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曾经给了我莫大的荣幸，使我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进驻阿勒泰的指战员之一，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阿勒泰地方委员会最初的组织者之一，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那是建国之初，春风已度玉门关，天山南北欢庆解放，阿勒泰也迎来了历史的春天。我和我的战友们、同志们，就象一粒粒种子，党把我们撒到阿尔泰山下，有草原乳汁的哺育，有额尔齐斯河水的灌溉，就在阿勒泰辽阔而肥沃的土地上扎根成长，和当地的哈萨克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我离开阿勒泰已经三十多年了，可我仍然深深地依恋着那山，那水，依恋着我的哈萨克兄弟。
现在的阿勒泰地区，过去叫阿山专区。“阿山”是阿尔泰山习惯上的简称，泛指整个阿尔泰山以南，准噶尔盆地以北，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一个行政区域，是古代突厥人的发样地，后来演化为蒙古人和哈萨克人聚居的地区。清代，阿勒泰属清政府设在科布多的参赞大臣管辖。光绪年间，将阿勒泰与科布多分治，在阿勒泰设办事大臣，直属北京中央政府。民国以后，1919年，始设阿山道，后改称阿山专区，归属新疆省政府管辖。1945年，爆发了“三区”革命，推翻了盛世才设在阿勒泰的专员公署，人民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1949年新疆解放，我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3月进驻阿山。阿山专区于1953年改称阿勒泰专区。
特殊使命
1949年底，我们二军独立团在酒泉休整，正准备开往新疆南部，归还二军建制。这时，上级突然来电，命我率领独立团速至哈密，尔后空运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另有任务。
二军独立团是一支起义部队。1949年7月，国民党驻甘肃武山的一个团，在甘肃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宣布起义。二军郭（鹏）、王（恩茂）首长派我前往该团工作，将该团改编为二军独立团。原团长在行军途中因病休养，我任政委兼团长。这虽是一支起义部队，但由于绝大多数战士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加之部队起义前就有党的地下组织，起义后经过阶级教育，所以部队政治素质较好。独立团单独行动，一路整训，随主力之后到达酒泉，这时却接到新的命令。我也不知究竟，但仅据“空运”之举，我预感任务紧迫，丝毫不敢怠慢，率领部队星夜赶至哈密，接运我们的飞机已经等候在那里。
到达乌鲁木齐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天山大厦等处。又是乘飞机，又是住大厦，处处感到一种特殊的待遇。特殊的待遇，必有特殊的使命。我怀着兴奋而又焦急的心情，首先见了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涤同志。
虽然全国已经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庄严诞生，但在我们的意识里，仍然是战争年代的继续，大家仍然是战争环境中的作风和习惯。曾涤主任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军区决定独立团开往阿山。”一句话，这就是命令的全部内容。曾涤主任还告诉我：“本来已经任命你为骑兵第八师政治部主任，现在只好改变决定，由你率领独立团，开往阿山。”
曾涤同志把我领到地图面前，指点着新疆最北部的阿山地区。那么辽阔的区域却只有稀疏的几个小圆圈，标着几个县名，空荡荡的一大片。东部与外蒙古接壤，西部与苏联相连；沿阿尔泰山，就是漫长的国境线，真是边疆的边疆。我和我的团队，将要去守卫祖国的边境线，这当然是军人的荣誉，心中升起一股豪情。曾涤主任对我说：“你们将担负特殊的任务。司令员要和你亲自谈话。”
司令员王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那正是百废待举的时候，他日理万机，还要亲自和我谈话，我兴奋地走进分局他的办公室。他正在和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谈话。王司令员把我们互相作了介绍，要我在一旁等候。他们正在谈关于哈密银行抢劫一案，司令员授意陶晋初起草一个通报下发部队。我从旁看出，司令员非常繁忙，但他精神振奋，谈话间透出果断刚毅的力量。送走了陶晋初，立即和我接谈。王震司令员简短而明确地向我交待任务：“你们去阿山有两条任务：第一，防止乌斯满回窜，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的安全。乌斯满叛乱，我们正在围剿。那里是乌斯满的老窝，很有可能窜回阿山。第二，阿尔泰翻译成汉语就是金山，那里宝藏很多。社会秩序稳定以后，你们部队就去挖金子。现在我们要搞建设，需要资金。我就给你这两条任务。其它情况由徐立清同志和你谈。进军问题由张希钦参谋长部署。”
徐立清同志当时是中共新疆分局第二书记，他向我交待的比较详细。他首先介绍了阿山的一些情况，说明那里现在由“三区”政府的专员公署领导。本来驻着民族军的骑兵团和三十三团；现在三十三团调往伊犁，派我们独立团去驻防，随后即以独立团和骑兵团，组成阿山军分区。徐立清同志着重对我说：“那里现在还没有党的组织。你们独立团党委要担负地方工作，建立党的地方组织，争取尽快成立地委。地委书记可能由分局派去，也可能就由你担任。为了便于参加地方工作，考虑任命你为阿山专署第一副专员。”接着，徐立清同志给我介绍了阿山当地的军政干部情况，都是“三区”革命的哈萨克族，不少人在苏联留过学，要我虚心向他们学习，一定要搞好团结。并说苏联驻阿山领事馆对当地情况很熟悉，在当地威信很高，对我们也非常友好。徐立清同志嘱咐我，要和苏联领事馆保持密切联系，取得他们的支持。
根据徐立清同志的指示，我又去分别见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和赛福鼎同志。他们也给我介绍了一些阿山的情况。并由省政府正式任命我为阿山第一副专员。
从首长们那里领受了任务，我感到肩膀上的担子沉甸甸的。我们独立团当时建制不全，我是团长兼政委，实在有点独力难撑了。恰好见到肖飞同志，他是军区直属发射筒大队的大队长，驻在乌鲁木齐。肖飞同志是江西出来的老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五九旅南征北返时我们在一起，他的战斗经历就同他的名字一样响亮。我心头一喜，要求军区派肖飞同志来任独立团团长，卸去我一只肩膀的担子。有这样一位老战友同赴阿山，我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
