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当《丝绸之路艺术研究》落下最后一个字符时，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但并未有如释重负的快感，心里反而觉得沉甸甸的。40多万字，对于“快手”来说也许并不算什么，但对于我来说，几乎掏尽了我多年的积累，也耗尽了心智和体力。在一个人气浮躁、急功近利的环境中，甘于寂寞、甘心坐冷板凳神游于丝绸之路艺术的妙境中勾勒出它的清晰轮廓并作深层求解，毕竟不像天马行空那样轻松自如。如果只是因循守旧，泛泛而论，耗去的可能只是体力，而一旦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新变，并在跨文化、跨学科的视野中审视西域艺术时，耗去的不仅仅是体力，而是心智了。著述时的这个初衷是否达到了，只有读者去评判了。

在撰写《丝绸之路艺术研究》时有意犹未尽之感，这除了新疆考古发现有待提供更多的物证以及古代文献佐证外，更重要的是我在对丝绸之路中段的西域艺术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时还未达到游刃有余的境界。但令我不悔的是，在撰写中进行的这种有益尝试，毕竟开阔了眼界，提升了学识和学术水准。“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文心雕龙·神思》），永远是我在学术研究中追求的最高境界。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研究领域，前贤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考古发掘、历史钩沉、资料搜集、田野调查、专题研究，这无疑对《丝绸之路艺术研究》的撰写有启神益智的作用。如果说我在这一研究领域还有那么一点建树的话，那完全是站在前贤们肩上继续前行的结果。

我本人是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从盛京西迁至伊犁屯垦戍边的锡伯人的后裔，生于斯长于斯，在与新疆各民族的长期接触和交往中，对他们的文化艺术有了更多的感性体验。这种感性体验一旦和理性认识相契合，就成了研究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的无穷无尽的动力。我应该感谢孕育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的新疆大地，更应该感谢创造丝绸之路西域文化艺术的各族人民。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我对丝绸之路中段西域艺术的研究，还受益于新疆丰厚的文物资源，楼兰故城、尼雅遗址、龟兹故城、高昌交河故城等丝绸之路上的遗迹，以及出土的众多流光溢彩的精美艺术品都使我怦然心动，神游于丝绸之路艺术殿堂之中，成了我研究西域文化艺术的直接动因。

《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再版时对个别内容进行了增删和文字上的润色，并在原有图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百余幅图版，以求图文并茂。《丝绸之路艺术研究》在撰写、初版和再版时承蒙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文化厅、新疆人民出版社专家、学者、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仲高

2009年1月16日修改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