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站在新疆军垦事业兴旺发达的高点，回忆当年向荒原进军的起点，心中犹如奔腾的大河，波浪翻滚，汹涌澎湃。

我首先想到的是1950年2月在迪化（现乌鲁木齐）老满城，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召开的动员大会上，王震司令员慷慨激昂的讲话：“生产是医治战后创伤，增加国家财富，建立革命集体家务，减轻人民负担的唯一途径。我们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人人拿起锄头，个个扶起犁耙，争做劳动英雄，在大生产中立功！”接着，我就想起当年我们进军炮台、小拐的艰难历程。

今天的一二一团（炮台）曾是当年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所在地；今天的一三六团（小拐）曾是我当初从事军垦事业的栖息之所和战斗的岗位。

今天的炮台和小拐，已是众所周知的粮棉基地，瓜果之乡。条田纵横，绿荫环抱，居民点星罗棋布，闻名全新疆。这里虽然地处偏远，但是设有电视差转台，建立了自来水系统，和现代化的城市几无差别。可是，谁能想象这些地方曾是一望无垠的戈壁荒原呢？当年师部所在地，仅有几户住在星散的帐篷和破败的屋垣里的哈萨克牧民。旁有一个不足半亩地的小小土墙围子，上面立着一个小小的碉堡；这个不知多少年前曾经驻过兵的营房，就是“炮台”地名的由来。

今天的玛纳斯河已经得到根本治理。小海子、夹河子、蘑菇湖、大泉沟等水库拦蓄了玛河全部流水，灌溉农田，养殖淡水鱼。老河道只剩下干涸的河床，有的地方草深及膝。而谁又能忘记，它在当年曾是那样汹涌澎湃，象一条巨龙，蜿蜒奔驰在准噶尔盆地，几乎每年都要淹死几个涉水者和游泳的人。当年设在炮台龚家龙口和小拐的船渡码头，现在已荡然无存了。

新的进军，艰难征程

1950年初，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兵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政治委员。2月21日晚，我接到兵团司令部陶晋初参谋长的电话，要我搭一辆往炮台（当时预定的二十五师师部驻地）送十几名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汽车，先到我团预定的垦区——小拐，勘察了解情况，为部队进驻垦区做些准备工作。翌日上午，我就带着警卫员王公海和参谋徐寿海（他是沙湾县四道河子人，为我当翻译），离开了老满城营房。我们坐的破旧的“羊毛”车，以比现在拖拉机还慢的速度行驶着。北疆的2月，依然冰凝大地，寒风料峭。我身穿皮大衣，头戴皮帽，脚穿毡靴。同车的水利工程人员把我安排在车厢最前面靠近驾驶室的地方。为了躲避车行时的迎头风，我背靠车厢，面向车尾，左右看着缓缓后移的茫茫雪原和稀疏的村落，想着我们即将开始的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心潮起伏。

“羊毛”车象蜗牛一般有气无力地走着。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检修一番，有时还要推一阵帮它起动。我们坐在车上，心里直着急，却又无可奈何。有时候坐得不耐烦，就下来走一会儿。从迪化到玛纳斯133公里，竟走到晚上十点多钟。算起来时速只有10公里。当晚住在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团部。团长李凤友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他告诉我，他们也要到我们师部驻地去生产，是我们的邻居。23日我们睡足吃饱之后，继续出发。从玛纳斯经石河子（林则徐在日记中称它为“破城子”），到炮台，公路很窄，有的地方简直是从芦苇丛中穿行。车子稍一靠边，路边芦苇上的雪，就纷纷落到我们头上。车到三道河子，便离开公路，向西北方向驶去。路上积雪很厚，加之中午开始融化，路很滑。我们不得不时时下来推车。但还算好，在天黑前赶到了炮台。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刘振世师长。晚上，我们在摇曳的菜油灯下交谈。我才知道这里粮食和草料都有困难。沙湾虽是一个农业县，但当时全县人口只一万左右。县仓粮食不多，勉强只够师直、七十三团和友邻部队吃用。我团口粮马料均无着落。即使能供应一点，运到小拐还有近80公里路程，而且一到3月，冰消雪融，玛河水涨，道路翻浆，交通断绝，马车不能通行。要靠人背马驮，远不能满足部队需用。

