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迪化人民的第一份礼物
1949年11月，我六军十七师进驻新疆省会迪化市，王震司令员把迪化市的警备任务交给我师，成立了迪化市警备司令部，由程悦长师长任警备司令员，袁学凯任政委，我任副司令员。
迪化是西北最晚解放的一座省城，由于是和平解放，旧的政权机构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反动的社会基础还没来得及摧毁。同时，解放以前，西北地区的一些反动势力，其中有不少亡命之徒向这里逃窜，致使迪化的社会情况更加复杂化。除了明显的朋友和敌人，还有一些既非敌人又难算得上朋友的中间观望者，他们的眼睛一齐盯向我们，我们的每项政策，每个行动都使他们十分敏感。敌人盼着我们忍受不了饥饿退出新疆；观望者们在注视着我们与国民党究竟有哪些不同。我师开始进驻迪化市和绥来、伊犁地区时，正当隆冬季节，生活上遇到重重困难，天寒地冻，房子不够住，又缺柴烧，每日三餐没菜吃。部队面对这些情况，各级党委首先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入手，及时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指示和其它有关文章，联系实际向部队说明了建设新疆、开发新疆和保卫新疆的重大意义，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我军在南泥湾大生产，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丰衣足食的光荣传统。学习收效很大，部队的思想情绪稳定了。
进驻迪化后，我们司令部设在建新门外的一座房子里，那里原是国民党时的警备司令部，整个院子里房子陈旧不堪，门窗玻璃没有一块完整的，前后院到处堆满了垃圾。我们进去一放下背包，就立即进行清除工作。当晚大家挤在一间房里，没有床，地上铺点草打通铺睡觉，夜间冻得人人打颤。天刚朦朦亮，不少人就起来到外边跑步取暖去了。程师长起得更早，他一见我们就问：“睡得怎样？”朱连恩同志风趣地说；“好啊，我们一夜都高升‘团长’了。”程师长也诙谐地说：“你们高升当了‘团长’，我却由师长降为‘团长’了。我们现在要赶紧想办法，尽快解决不让大家当‘团长’的问题”。经过调查，七道湾有种可以烧的石头，叫油页岩。我们几个人先去拉了一爬犁回来，果然用火柴一点就燃了起来，火势很旺，但黑烟大不耐烧。程师长听说我们房子里用“石煤”取暖，也来烤火。他一进门就说：“你们房子暖和多了。”副参谋长高锐同志说：“前几天钢笔水都冻了，现在好多了。”程师长接着说：“新疆是个好地方，名不虚传，到处是宝贝，连地面上的石头都能烧火。”又问：“这种石头多不多？”我们说：“多！漫山都是，够我们烧几年的。”他说“你们马上下通知，要各单位抓紧时间整修营房，就地取材解决冬季取暖问题。驻迪化部队拉油页岩，其他部队可打柴草，一定要把过冬的事办好，决不能冻坏一个人。”通知下达各团后，四十九团三天就拉同油页岩12万余斤。在绥来、沙湾的五十一团，李团长带领全团战士，冒着冰雪，一周的计划三天就完成，共割回苇草200多万斤。五十团一到达惠远，放下背包就动手修营房，打柴草，周围几十里的维、哈、回、汉等各族群众也赶来帮忙，他们用了不到20天时间，就解决了全团的过冬问题。
那年冬天，我们师直机关和驻迪化的四十九团由于用油页岩取暖，身上穿的灰军装都被熏成黑色。
刚刚解放的迪化市，真是马路不平，电话不灵，电灯不明，自来水没有，交通工具极少。当时，我们全师只有一辆美国吉普车和一辆大道奇。吉普车是五十一团解放西安时的战利品，有车没人会开。朱连恩参谋跑到汽车大修厂找到一名姓王的修理工。问他会不会修美国吉普车？他说：“可以。”又问他会不会开车？他说：“开得不好。”朱连恩说：“那你给我们开车吧！”就这样，小王当了我们的司机。这辆吉普车从西安到宝鸡、兰州，一直到迪化，名义上说是师首长的小车，实际上师首长都很少坐，大部分时间车上坐的是病号和炊事班的几名老同志。我们司令部炊事员中有位张德同志，他是山西人，1942年入伍，从太行山起就背行军锅，多少年来，无论刮风下雨，行军露宿山头，他都照常给战士们送饭送水，从不叫苦喊累。有次我问他说：“老张，你一天到晚手不停，要注意休息，可别累坏了。”他回答说：“首长放心，比起连队的战士们，我累点算得了什么，我的任务就是能让大家吃饱饭，喝足水，行军打仗有劲！”