军区领导接受了我的建议，把肖飞同志和发射筒大队一起调入我们团，番号改为新疆军区独立团，肖飞同志任团长，我任政委。
我们向部队传达了进军阿山的任务，在军区政治部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曾涤主任亲自到会讲话。他是我们尊敬的首长，也是指战员们喜欢的宣传鼓动家。他讲话激情饱满，语言形象生动。当时他讲道：“阿山和苏联相通，遍地是黄金，绵羊大得象毛驴..”曾主任风趣的讲话，引得满堂笑声。指战员们情绪十分高涨，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也许是对阿勒泰的陌生和神秘感，使战士们更加响往。有的说，那里能看到苏联的集体农庄。有的说，在阿山挖金子就象挖洋芋。有的说，那里的哈萨克骑马唱歌又跳舞，就象刚从苏联电影里看到的一样。自然，大家也知道那是非常遥远和艰苦的地方，风雪能把人埋掉，寒流能把人冻死..但是，那个年代，我们在接受任何任务时，很少有人考虑个人安危，只是想着如何去完成任务。进军阿山，不就是远一些，冷一些，苦一些，这又算得了什么！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口号：“为了解放全中国，打到天涯海角去！”虽然未能到达海角，如今果真要去天涯，这正是我们全团指战员的光荣！各班、排都连夜送来了决心书、保证书，开始了热烈而紧张的行军准备。
这毕竟是一次不寻常的行军，我们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但是，自从“三区”革命以后，阿山和迪化之间很少有人往来，对于阿山的现状，谁也说不上。百般打听，方知有个维吾尔族商人，刚从阿山贩运冻鱼来到乌鲁木齐，不意在南梁一带冻鱼被哄抢而光，这个商人也不知去向。我们立即请求南关警察分局协助，派人四处寻找。好在当时的迪化，人口稀少，街市简陋，很快也就找到了这个商人，帮助他追回了一部分被抢的冻鱼，又把他请到我们团部，招待他吃饭。这个维族商人感激不尽，到处宣讲解放军的好处。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阿山的社会情况和沿途道路情况，虽然是一鳞半爪，但却是我们得到的唯一的第一手资料。
在乌鲁木齐过了春节，我们怀着保卫祖国边疆的神圣使命感，告别了首长和战友，从乌鲁木齐出发，走向阿勒泰。
挺进阿山
我们的队伍整齐地走出了乌鲁木齐。沿街有些围观的群众，当他们知道部队是开往阿勒泰的，有的啧啧咂舌：“数九寒天去阿山，不怕冻死呀！”有的感到惊疑：“上河山，走着去呵？”久居迪化的老新疆，在他们的观念中，阿山也是远在天边的地方。可是，乡亲们！从你们面前走过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要把五星红旗插在阿尔泰山上！
部队出了乌鲁木齐，在小地窝铺宿营。军区的骑兵通讯员追赶而来。他交给我一纸命令：要我立即返回，部队就地待命。
我匆匆赶回军区，已是午夜时分。军区参谋长张希钦同志正在等着我。他给我说：“考虑路途太远，正是寒冷季节，任务又紧迫，军区抽调六部汽车，四百峰骆驼，配属你团。你们分作两路：一路用汽车轮番倒运，争取尽快赶到；另一路骑骆驼走，穿过准噶尔，直插阿山。这些汽车和骆驼，就做为你们今后的生产工具。”
我当然非常高兴。这是军区当时能做到的最大支援，我体会到军区首长对独立团的关怀和对进军阿山的重视。张希钦参谋长告诉我：阿山方面回电，说是食宿有困难，对于我们独立团前往驻防，似有不欢迎之意。参谋长要我做好思想准备，不可粗心大意。
我们对行军路线和行军组织重新做了部署。我和肖飞同志带一营和团直部队，分成几个梯队，用汽车轮番倒运；二营则成了驼兵部队。各部队分头准备，分头出发。
那时，通往阿山的公路要由乌苏向西北，绕道塔城，再折回东北经和什托洛盖至布尔津。我听军区副参谋长哈山诺夫说，由乌苏北上有一条捷径，经黑油山、乌尔禾，可以直达和什托洛盖，中间有较长一段沼泽地，冬季冰封可以通过。为了赶时间尽快进驻阿山，我们决计由这条很少行车的便道闯过去。但无人勇于充任向导，好在我们的司机都有一股闯劲，我们便从乌苏出发，径直向北行驶。
出乌苏不远，再也看不见道路的痕迹，一片冰雪世界，茫茫无边。我们凭着指北针，一边探路，一边前进。汽车不时陷进雪坑。我们挖开积雪，战士们齐声一吼，就把汽车从雪坑里推了出来，倒给艰苦的行军增添了特殊的乐趣。什么“前有辙，后有车”，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就这么摸索着挪动，终于到达乌尔禾。
这里是一片沼泽地，又是个特大风区。听说附近有个魔鬼城，风从那里来，真象魔鬼一样，满天风雪，疯狂地呼啸。汽车偏偏在这鬼地方抛了锚，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好在这里生长着一片胡杨林，战士们拾来许多柴禾，生起一堆堆篝火。大家围着火堆，烤完前胸烤后背。风雪在头顶呼啸，我们在风雪中唱歌。汽车总算修好了，我们和“魔鬼”告别，又摸索着到了和什托洛盖，由这里驶上了通往布尔津的公路。
到达布尔津，就算进入阿山了。布尔津是阿山地区的第一大县。县城在额尔齐斯河北岸，傍河一条街，一、二十家店铺，人口稀少。夏秋季节，额尔齐斯河可以通航。苏联在这里设有一个转运站，驻有少量用于警卫的苏联红军，设有电台。每年通航季节，苏联货轮沿额尔齐斯河溯流而上，在这里傍岸，卸下由苏联运来的面粉、汽油、布匹、百货等生活用品，装走从可可托海开采的稀有金属矿石以及在阿山各地收购的皮毛等物资。我们到达的时候，河水尚未解冻，部队履冰而过。当天，布尔津县政府招待了我们。苏联转运站也十分友好，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部队在这里休整了两天，作好进入阿山首府承化（今阿勒泰市）的准备。
部队从布尔津开始徒步行军，行李、辎重由马拉雪撬运送。经两天行军，到达进军目的地，也就是阿山专署所在地——承化。
这是由汽车运输的行军经历。骆驼部队更为艰苦，更富于传奇色彩。他们在乌鲁木齐接收了四百峰骆驼，经过几天训练，诸如卧倒、绑驮、骑乘、饲养等等，带足了给养，随后就出发了。他们由玛纳斯北上，进入了准噶尔盆地。那是无人地带，浩浩乎，平沙无垠。时值严冬，尽被冰雪覆盖，天苍苍，地茫茫，无边无涯，走了一天又一天，仍然望不见尽头。狂风卷起冰雪，无情地扑打着骆驼。太阳出来，雪光反射，刺得双目难睁，三分之一的战士患了雪盲症。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战士们骑在骆驼上高唱战歌，向大自然挑战，一步一步地向北行进。每天宿营时，先得铲干净积雪，清理出一片人和骆驼歇息的地方。拾来红柳、索索，升起篝火。当炊事班开始做饭的时候，各班、排分别举行当天行军的生活检讨会。谁发扬了互助精神，谁打瞌睡从驼背上摔下来，全部在会上提出来，或表扬，或批评。有的战士会诚实地说：“我今天想妈妈了，思想上发生了动摇。”这能责怪战士吗？人人都会想念妈妈！想念亲人！正是为了亲人们的安全和幸福，我们才踏破冰雪，奔赴祖国的边关。