24日一早，我就和徐寿海、王公海骑马由炮台出发了。可是通小拐的道路被前几天的一场小雪覆盖了。有时能隐隐约约看到马蹄的痕迹。出炮台不久，我们就走错了路。跑到一家哈萨克帐篷跟前，徐寿海问清了方向。我们有时循着时隐时现的路迹，有时看着指北针，沿着冰冻的玛纳斯河西岸，朝正北偏西方向走去。一路上时见狐狼出没，野兔横道而过，苍鹰在碧空翱翔，雉鸡跃起飞落，成群的野羊在路边悠游，向我们投以惊奇的目光，并不怆惶，更无意逃遁。我们时疾时徐地前进，在天刚昏暗的时候，赶到了小拐。我浑身酸痛，腰腿麻木，下马都很费劲了。还是先期到达的王云龙副团长和一连副连长王焕同志，把我从马上连拉带拖地扶了下来。住进一间很久没有人住过，然而却经过王云龙同志收拾打扫、并且烧起了火炉的矮小土房里。当时虽然疲劳已极，但仍兴奋得无法入睡。我和王云龙同志联床倒卧，他边吸烟，边向我介绍这里的情况：“小拐的得名，是由于玛纳斯河流到这里拐了一下湾子。这里是哈族牧民的冬窝子。夏天居民很少，牧民只是到冬天赶着牛羊来此越冬。现在这里有74户牧民，有一个不到十个人的警察派出所，还有一所只有一名校长兼教师的哈族小学。可耕地约有一万亩左右。同时，步兵二十六师七十六团也要来此生产，他们也有一个比我们人数稍多的先遣队来这里打前站……”

我因一天的劳累，昏困欲睡。但一听之下，心中顿时又增添了一层愁思：原来发愁粮食问题，现在又面临着耕地面积小、远不足两团人耕种的问题。这怎么能完成王震同志交给我们“当年生产，自给自足”的任务呢？我在忧虑重重中辗转反侧，难以入梦。

两天以后，二十五师刘振世师长，二十六师罗汝正师长和七十六团李崇正团长来到小拐，我们踏勘了土地、苇湖，共同研究，划分了垦区界限。当时估计可耕土地约一万亩，以小拐北街向正西划一直线，七十六团在北，七十四团在南。后来实际勘定时，七十六团划区约6000亩，七十四团划区约4000亩。

我考虑到小拐这几千亩地，无论如何不够一团人耕种，和其他领导商量后，便派出一部分部队分别进驻大拐和中拐。

3月上旬，部队由迪化出发，拉着爬犁，带着生产工具，徒步一个星期，到了老沙湾县城。在三道河子遇到寒流，冻伤不少人。再往前走，天暖雪溶，有的路段爬犁难以通行，战士只好背起它，走一段、拉一段。2月20日左右，到达小拐垦区，开始了艰苦创业的第一课。当时的生产工具绝大部分是砍土镘，只有二十几只土犁，有的还不堪使用。实际上到1951年才开始用牛马拉犁耕地。真正的军垦第一年基本是靠双手和砍土馒的。

紧急筹粮，扩大垦区

面临着缺粮和耕地不足这两大问题，我反复思考、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部队目前的思想状况基本稳定。团的领导班子团结一致。党委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张扬同志，是我中原突围时期的老战友，有工作能力和工作热情。几位党外干部——正副团长、参谋长都是起义来的，很尊重党委领导，工作也都积极，大家都能融洽相处。为迅速筹粮，我决定亲自返回乌鲁木齐。