这简单的回答，包含着多么深的革命道理和同志友情呀！到了迪化，他每天比我们早起一小时到西大桥下乌鲁木齐河（现在的和平渠）去挑水，来回一趟三四公里，他就这样一趟一趟地挑着。后来我们管理科买了一条毛驴专门驮水，他高兴极了，经常一面赶着毛驴一面哼着小调。每当同志们见这位穿着如同冰盔冰甲般的棉衣驮水的老同志时，不禁说声：“张德同志你辛苦了，路上都是冰，小心滑倒。”他听了同志们关切的嘱咐后，乐哈哈地说：“现在好多了，将来水能流到锅里就美了。”几十年过去了，他那忠厚的面孔经常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与很多老同志们交谈中，也经常谈起这位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誉地位的张德同志，大家都称赞他是好同志。
部队刚进疆，由于经费十分困难，一连几个月津贴和菜金都发不下来，大家只好吃包谷馍，喝盐水。起义部队看到我们没菜吃就送来一些白菜，因运输条件差，途中就冻成了冰疙瘩，我们只好将它堆放到城墙角上，继续冻着保存。当我们第一次吃到冷水化开的冻白菜时，大家比往常部队会餐还高兴。上士老侯说：“冻白菜虽然比不上咱们在延安自己种的大白菜好吃，但能吃上也不容易啊！数量不多，咱们还得节约着吃呢！”起义部队来的军官，开始有点受不了，但他们亲眼看到我们的师长、政委和机关干部战士都吃着一样饭食，也就心悦诚服了。训练科有位从起义部队来的副科长，他深有感触地说：“解放军官兵一致，这一条我亲眼看到了，这些感人的事实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是根本办不到的。”
修和平渠的工程开始了。首先要整修市区的一条旧河道，由迪化至五家渠，南高北低，水流很急，工程需要大量石头。修这条水渠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备石料。当时军里分配给我师的任务是拉石头4600余立方。由南梁三甬碑至下四工来回一趟30多公里，根据水利局的计算用50辆汽车需40天才能拉完。那时我们全师只有一辆破卡车，而且因缺少零件，经常摆在那里开不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杨庆余同志向我汇报情况时，正好程悦长师长进来，他听后对我说：“老李，我们能用爬犁拉油页岩，怎么不能用它拉石头修渠呢？”我一听才开了窍，立即高兴地说：
“好呀！爬犁我们可以自己做。”于是我马上通知各部队立即派人到妖魔山下的仓房沟砍回不少榆木，大的做爬犁，小的做抬耙，很快就每人都有了一件运输工具。
拉石头开始了，程师长、袁政委亲自带头和大家一起劳动。新从起义部队调来的余奇副师长也非去不可，袁政委给他做工作，说他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去了。他对袁政委说：“你们师长政委都去了，王司令员、罗军长也去了，我能不去吗？”第二天，余副师长也出现在我们拉石头的行列之中。就这样，上上下下一齐干，拉4600立方石料的艰巨任务，不到20天就超额完成了。为修建和平渠争取了时间，为国家节约了财政开支，为新疆各族人民造福立了一大功。
在拉石头的同时，我们驻迪化的四十九团和师直属队还开展了拾粪积肥运动。清除街道垃圾，打扫公共厕所，到居民的庭院内去挖粪便。这些事都给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迪化市的积雪垃圾和厕所的粪便都是等到开春后才清除的。现在解放大军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群众无不拍手称赞。在我军实际行动的影响下，迪化市的机关、学校、居民也出来打扫积雪，清除垃圾，有的人还自动参加了拉石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迪化市的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变化。劳动光荣，劳动人民应受到尊敬这一观点，逐步被大家所接受。一个起义干部给他爱人写信说：“劳动使我身体健康，饭比以前吃得香，吃得多。现在我开始体会到劳动的好处，知道劳动最光荣和劳动创造一切的意义。望你努力参加生产劳动。”有一次，我们拉石头到南梁，一位60多岁的维吾尔族老人端来一碗热腾腾的奶茶，非要累得满头大汗的程师长喝下去不可。