驼兵部队在冷酷无情的冰雪世界中，整整走了十八天，穿过准噶尔大沙漠，经过只有几十间土屋的福海县城，登上了阿尔泰山。
历史的一幕
1950年3月3日，我带领先遣部队，到达阿勒泰（当时叫承化）。
这天下午3时许，当我们穿过一条山口登临山顶，阿勒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时候，禁不住心头的喜悦和兴奋！山下河谷两岸，树木繁茂，掩映着幢幢房屋，林间散落着一座座毡房。一条街道横卧在山脚下，头戴红色尖顶皮帽的哈萨克人，骑马而过。这就是阿勒泰，阿山地区的政治中心。
天空飞舞着雪花，好象是为了欢迎我们洒下的礼花。山下路旁，早已集结着欢迎的队伍。我命令部队整理风纪，列好阵容，以“八一”军旗为前导，迈开整齐的步伐，进入阿勒泰。
欢迎的场面隆重而热烈。阿山专署的领导，民族军骑兵团的指战员，苏联领事馆官员，以及学校师生，社会代表，共约七、八百人，挥舞着欢迎的旗帜，高呼口号：“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阿山！”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偏远闭塞的山间小镇，竟然有一支铜管乐组成的军乐队，高奏着欢迎的乐曲。专员帕提汗，骑兵团长巴达里汗，苏联领事克乃希尼林科夫，一起走上前来和我相见。我们互相敬礼，紧紧地握手。这一霎那，我的心情格外激动。一到驻地，我就让报务员打开电台，立即向中共新疆分局和军区首长报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独立团，胜利到达祖国边疆，五星红旗已飘扬在阿尔泰的上空。
阿勒泰那时叫承化县，得名于一座喇嘛庙。清朝同治年间，塔城、阿勒泰一带人民起义，声势浩大。一个来自青海的喇嘛，为官府出谋划策，镇压了这次人民起义。清朝廷特别为这个喇嘛在这里敕建了一座寺庙，起名承化寺。后来，承化就成了这里的地名。直到1953年，新疆省人民政府报经政务院批准，才改为阿勒泰。
阿勒泰县城在两山夹峙之间，一边称将军山，相传伊犁将军曾登临此山，后人便叫将军山；另一边叫骆驼山，因形似而得名。克兰河自北向南，由山谷蜿蜒流过。沿河岸南北一条街，长约三公里。中间一段比较狭窄，有几家店铺，主要经营苏联商品。专署、阿勒泰报社、苏侨协会俱乐部等都设在这一带，形成中心地段。北、南两端比较开阔，分别称为上窝子、下窝子。人口不足两千，大多数是哈萨克人；有一部分苏联侨民，侨民中有俄罗斯，也有从苏联迁来定居的哈萨克人。这就是我们到达时阿勒泰的社会状况。
解放军进驻阿山，立刻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首先是居住在阿勒泰四周的一些汉族群众，他们携带鸡蛋、肉菜之类，前来看望部队，并向我指战员诉说汉族人在这里曾经遭受杀害的惨象，要求部队为他们复仇。在他们看来，解放军是关内来的汉族军队，理当为汉族人做主。我们有些战士因为初到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本来就有异域之感，见了汉族老乡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情；听了老乡诉说的灾难，更激起部分基层干部和战士的义愤，真有点“打抱不平”和“同仇敌忾”之势。
这时候，偏偏在少数民族中间谣言四起，有的说“汉族人要报仇了”，有的甚至说“汉族军队要吃人”。这分明是有坏人造谣，但却引起了哈族群众的极大不安，惶恐和疑虑的情绪溢于言表。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毋庸讳言，“三区”革命初期确曾犯有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盲目反汉，把汉族反动统治者和汉族劳动人民混为一谈，伤害了不少居住在“三区”的普通汉族人民。阿山情况更为严重。阿勒泰本来汉族人不少，从事手工业、经商、掏金、务农，对繁荣阿山经济有很大作用。“三区”革命以后，死的死，逃的逃，所剩无几，大多伪称回族人，藏匿于乡下，也有受哈族人民保护者，亦不鲜见。“三区”革命领导人后来发现了这一错误，即采取措施努力克服。但是，民族仇杀造成的民族隔阂尚未消除。我们部队到达以后，这一历史留下的阴影重新出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部队由乌鲁木齐出发之前，我们曾进行了关于民族团结和民族政策的教育，但对到达阿山之后发生的这种情况，却是始料所不及。当地群众中汉族人的复仇愿望，少数民族的疑惧心理，这都不足为怪。但在我们部队中出现盲目的同情和随之而起的冲动情绪，这绝对不能允许，也正暴露了我们工作的薄弱环节。我们团党委决定，通过党的组织和各级干部，立即在部队中进行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补课，牢固地树立起民族团结的观念。特别要澄清对“三区”曾经发生民族仇杀这一历史现象的认识。这是历代汉族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恶果。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民族仇杀的历史悲剧，才能不再重演。因为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更因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还不了解，他们在观望着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解放军；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造成对党的印象；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党的崇高威信。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干部战士，都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扩大党的影响，增强民族问的互相了解和团结。