那天早晨，我到新大楼二楼王震司令员办公室。推门一看，办公室的地板上睡着司令员的两个孩子。司令员住在里间，这时刚起床，他来到外间，一边穿衣服，唤起两个儿子，一边听我的紧急报告。司令员和我一样，也很着急，曾考虑用飞机空投粮食接济部队。这时，六军张贤约政委、谢正浩副参谋长等三四位首长来向他报告十六师罗少伟副师长在追剿乌斯满匪徒时，于七角井附近遭匪伏击牺牲的噩耗。司令员听了既沉痛又生气，严肃地说：“为什么一个师级指挥员竟脱离部队赶到前卫部队和尖兵前面去？明知要打仗，还这样干，敌情观念到哪里去了？”他在沉痛中，无心洗脸吃饭，为我给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写了一个条子：“史骥同志的部队缺粮，望予解决。”我拿着条子找到甘部长，说明情况，向他提出要求：拨一笔款，由我们自己派人到产粮区额敏、乌苏去买。他满口答应。事情办成了，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这才猛然想起还没吃早饭，便到现在广场西边的小巷里，在小摊上吃了一大碗牛肉面。我携款回师，组织专门班子，由王云龙副团长带一组人赶赴额敏购粮，我带一个组到乌苏购粮，顺便寻找可垦荒地，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

尽管有了钱，小拐的部队还是挨了一个多月的饿，有时一个人一天只能吃到四两麦子。同志们饿得头晕眼黑，仍然坚持开荒。有的单位，宁肯挨饿，也要把从迪化带到垦区作菜食用的洋芋省下来做种子。当然有些人也说开了俏皮话：“小拐小拐真正好，人无粮食马无草，如此日子真难熬，脚底擦油赶快跑。”尽管说了些二话，但并没有发生脚底擦油的事。在最危急的时候，师首长动员师直和七十三团的干部、战士，背粮接济七十四团。安崇文团长、张扬主任及其他团营领导，忍饥负重每天深入连

队。基层于部以身作则，与战士同甘共苦，共同劳动，，加深了干部战士之间的阶级感情。通过大量艰苦工作，部队在小拐终于坚持下来了。而额敏、乌苏的粮食也开始源源不断用马车和骆驼运来了。

我在乌苏购粮期间，得到了副县长散肯的很大帮助。我一边购粮，一边考虑如何扩大垦区，我总感到三营虽移驻大拐、中拐一带，但小拐耕地仍嫌不足。我在乌苏县政府办公室的一幅新疆挂图里，看到乌苏以北不远有个地名叫“车排子”。我向当地人称“杨绅士”的汉族老人打听那里的情况。他说那里是奎屯河的尾部，地多人少。他曾在那里种过几千亩麦子。要是有水，种几万亩都行。我便写信告诉安团长和张扬同志，叫他们派人从小拐出发，探明去车排子的道路，了解车排子的水土情况。他们派李生隆副营长带了干粮和几葫芦水，骑上骆驼，拿着指北针，走了两天，才到达车排子。他认为那里可以发展生产，便直接到乌苏向我报告。我当即写信报告炮台师部，建议调七十四团一营到车排子开荒。一则解决小拐土地不足问题，二则缩短由乌苏、额敏运粮的距离，此后可以大大缓和粮荒。当即得到批准。决定于4月上旬，步行开赴小拐正西70公里的车排子。

这时，我回到炮台师部，汇报工作。恰巧，陶峙岳司令员，赵锡光副司令员，兵团政治部李铨主任，九军张仲瀚政委等来师部检查工作。我便搭乘他们的车回到小拐团部。兵团和九军首长来到垦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这次短别，为时一月，但都极其艰苦。我和几位团领导分处两地，共同努力，终于战胜粮荒，使部队战士得以保持体力，精神饱满地从事生产劳动。当部队在小拐垦区废墟中挖出十几盘石磨，大家就再不用嚼麦粒而吃上了馒头、大饼、拉条子。有时还能猎取一点野猪、黄羊改善伙食。我到每一个连队、每一块地里去看望战士们，向大家问好。有的战士停下作业，和我握手寒喧，有的则笑咪咪地打个招呼，继续挥臂大干。

回到小拐不久，我便和安团长骑马到三营去检查工作，才知道大拐原是玛纳斯河尾端。玛纳斯河上、中游的水由于多年来未被引用，到此形成一个大湖，叫阿乙日可湖。湖内鱼虾很多，野鸭成群，间或有天鹅栖息。这里地域辽阔，荒地面积很大，又当通往阿尔泰的要道，我们十分欣喜。一营西调车排子后，小拐就剩下团直和二营了。耕地不足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样安排下来，全团耕地面积达15000亩左右。如能精耕细作，每亩产粮200余斤，则全团人粮、马料及种子，富富有余。我们的心这才踏实了。