老人说：“看你的年纪，一定是个大官，报纸上说王司令、罗军长、程师长都来拉石头了，我真想给他们每人送碗奶茶喝，表表我们全家人对解放军的心意。”程师长说：“好，多谢了。”我在旁边笑着说；“老大爷，您可找对了，他就是我们的程师长。”老大爷听了紧紧地握着师长的手，非要拉师长到他家做客不行。程师长说：“谢谢，任务实在紧张，奶茶我可以代表王司令员、罗军长以及我们全体指战员喝下去，同时也代表大家谢谢你们全家。等我们拉完了石头再到你家去做客。”说完将奶茶一饮而尽。老人非常高兴，连说：“好！好！好！”当我们走出好远回过头来还看到老人在那里为同志们热情倒茶，老人真挚的感情使我们深受感动。程师长一边拉石头走，一边气喘吁吁地对大家说：“从这位维吾尔族老大爷身上可以看到，只要我们为人民办好事，各族人民都会靠拢和拥护我们，今后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做好事！”
有一天黎明，四十九团拉石头的队伍在行进途中，突然发现对面有几个人正弯着腰拖着爬犁吃力地走来，眉毛上结着白霜，身上挂满了冰凌，个个都成了雪人，等走近了大家才看清是程悦长师长和袁学凯政委。程师长有病，身上有七处枪伤，天气变化他的伤口经常痛，同志们看了师长身上的冰霜，真是说不出的心疼。有的战士抢着师长肩上的爬犁绳子要替他拉，但都被师长拨开了，并向大家风趣地说：“这天呀！冻死懒鬼，乐坏勤汉。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想让我冻死吗？”师长的话引起了一片笑声。在繁重的劳动中，常伴随着欢乐的歌声和笑语。
劳动大军踏碎了前进路上的坚冰，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穿市而过的大渠，把解放军和各族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王震司令员亲自为它取名为“和平渠”。在放水典礼时，他说：“这条渠里流的是各族人民的汗水，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战士为新疆和平建设献出的第一份礼物。”程悦长师长谦恭地站在王司令员身边向各族人民行了个军礼。
首战甘河子
1950年春，是新疆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在我们面前有多少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呀！接管城镇治安、边境防务、改造整编起义部队、建立地方政权、组织生产建设等等。当时新疆的形势很不平静，政治土匪乌斯满，秉承前美国副领事马克南的旨意，勾结骑七师内部一小撮反动军官，公然在阜康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骑七师是由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原来是一支极其顽固的封建武装，是马步芳的嫡系“王牌”军。新疆和平起义，骑七师的广大士兵和大多数军官都是拥护的，但也有极少数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接受我军的整编改造，于是铤而走险，发动了武装叛乱。
正当我们忙着拉石头修水渠、积粪送肥准备春季大生产的时候，接到下面部队的报告，驻阜康的骑七师特务营四百余人，在反动军官马占林、冶生林等人的策动下，于3月24日发动了武装叛乱。他们抢占了九运街及其附近的村庄，尔后窜至南山牧民的冬窝子，准备配合乌斯满进攻迪化市。我把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了罗元发军长和军区张希钦参谋长，并下令四十九团、五十一团做好进剿准备，待命出发。25日晨，罗军长亲自来电话令袁学凯政委率四十九团一个加强营，五十一团第三营在战车团的配合下，尽快围歼这股叛军。袁学凯政委放下电话后，与程悦长师长及其他师领导同志当即确定由四十九团一营配属师炮兵营一个连和五十一团三营担任这一任务，并请战车团派出五辆装甲车在迪化至阜康的公路上昼夜巡逻，确保这一段的交通运输安全，如遇叛军向迪化运动，则进行拦阻。
