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我一兵团进疆后，在王震司令员的领导下，一手拿枪剿匪肃特，一手拿镐垦荒生产，巩固了边防，稳定了社会秩序。为了进行社会改革，根据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关于抽调千名党员干部参加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的决定》，1951年6月，新疆军区抽调干部，组成了以曾涤同志为团长，马寒冰同志为副团长的工作团，下分三个大队，即以政治部及其直属单位（包括军区文工团、京剧团、战车五团）编成的第一大队；以司令部及其直属单位（包括通讯团）编成的第二大队；以后勤部及其直属单位编成的第三大队。在开往农村之前，首先集中学习了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及减租条例，土改法令，并请地方工作的高述先、杨克、郁文，侯良等同志分别介绍了当时新疆的社会、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情况。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王震同志特别指示下去的同志在社会改革中要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并学好民族语言，更好地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同志们通过学习，思想水平、政策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认识到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排除了畏难心理，全体同志纷纷送交决心书、保证书，为参加社会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8月18日，军区土改工作团开始整队向伊犁进发。车轮滚滚，红旗猎猎，歌声嘹亮，浩浩荡荡通过工兵团新建的玛纳斯大桥，驶过一望无垠的准噶尔腹地，绕过空明澄澈的赛里木湖，穿过景色迷人的果子沟，驰向令人神往的伊犁河谷。我当时按工作团团长曾涤同志的指示，乘飞机先期到达，和伊犁区党委书记顿星云同志、伊犁地委刘光汉同志接头，报告来意，初步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意，以便向工作团领导汇报。飞机飞临伊犁上空，我从机窗俯瞰，曾被沙俄野蛮侵占，又被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残酷蹂躏的伊犁古城，破落而又箫条。闭目遐想，眼前又展现一幅壮丽的图景：伊犁，美丽富饶的国土，从今真正回到人民的手中，并将燃起毁灭旧制度的烈火，人民将在这块土地上自由而幸福地开始新的生活。顿时心潮澎湃，不能自抑。

20日下午，伊宁市到处红旗飘扬，从巴彦岱到伊宁市区，各族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手捧鲜花，挥舞彩旗，弹奏着东不拉，组成十里长廊，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土改工作团的到达。伊犁区党委书记、五军政委顿星云，副政委曹达诺夫，地委书记刘光汉，县委书记邵仲林及其他党政领导同志也来迎接。汽车缓缓驰进市区，用不着翻译，同志们的心和各族人民的心就紧紧地贴在一起了。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还常常萦回在我的脑际。

21日下午，伊宁市各族人民，在西公园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大会主持人邵仲林同志热情赞扬了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并表达了伊犁地区各族人民渴望工作团帮助他们翻身解放的迫切心情。曾涤团长十分激动地代表驻军和土改工作团表达了永远作各族人民的忠实勤务员的决心，并接受了各族代表的献旗、献花。随着欢乐的乐曲，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位维吾尔族老大娘，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歌声、欢呼声响彻长空，伊犁古城沸腾了。

22日，工作团在五军军部混合编队。一批民族军干部和地方民族干部也参加了进来。其中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锡伯族、回族。他们都非常热情，大家一见如故，情如手足。

在听取了顿星云同志的情况介绍后，工作团又作了进一步部署。第一大队留伊宁，第二大队去绥定，第三大队去霍城，驻博乐的工兵团干部就地编为第四大队，分赴指定地区。

此后几天，每天都有各族群众自动登门探望，络绎不绝，有的手捧甜瓜，通过翻译表达他们由衷的感激，有的一进门就唱起他们自编的歌颂共产党、解放军的歌曲。他们那种真挚的感情，深深地叩击着每个干部的心弦，大家急不可待地要投入这场农民反剥削、反压迫的伟大运动中去。

二

从1951年9月到1954年3月底，在伊宁、绥定、霍城、博乐等县，先后开展了减租反霸和土改运动。一般是先了解情况，宣传政策，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基本上摸清社会情况，阶级关系，剥削程度之后，便启发诉苦，算剥削帐，有领导地、慎重地划阶级成份，接着建立农会，组织阶级队伍。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开展说理斗争，然后按政策减租、减息，合理分配斗争成果，进一步整顿农会及青妇组织，建党建政，巩固斗争成果，迅速发展生产。

