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新的征途

1949年夏，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我由晋绥调往新解放的陕西汉中地区工作。在这里，我们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正当我奔忙在秦岭汉水之间，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而工作的时候，1950年6月，突然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通知：调我去新疆，参加中苏两国合办的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的筹建工作，这使我感到意外和无比的兴奋！

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就向往着革命胜利以后能够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原因很简单，我们当初参加革命的时候就抱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我对现代化工业建设之所以更为向往，则是出于我有过一段铁路工作的经历。

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由北平至包头的平绥铁路，分别由我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各占一段，各管一段。属于晋绥边区的丰镇至桌资山一段，便由我们边区成立了平绥铁路西段管理处，我被幸运地派去担任管理处党委书记兼处长。这段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平绥铁路大同至包头段横贯我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抗战期间，我们多少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穿越铁路的时候，日冠的碉堡群，巡逻的铁甲列车，时而打着探照灯，时而以密集的火力扫射。我们必须严密警戒，火速冒险通过；有时与敌遭遇，少不了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有的同志就是在通过铁路时牺牲的。现在这段铁路则在我们自己的管理下运行，心中难免激荡起胜利的豪情。望着那巨大的火车头喷吐着云雾，鸣啸着汽笛，牵引着钢铁长龙，奔腾在崇山峻岭和平原峡谷，那种一往直前的磅礴之势，令人为之振奋。特别是对我这个出自陕北农村的人来说，从那种封闭的小农经济的乡村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环境，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从这时候起，我就更加热烈地期望着战争胜利以后能够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因此，当我接到调往新疆的通知，特别是去参加筹建中苏合营公司，将要与苏联同志一起工作的时候，说不上有多么兴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已经历过许多次工作调动，但从来没有象这次这样激动过！

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和全世界共产党人敬仰的斯大林同志会晤，两位伟大的人物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后不久，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在我国新疆联合创办中苏石油公司和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的协定。我们从报纸上得知这些消息的时候，曾令我们欢欣鼓舞，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筹建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的光荣任务，竟然落在了我的肩上。这在那个时候来说，确实是莫大的荣幸。这种心情，当代青年也许不很理解。要知道，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我们党从创建时起，就把列宁亲手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做是我们中国革命的榜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不仅是一句妇孺皆知的口号，而且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是我们的国策。正是在中苏友好和以苏联为榜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在新疆建立中苏合营两大公司的协议，也才开始了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的创建。

我被调往与苏联接壤的新疆，又是去与苏联同志一起工作，这怎能叫我不兴奋、不激动！1950年8月，我由西安登上飞机，向新疆飞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乘坐飞机，难免一种新鲜感。回想我们几十年靠两只脚板打游击，随着战争的胜利，我们接管了铁路，现在又有了飞机，这使我强烈地感到，我们开始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飞机在兰州降落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飞抵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虽然那是新疆和平解放之初，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只有半年多时间；虽然那时新疆的物质条件非常匮乏，自然环境极其艰苦；虽然那时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北疆的草原上我军追击叛匪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但是，我一踏上新疆的土地，就感到生产建设的热潮在新疆的大地上滚动。

当时主持新疆工作的王震同志，高瞻远瞩，雄图大略，他在率军进疆之前，就已构想着开发建设新疆的蓝图。进疆以后，在王震司令员的感召和指挥下，驻疆部队在天山南北展开了大生产运动，开始了变戈壁为绿洲的艰苦战斗。在乌鲁木齐，王震同志亲自部署，开始筹建新疆第一批工厂：乌拉泊水电站、六道湾煤矿、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等等。人们兴致勃勃地互相传告：某处蕴藏着丰富的煤矿，某处遍地是黄金宝石，某处的石油从地下往上冒..人们高唱着“我们新疆好地方..金银煤铁遍地藏..”一支支部队开赴各个建设工地；一批批干部从内地来到新疆。