阜康是个小县城，人口不多，由于叛军的骚扰，弄得人心惶惶，商店关门，居民闭户，街上见不到几个人。袁学凯政委到达阜康时，由四十九团调去任县委书记的王帮玉同志已等候在街上。他一见到袁政委便高兴地上前拉着手说：“你们可来了！这就好了，我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他接着汇报了叛匪的情况：“这些叛军，到处打骂群众，抢劫财物牛羊，烧毁房屋，无恶不作，我们派入起义部队中工作的同志都惨遭毒手，杀头后还开腔破肚，真是禽兽不如。据从叛匪中跑回来的人讲，我们在起义部队中工作的同志都是好样的，他们宁死不屈，被害前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死的都很壮烈。”
袁政委听着县委书记对叛军罪行的报告，怒火在他的胸膛燃烧，被害同志中有不少是他熟悉的战友。这些同志曾和他一起保卫延安，在解放西安、兰州、进军新疆中，一路上朝夕共处，并肩战斗，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今天他们竟死在这股叛军之手，怎能不使他悲愤！
袁政委久久地沉默不语，他在思索酝酿着剿匪方案，为死难烈士报仇，向叛匪们讨还血债！这时，随着一阵达达达的马蹄声，张江霖团长出现在袁政委面前，在他高大健壮的身影后面跟着一营营长曹升林同志。袁政委问他们部队的情况怎样，张团长讲：“部队情绪激昂，没有一个掉队的。”曹营长讲：“好久没打仗了，这次要狠狠揍他们一下，叫他们尝尝解放军的厉害。”袁政委说：“很好，让部队休息一下，等候命令。”各连留一名干部，其余连以上干部去察看地形。当他们爬上东西的山坡时，从望远镜中发现大约有四、五百人和近千匹马都集中在甘河子以南的一条山沟里，那里炊烟缭绕，正在做饭，只在通阜康的大路上留小股匪徒担任警戒。敌人万万没想到我们的队伍会来得如此神速，这帮恶贯满盈的匪帮，已置于我军的枪口之下。
大家一面看地形，一面分析情况，研究打法。王帮玉书记讲：“叛匪扬言，只要乌斯满配合就可拿下迪化市。还说解放军装备差，没有什么了不起。”张江霖团长说：“是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今天晚上就要他们到阎王那里报到！”
在研究打法时，有的提出插到叛军背后，从南面居高临下来个泰山压顶，这样虽然跑路多些，但地形有利，把握大；有的提出为防止敌人向西骚扰迪化，需向西派出部队；有的提出为了争取时间还是从正面进攻好。经过充分研究，最后确定由曹营长带一个连轻装快速绕过甘河子到叛军背后沟岭上，由上向下打，五十一团的一个连迂回到沟的西侧向东打。袁政委与张团长率炮兵和其余部队从阜康正面进攻，要求部队行动迅速、隐蔽，不要被敌人发觉，打响后，要勇猛顽强，狠狠地打击敌人，要首战告捷。发起攻击的信号是三颗红色信号弹和十分钟的炮火准备。任务明确后，就分兵三路向叛军迂回包围。
部队迂回到叛军的背后，需要翻几个山梁，当正面和西面的两路部队已占领了攻击阵地，可南面一路部队还不见一点动静，真使袁政委着急。炮兵连长几次跑来报告：“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命令一下就开炮。”张团长也有些耐不住了，几次说：“怎么搞的，曹营长他们行动这么迟缓。”就在这时，从望远镜中看到后沟岭上丛林中有人在运动，张团长对政委说：“他们已经到达，可以下攻击令了。”袁政委下令“攻击开始！”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迫击炮、六〇炮、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射向叛匪群中，原在大路上警戒的叛军，也被我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剩下的几个人舍命南逃而去。匪首冶生林见警戒部队败退下来，便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向我迎面扑来，连续三次被我击退，敌死伤过半，冶匪也在反扑中丧生。马占林见正面反扑不成，冶生林又丧生，就转向西面突围，又被我五十一团堵了回去。敌人正面、西面突围受挫，东面悬崖上不去，只好向南面逃窜。这时我迂回到叛军背后的部队居高临下，机枪、步枪、冲锋枪、手榴弹一齐向敌群中打去，沟内敌人喊爹哭娘乱作一团。袁政委看敌人已乱，便下令总攻。冲锋号一响，三路健儿奋勇争先，迅速冲杀至沟底，叛军匪首马占林被我生擒，全部叛军被歼，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马匹。
