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域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

本书提及的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具体的是指位居丝绸之路中段，即古代西域（今中国新疆）境内维吾尔、哈萨克等现代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从横贯亚欧大陆的整个丝绸之路的更为科学的研究角度看，它只是局部、区域性的民族民间文学，但由于居于重要的东西方文化的枢纽地位，它的民族民间文学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大有研究考察的必要。

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①是一种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民间文学。其范围和对象主要是指今新疆境内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自古至今创作、承传的口头文学作品，主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民间歌谣、谚语谜语等。这些来自各少数民族民间以口头说唱形式代代承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是丝路多民族口头创作和承传文学的总汇，是丝路现存文学的源头，是西域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母体。是自从有了作家文学以来与其并行的一种文学。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以其丰富齐全的艺术种类，独特迷人的思想艺术价值以及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整个丝路文学，乃至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这是其他任何文学都无法替代的。

在西域自从有了民族活动以来便产生了口传的民间文学。这种文学除了与后世产生的民族作家文学具有共同的文学性质外，还具备有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特质。现将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分述如下：

民族性

鲜明的民族性。这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首先具备的基本特征。在西域，丝绸之路中段，自古以来聚居着众多的民族。他们演变为今天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回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满族、锡伯族等。这些民族以其各自独特的民族历史传统和生产生活方式给世代口传的民间文学赋予了特殊的表现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民族正是从他们祖辈传下来的这些“口传历史”来了解和认同着自己的历史和今天。如，维吾尔族古老的传说《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哈萨克族魔法故事《骑黄骠马的坎德拜》、锡伯族的叙事长诗《迁徙歌》等，这些作品都以其鲜明的民族性记载着并向后人诉说着自己的历史和民族的著名英雄。在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中，富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习俗风情是展示其民族性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民族不同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道德观念、节庆仪式、服饰饮食的殊风异俗，是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大多都在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如，塔吉克族在婚礼上“向火倒油”的习俗和在丧葬中点灯守灵的习俗，表现出拜火教的某些遗迹。这些，在其古老的神话《光明与黑暗》、《祖哈克与魔鬼》中有所记载；乌孜别克族祈求降雨的习俗在其流传甚广的民间歌谣《求雨歌》中有着生动形象的描述。如此等等的习俗描写，在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无不闪烁着民族的习俗文化的光辉。