我就县在这最初的建设热潮中来到了新疆。我们同机到达的几个干部，集体住宿在“西大楼”（现自治区党委礼堂）的地板上。辛兰亭同志（当时任新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带我去见新疆分局书记兼财委主任王震同志。这是我第一次面见王震同志。对他的赫赫战功和革命精神，早在陕甘宁边区的时候就非常仰慕，现在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感到十分幸运。第一次见面，王震同志就热情地鼓励我“好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为开发建设新疆做出贡献。”

我们的任务是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矿产。说老实话，那时对什么是有色和稀有金属，我也搞不大清楚，以为我们是生产黄金呢！其实，我们根本不是采金，而是开采世界上稀有的具有特殊用途的金属矿产，属于战略物资，比黄金更为贵重。这使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神秘感和光荣感，因而也就更加神往。我在乌鲁木齐只做了短暂停留，便奔赴祖国的西睡边城伊宁市。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总经理部将设在这里。我们和苏方人员一起，共同开始了筹建工作。

在中苏合营的年月里

中苏合营的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自1951年1月1日正式开始营业，至1955年1月1日终止，历时整四年。将这个建国之初的中外合营企业作一些介绍，对于今人和后人，也许并非无益。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1950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协议，这个公司按平权合股的原则组建，公司所设股份双方各占50％。我国主要是把划定的勘探和开采矿产的地段、工业和民用建筑所需的土木材料以及建筑行业的劳务作价入股；苏联则是以机械设备、器材、运输工具等作价入股。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下进行活动，在规定的地段内勘探、开采、冶炼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向中国政府缴纳税金；利润除提取10％做为公司公积金外，其余由中苏双方平均分配。双方协商制定了公司组织章程。按此章程规定，公司的组织机构是股东大会——管理委员会——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每年最少举行一次会议。管理委员会是股东大会休会期间的领导机构，由中苏双方各三名委员共同组成，须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管理委员会委任，领导公司的一切日常工作。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委员以及总经理、副总经理的任期均规定为三年；正、副职由双方轮流担任，每三年对换一次。第一届管理委员会的中方委员是哈克木拜考夫·卡尤木拜克、阿里米·白拉提、黄沙等三人；苏方委员是谢诺夫、潘克拉托夫、斯米尔诺夫等三人。总经理由苏方的什玛诺夫担任，我任副总经理。

总公司开始设在伊犁。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50年12月10日在伊宁市举行“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成立大会，宣布自1951年1月1日起开始业务活动。在公司成立的同时，组建了阿山矿管处，这是公司成立初期所属的唯一一个独立的生产企业。

1952年夏季，总公司由伊犁迁到乌鲁木齐，设在明园。那时的明园建筑规模不算很大，俄罗斯建筑风格的楼房，铁皮屋顶或红成绿，掩映在树木丛中，倒也显得别致，为乌鲁木齐城市增添了一丝风采。在总公司迁到乌鲁木齐的同时，又组建了可可托海矿管处、喀什矿管处、阿勒泰矿、卡山奇矿、伊犁地质勘探队等企事业单位，公司规模有了较大发展，生产建设全面展开。产品除了铍、锂、钽铌等稀有金属之外，还开采铅、锌矿等有色金属。此外，在伊犁开采重晶石，解决了新疆石油钻井的需要（在此之前，重晶石由苏联进口）。到1952年底，全公司职工总数已发展到6500多人，较1951年增长了一倍多。

公司是中苏两国合营的企业，其行政、业务、生产、技术等按公司组织章程统一由公司管理，但公司内部党的组织和政治思想工作，则由中苏双方各自独立进行。公司成立不久，早在1950年春季，经新疆分局批准，我们就成立了中共新疆有色公司委员会，由我担任党委书记，直属新疆分局领导。我们逐步健全了各级党组织，接着又建立了工会和青年团组织，积极展开了各项活动。那时为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也组织了“斯达哈诺夫运动”，即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由于党、团、工会组织的建立，使公司内的中方职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技术素质；同时在一个两国合营的企业内，使我方的职工队伍和各项工作有了领导核心，形成了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组织工作体制。