奋力开拓，建家立业

粮荒问题解决了，部队生产定了点，有了足够的土地供当年耕种，我们日夜突击，开荒抢播了各类作物13100余亩。其中水稻4000亩，其它粮食5600亩，油料1100亩。还种了蔬菜、瓜类、首蓿..从五、六月份起，日子就开始好过了，能够吃到蔬菜了。七、八月份，西瓜、甜瓜成熟了，大家开始尝到自己劳动的果实。白天晚上，田间营房，到处都可听到欢乐的笑语歌声，部队情绪稳定而又高涨。这时候，我们主要抓了三条：第一是田间生产精耕细作。我根据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经验，认为只有精耕细作，才能保种保收。我告诉大家，精耕细作可以提高产量，弥补耕地面积不足的缺陷，反过来又可以发挥人多地少的优势。严格要求各单位：种田要象绣花一样，每项作业开始前，都要先搞出样板，开现场会，大家统一思想认识，统一作业要求，然后全面开花。紧接着就是督促检查，凡不合乎规定要求者，坚决返工。开始时，大家担心精耕细作固然好，但工效太低，怕完不成计划任务。实际上熟能生巧，搞上几天，工效就上去了。这样耕作成效很好。特别是大、小拐地区的3000多亩水稻，田埂打得整齐、坚实，各条田埂可以畅行无阻。地块平坦，放水后深浅一致。稻苗生长整齐、旺盛，十分喜人。“八·一”建军节，兵团赵锡光副司令员来检查工作，对我们深表赞许。第二，各单位都抽出一定劳力，修建营房，使部队尽早爬出草棚，走出帐篷，以利越冬御寒。第三，各单位除了养好全团现有的300多匹马外，还要多养猪、羊，广殖鸡鸭，截止9月，全团养猪2300多头，羊1600多只，牛150多头，鸡2100多只。

考虑到部队需要日常用品，我们早想开办一个合作商店。但苦于没有资金（起义前夜，这个团的团长熊毅，把本来不多的一点公积金全部带走了）。半年来，我们节约各项费用，积攒了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五千元左右的资金，派供给处刘建渠坐四轮马车到乌鲁木齐采购日用百货。我们认为该同志老实可靠。哪知车过玛纳斯河时，碰上洪水，马车被冲走，人几乎淹死，所带款子全被冲走。刘建渠同志吓得不敢回来，跑到二十六师罗汝正师长那里，又愧又怕。这时，我恰好在炮台师部开政工会议，接到罗师长电话，立即派人把刘建渠同志接回小拐。张仲瀚同志正在炮台，知道此事后，劝慰我不要暴躁冒火，说那样无济于事。实际上，我正在政工会议上作“脾气急躁，态度生硬”的自我批评，也就冷静下来。张仲瀚还说：“军部也很困难，但可以补助你们一点。”不久就拨来一批补助款，相当于损失数的五分之二。秋天，小拐的第一个合作商店开门营业了。

为了长期安家，我们决定凡是干部和劳模，在内地家中有妻室的，可动员她们来团聚。可是，由于当时条件太差，还不能满足所有符合条件者的愿望，当年只来了几户。

一个团的部队分布在大、小拐、车排子一个不等边的三角点上。当时，交通工具缺乏，我们下连检查工作，不是步行，就是骑马或坐四轮槽子车。为了增加劳动力，团领导下地一律不带警卫员。到大拐、中拐检查工作，也是只带一、两个参谋。夏秋之交，蚊虻孳生，垦区简直成了蚊虻世界。走在路上，蚊虻直往嘴里和眼睛里钻，真是防不胜防。有一次我到大拐三营检查工作，中途突然从草丛中窜出一个人来，象演戏一样，头上罩着一顶纸糊的大套头帽，挖着两个眼孔。我的马突然一惊，长嘶一声闪向路边，几乎把我摔下马来。我厉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他把纸帽一摘，向我立正：“报告政委，我是打马草的！这里蚊虻太多，我想了这个办法！”我听了心中很感动，急忙下马与他握手问好。