民族历史著名人物的塑造和民族性格的刻画，大约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显示其民族性最重要最深刻的主题内容了。纵览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几乎每个民族都以不同文学形式歌颂着自己民族的著名人物和英雄人物。在柯尔克孜英雄史诗《玛纳斯》中，玛纳斯家族的八代英雄神勇过人，在血与火的厮杀征战中建功立业，赢得柯尔克孜民族的认同和尊敬；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热情歌颂了江格尔这位民族英雄带领6012名勇士，驰骋草原，征战南北，保卫了“宝木巴”这座蒙古族人民理想的天堂；此外，如维吾尔族传说《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中的乌古斯王，《阿凡提的故事》中的机智人物阿凡提，哈萨克族史诗《阿勒帕梅斯》中的阿勒帕梅斯，叙事长诗《萨巴拉克》中的阿布赉汗，塔吉克族“鲁斯塔木神话”中的英雄鲁斯塔木，叙事长诗《不死的库尔恰克》中的库尔恰克，回族民间叙事诗《歌唱英雄白彦虎》中的白彦虎等，这些人物长期流传在丝路各民族生活中，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英雄人物所以能赢得各民族人民的尊敬和称颂，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显示出来的民族性格代表着本民族特殊的心理、气质和感情，体现着民族传统的精神和品格。如《玛纳斯》，史诗对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悲壮生命历程传奇般的描写，无不体现出柯尔克孜民族对英雄崇拜的全部民族感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弥漫着原始野性氛围的氏族部落生活的历史变迁中，玛纳斯和他的儿孙们以其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热情奔放的生命力的亢奋，反抗异族压迫，求取民族生存，使得这部英雄史诗涌动着古代西域社会和柯尔克孜族民族历史血脉的热浪，在草原文化孕育的“英雄文化”的悲壮格调中应和着柯尔克孜民族崇尚勇武、渴慕英雄、以武力建功立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品格。丝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各民族语言的运用上。语言是民族形式第一要素和重要标志。作为语言艺术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其创作者往往是通过民族的口头语言这一工具去表现民族历史生活，刻画民族性格，去制约民族的审美形式。在西域十多个民族中，除回族等使用汉族语言外，其他民族都有本民族语言和文字。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在以口传为主要流传方式的民族民间文学中显得尤为重要。民族语言中的口语、词汇、语言表达方式、语体风格等，直接影响到民间文学作品的民族风格的浓淡和民族特色的隐显。如，被称为“语言智慧的花朵”的丝路民族谚语。由于语言的差异，使其各民族谚语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具有浓烈的民族性。以哈萨克民间谚语为例。由于它是用哈萨克语言创作的，它的种种特点就要受到哈萨克语自身特点和规律的制约。在哈萨克语言中有大量丰富的与牧业生活特点相关的词汇，在词义上具有简单概括的特点，且有转义、多义、引申义等词汇特性，在句中常存在语法成分相互颠倒的情况，以上这些哈萨克语言的特点和优势直接影响着谚语的创作和流传，形成了哈萨克谚语大多表现民族的游牧生活，形象、质朴、精练以及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民族特色。最后，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还表现在各民族不同的流传方式和演唱形式上。以民歌为例。丝路少数民族民歌的民间传唱形式多种多样，各具魅力。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演唱会。回族的“漫花儿”，锡伯族的“舞春”，蒙古族的“那达慕”会上的“宴歌”、“酒歌”，达斡尔族的“大奥”歌舞等。这些民族在民歌演唱中虽具有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的基本特征，但在各民族民歌手（维吾尔族的热瓦甫歌手和都塔尔歌手、哈萨克族的阿肯、柯尔克孜族的额尔奇、蒙古族的马头琴歌手、回族的花儿歌手、锡伯族的唱书人等）在民族乐器伴奏声中运用自己民族的音乐形式和舞蹈形式演唱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文化气氛。正是这种鲜明独特的民族性，使各民族民歌以各自不同的形式顽强地存活着，自古一直延续至今。