工作队刚进村时，群众的顾虑很多，一些头面人物怕追究三区革命中仇杀汉人的责任，有疑惧心理。还有一部分人对形势认识不清，怕工作队走了之后，地主反攻倒算，因而躲躲闪闪，知情者不敢大胆揭发，有苦也不敢诉。更严重的是宿命论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作怪，认为受苦是“胡大”安排的，只能听天由命，靠地主“养活”，因而对减租反霸持冷漠态度。针对上述情况，工作队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一进村，先从帮助群众入手，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扫街道，给孤寡老人挑水，劈柴，帮助困难户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派医生为群众免费治病。并严格遵守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在赢得群众信任的基础上，启发群众查地主的发家史，算地主的剥削帐。如伊宁托乎提圩孜贫苦农民外库勒做了26年长工，不但无力娶妻，连肚子都吃不饱，他自认命苦。工作组帮他算了一笔剥削帐，一年以生产小麦五十戽（一戽约合小麦130斤）计，26年可生产小麦1300戽，而他却穷无立锥之地。这使他怒不可遏，一变而成为减租反霸的积极分子。军区文工团、京剧团也配合宣传演出。一次，在巴彦岱演出马寒冰作词、刘炽谱曲的歌剧《天山脚下》，剧中恶霸依不拉音，激起了观众的仇恨，不少群众蜂拥而上，要向依不拉音讨还血债，台上台下一片愤怒的呼喊声，演出不得不中止。

伊宁吐鲁番圩孜恶霸地主依麻木，乡约（乡长）、龙官（水霸）买苏木，以大封建主、专员艾肯拜和加为靠山，横行乡里。他霸占了全乡70％的土地。全乡333户农民中，184户无立锥之地，143户无住房，有几户连饭锅都没有，都沦为他的终身农奴。他家门前有棵老榆树，人们走过，在二三百米之外，就得下车下马，不准歌唱，不准讲话，不准策马快跑，如有违犯，就遭吊打。贫民司马义，就是因为经过树下哼了几句小调，便以“妨碍他妻子安睡”的罪名，被吊在树上打得昏死过去，又用冷水浇醒，伤还未好，又被赶下煤窑挖煤。司马义的父亲，被诬偷了礼拜寺的“磕头布”而被吊在树上活活打死。据群众揭发，先后遭到吊打的有150余人。其中16人丧生树下，多人致残。贫农妇女库瓦汗的弟弟，被吊打之后又挖眼、断手，投入枯井。人们把这棵树叫做“买苏木乡约树”，也叫“血泪树”。这棵浸透劳动人民血泪的老榆树，是买苏木累累罪行的见证。人们就在这棵树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血泪控诉。

群众通过诉苦、算剥削帐，阶级觉悟普遍提高，纷纷要求斗争恶霸地主。工作队及时召开了农民代表会议，整顿了阶级队伍。为了消除阻力，分别召开了地富座谈会，进一步交待政策，指明出路，有效地分化孤立了他们中的顽固派。秋收一结束，立即在“血泪树”下召开了说理斗争大会。苦大仇深的群众，争先进行血泪控诉。泣不成声的库瓦汗，用颤抖的手擎着弟弟的血衣，一下点燃了复仇的怒火。她的惨痛遭遇，撕裂着每个人的心。被买苏木逼得妻子女儿双双饿死，自己逃离家乡十多年的肉孜沙比尔，突然出现在买苏木面前，他敞开前胸、用拳头捶着伤疤，字字血、声声泪地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又一个“白毛女”、司马义的妻子，30岁才出头，已被折磨得满头白发。她面色惨白，怒视杀害她丈夫的买苏木，气得话未出口就晕倒在地。台上台下，一片哭声中进发出山摇地动的怒吼声：“向买苏木讨还血债！”“为阶级弟兄报仇！”仇恨的烈火越烧越旺。这时的买苏木，理屈词穷，威风扫地，全身发抖，面如土色，受尽剥削奴役和迫害的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军的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打倒了地主阶级，各族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贫农艾则孜阿洪兴奋地说：“我活了七十多岁，曾有两个心愿，一是买苏木要得到正义的裁判，二是见毛主席诉说心里话。今天，第一个愿望实现了，第二个愿望就请工作队干部代我向毛主席转达一个维吾尔族贫农的感谢和祝愿吧！”往日的“血泪树”，今天已成为吐鲁番圩孜翻身农民胜利的见证。

与此同时，绥定、霍城、博乐等县也分别召开了说理斗争大会，狠狠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为减租减息扫平了道路。在减租中伊犁区所属四个县的贫苦农牧民，共得到减租额折小麦22，679，993斤，合人民币215亿元（旧币）。最多的一户得小麦4，193斤。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苦农民生产上和生活上的困难。