公司成立以后，苏方进行工作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他们的于部配备齐全，不仅懂生产技术，懂经营管理，而且对新疆的地质资源、交通地理、社会情况等比我们更为了解。苏联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曾多次派出地质考查队和勘探队，在我国新疆的阿勒泰、伊犁、喀什等地区进行普查勘探，并开采过稀有金属。而我们在建国之初，不仅干部不足，到1952年10月，中方干部仅40余人，而且包括我这个副总经理在内，都是刚从部队或党政部门调来，多数同志不懂业务技术。所以，虽然公司组织章程规定，各级管理于部由双方对等配备，一切业务由双方人员共同处理，但在公司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实际上是由苏方人员负责处理业务，我方人员只能边工作边学习。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尽快健全我们自己的干部队伍。关于干部问题，我始终忘记不了当时在王震同志的统一领导下，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在当时整个新疆都缺干部的情况下，分局和军区从各地区、各部队抽调了一部分干部，充实到我们公司的各级领导岗位。军区还把参谋训练大队和第二步兵学校的学员100多人转业到公司，俄文学校毕业的学员也优先分配给我们公司。与此同时，中央重工业部从1951年始，陆续从内地各企业中抽调了一些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大专毕业生来增强公司的技术力量。那时，无论是从哪个方面调来的干部都充满了建设热情，不畏艰难困苦，不计个人得失，愉快地奔赴矿山第一线。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大多都首先在基层当一段普通工人，经过顶班劳动的锻炼，然后才分配技术工作。他们长期在偏远矿山工作，为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的开发建设，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有的同志已经长眠在崇山峻岭之中。更有不少五十年代初期分配到矿山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至今仍然坚持在矿山第一线，并在那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成为那里的永久居民。

在中苏合营时期，我们不仅抓紧配备我方干部，更重视提高我方干部工人的科学文化与业务技术水平。我们把中苏合营企业看做是培养各族干部和工人的学校，不仅要适应眼前实际工作的需要，更要为长远和全局着想，为公司过渡到独立经营做好准备，争取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培养和输送干部。为此，1952年我们就决定，每年选派25名留学生赴苏联学习，每期学制5年（实际选派了二期共50名，后来就中断了）。1953年，公司在乌鲁木齐创办了新疆第一所矿冶技术学校，设置采矿、选矿、地质、机电等专业，全部采用苏联的教学标准、教材和方法。专业课聘请苏联教师，用俄语授课。这所学校为公司培养技术人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发展为新疆矿冶学院（即今新疆工学院），纳入了国家教育体制。

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举办短期训练班之外，更大量更普遍的还是在实践中边工作边学习，特别是向苏方人员学习。当时公司的一切文书和会议，都规定使用中、俄两种语言文字。而那时又主要由苏方人员管理业务，有些基层单位因为缺少翻译人员，只能以俄文办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语言不通是个极大的障碍。为此，公司干部都十分重视俄文俄语的学习。我这个连文化都没有学好的人，也不得不在学俄语上下功夫。好在那时还年轻，死记硬背，总算能用半生不熟的俄语，和苏方人员在工作和生活上直接交流了。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我方干部和技术力量不断加强，业务能力也有较快的提高。在公司各级领导和业务、技术岗位上，我方人员的作用日益显得重要，逐渐扭转了公司成立初期那种只能依赖苏方的被动局面。