我们向社会各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宣传。当时阿勒泰有个开店铺的汉族人，姓孟名汉章，人称“孟大爷”，在汉族群众中颇有影响。我们便通过他做工作，安定汉族群众的情绪。我在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中广交朋友，以我们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赤诚之心，和他们肝胆相见，消除他们的种种疑虑；并通过他们扩大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影响。我们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进行宣传。每星期5的居玛日，在征得阿訇的同意下，我带着翻译去清真寺，趁礼拜开始之前，向参加做“乃玛子”的群众宣传。这些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我深深地感受到，在一个新地方，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方，宣传工作具有头等的重要作用。
3月8日妇女节这天，我们在阿勒泰召开了第一次群众大会，各族各界代表参加。我在大会上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主张，宣讲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代表我们部队，向阿勒泰各族人民公开申明：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不属于哪一个民族，而属于全中国人民，属于整个中华民族；是为各族人民求解放，谋利益的军队。党和毛主席派我们进驻阿山，就是为了保护各民族人民不再受任何压迫，要为少数民族大办好事。这个“三八”大会，就是我们初到阿山的第一张“安民告示”。
3月，冰雪开始融化。阿勒泰每到这个季节，大街上就泥泞不堪。漫长的冬季积下了将近1米厚的冰雪，加上牲畜的粪便，一开化就成了污浊的泥水，深及膝部，人们穿的毡筒就像吸水龙，难以拔腿抬步。行路之难，非亲身经历所能想象。人们幽默地说：“阿勒泰的街道有多长——一天走不到头。”形容化雪时节道路的难行，并不算过分夸张。
我们独立团指战员全体出动，砸冰铲雪，清除淤泥，把一条几公里的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这在阿勒泰是破天荒的事情，一举震动了全阿山，消息不胫而走，附近部落的哈萨克群众，骑着马专程来看新鲜。
就在我们团部后院，住着一个叫卡依玛尔里的哈族老乡，他的乳牛忽然丢了，全家人当下就断了牛奶，急得直哭。我们部队派人为他寻找，终于找回了乳牛。卡依玛尔里握住战士的手说：“要不是你们给找回来，我全家就要饿肚子，就要饿死。”他逢人便说：“解放军！佳克斯！”。
我们部队自己上山砍柴，这也成了新鲜事。历来驻军的烧柴，都是由地方供给。唯独共产党派来的解放军，不仅自己上山砍柴，拾牛粪，而且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买卖公平，态度和蔼，成天帮助群众办好事。
类似这样一些寻常的事，却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阿勒泰的哈萨克人民看到了，相信了，共产党、解放军真正实行民族平等，为少数民族大办好事。当初那些谣言不攻自破，少数民族中存在的疑虑一扫而光，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历史阴影云开雾散。
在冰雪消融的春天，“五一”节来到了。阿勒泰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倾城出动，汇聚在阿勒泰报社门前的一片荒地上。克兰河畔红旗招展，礼炮声震撼山岳。铜管乐队高奏凯歌，冬不拉伴着阿肯的歌唱。会后举行武装游行，独立团和骑兵团两支兄弟部队共同前进，哈萨克和汉族群众同声欢呼。
阿勒泰开始了真正的春天。
“组阁”风波
阿山的专、县两级政权领导，原是由“三区”政府任命组成。新疆解放以后，承认“三区”的政权机构，继续行使权力。我们到达阿山的时候，阿山专署是“三区”的原班人马，只是增加了我这个省人民政府派来的第一副专员。
“三区”于1945年建立阿山行署时，任命乌斯满为专员。乌斯满心怀野心，拒不就职，住在富蕴和“三区”政府分庭抗礼。后来，张治中将军来新疆主持和谈，组成新疆省联合政府，仍然任命乌斯满为阿山专员。联合政府破裂后，乌斯满完全投靠国民党，公然与“三区”为敌，武力进攻阿勒泰，被民族军击退。从此，由“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民族军副总司令、阿勒泰的哈萨克人达列里汗担任阿山专员。达列里汗1949年8月与阿合买提江等一行，取道苏联前往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政协会议，不幸于中途遇难。他的儿子帕提汗被推举继任阿山专员。
在新的形势下，“三区”政权必须纳入省人民政府体制，对原专署机构人选也要进行必要和适当的调整。我们到达阿山，社会情况基本安定后，便着手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围绕着专署科局人员的安排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竟在小小的阿勒泰，闹了一场不小的“组阁”风波。
当时，专署的实际工作，主要依靠秘书长哈力·阿巴克。他是“三区”从伊犁派来的哈族干部。帕提汗继任专员不久，又很年轻，工作上完全信赖哈力·阿巴克。我从乌鲁木齐出发之前，曾听徐立清同志介绍过哈力·阿巴克的情况，要我对他多信任，多帮助，注意培养。到达阿山以后，哈力是我最早接触的哈族干部，他主动靠拢我们，反映情况，帮助部队解决困难，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对他则表示充分的信任，在我心里已经把他列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的培养对象。
在调整专署领导班子时，我仍然依靠和信任哈力·阿巴克，让他根据民族干部的情况提出意见，我表示支持和赞同，以为这样就可以定了。没想到，出现了力量不小的反对派，公开反对专员帕提汗。