复杂性

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西域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在发展中不断变异导致民间文学创作和流传过程中的复杂化，主要体现在民族战争和民族迁徙、民族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衍变上。如果翻开西域民族历史就会看到，氏族部落、民族间的战争连绵不断，这里包括反抗异族侵略求取民族生存的反侵略战争，也包括为使民族发展，争夺土地和财富，南征北战的掠夺、兼并战争。由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的迫使以及某种政治历史社会的缘故，还有些民族历经艰辛，长途跋涉，进行了民族大迁徙。这种民族大征战、大迁徙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得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在面临民族劫难的生死存亡关头应运而生并在一定程度上殊异于过去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即是很好的例证。在西域历史上，血与火的征战始终伴随着柯尔克孜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诗《玛纳斯》中所蕴涵的深沉悲壮的民族感情，所迸射出来的英雄主义火花无一不寄寓在柯尔克孜民族大征战、大迁徙的历史土壤中。值得指出的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发展到“玛纳斯时代”，出现了较为复杂的状况：英雄观的衍变，由早期同自然搏斗的英雄神衍化为同异族斗争的民族英雄；柯族早期的英雄神话、英雄传说，混杂、积淀在英雄史诗中，并且从中可窥见柯尔克孜氏族部落中原始氏族歌谣、部落组歌以及颂扬部落首领英雄家谱史传性叙事诗的痕迹。经过世代演唱加工，《玛纳斯》在柯族英雄文化的长期浸泡中，较长时期的生成、衍变、整合，呈现出符合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生成发展规律的动态化的活的复杂形态。这里，《玛纳斯》作为典型例子较好地说明了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复杂化的状况。其他民族中不少民间文学作品也存在此种情况。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在产生和传承中呈现出一种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与丝路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西域各少数民族的童年时期，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西域初民的早期民间文学呈现出单纯而神秘的多神崇拜的特色。随着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衍变发展，原始多神宗教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更加神秘色彩的一神崇拜的现代宗教。这样，在西域历史不断变更的背景下，随着宗教观念的更迭衍变，迫使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呈现出一种动态化的复杂性。以维吾尔族为例。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是一个有过多种宗教信仰的民族。其先民长期普遍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又先后断续信奉过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直到最后实现了伊斯兰教信仰的一元化。这种多种宗教的更迭使维吾尔族的神话、传说、史诗以及民间歌谣等民间文学作品中神祗和人物形象的涵义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同时在作品内容诸方面经常出现多种宗教遗迹相互交错存在的复杂状况。这种情况在蒙古卫拉特部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其次，丝路各民族民间文学之间长期的相互影响，也导致其民间文学的复杂化。自古以来，劳动、生息和繁衍在西域丝路的各民族政治上相互影响，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相互交流，不少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民族毗邻或杂居。这种民族间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交往、联系、融合、甚至同化是其民间文学相互影响渗透的重要外部原因。就深层原因而言，丝路各民族，一方面在各自独立地向前发展，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心理素质和语言文字等，但另一方面，在习俗、宗教、情感以及语言等方面又呈现出渗透、相通的状况。如在丝路某些民族口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中，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对同源共祖现象的艺术解释，印证着人类学研究中被称为“一元发生论”的观点。这在维吾尔族和其他一些民族的族源神话中关于“狼图腾”的情节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又如，某些生活习俗的相近和相通，出现了像哈萨克族婚礼歌中劝嫁歌、哭嫁歌、告别歌等。在其他民族婚礼习俗民歌中出现的情况；再如，民族情感和文化的相互交流，促使有些民间文学作品在多民族中普遍流传，家喻户晓。有关“阿凡提的故事”，据现有资料表明，已经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等民族中广泛流传。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及不同宗教在不同民族中的传播，使得具有浓重宗教气息的某些民间文学作品在不同民族中产生着相似的神祗、宗教感情和宗教性的情节。在此还要指出的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除了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外，还受到汉民族的影响。众所周知，丝绸之路自开通之日起，汉族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以及军事行动等历史足迹就已遍布丝路沿途，汉族内地的文学包括民间文学势必对丝路中段的西域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发生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如，达斡尔民间艺人将汉族中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水浒》等故事改编成韵文汇入自己民间文学中进行传唱；在锡伯族中，至今还“念说”着从中原传入的汉族故事《三国演义》、《水浒》等；在回族中流传的“历史花儿”的内容，其中不少融入了汉民族历史传说、故事中的人和事。以上诸方面说明，丝路民族间的相互影响是导致其民间文学复杂性的重要原因。最后，西域民族集体口头创作和流传过程中的变异以及后世文人的整理也导致了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复杂化。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是各少数民族集体创作，靠口传心授、记忆保存和广泛流传。这无疑给民族民间文学带来很大的浮动性和变异性。在集体创作时，每个成员都可能对其雏形进行不断的丰富和加工改造。在流传过程中，因民间文学不能像作家文学具有固定书面语言而不断发生变异。一些有素养、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如“阿肯”、“玛纳斯奇”、“说书人”等，他们在韵文作品的演唱或散文作品的讲述中，也很难做到一句不易，常常是在说唱传承作品的同时，根据不同的地区、环境、说唱时的情绪、对象等，对前代作品或简或详，或加或减，加以变动和改造。另外，同一作品因在不同民族、地区中流传，出现了具体情节、表达语言方式上的不尽相同，产生了大同小异的复杂现象。以上这种由于民族民间文学内部特征和外部民族的地区的差异，因而在民间文学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同一“母题”的作品，它的原型可能十分简单，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在流传的不断变异状态下，由于不断吸收新成分，增删改动，使原作变得愈加完善和复杂。后世文人的整理工作也使得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呈现复杂状况，这在史诗《玛纳斯》和《江格尔》的普查、搜集、整理、出版、翻译等几代人长期工作中看得颇为清楚，因本书有专节阐述，在此就不赘述了。

