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新疆。新疆是我战斗过的地方。巍巍天山的脚下，埋着我亲密战友的忠骨；广阔的准噶尔盆地的沃土中洒下了我和战友们劳动的汗水。我爱新疆，爱祖国那块辽阔富饶的宝地，爱那里善良、勇敢的各族人民。
1952年，我奉命组建西北空军调离新疆，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是，三十多年来。我仍时时刻刻怀念着在新疆战斗过的日日夜夜，关注着新疆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为撰写革命回忆录《战斗在大西北》，多次回到新疆，耳闻目睹了新疆三十多年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我看到乌鲁木齐一座座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郊区石化厂一座座炼塔高耸入云，天山毛纺厂的精美羊毛织品琳琅满目..特别是看到那些漫步在整洁宽阔的柏油马路上的人们的一张张幸福笑脸，我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和激动。因为，我想，眼前这兴旺发达的繁荣景象和人们美好安定的生活，不正是三十多年前，我和战友们为之流血流汗所追求的嘛！当然，不能说新疆现在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与内地先进省区比，新疆在一些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新疆的人们，在四化征途上，仍任重道远。但是，与三十多年前我率部队进疆时比，它的确是换了人间。
1949年10月，六军奉命在彭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指挥下，进军新疆。进疆后，我除任六军军长外，还兼任了北疆区党委书记，北疆军区司令员，和北疆剿匪前线指挥，任务非常繁重，工作十分紧张。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又是和平解放的，社会情况很复杂。彭总早在部队进疆之前就指出：“少数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一个突出的问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是战时的需要，而且也是战后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建设大西北，使大西北繁荣昌盛的需要。”所以，我们进疆后工作特别谨慎，始终坚持“任务服从政策”的原则。无论什么工作，首先都要从团结各族人民群众，维护各族人民最大利益出发，多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
部队一进驻指定防区，我们即发出指示，要求部队除抓紧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军事行动外，还要大力进行政策教育，特别是民族政策教育，要求部队为各族人民做好事。根据这些指示，部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和开荒生产准备工作。我们从各部队抽调出一千余名干部，经过短期训练，组成工作队，开始在迪化、哈密、焉耆等地的城乡发动群众，着手进行建党建政工作。我们组成了以张世功同志为书记的中共迪化地区委员会，以关盛志同志为书记的中共哈密地区委员会和以熊晃同志为书记的焉耆地区委员会，领导这三个地区的建党建政工作。王季龙、鱼正东等同志带领一批政工干部到新整编的二十六师和骑七师，着手对起义部队进行教育和改建工作。
各方面的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社会秩序逐渐稳定。
正当我们各项工作刚刚安排就绪，工作初步展开的时候，1950年2月，政治土匪乌斯满和尧罗博斯，秉承前美国驻迪化副总领事马克南的旨意，欺骗裹胁了两万余哈萨克族牧民发动了武装叛乱；三月，骑七师的十一个连、一个队、一个排共1930余人，在昌吉、阜康、木垒河等地兵变。一时间，北疆地区情势严重。为了保卫新疆的和平与安定，保护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我们迅速集结部队主力，在二军的有力配合下，投入了艰苦的剿匪战斗。
匪徒们发动武装叛乱的政治目的，是妄图分裂祖国统一，赶走解放军，复辟反动统治。他们打算以巴里坤为基地，东向哈密切断我军与内地的联系；西面控制木垒、奇台、吉木萨尔、阜康一带。然后里应外合，夺取省会迪化。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此情，立即委任乌斯满为“新疆反共司令”，封尧罗博斯为未来的“哈密王”。匪徒们到处散布谣言说：“解放军被乌斯满打败了”、“解放军很快就要撤出新疆，”“新疆的天下还是国民党的”。他们公开杀人放火，抢劫财物，挑拨民族关系，造谣说“解放军要杀哈萨克”。匪徒们十分嚣张，情况危急。这时，王震司令员来到我们指挥部，和我们一起研究剿匪的作战方案。他指示我们：要首先将窜犯奇台东北牧场的叛匪予以歼灭，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粉碎他们侵占迪化的阴谋。但是，要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要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哈萨克族贫苦牧民和各族人民。我们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组成东西两路剿匪大军。胜利捷报首先从西线传出。十七师副师长袁学凯同志率部队在阜康只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就全歼了骑七师以反动军官马占林、冶生林为首的四百余名叛军。马占林被生擒，冶生林被击毙。我们乘胜组织东西两路部队，冒着狂风暴雪，奇袭红柳峡，直捣乌斯满的匪巢。
剿匪战斗历时一年多，经过大小战斗一百二十余次，彻底消灭了叛匪。匪首乌斯满被我军擒获，于1952年春公审处决。
剿匪的胜利赢得了和平与安宁。这胜利来之不易，为了它许多同志献出了生命，洒下了热血。我亲密的战友，十六师副师长罗少伟就是在这次剿匪战斗中牺牲的许许多多的烈士中的一位。
伴随着剿匪战斗的节节胜利，我们在地方上的建党建政工作和减租反霸斗争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新疆局势日益稳定。我们遵循彭总扎根边疆、保卫边疆的指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运动。为了解决春耕用水问题，1950年春，我们将一部分主力部队布置在东起哈密绿洲西至伊犁河畔的一线，摆开了修渠大会战的战场。十七师在迪化修和平渠，十六师在哈密修红星渠。这两支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场上协调作战，并肩消灭敌人的兄弟部队，在修渠大生产的战场上，又在比高低，争为新疆人民做贡献。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委张世功都和战士们一起参加修渠劳动。十六师师长吴宗先，政委关盛志，在修渠劳动中，更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
在迪化拉片石的场面最为红火壮观。成千上万的于部、战士，拉着装满片石的爬犁，穿街过巷、踏着冰雪，奋力前进。我和张贤约政委带领军直属队和教导团全体同志也加入了这支劳动大军。大家一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十足。人们发现，在这浩浩荡荡的人流中，王震司令员也和战士一样，躬着腰，流着汗，胡子上挂着冰霜，拉着爬犁健步迈进。迪化市的居民们被这场面感动了，他们拿出热馕，捧出奶茶慰劳亲人。他们开始时，大惑不解地说：“解放军怎么还修渠种地？”但很快就认识到：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全心全意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的军队！
经过两年艰苦奋战，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和新疆军区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大力支援下，我们和二军、五军团结战斗，建成了新疆第一批水渠，第一批军垦农场，为新疆工农业的发展莫定了基础。
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疆的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各族人民的团结日益加强，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作为一个曾经在新疆战斗过的老战士，我衷心祝愿新疆建设得更美丽、更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