反对派的头面人物是公安处长哈密还有其他几个科、处长。他们提出，帕提汗是部落头人，是“台吉”，属于封建贵族，不能做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人。哈萨克保持着部落制，大部落以下有支部落，部落头人过去曾由朝廷按等级册封为王公、贝子、台吉、扎楞、窝阔台等，实行世袭制。帕提汗属于“客乃”大部落的“切露溪”支部落，继承了“台吉”之位，是切露溪都落的头人。哈密等人以此为理由反对帕提汗，表面看来很有阶级观点，好象代表进步思想，很能迷惑人。那时，按“三区”体制，专署下设几个科，唯公安单独设处，不受专署领导，还有点武装，上下自成体系。身为公安处长的哈密，拥有实权，又有其他一些人支持，所以，活动频繁，大造舆论，竟然利用夜间张贴告示，大肆攻击帕提汗和哈力，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索。帕提汗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单纯热情，可塑性强。自从我们抵达以后，和我人民解放军关系融洽，对部队工作能主动配合积极支持，很有靠拢共产党、要求进步的心理和表现。他固然是封建“台吉”、部落头人，但不能不看到，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原因，哈萨克的部落制根深蒂固，头人在群众中具有相当的威信和号召力，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帕提汗的父亲达列里汗，是阿山地区哈萨克人民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阿山哈萨克民族的英雄和代表人物。他虽已殉难，仍有很大影响。他的母亲（也就是帕提汗的祖母）尚健在，群众尊崇地称她为“安洋”，享有很高的威信。看来，不能简单地以阶级论来判断帕提汗的出身家世，须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承认历史因素造成的现实状况，承认上层人士具有的社会代表性及其社会作用。再则，帕提汗的专员职务，在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就曾履行了任命文书，如果现在又更换他，省人民政府将如何取信于民？
反对派拥戴哈密出任专员。哈密及其支持者，年龄都在四十岁上下，文化程度不很高，出身亦非头人家族，确实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但他们都是具有苏联国藉的苏侨。“三区”革命时期，不少哈萨克和维吾尔人加入了苏联国藉，这也是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下造成的特殊情况。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三区”政权已统一于新疆省人民政府之下，那么，在我们中国的一级地方政权机构中，怎么能允许一个外藉公民担任首长？我以为这是关乎国家主权的大事。
我进一步去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我看清了这场“组阁”风波的背后，隐藏着哈密等人的个人目的，同时也渗透着部落之间的矛盾，以及苏侨和非苏侨之间的矛盾。阿勒泰哈萨克的“乃曼”大部落，原是由苏联迁徙而来，人口所占比重不大，苏侨多出于该部落。哈密等人和这个部落的上层人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哈密之所以反对帕提汗，实质上带有部落之争的矛盾。帕提汗所属的“客乃”大部落，是阿勒泰当地世居的哈萨克，占人口的大多数。而在考虑政权机构的组成时，必须考虑各部落之间的平衡、团结，使其更具有代表性。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正确的选择。
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和磋商，当证实了我的判断之后，便采取断然措施，报请中共新疆分局和省人民政府批准，坚决将哈密等人调离阿山，由帕提汗继任专员，新任用了一些科、处长。将具有代表性，表现进步的部落头人和其他上层人士，分别安排了职务。接着又调整了各县政府的领导班子，除富蕴县长更换外，其它各县均由原“三区”干部继续任职。通过这次调整，既团结了上层人士，又调解了部落矛盾，稳定了形势。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次调整的选择是正确的。哈密等人调离阿山以后，于1954年都去了苏联。帕提汗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4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成立，他是第一位州长。后来，还曾担任过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地委诞生
在我们独立团到达阿山之前，阿山地区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对于大多数普通群众来说，更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独立团到达以后，解放军给阿山人民带来了党的温暖，很快就在阿勒泰传播了党的影响，当地人民从解放军身上看到了共产党的形象。在没有地方党组织的情况下，中共新疆分局关于阿山地方工作的指示文电，都是下达到独立团党委；独立团党委代行地方党委职权，实际上起着领导地方工作的作用。肖飞团长负责军队工作，我则主要从事地方工作。
我以第一副专员的身份参加专署工作。当时，专署的党员干部就我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汉族干部。大家自然地把我看做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代表。由于党的崇高威信，许多哈萨克族干部来找我反映情况，我更主动地接触少数民族干部，从中注意发现发展党员的对象。经过最初阶段的工作，已经具备了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的条件。形势的发展也要求建立地方党组织，争取尽快成立地委。
我们的第一个发展对象，就是前文谈到的专署秘书长哈力·阿巴克。经过一段工作的接触，特别是经过“组阁”风波，哈力不仅有工作能力，能联系群众，而且有全局观念，没有宗族或宗派的私念，作风正派。他主动地靠拢组织，我进一步和他谈心，了解他的身世历史，帮助他学习党章，提高他对党的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由我和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陈俊介绍，经独立团党委批准，上报新疆分局同意，哈力·阿巴克同志成为阿勒泰历史上第一个哈萨克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哈力·阿巴克的入党，在哈族于部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人积极申请入党。我们就势展开了建党工作。