这次战斗，是我军入疆后的第一仗，从战斗开始至战斗结束只用了三个小时。当俘虏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曹升林同志拍着一个面黄肌瘦年约30岁左右的人说：“这就是叛军的头头马占林。”袁学凯政委叫他停下来并问道：“解放军怎么样？”他说：“解放军勇敢，不怕死，是好样的，你们的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我们在那里就打到那里，厉害！厉害！兄弟从心里佩服，佩服..”袁政委接着说：“你们抢劫群众杀害解放军干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弓着腰，点着头说：“我有罪，我有罪！”
战斗结束后，袁政委向张团长交待，除留些战马、弹药补充部队，准备继续剿匪使用外，其余武器弹药和马匹交地方处理。王帮玉书记高兴地说：“这下我们可装备一个民兵加强营了。”
不久，袁政委在迪化见到了骑七师的韩有文师长，韩师长对袁政委说：“你们甘河子一仗，打得很好，打出了解放军的威风，这样一来，我们起义部队也好带了。”袁政委说：“韩师长，你是起义将领，在骑七师官兵中是有影响的，希望你好好与师政委于春山同志合作，把这个部队带好。于春山同志不仅有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打起仗来也蛮行呢。你们起义过来的人员一定要相信党的政策，只要好好地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亏待你们的。”韩师长也说：“请你相信我，我一定努力把这个部队带好。”
进剿乌拉孜拜
首战甘河子的胜利在起义部队中震动很大，使许多人认清了，只有站到人民方面才是唯一出路。从此，部队情绪也稳定多了。但在新疆还有一小撮受美蒋特务指使的乌斯满、乌拉孜拜等匪帮，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利用历代反动统治者在新疆造成的民族隔阂与仇视心理，制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裹胁部落群众进行骚乱。
7月中旬，匪首乌拉孜拜伙同迪化伪自卫大队长可得克扎楞等反动头目在绥来（玛纳斯）、景化（呼图壁）和迪化南山聚众暴乱，并在石灰窑子、黑龙沟、骆驼驿、乱山子地区大肆烧杀抢劫，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损失。
反动头目乌拉孜拜，是个千户长的儿子，1945年又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加入新疆警备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组织，随即出任为景化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这个双手沾满进步青年和各族群众鲜血的刽子手，绥来、景化一带的人民早已对他恨之入骨。新疆和平解放后，他不思悔改，继续与匪首乌斯满勾结与人民为敌。为了确保南山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军区王震司令员命我十七师袁政委率五十一团、军骑兵团、四十团各一部和军区炮兵团重炮连，组成了剿匪部队，向南山进剿。驻南疆的二军第六师，也由熊晃政委率一个团进至天山南，以阻敌南逃。
在少数民族地区剿匪，情况复杂，政策性很强。我们首先认真学习了西北局有关“军政并举，剿抚兼施”的剿匪方针。在民族杂居地区着重展开政治瓦解工作，争取胁从群众回归，对怙恶不悛和敢于顽抗之股匪，在发动各族群众的基础上，集中优势兵力进行连续围剿。我们结合当地特点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于7月28日下发参战部队组织认真学习，坚决执行。
各参战部队以三天时间完成了思想动员、政策教育和物资准备，7月30日分别由绥来、昌吉、迪化等地出发。五十一团五个连由团长杨兴国率领为中路军，骑兵团五个连由吴特政委率领为西路军，四十团五个连由团长玉苏甫夫率领为东路军，分别向叛匪盘踞的三道马场一带进发。
