证36万亩粮食作物明年能够种下去！”
我不是“千里马”啊，而王震等党的高级将领，他们是真正的“伯乐”。是他们把党的温暖送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心坎里，帮助我们走上革命的康庄大道。光荣的使命，殷切的期望，牵动我的心，激动的夜不成寐。我和当时新疆仅有的几十名水利干部，全力以赴，投入了屯垦戍边的战斗行列。这年冬天，千军万马在冰冻三尺的弃耕地上开渠挖泉，翻耕土地，短短几个月功夫，就超额完成了春播任务。第二年，收获粮食6500多万斤。在大生产中，王震等指挥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战士们一道，顶风雪，冒严寒，拉片石，表现了人民解放军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
1950年春天，敬爱的彭德怀副总司令亲临新疆视察，王震司令员命我陪同他参观了红雁池未完工程。彭老总立即批准拨款，命新疆军区工程部队继续施工。于是，几经磨难的红雁池水库，终于在人民政权的手里落成。1953年，水库按设计库容蓄水的时候，我是多么的高兴呀！与此同时，和平渠也进行了扩建和延长。为了防止冲刷，总干渠就地取材，采用片石衬砌。从司令员到机关干部、战士，都卷入了拉爬犁运片石的义务劳动，促进了全疆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开展。那时新疆没有水泥厂，水库需用的水泥，要从天津远道运来，只能用于特别重要的部位，大量的浆砌工程，全靠自制的“代水泥”。“代水泥”长期在水下凝固的强度很好，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证明已经受住了考验。原来的盐池，多年蓄水后，盐水也早已淡化了，如今水质良好。
红雁池水库以及后来的乌拉泊水库的建成和联合运用，使乌鲁木齐灌区的耕地由解放前的60000亩发展到600000亩，工业和人民生活用水也都得到了满足。饮水思源，各族人民怎能忘记当年辛勤掘井的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
部队生产在1951年取得优异成绩之后，王震司令员从发展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发，高瞻远瞩，又提出了在部队驻地周围修建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建设现代化国营农场的战略部署，以期示范群众，协助地方发展农业生产。先是由进疆的人民解放军带头，接着所有的起义部队纷纷请战，掀起了大兴水利的热潮。他又让我们配合二十二兵团，在玛纳斯河着手进行流域的开发治理，以充分利用当地的水土资源，为发展工业、农业创造有利条件。于是，一场治水改土、改造大自然的大生产运动在各部队驻地开展起来了。指战员们节衣缩食，不与民争水争地，修水库以蓄冬闲水，修渠道引水穿越戈壁，在盐碱很重的古生荒地上开荒生产，建设农场。失败了，他们顽强地探索前进，硬在不毛之地上创造了大丰收的人间奇迹。
当时，全疆仅有100多名水利技术人员，一部分人帮助群众搞小型水利，其余的都参加部队水利建设，几支小分队分布在各地工作，力量非常薄弱。最大的困难，是任务紧急，往往前面订出渠道线，部队就在后面开挖，而各项资料奇缺，连最基本的地形图和水文资料都没有，水利规划设计工作十分艰难。但是，王震司令员等领导同志的决心和期望，人民战士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使我们激流勇进，无条件地接受党和政府交给的一切任务。那时，我身患肝炎，肝脏肿大四指，医院让我立即住院治疗。水利建设的高潮方兴未艾，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正在实现。我怎么能在这火热的战场上退却呢？我偷偷地撕掉了医疗证明书，或骑马或步行，到各个工地上，和水利技术人员一道，在野外搞调查研究，在现场搞规划设计，年复一年地坚守岗位。有一年，我根据王震同志的指示，利用冬闲时间把技术人员全部撤回乌鲁木齐，在当时被视为新疆高级场所的“西大楼”整休，搞内业、审核工作，以最快速度，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设计规划，使各处的水利建设工程能够同时顺利进行。
我永远不能忘记，在开始进行玛纳斯河流域的规划设计期间，陶峙岳将军、罗汝正师长，都同我们这些工程师，并肩催马，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查勘。张仲瀚政委也多次和我们促膝切磋，对玛河流域的开发治理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指导性意见。
如今，玛纳斯河流域的规划方案早已按照王震同志五十年代初期的设想实现了，一座座大中型水库，一条条宽大干渠，一个个崭新的现代化国营农场和别具一格的军垦新城，出现在新疆的大地上，闪烁着奇光异彩。
人民军队在新疆创建的光辉业绩，使我懂得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搞革命，搞建设，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世间没有什么救世主，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所崇敬的李仪祉，毕其一生精力，不过在关中地区搞出了一些成就，而人民解放军，只用几年的时间，就办到了李仪祉一生一世想办也办不到的事。
我从眼前的事实和个人走过的道路中深深体会到，要实现自己的夙愿，把农村水利建设搞好，只有跟着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也由衷地感到，在党领导下的风起云涌的水利建设中，有了我用武之地，这才是人生的最大乐趣。
三
自治区成立后，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重视下，新疆水利建设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我作为一名水利工程人员，参与了许多重大项目的规划、建设活动，其中如五十年代后期为扭转我区南粮北调的局面而进行的昌吉、五家渠、石河子、奎屯等垦区的水利建设，为解决我区春旱和老灌区次生盐碱化问题而兴建的蓄水工程，改造旧灌区工程；六十年代初期在全疆开展以水利为中心的农村“五好”建设（建设有好渠道、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居民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等，我都身历其境，殚精竭虑，献以微薄之力，同时从实践中向群众吸取智慧和力量。三十多年来，尽管中间有十年动乱的干扰、破坏，但是历史毕竟以不可抹煞的记录，证实了解放后新疆水利建设的辉煌成就。迄今为止，全区已经建成大、中、小型水库487座，总设计库容55.3亿立方；新建和改造各级主要渠道23万公里，其中防渗渠道29000公里，年引水能力达450亿立米；整修坎儿井1000多道；建设水源地10处，目前年开采地下水约18亿立米；兴建中、小型水电站633处，总装机容量达35.4万瓩。水利水电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显著提高了全疆的水利化水平，灌溉面积达到5000多万亩，约为解放初期的3倍多，人均水浇地约3.4亩多，为全国人均数的大约5倍。全疆粮食和棉花的总产量分别达到解放初期的6倍和38倍；工业从无到有，有了很大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辉煌的成就，巨大的变化，雄辨地验证了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和各项建设事业才能有广阔发展的前途；也只有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新疆各族人民亲密团结，才能迅速建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新疆。
如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尽管我在“文革”中身心受到摧残，被迫一度离开我心爱的工作岗位，但是那时魂牵梦绕的还是新疆的治水事业。1974年，当我从“牛棚”放了出来，就要求下去工作，我选择了十年动乱中半途而废的渭干河新沙总干渠工地，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苦干几年，使新沙总干渠通了水，沿渠两县开始受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祖国万象更新，四化建设大展宏图，我个人也受到党和人民更大的信任，以从未有过的兴奋心情投身于新的战斗。如今我虽然年逾古稀，但追溯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新疆的赤子之情与日俱增。愿将此身长报国。换得戈壁水长流。要做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老骥，在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的宏伟事业中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