集体性和口头性

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是一种集体创作、集体流传的特殊文学，其中凝聚着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才能。从创作来看，在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叙事长诗、民歌、谚语谜语等作品，都不是一个作者所创作，作品既不标明作者，也不赋予某个人以著作权，它完全是集体才能和智慧的结晶。从传承来看，由于这些民间文学作品属集体口头创作，所以传无定谱。在流传过程中，它总是通过转述者的口，根据客观实际生活的变化与需要和讲述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与愿望，去不断加工改造，进行集体的修改和传播。它的传播权和修改权是属于集体的。如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它的创作和流传是在柯族部落全体成员中进行的。略有差异的是，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柯族文字的产生，这种创作和传播的集体性才开始由早期的单纯变得复杂起来，其中擅长于口头文学的个人创作和演唱因素在不断增强，以致出现了“玛纳斯奇”这样职业和半职业的民间说唱艺人。但不管怎样，“玛纳斯奇”的活动没有脱离柯尔克孜族群众。他们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体现了柯尔克孜族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遵循着柯尔克孜族的文学传统，使其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更趋于自觉，体现出《玛纳斯》永久的生命力。与集体性紧密关联的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因为口头性是集体性的前提，二者相辅相成。浏览一下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是散文化的神话、传说、故事，还是韵文形式的史诗、叙事诗和民歌，在语言的运用上都展示出一种质朴生动的口语化的风格（如果在现场聆听的话这种感觉则更为强烈）。作品中，对事件的叙述，人物的塑造，场景的描述，融入了大量的民族日常生活口语和方言，绝无作家文学的那种雕章琢句、刻意求工之感。这种耳提面命、口传心授的作品，是以口头语言为创作工具，靠群体的口头创作、口头承传代代流传的。正因为如此，那些神秘诡谲的神话、机智幽默的故事、鸿篇巨制的史诗、悠扬动听的民歌，在长期没有文字的状况下，依靠明白晓畅、朗朗上口、易记易唱的民族语言才得以保存，得以流传至今。

中国古代西域，著名的丝绸之路从此通过，使其具有枢纽和桥梁的重要地位。西域各民族在自己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西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其中，民族民间文学已成为西域丝路文明不可缺少的精品。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今天各民族文学的源头。从宏观上看，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是丝路各民族心目中的“哲学”、“历史”与“科学”。这些民族的先民们，以神圣的真实感为基础，将神话、传说、古歌等视为一种实体性的文化，以解释宇宙万物的来源，民族自身的来源，运用它所显示出的一种巫术的实践力量来福佑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这些民族又以史诗、故事、叙事诗等记录着自己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体现着民族的性格和精神。从微观上看，每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这些作品的丰厚的美学内涵，程度不同地显示着以一定的文化模式为背景的民族文学品格。草原文化、冰山文化、绿洲文化、洞穴文化、英雄文化、马文化、狼文化、鹰文化..多种文化分期地在西域这块神奇的历史土壤中孕育发展，相互冲撞、融合，为每部民间文学作品提供了最好的文化注脚。在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中，丝路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无论是早期的鲜活的原始意象，还是积淀在以后历史文化土壤中成熟的艺术形象，都迸射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火花，构成一组组美的光环，照亮了民间文学的历史、传统之路。丝路民族民间文学，除了上述的文学价值外，还由于它所具有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宗教的、语言的、社会的等等多种价值。它的研究具有多边缘学科的性质，从而成为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考古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对象。

丝路民族民间文学除了上述重要的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外，还对中国北方、中原民族的民间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西域古代乃至后世的民族作家文学发生了直接的影响，甚至还对西亚、中亚以及丝路沿途世界各国的文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这里仅以对西域作家文学的影响为例，从中看出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