七、八月间，部队正是农业生产大忙季节，当我们路过军炮兵团农场时，正在田间锄草的战士们都停下锄头，向我们招手高呼，祝我们马到成功，胜利而归。团长张占彪同志，叫通信员送来一大桶凉开水，非叫大家坐下来歇一会。袁政委先捧一杯，一饮而尽，张团长诙谐地说：“看，该加水了吧！”大家一连跑了几个小时，浑身是汗，的确口渴得厉害，袁政委要其它同志都来喝水。张团长有些担忧地说：“我们的重炮连跟着你们翻天山，担心成了你们的累赘。”袁政委说：“你放心好了，这个连队我熟悉，是个过硬的连队。他们在羊马河战役时，七七一团二营从敌人手中缴获了几门炮，后来组成了重炮连。打榆林时，叫他们打魁星楼，三发炮弹弹弹落在魁星楼上。打悦乐村时发起总攻前，他们又把三发炮弹全部打到山顶上敌人的团指挥所和马群里，使敌军乱作一团，部队一冲而上，全歼马步芳骑二旅第三团，俘少将副旅长陈应权、上校团长汪韬以下350余人，获马匹400余匹。兰州战役，五十团主攻皋兰山三营子，将在西府战役丢掉的一门重炮又夺了回来。这次进天山作战，山高路窄，地形复杂，死角多，所以我才点了他们的将，让他们去发挥威力，我想重炮连是会为炮兵团争光的。”张团长听后哈哈笑了起来说：“怪不得你非要重炮连不可，好！我一百个放心。”说声再见，我们起身上马追赶部队去了。
顺着山沟南走，路越走越窄，走了10多公里就进入树茂草密的夏牧场了，阵阵清风迎面吹来，特别凉爽。给我们带路的哈萨克族老乡哈拉尔说：“要是没有叛匪骚扰这一带在夏季，到处是满山遍野的牛羊和一顶顶白色的帐篷，听着那牧民们唱起悠扬的歌声，可好啦。”
部队从这里上山了，当天的宿营地是骆驼脖子山顶。地如其名，真是如同骆驼脖子一样，伸向天山雪线。在翻越第二个山梁时，东南方向雪山深处出现一片乌云，随风向西北飘移，越来越近，很快布满了整个天空。我们正至半山腰，一阵暴雨夹着冰雹倾泻而下，打得驮炮的骡马乱蹦乱叫。战士们为避免冰雹打伤，用衣服顶在头上继续前进。到山顶时，气温急剧下降，身穿皮大衣仍顶不住严寒，大风不停地刮，吹得人连脚跟都站不稳，更不用说架帐篷了，后来发现东面绝壁下略可避风，才在那里架起了帐篷。
天黑时风停云散，五十一团三营长张思礼同志带着后卫连才最后上到山顶，一见大家就说：“我们今天不到24小时，就过了春夏秋冬四季，饱尝了风雨冰雹，真不简单呀。”袁政委看他身上背着两支步枪，累得浑身衣服都湿了个透，紧紧握住他粗大的手说：“思礼同志，今天你这个负过九次伤的红军战士，马让给病号骑，自己又帮战士扛双枪，你真经得起摔打呵。”首长的表扬，使张思礼有点不好意思，他指着走过来的两个战士说：“这是两个新同志，走山路少，脚上打了泡。”袁政委说：“你做得好，这种爱兵精神要发扬。越艰苦，越困难，越需要这样。今天第一天就遇上这种天气，这对我们是考验，我们不但与土匪斗，还要与天斗与地斗，与困难斗呀。”张营长说：“请首长放心，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克服。”说完又迈着他那沉稳而又坚定的步伐前进了。
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8月3日11时，我们与乌拉孜拜进行了第一次较量，在三道马场俘敌33人，缴获步枪45支，马80匹，牛100余头，羊250只，帐篷8顶。10多个被裹胁的部落都脱离匪帮归向人民政府。我们立即派出人员配合地方的工作队，深入哈族群众中，广泛宣传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逃向塔什阿淖后山的乌拉孜拜匪帮，企图利用山区交通不便，大部队行动困难，与我周旋，妄想拖垮我们。他没有想到我们早有持久作战的准备，紧追不舍。叛匪翻天格尔大坂向天山南麓逃去。
8月29日，我们进至海拔4000公尺的西沙尔大坂，上面是冰山，下面是草地，只有这中间地带寸草不生，全是不大不小的碎石片，行走十分艰难，几百公尺的地段，就爬了两个多小时。为使重炮连的骡子顺利通过，走在前面的五十一团的同志，一边走一边将大点的石片垫在下面，重炮连的同志将炮身卸下来十多个人扛着，旁边的人拉着他们的手，就这样一步一步连拉带扛地上了西沙尔大坂，连带路的哈族老乡，也伸出大姆指称赞他们是英雄汉。
部队翻过西沙尔大坂，进入阿比西太沟。这里地势比较缓，离雪线很近，融化的雪水汇成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在两岸的薄冰和积雪中，有一簇一团的雪莲花，散发着扑鼻的清香，跟我们的孟翻译（锡伯族）告诉我们说：“雪莲花这可是好东西，可以治许多病。”经他这样讲，我们每人都摘了几朵。雪莲生长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它不畏艰险，与风雪为伴，它不是象征着我们战士的性格吗？我们的战士爬山越岭，流血战斗，在这4000多米的高山露宿，不也是一朵朵雪莲吗？