由于新疆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地理交通条件，阿山矿区所需的生产物资及部份生活物资，主要依靠苏联供应。额尔齐斯河是进出口主要通道。每年夏秋通航季节，苏联轮船将一年所需物资溯水而上运至布尔津靠岸，返航时载走当年生产的稀有金属矿石。由布尔津至矿区的转运任务，则主要依靠我方承担。矿山都在高寒山区，没有正式公路，常遇暴风雪袭击。有些矿点一年中有半年大雪封山，交通断绝。要将半年所需物资赶在封山前抢运到矿点储备，因此，运输任务非常繁重，非常艰险。如从布尔津至可可托海，全程320公里，现在大半天可以赶到，那时却要行驶几天。我们公司的运输力量不足，王震同志对此非常关心，指示军区运输部队经常为矿山无代价地运送粮食和生产物资。当时军区主管运输部队的陈实同志调配了一个汽车连常驻布尔津，专门为公司所属矿山转运物资。这个汽车连在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长期与狂风暴雪搏斗，许多战士冻坏了手脚，完成了运输任务。1953年元月初，他们往可可托海运送粮食，路遇暴风雪，车辆几乎被大雪淹埋，寸步不能动，车门也打不开，战士们在车上困守了三天三夜。公司派出直升飞机寻找，用机械开路，终于把粮食运到了矿山。这个汽车连后来集体转业到矿务局，为矿山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苏两国联合创办的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明文规定是平等互利的，对于中苏双方都有实际利益。但在那个年代，宣传上总是强调苏联的“无私援助”。事实上，苏方在公司经营中，对于他们本国的利益抠得很紧，计算的非常精明。从企业的经济规律来说，这也无可非议。不过，他们有些人那种以大国自居的情绪，确也常有流露。但是，苏方的广大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公司的建设和发展，对我方人员从业务技术方面的培养和帮助，却是真诚的，尽了很大的努力，这是我们应当感谢的。同样，我党、我军和各级政府对公司提供的无代价援助也是不少的。在公司内部，中苏双方干部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情谊，更是令人难忘。

1954年9月，根据公司组织章程中关于领导干部正、副职务三年轮换的规定，我由副总经理改任总经理；原苏方总经理沃斯克列辛斯基改任副总经理。在此之前，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在北京进行了变更，中方由高扬文、辛兰亭、田风等三同志担任委员；苏方委员是巴格洛夫、比留科夫、弗多洛夫三人。

在领导人员互换后不久，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苏联撤出合营公司，苏方股份移交我国。之后，中苏合营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管理委员会和特别股东大会于12月28日通过了有关移交的几项决议。12月30日，公司在乌鲁木齐举行苏联股份移交我国庆祝大会，宣布中苏合营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自1955年1月1日结束业务活动。我国重工业部副部长赖际发、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王恩茂，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卡赞斯基，分别在大会上讲话，一致肯定并赞扬了双方四年来合作取得的成绩。

中苏合营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结束，距今三十多年了。在我们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引进邻国苏联的物质和技术力量，在边远落后的新疆，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迅速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较为现代化的有色及稀有金属矿山生产体系，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培养了大批管理干部、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为我们后来能够独立经营奠定了物质基础。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尽管中苏关系后来发生了世人皆知的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中苏合营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是我们建国之初最早对外开放的一种积极措施，是双方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那些和我们共事四年的苏联朋友，尽管当时有过争执，各自为了本国的利益发生过矛盾，但我们在那种艰苦条件下共同创业，共同工作与生活，从而形成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却永远铭记在彼此的心间。

曲折的路

苏联突然退出合营，在当时，我们缺乏思想准备。但在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关心下，我们很快采取应变措施，立即选拔了一批干部接替苏方人员的岗位，并以聘用形式留下了五十余名苏联专家为顾问，很快就稳定了局面。经过一番调整，公司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新疆有色金属公司”，为中央直属企业，受部、省（那时新疆尚未成立自治区）双重领导，并于中苏合营公司结束的同一天（即1955年1月1日）开始业务活动。因此，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停止，在正常的情况下完成了移交。新疆的有色金属工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这时，公司的摊子已经很大，战线也拉得比较长，矿山分布在南北疆的偏远山区。有些人担心，怀疑我们能不能管好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在此交替的过程中，固然有不少困难，但我们已经有四年的实践经验，培养了自己的干部，形成了一支素质良好的职工队伍；苏方撤走之后，一切都按我国企业的办法管理，许多方面倒比合营时期顺手得多了，既没有依赖，又没有束缚，可以放开手脚地工作，工作效率也有提高，公司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