三

伊犁地区的减租反霸工作于1952年元月底全部结束。各工作队先后集中伊宁市进行总结整训，为土地改革做准备。为了取得经验，早在1951年底，就抽调干部，在伊宁吐鲁圩孜组织土改试点，总结经验，培训骨干。结合发动群众，于1951年12月15日，组建人民法庭，召开了公审大会，依法镇压了血债累累并勾结匪首阴谋叛乱的大恶霸、反革命分子买苏木。其他地主便也纷纷向农会低头认罪。农会带领群众，大张旗鼓地向地主宣布没收土地、房屋及生产资料，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根据全乡土地平均占有数与平均分得数和有利于生产及有利于团结的原则，合理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地主也按人口分给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世世代代丧失土地、任人奴役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都激动万分，纵情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幸福不忘共产党，翻身不忘解放军，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不忘毛主席！”农民托乎提兴奋得高举土地证，绕着分得的地界，边跑边跳把帽子甩到地里，高兴地呼喊着：“我的帽子掉在自己的地里啦！”

工作团在集中整训中，同志们通过学习，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汉族干部与民族干部并肩战斗，亲如一家。农民经过减租反霸的斗争锻炼，阶级觉悟也有了显著的提高，普遍地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巴彦岱乡农会主任库那洪，拉着汉族干部的手说：“你们快来吧，地主造谣说你们犯了错误调走了，威胁我们退斗争果实，你们快来给我们作主吧！”

从1952年10月开始，全区全面展开土地改革运动。为了加强领导，各县都成立了土改指挥部。根据伊犁地区民族复杂，苏侨多和“三区革命”的历史情况，我们在工作中特别强调慎重稳进，防止急躁冒进。在划成份时，坚持三榜定案，严格审批手续，注意照顾“三区革命”领导人的亲属及宗教上层人士。在没收工作中，坚持不触动中农的利益。此外还组织上层民主人士，宗教界代表人物在农村参观访向，用生动的事实向他们宣传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打消顾虑，消除阻力，使土改工作顺利进行。

新疆土地面积是以戽（约130斤籽种的播种面积）为计算单位。按国家规定要将戽折成亩，必须实地丈量。这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干部不辞辛苦，忍饥耐渴，早出晚归，晚上还要参加会议，常常通夜不眠。但当他们看到当地少数民族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砸碎千年封建枷锁，被地主霸占的土地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时，都感到能为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作出一点贡献而由衷地高兴。

在土改后期，再一次整顿了区、乡政权，清洗了阶级异己分子，撤换了不称职的干部，使政权牢牢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并保证贫雇农在政权机构中的绝对优势。在运动中，始终注意发现、培养和锻炼积极分子，在他们中发展党团员，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组织。

各族农民在土改运动中迸发出来的积极性，很快转到发展生产上。往年肉孜节，伊斯兰教徒要封斋一月。在闭斋期间，白天不动烟火，夜间繁星满天时才准做饭吃。置禾苗缺水、土地荒芜而不顾。1953年的肉孜节，农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特别是青年男女，把冷饭带到田间，以努力生产来欢度翻身解放的第一个肉孜节。苏拉一宫乡农民联名上书毛主席，保证以努力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

特别感人的是农民缴纳爱国公粮的热情。车载马驮，组成一条长龙，农民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送公粮。巴彦岱乡农民沙吾提老汉，背着一袋精选的小麦，随着人流蹒跚前进。干部劝他把小麦放在车上，他摆摆手说：“我受了一辈子苦，这是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的粮食，我要亲自交给国家。

土改后的农村，到处闪现着幸福的笑脸，到处荡漾着欢乐的歌声。巴彦岱有一位孤独老人阿不都拉，寒冬腊月，每天下午夕阳西下时，总可以看到他披着袷袢，唱着自编的民歌，穿过大街，走过田野到河里破冰洗澡。干部们怕他冻伤，多次劝阻他，他自豪地说：“天上的真主我见不到，地上的真主（指毛主席）我一定要见，我要锻炼身体，打两口袋馕，骑着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向他老人家献上一个翻身农奴的敬意。”

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伊犁河畔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迎来了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春天。

1953年10月，土改工作全部结束，军区土改工作团除留下部分干部参加普选工作外，都返回军区。两年来，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不仅消灭了人剥削人的旧制度，也培养锻炼了大批的民族干部，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这里得到落实，各族人民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