我们刚回到帐篷时，炊事班长跑来找袁政委，他说：“政委呀！今天吃饭可成问题了，四处没有树木柴草，拿什么烧呀。”袁政委长征中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不慌不忙地说：“莫要着急，你看这里牛粪、马粪不少，这都是好燃料，我们长征过草地时就烧过，还好烧呢！”政委说着让警卫员靳保拿条口袋就去拾牛粪。机要员赵季玉同志看到我们去拾牛粪，便喊了起来：“袁政委拾牛粪了，干牛粪可以当柴烧。”大家听他这一喊，就跟着动了起来。不大一会功夫，就堆满了锅灶旁。李班长高兴地说：“这真是众人拾粪不愁烧呀！”
匪首司迪克为策应乌拉孜拜，派他的儿子哈米提亲率百余名匪徒由乌拉孜拜的参谋长阿不拉哈森带路翻天格尔大坂来增援，阻挡我军进剿。8月30日我们翻越阿比西太大坂，进到乔龙沟。这里是天格尔大坂通向南疆的必经之路，阿不拉哈森亲率70多名匪徒，藏在半山腰的石缝里不停地向我军打冷枪，我令骑兵团前卫连边搜索，边前进。这时，敌人的枪声愈来愈激，袁政委便带几个人跑到骑兵团指挥所，从那里发现只有少量敌人在半山腰打冷枪，大部分敌人和马匹隐藏在沟内的两块大石头后面。我骑兵团指挥所里，吴特政委给几个连长交待任务：“一个连从正面攻，一个连从西侧山梁迂回到敌人左侧夹击，防敌向西南方向逃窜，另一个连从东侧攻击..”，任务交待完后，吴特政委向袁政委请示：这样布署行不行？袁政委说：“同意你们的部署，为减少伤亡叫炮兵连跑步上来支援，五十一团来一个连，从东面配合由你统一指挥。”这时，后面的部队也向前靠拢了。
部队展开后，即向敌猛烈射击，躲藏在半山腰的敌人见我部队上山，都慌张后退了，可藏在石头后面的敌人凭借这两块有几间房大的石头，负隅顽抗。袁政委对重炮连连长讲：“敌人躲藏在大石头后面不出来，轮到你们显显威风了！”连长爽快地说：“用杀伤、燃烧弹各一发，保证命中！”袁政委说：“好！”第一颗杀伤弹打出去，轰的一声，正中敌群，人马四处逃窜，我轻重机枪一扫又堵了回去，这时第二发燃烧弹正好落下，敌群中燃起了大火。我东西两侧的部队均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有的脱掉衣服皮裤，有的脱掉皮靴，拼命向东山跑去，各自逃生。这时各部队组织小分队追击，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顽敌大部被我歼灭，阿不拉哈森被我们活捉。当他被我们的民族战士托克提同志押送到我们指挥所时，他看了看四周，胆怯地说：“你们的炮弹真历害，都是从天上下来的，打得我们无处躲藏。”随即耷拉下了脑袋。
乔龙沟一仗，打通了通向天格尔大坂的孔道。匪首司迪克仍不死心，纠集余部两百多人据守天格尔大坂（海拔4500米），躲在陡壁悬崖石丛中不断向我射击。我五十一团前卫连，纷纷要求参加突击队，争取最先登上天格尔大坂。发起攻击后，战士们在高山缺氧的情况下，奋勇向前。这时，我四十团的骑兵部队从东面乌提肯大坂迂回到敌后，在我南北夹击下，残敌向西卡拉爱特沟逃窜而去。四十团和五十一团这两支不同民族的兄弟部队，在天山高峰天格尔大坂会师，红旗插上了天格尔大坂。
第二天拂晓，我军沿着叛匪溃逃的方向继续追击，黄昏时，骑兵团首先越过大哈拉爱特大坂，解放了被匪徒裹胁的850顶帐篷。
部队深山追敌，遇到了许多困难，夜里一场大雪，不少帐篷被压倒。四十团和骑兵团有数十匹战马冻死。早晨四十团的部队从我们的营地经过，团长玉苏甫夫特来向我们报告：我们押送军粮的一个班和几十头驮粮的牲口遭敌伏击，11个人。这样一来我们的口粮就成问题了，我们只好打山羊来充饥。有次哈族向导哈拉尔还打到一只90多斤的大山羊。骑兵团，五十一团在乔龙沟战斗中，有的同志因鞋子破了只好光着脚追击敌人。民族团的同志通过翻译告诉我们用牛皮、马皮可以做皮窝子，并将他们自己做的拿来做样子，后来缺鞋的同志便穿上了皮窝子。
经我们近两个月的追剿，匪首乌拉孜拜终于被活捉，南山股匪基本肃清，被匪帮裹胁的1300余顶帐篷的牧民，重回家园，追回牛羊牲畜近万头。绥来（今玛纳斯）、景化（今呼图壁）、昌吉、迪化牧区工作组，对返回的哈族同胞，重新调剂和划分牧场，进行了妥善安置，他们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