从1955年到1957年，这是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稳步发展的阶段，也可以说是较好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可可托海建成了露天采矿场，改地下采掘为露天采矿，使用大型机械生产，大大增加了开采量，降低了成本，改善了劳动条件。并先后开始兴建可可托海水电站，试验性的稀有金属机选厂、乌鲁木齐锂盐厂、以及喀什粗铅冶炼厂，使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全公司总产值、主要产品产量、经营利润均逐年增长。至1957年，主要产品产量和中苏合营时期的1954年比较，铍、锂精矿增长了1倍，铅、锌精矿增长了4倍，地质勘探投资总额增长了2.4倍，公司的生产水平和企业素质都在稳步提高。有色及稀有金属矿产品那时全部出口苏联，经济效益有了提高，为国家换取了外汇。事实证明，我们独立经营较之中苏合营时期，企业更加发展了，生产技术水平更加提高了。

1958年，我国开始了“大跃进”，全国大炼钢铁。新自治区为了全力保钢，于1958年底将有色金属公司和八一钢铁厂等冶金企业合并，成立新疆冶金工业管理局。从此，投资方向，工作重点，大部转移到钢铁生产方面。虽然主观上仍想使有色金属工业继续扩大发展，但是，以有限的物力、财力保钢尚感不足，何谈兼顾其它。新疆的有色金属工业，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但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新疆的有色和稀有金属生产，从1958年到1961年间，仍然保持了一段旺盛的活力，为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那是中苏两国关系彻底破裂之后，苏联政府逼迫我国还债；我国政府和人民不畏强权，决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还清外债，国家要求新疆大量生产铍、锂等稀有金属对苏出口。那时，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矿区的职工们，在极度困难的生活条件下，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尊感，真正是勒紧了裤腰带，每天在风雪中坚持10余小时的劳动，全力以赴保出口，终于完成了国家下达的任务，为还清苏联债务做出了努力。那时，苏联正在大力发展原子工业与核武器，对铍、锂等稀有金属的需求量很大很迫切。我国在还清债务之后，于1962年底停止了对苏出口。

由于“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失调，国家实行调整政策，缩短战线。受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新疆有色金属工业趋于“下马”之势。南疆各矿全部关停，人员精简或外调，所有固定资产移交所在地专、州政府。北疆阿山各矿，大幅度精简人员，压缩生产规模，仅保留了少量的稀有金属生产，为我国自制原子武器提供必不可缺的铍、锂原料。虽然产量有限，却为我国卫星上天，氢弹爆炸，尖端科技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尔后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因为有过一段中苏合营的历史，便成为“修正主义的典型”，全公司自我而始，一大批老同志和知识分子，倍受凌辱，历尽种种磨难。长达十年的大动乱，更使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长期停顿，技术力量外流，生产下降，消耗与消费却急剧增长，致使长期亏损，长时期里守着富有的聚宝盆，过着贫困拮据的穷日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四化”建设的兴起，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获得了新的生机。特别是近几年来，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新疆有色金属工业从封闭状态中脱颖而出，由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开放型发展，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在“推广稀有，大搞有色”的方针指引下，增加了产品品种，扩大了国内外销售市场，为新疆有色金属工业的大发展闯出了新路，出现了开拓前进的新形势。

新疆有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为世人所瞩目。稀有金属矿绿柱石、锂辉石、铬铁矿等的储藏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甚至是世界罕见。近年来发现并正在建设的喀拉通克铜镍矿，将是一个新的起飞点。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自治区发展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这里是英雄用武之地。

新疆有色金属公司担负着开发建设新疆的重任。过去三十多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发展缓慢，但毕竟是经营了三十多年的老企业，经过艰苦创业和长期奋斗，建成了完整的采、选、冶生产体系和包括地质勘探、科研设计、建筑安装、供销运输等完整的保障体系，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联合企业。特别是形成了一支素质良好的有色金属产业大军，培养了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他们热爱新疆、扎根边疆矿山，愿为有色金属工业献身。三十多年的历程，在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为新疆有色金属工业的大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和思想基础。我们这些早来的人，现已两鬓斑白。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有科学知识，又有实践经验，成为开发建设新疆的生力军和带头人。喜看后继有人，新疆的有色及稀有金属工业，必将迅速发展，前途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