为了给建党打好组织基础，我们首先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当时，由我公开作了建团动员报告。没想到，立即出现了要求入团的热潮，报名者不下百人，许多三、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也要求加入青年团。这些中年人有些是党组织的发展对象，为了便于培养，也就破例地个别被吸收入团。这恐怕是共青团历史上少有的事，也是特殊地区的特殊情况。
我在专署公开讲党课，固定每星期6一次，欢迎自愿听课，组织学习党章，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提高少数民族同志对党的认识。这当然是为了培养党员，同时也是扩大党的影响，在群众中普及党的知识。
本着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我们在哈萨克族干部中，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这时，专员帕提汗，骑兵团长巴达里汗，也都积极要求入党。巴达里汗让母亲把家里的羊群分了一部分给贫苦牧民，还对其他人讲：“希望杨烈光先生了解我的财产，不要因此而妨碍了我的政治前途。”对于这两位哈萨克族上层人士、阿山军政领导人的进步表现和入党要求，我专门用文电请示了新疆分局和王震、徐立清首长。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我们特别加强了对这两位同志的培养。不久，帕提汗和巴达里汗，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8月，新疆分局为了组建阿山委和承化（阿勒泰）县委，派来了十二名汉族地方干部，同时也正式批准由我担任地委书记，组成中共阿山地委。
1950年10月下旬的一天，公开举行中国共产党阿山地方委员会成立大会，邀请各团体和各界代表参加。专署、驻军部队、苏联领事馆等，分别赠送锦旗祝贺。我们请来了骑兵团的铜管乐队，演奏了国际歌和国歌，在庄严而热烈的气氛中，中共阿山地委宣告诞生。“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响遍了阿尔泰群山。
草原新生
阿勒泰辽阔的地域，分散居住着游牧的哈萨克民族，保持着古老的氏族部落制。民国以后，逐渐设置了阿山七县，即：承化（阿勒泰）、布尔津、吉木乃、哈巴河、福海、富蕴、青河。但各县只有一个简陋的县政府，县以下仍为部落，所有民事、刑事、税收、差役等一切民政事务，均由部落头人掌管。每个部落设一乡约，代头人奔走和料理事务，既是差官又是差役。“三区”革命建立政权，也只是专、县两级，县以下没有基层行政机构，仍然沿袭部落头人制和乡约制。
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种部落制显然不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革。为了帮助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翻身，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便于推行政令，组织领导发展牧区经济，必须尽快建立区乡基层政权，取代原始而落后的氏族部落制。
那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干部。上级只能调派少数汉族干部，主要用于充实地委和组建各县县委，所需大量少数民族干部，只能由当地培养。地委组建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招收哈萨克族知识青年，经过短期培训，输送到各地去工作，主要是用于建立区乡政权。干训班很快就成立并开学了，哈族青年报名很踊跃，经过了一定的选拔，比较注意家庭出身，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教员由地委干部兼任。除了讲授党的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也讲授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那时，新疆分局有规定，对少数民族不要讲社会发展简史，即历史唯物主义，以避免与其宗教信仰相左。如果少数民族主动提间，可以给予正确回答，但不要求其一定要接受。有许多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经常提出“猴子变人”的问题，我们就在上述范围内，宣讲进化论和阶级论。但对要求入党的同志，那就得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放弃其宗教信仰。那时学习条件很差，吃、住都很困难，翻译人员更缺。但是，参加学习的哈萨克青年热情很高，都怀有建设社会主义新阿山的强烈愿望，许多学员在干训班加入了青年团。干训班培养了一百多名哈萨克族青年干部，成为阿山地区最早的骨干，其中大多数都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那时在阿山开展各项工作，都是通过民主协商。建立区乡政权也是如此，所以叫民主建政。1950年冬天，召开了牧区代表会议，邀请各部落头人和宗教人士参加，民主协商建政工作。向他们晓以大义，说明建立区乡政权是为了健全社会组织，适应现代政治形势，便于发展牧区的经济、文化事业，为哈萨克族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由于耐心细致的工作，取得了社会上层人士的支持，免除了种种阻力，比较顺利地建立了区乡政权，区乡领导基本上是由干训班结业的哈萨克族学员担任，从此结束了千百年来的氏族部落制。
这是阿勒泰哈萨克社会的一次飞跃。长期受奴役的哈萨克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直接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实现了人民民主和民族平等。党的光辉洒遍了阿勒泰草原。
休养生息
1951年，在中共新疆分局的统一部署之下，新疆农村全面展开了减租反霸，继而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这是中国农村的一场伟大革命，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阿勒泰地区同样面对着这一历史任务。