众所周知，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西域作家文学相比，其民族民间文学是更加接近民族生活中自然形态的东西。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首先在其民间文学中得以生动形象的反映。可以这样说，在作家文学产生之前，民间文学已为它做好了各种准备。如语言的准备，民间歌谣、叙事诗、史诗的语言给了作家创作诗歌以典范；体裁的准备，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等，为作家的诗歌、小说甚至戏剧的创作提供了多样的表现形式；题材的准备，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各类丰富的题材，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创作材料。没有这样一些基础，作家文学就无从产生。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孕育了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拿维吾尔族来说，在历史上著名的喀喇汗王朝是其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产生了不少经典文学作品。如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阿合迈德·尤格乃克的《真理的入门》等文学学术著作。这些作家文学的代表作品无不受到当时流传在世的民间文学的深刻影响。仅以《突厥语大辞典》为例，穆罕默德·喀什噶里在写作时，就从民间收集了突厥语民歌二百首，谚语二百多条，此外还将大量的民间故事、传说、神话等汇编入书，使《突厥语大辞典》成为最古老的一部百科全书。此外，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体裁样式和表现手法等也对其作家文学起到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我们追溯一下古代诗人的创作就可以看到，无论是14～15世纪的三大著名抒情诗人赛卡克、阿塔依和鲁提菲，还是后来的著名爱情诗人纳扎里，在他们的大量诗作中无处不见民间古歌、史诗、叙事诗以及大量的民间各类歌谣。在语言的口语化上，比喻、拟人、对比、反复等表现手法上，以及诗歌节奏、韵律的运用上，其学习和借鉴的痕迹都是很清晰的。尊重民间文学传统，从民间文学中不断吮取奶水，这大约是西域各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和发展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和规律。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犹如雄鹰的双翼，愿它们在丝路文学广阔的天地间展翅高飞。

搜集、整理和出版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是使其得以保存的重要手段，是繁荣、发展、研究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保障。但这种民族的集体的口头文学，在其流传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不自觉的淘汰和筛选，目前仍存留在民间的作品与它的历史相比，已是沧海一粟。特别是文字产生之后，社会也步步向文明进化，这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民族的口头文学越来越为民族的书面文学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历史面貌，为人文科学的研究提供资料；为批判地继承这宗丰富的文化遗产，给丝路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借鉴，搜集、整理、出版以及研究丝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搜集和整理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应该具备严格的科学态度。我们应该提倡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民间文学工作者赞同的“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加强研究”的方针。克服在搜集中任意改动，整理中大加改写的倾向，以尽量保存其原来的香气和色泽。这方面，新疆各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在搜集和整理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的工作上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史诗《玛纳斯》在柯尔克孜民间流传了千百年，过去，很少有人记录、整理过，更谈不上出版。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新疆各族民间文学工作者有组织、有计划地走遍了地处新疆的柯尔克孜地区，走访了数位“玛纳斯奇”，认真地听唱、记录、翻译、整理，几经磨难，最终于80年代中期出版了《玛纳斯》柯尔克孜文本及后来的汉文版，并举行了隆重的《玛纳斯》学术研讨会。

目前，国外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大多数研究机构利用叙事学、符号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民间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另外，近年来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抓住民间文学口头性、表演性等特征，开始着重对作品文本的研究。这些情况无疑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的研究正处于起步不久的发展阶段（尽管不少的同仁做了大量的工作）。应当说，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民俗学、民族学及民族作家文学的附庸而出现的。不少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搜集资料，为有关学科服务（无疑，这也是需要的）。真正的对丝路民族民间文学本身理论的探索和对作品文本的有价值的研究，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另外，我们的研究方法还略嫌单一，应在发扬社会历史学分析的传统方法基础上，更多地融入美学、文化人类学、结构符号学以及传承学、信息学等多种方法，建立一个多学科、多层次、多维的系统研究网络。最后，在对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上，还存在某种不平衡现象。如，对史诗、故事等投入较多，其他种类还嫌不足；对有些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有许多人在研究，而对某些民族的民间文学则重视不够，有待在进一步发掘的基础上加强研究；对作品本身研究得多，而从宏观上研究不够，等等。总之，我们应当加强宏观研究，深入微观研究，更新丰富研究方法。我们期待着丝路民族民间文学在研究的领域、门类、方法、角度、深度等方面有个大的突破；期待理论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早日形成研究中心和理论集群；我们热烈期望具有丝路少数民族特色的西域民间文学理论学派早日出现。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大陆兰新铁路西段在阿拉山口与苏联铁路接轨，出现了一条“现代丝绸之路”。它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边通过新疆的阿拉山口，再通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和德国，最远到达荷兰鹿特丹港。这条“现代丝绸之路”，唤起了人们对古代丝绸之路的留恋与思考。抓住历史机遇，重振丝路雄风。让我们不断弘扬丝路民族文化传统，在改革、开放、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去建构更多更新更美的丝路民族民间文学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