当时到车排子一营检查工作，都是日落前出发，第二天日出后九点钟左右到达。这样做，一是因为戈壁滩晚上凉爽，二是为了防止蚊虻叮咬。有一次，我把在解放战争时期用纱布缝的圆顶蚊帐支在槽子车上，我坐在里面，活象一尊菩萨。车子从小拐街头往西走去，沿街干部、战士、哈族男女老少都站在两旁观看，不知是什么名堂。有的指手划脚，有的则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到车排子检查工作，正值农场作物大旱，奎屯河水由于还没有水利设施而用不上，一营便用老乡的土办法，砍柴伐木，扎成捆，往河里滚，拦水上岸灌溉农田。二百多人在河边上日夜突击，我和晁祯营长，杨新三教导员白天晚上都在那里监督这一最早、最简陋然而却能见效的水利工程施工。晚上，我们睡在胡杨树下，仰观满天星斗，聆听滔滔流水，边谈边入梦乡。那年五、七、九三个月，我共去车排子三次，每次去都感到一营工作有新的进展，我很高兴地表扬他们。我除了检查部队生产、生活和政治思想工作外，还结识了一些地方群众。每次相会，大家总要热情问候，畅谈一番。他们经常把当地环境、地理、水土情况和生产经验介绍给一营，大家亲如一家。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纪念。这天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田间作物，籽实累累，丰收在望，一片金秋景象。在小拐团部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大联欢。各单位拿出自己最好的肉、菜、瓜、果，举行聚餐，蹲的蹲，坐的坐，有的还兴致勃勃地猜拳行令，兴高彩烈地迎接即将到来的秋收大忙。紧接着，秋收开始了。到处是五谷丰登的喜庆景象。田间场上，人欢马叫，收割扬场，忙成一片。另外还有一只专业队伍，在小拐中心盖起了一个大礼堂，为不久就要在那里召开的师劳模大会作准备。

我的远在迪化的妻子儿女也都相继来到了垦区。分别半年多了。离别在遍地白雪、冷风刺骨的老满城营门，相逢在秋实累累，瓜果飘香的新家园，有说不出的喜悦。我带着妻子，背着一岁半的儿子，游览了小街道，还到几个连队的田间走了一遍，让他们也看看分离期间我们开辟的新天地。连队的干部战士热情地用西瓜、甜瓜接待我们一家三口，争着抢逗我们的孩子，到处荡漾着欢乐的歌声。

劳模盛会，喜庆丰收

经过十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赢得了艰苦创业第一年的大丰收。七十四团当年生产的粮食，可供全团人马吃一年一个月二十三天。圆满地完成了王震司令员赋予我们当年生产、自给自足的光荣任务。

二十五师师部在入冬前由炮台搬迁到小拐。师、团两级都在积极筹备召开首届生产总结、劳模大会。塞外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初已是天寒地冻，白雪皑皑了。11月12日，全师首届生产总结、劳模大会开幕了。到会劳模272人，加上模范单位代表和各级干部代表共421人。七十四团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比较出名的模范有李大兴、马新才、李丰盛、郭承志、黎鸣棋等。后来，这些同志都成为团级领导骨干，黎鸣棋当时则以“开荒能手”出名，每天开荒两、三亩，最高时达4.4亩。1952年农场有了拖拉机，开始由于技术不熟练，时常抛锚，战士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拖拉机，拖拉机，赶不上当年的黎鸣棋。”马新才从开始养几只鸡，发展到几千只，每年上交3000多元，成为兵团二级劳模。这次劳模大会历时11天。陶峙岳司令员和李铨、张仲瀚等领导同志都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大家建国建家，发扬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支援抗美援朝。陶峙岳司令员在讲话时针对有人在粮荒时期编的发泄牢骚的顺口溜，朗诵了他的即兴之作：“小拐小拐真正好，劳模赛过原上草，粮油瓜菜吃不了，来年更比今年好。”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会议最后一天，张仲瀚政委代表兵团领导给各团赠旗，他把一面镶着“建设模范”的锦旗授予我们七十四团；我和安崇文团长从他手中接过锦旗时，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当时，为了庆贺劳模大会的召开，我曾写过一幅对联，上联是“将建国建家决心贯彻到底”；下联是“把大拐小拐变成塞外江南”。三十多年过去了，军垦事业创造的历史业绩，已经矗立在塞外大漠，世人共见。我因为曾经是这创业大军的一员，而感到生活的充实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