我们在几个县做了一些调查，情况实在令人感到惊异。整个阿山地区，只发现红墩、琼库尔等个别地方有少数汉族和俄罗斯人自耕自种少量土地，耕作也很粗放，收成甚微。其它有些地方的哈萨克人每年牲畜转场之前在近山地方稀稀落落地撒播一些籽种，人畜全部去了山区夏牧场，作物听其生长，无人加以管理；秋后游牧归来，有收无收，收多收少，全靠大自然的赐予。全地区基本上属于游牧经济，几乎没有农业，也就没有地主、富农和出租土地的情况。加之多年来战乱频繁，民生凋敞。全区所需口粮多由塔城购进，或从苏联进口。哈萨克人的生活习惯，本以肉奶为主，晚餐应该是丰盛的。但是，连年战乱，使群众赖以生存的牲畜递减到难以为继的程度。据1950年的牧税统计，阿山地区共有各类存栏牲畜（马、牛、羊、驼）约40万头，平均每人只有四五头。粮食缺乏，肉已鲜见，奶亦有限。多数人家的晚餐，只有一壶淡淡的奶茶，拌以少量的小米，反复浸泡啜饮。大多数哈萨克牧民贫病交加，面有饥色，衣衫褴褛，毡房破烂，大有啼饥号寒之态。所谓富牧人家，也不过略得温饱而已。至于上层头人中有无恶霸，何以为恶霸，一时很难断定，亦无具体的准绳，难以划定成分。
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当然应该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根据阿山的实际情况，我们向新疆分局作了报告，说明阿山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生产关系的现状，不具备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条件，请以免除，专事休养生息，政府给予救济，帮助牧区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消除饥饿和疾病，逐步改善哈萨克人民的生活。
新疆分局批准了我们地委的上述意见。伊犁区党委书记顿星云同志曾给我来信，嘱咐说：在阿山民族地区工作要慎重稳进，“宁右勿左”。上级党委和领导同志的指示和支持，使我头脑更加清醒，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确立了阿山地区专在休养生息的方针。
中共新疆分局、新疆军区、新疆省人民政府，对阿山地区从财力、物力、人力等各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先后派来了财经、贸易干部，派来了巡回医疗队，运来了救济物资粮食、茶叶、种籽、农具等等。
我们通过对上层人士的工作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区乡政权，动员比较富裕的牧主，拿出一部分羊只借给贫苦牧民，帮助他们度过春荒。动员牧民在可耕地里种植粮食，把国家支援的农具、种籽，贷给有种植积极性的哈萨克人民，帮助他们学习耕种。说来也是笑话：当时，我们的干部帮助哈萨克人民种地，教他们施肥，有些哈族牧民大惑不解。他们说：粮食是给人吃的，粪便那么脏，施进地里，粮食还怎么吃？这说明世代游牧的哈萨克人，对农业生产的陌生。
那时，政府的救济面很宽。因为牧民们居住异常分散，发放救济物资是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党和政府的干部，骑马奔走在整个阿勒泰的深山和草原，把粮食，茶叶、方块糖、棉布等救济物品，送到一个个阿吾勒，送进一顶顶毡房。政府的巡回医疗队，给牧民们送医上门，免费治病。流动贸易组活跃在草原上，一面收购皮毛，一而供应生活用品，等价交换，买卖公平，给群众极大方便。过去，广大牧区没有货币流通，维持原始的以物易物。牧民的产品无人收购，偶而有商人来了，多有欺骗与盘剥。传说过去有人用一盒火柴即可换得一只肥羊，哈萨克牧人上当受骗者不少。至于一块茶砖换一只羊，则被视为合理，极为普遍。
在安定团结的形势下，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很快出现了新的面貌。地委在调查研究并通过实践的基础上，制定了阿山地区发展经济的方针，即：农牧结合，以牧为主，以农养牧。并动员和帮助牧民逐步走向定居，为发展农业创造条件。至1953年，阿勒泰地区各族群众的口粮就基本上可以自给，牲畜也成倍增长。
任何事物都有比较。哈萨克人民从历史的比较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千百年来，何曾有过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又何曾有过这样的汉族干部，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各族人民服务，和哈萨克人亲如兄弟，为哈萨克人大办好事。正如哈萨克民歌所唱：“经过严冬的百灵鸟，更懂得春天的温暖。”饱经民族压迫和民族忧患的哈萨克人民，把自己纯朴、热诚的心，献给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边境摩擦
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以后，独立团便根据王震司令员下达的任务，组织部队上山挖金子。除留一个连在阿勒泰驻防之外，其它部队由肖飞团长带领，全部上山。二营开往板场沟，一营和一个军官大队，开往中蒙边境线不远的西岔河一带。那里的金矿，盛世才时期就曾开采过。我们的部队进山挖金，找了一些曾经在金矿干过活的人作向导和技术指导。同时也有一部分群众，随部队上山采金。
1951年，新疆军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独立团选出了自己的代表，携带部队生产的金子，还特意捕捞了一些额尔齐斯河的青黄鱼，准备送给我们敬爱的王震司令员。遗憾的是，王司令员去了北京。曾涤同志向王司令员报告了这一喜讯。王司令员特意来电，向独立团表示祝贺和慰问，指示把金子交给军区合作总社，并要曾涤同志请独立团的代表吃饭。
就在部队在西岔河采金期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骑兵部队突然出现，进至我红山嘴地段，驱赶在那里挖金子的我方群众，并破坏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用具。
蒙古独立以后，中蒙边境虽然未经正式划定，但按双方习惯的边界，西岔河、红山嘴位于我国境内。蒙方这一无理举动，激怒了我军指战员，一致要求还击，保卫国土。当时在板场沟挖金的一营部队，闻讯后昼夜急行军，赶至红山嘴，我军全部进入阵地。蒙方军队也做出进攻姿态。双方剑拔弩张，中间只隔着一段不足千米的洼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我得知情况之后，极力说服其他同志由于义愤而产生的急躁情绪，要求部队采取克制和忍让的态度，无论如何不准开火，派出代表与对方谈判，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群众。与此同时，立即报告新疆军区和新疆分局转报外交部。我又以阿山地区外事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外蒙科布多地方当局，派专署秘书长哈力·阿巴克携带书信，星夜飞骑直接出使科布多，与蒙方交涉，避免武装冲突。
当时我想，有关两国边界问题乃涉外大事，必须请示报告中央解决，我们不得擅自行动，此其一；其二，当时我们和蒙古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会在国际上造成混乱的影响；其三，我们是大国，蒙古是小国，更应慎重从事。因此，我形成一个明确的思想：千万不能打。可是，当时面对蒙方的无理挑衅及其蛮横行为，大多数指战员义愤填膺，主张兵戎相见。我一方面耐心说服，一方面强行制止，使部队保持克制态度，听候上级指示。
蒙军见我方的冷静与克制，也未敢轻举妄动，紧张地僵持了几天，终于取得外交解决，蒙军撤走，免除了一场武装冲突，我们的部队继续在那里采矿掏金。
今天忆及这段往事，人们可以看到，当时部队上山挖金，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保卫了国家的疆土。这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王震司令员当时派我独立团迅速进驻阿山的历史意义。
春风化雨
1951年秋末冬初，乌斯满所余残匪由其子谢尔德曼带领，窜回阿山，裹胁牧民，沿路抢劫，企图苟延残喘，继续与人民为敌。新疆军区立即组成北疆剿匪指挥部，抽调各部队组成几个支队，围剿叛匪。我独立团由阿勒泰自西向东，参加剿匪之战。
这时，经过将近两年的工作，阿山地区广大的哈萨克人民已经坚定地跟着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边，叛匪非常孤立，只能在富蕴、福海一带山区藏身。群众积极支援部队剿匪，阿勒泰在很短时间内即筹集军马千余匹，供给剿匪部队。许多哈萨克老乡，主动给部队报信，带路，充当响导，牵着骆驼为部队运送弹药。在剿匪战斗中，不仅有不少的解放军指战员光荣牺牲，许多哈萨克族群众，也被匪徒打死。我独立团副团长王金玉同志，在一次剿匪战斗中，他外出观察地形，被敌人冷枪击中，不幸牺牲。
经过军事打击之后，叛匪已逞朝不保夕之势，且又孤立无援，陷入了穷途末路。这时，我们根据新疆第二次党代会的精神，为了整个哈萨克民族的利益，开始政治攻势，争取残匪投诚归降。
开始，我们派人给谢尔德曼送去书信，说明利害关系，指明出路。经过几次书信来往，又派公安处长、哈族干部桑斯拜亲往山里，直接和谢尔德曼接触。当时带了一些粮食、茶叶，以示政府的关怀，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
我们的部队在沙尔布拉克包围了匪部，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进一步展开了政治攻势。行署副专员阿不都热合曼，学识丰富，银髯过胸，平日乘“六根棍”马车从街头经过，很受哈萨克人的尊重。他亲往沙尔布拉克阵前劝降，对谢尔德曼匪部发表讲话。他讲道：“全国都解放了，解放军无敌于天下，你们几个毛毛贼能干什么？看看阿山的新生活吧！哈萨克人应该回到自己的部落去放牧，回到民族团结的怀抱来吧！”阿不都热合曼的讲话发生了很大影响，叛匪内部发生了动摇。我们又派出代表与其正式谈判，交待政策，并陆续送去粮食，耐心地等待他们投诚归降。
谢尔德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受共产党政策的感召，终于带着他的参谋长胡尔曼等三人，来到阿勒泰专署作最后谈判。他们表示愿做共产党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但又提出一不交枪，二不分散，三要运回乌斯满的尸体。我们首先驳回了他们这三条无理要求，说明哈萨克人民有解放军保护，归降以后应该返回原藉，政府负责安置。并把谢尔德曼等人留下来，生活上给予优待，耐心地做工作，讲形势，讲政策，讲道理。谈判进行了两天两夜，谢尔德曼最后消除了疑虑，表示接受政府意见，愿意缴械投诚。当下谢尔德曼向政府献了锦旗，决定在沙尔不拉克就地缴械。
正式缴械投诚的一天，有许多哈萨克族群众围观。在沙尔布拉克的山梁上，匪众集结在一起，打着他们的旗帜，迟迟不肯缴枪。他们说：曾经对胡大起誓，人在枪在，枪上洒了羊血（盟誓的仪式和标记），不能交枪。一时有些僵持，气氛也紧张了起来。前来观看投降的老阿肯斯玛古力，这时从人群中站出来，拨响冬不拉琴弦，对天歌唱。至今还有人记得斯玛古力当时所唱的歌词大意：
鸟儿飞累了也要飞回窝巢
流浪的孩儿总要回到母亲的怀抱
做了错事的孩子啊
母亲会把你原谅
放下你那条恶魔的枪
它给草原带来了祸殃
多少父母失去可爱的儿郎
多少白骨在深山里埋葬
……
随着斯玛古力的歌声，有人缓缓地走出队伍，放下手中枪。接着，一双双手丢开了罪恶的武器，有的人在放下武器以后，当时就离开队伍，策马而去，返回自己的故乡。
投诚归降以后，谢尔德曼安排为专署畜牧科副科长。他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不断学习和进步，后来调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畜牧局副局长，一直工作到病故。他的妹妹（乌斯满之女），安排在富蕴县妇联工作。被裹胁的牧民，纷纷返回家园，由政府安置救济，发放口粮、羊只，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开始了安定的生活。
云开雾散，阳光灿烂，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
阿勒泰之春
我这篇琐碎的记叙，自定题目《初到阿山》，编辑者执意要我改作《春到阿勒泰》。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革命军人，受党和军队的委派，去执行党所赋予的任务，最早到达阿勒泰。就我个人而言，实在是不足道哉。但就那个历史时期来说，确实是阿勒泰的春天。三思之后，明白了编辑同志的用心，“恭敬不如从命”，题目即作《春到阿勒泰》。
最初进驻阿勒泰的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独立团，一部分干部奔赴抗美援朝前线，一部分干部转业地方。独立团建制编入骑兵第七师第二十八团，后来集体转业为生产兵团农十师二十八团（即今一八一团场）。许多独立团的老战士，至今仍在阿勒泰，当年的壮年小伙，今天已是儿孙绕膝的老人，成了地道的阿勒泰人。而我个人，于1955年调离阿勒泰，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回忆当初，感慨万千！
我在阿勒泰工作了五年有余，固然怀着赤诚的心，但实在是成绩寥寥，无甚作为，未能帮助哈萨克人民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今天，我翘首北望，那巍峨的阿尔泰山，似乎升起了绚丽的北极光，灿烂夺目，阿勒泰在四化建设的霞光中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