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使者与西亚宗教文化的东渐

自古迄今，西方与东方始终以各种方式相互交往，其中最为普遍的交往方式是通过战争形式来扩大疆域，致使国家与地区之间相互产生某种依存关系；再有则是传播宗教文化以及进行各种经济贸易来往。随之是富有礼节性的文化访问，使双方直接发生接触的则是带有各种使命的使者互访行为。

西方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希腊联军东征，将军事势力扩大至中亚诸国与南亚、东南亚诸国，并对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与地区产生重大的历史性影响。亚历山大为了让东方诸国真正成为希腊帝国之附庸，在所征服之地域广建希腊化城池，并使“大量希腊人、马其顿人涌到东方。他的殖民政策使这些人在中亚各地定居下来。在希腊官员的统治下生活，且同本地民族通婚。他们在中亚修筑城镇，实行军事屯垦，实行马其顿的制度等，也带来了希腊的文化和习惯。特别是希腊的艺术对中亚各族有一定的影响”①。

塞琉古斯王朝与亚历山大时期一脉相承，仍忠实地执行希腊人的殖民政策，相继在中亚地区建立了75座城池，有些城池直接建立在西域的石国、康国境内，即今中亚的塔什干与费尔干纳一带。为保持古希腊文化的纯洁性，塞琉古斯王朝在中亚新建的城镇之中，广建希腊式神庙，并迫使当地人供奉希腊诸神阿芙罗狄蒂、宙斯与阿波罗。

古罗马是在吞并了叙拉古、他林敦、库米等“大希腊”移民城邦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强大帝国，在与塞琉古斯王朝的战争中，罗马侵占了小亚细亚与地中海、黑海地区，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执政期间在拜占庭建立新都后，马上开始与东方诸国及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经济贸易。在汉代，中国与罗马的经济贸易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与民族，以及西域一带的商旅使节进行，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疆域的扩大，东方诸国的丝绸与香料则直接落入罗马商人之手。东汉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前往洛阳朝贡，所带西方乐舞与大秦“幻人”。《后汉书》卷八六记载前来献演之艺伎，“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通大秦”。文中之“大秦”在中国史书上系指罗马，“海西”则指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随后，罗马与中国交往日益密切，通过各种经济贸易，中国丝绸风行于罗马宫廷与上层社会。据记载，罗马统治者恺撒与埃及丽奥巴特拉女王都曾以穿中国丝袍为时尚。此时罗马帝国已建立霸权的地中海沿岸的著名手工业产品，诸如夜光璧、琉璃、海西布、火浣布等特产也相继传入中国与东方诸国。

罗马帝国分为东、西罗马之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国都迁至拜占庭，定名为君士坦丁堡。拂菻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专称。这座被马克思称誉为“联结西方的黄金桥梁”，与东方唐朝京都长安遥遥相望，当时为世界上最富有与繁荣昌盛的工商业城市。

隋唐时期，罗马与中国以地中海畔的安提阿克城为联络中心而进行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总结华夏通往东罗马的传统陆路商道共有三条：“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另外还有三条海路相通，即其一是从叙里亚境内安谷城乘船直达地中海；其二是从安谷城北行至海北，复直西行海西，然后转君士坦丁堡；其三是乘船经印度洋取道波斯海湾至东罗马。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拜占庭曾遣使沿上述陆路丝绸之路通唐献送朝廷“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获知答聘而“赐以绫绮”。

中国与古罗马的陆路交通主要借助于东方突厥汗国，我们可从拜占庭史学家弥南《希腊史》中了解到，于公元6世纪中叶，驻留于西域的突厥可汗曾会见过拜占庭使节蔡马库斯一行，并赠送东罗马中国许多丝绸与珍宝。在此之后，实厥可汗曾派遣一位名叫马尼亚克的粟特人作为使团的首领，携带价值达万余的丝绸出使波斯与拜占庭。使团沿着“草原之路”于568年年初抵达君士坦丁堡，受到拜占庭帝国宫廷的热情接待，并举行了隆重的盟誓仪式，缔结了非常亲密的关系。据弥南记载，在蔡马库斯出使突厥汗国以后的十余年间，仅留姓名的拜占庭使臣就有尤蒂丘斯、凡伦丁、赫洛迪亚斯、鲍洛斯等人，其中于576年随同凡伦丁出使突厥的拜占庭使团就多达106人。

汉唐时期，西方大秦、拂菻等古罗马所属国家与我国交往甚密，如《后汉书》卷一一八《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牛、瑇琩，始乃一通焉。”文中所记安敦王即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所派使者即为他身旁部将伽亚乌斯。《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自海西大秦的杂技幻人来华为永宁元年（120年），据书云：“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

古罗马与我国发生接触还有以战争迁徙为方式。早于公元前54年，罗马大奴隶主、军事首领克拉苏率领七个军团约四万人进攻安息。第二年在叙利亚境内的卡莱与波斯人的一次大战中失败，其长子为第一军团首领，率残部六千余人突围，几经曲折，最后逃至郅支单于占领的西域康居国。后又辗转至中国河西走廊一带，当时被西汉元帝安置在骊靬城。

受希腊、罗马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还有西域“昭武九姓国”，此为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史学界对今中亚阿姆河、锡尔河两河流域九姓政权的总称。依《新唐书》称其九姓为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公元6世纪，以九姓为名的中亚诸国被西突厥所控制，后来唐朝又平定突厥，将其势力一直延伸至里海南岸与伊朗西部地区，唐王朝并以封王的形式来确定对昭武九姓及其他中亚诸国的宗主权。

中国西部祁连山北昭武城（即今甘肃省临泽县境）其支庶分王各地九处，亦谓之“昭武九姓”。据考，其族属与中亚“昭武九姓”之康国（今中亚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有直接关系。再有中亚“昭武九姓”之米国，原为大宛国（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与古希腊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西域人称希腊为yavan，“大宛”犹言汉译地名“大希腊”。自从张骞通西域访问此地后，于太初三年（前102年）大宛降于汉遣使献汗血马，唐天宝三载（744年）玄宗改其大宛国名为宁远，并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妻其王。

与中国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中亚大夏（Bactria），音译为巴克特里亚，亦称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此国于公元前255年由希腊人狄奥多特斯控制并宣布独立。大夏国地处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上游地区，为吐火罗人世居之地，原属波斯帝国一行省，后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斯王国。大夏境内产生的吐火罗语曾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所用字母为婆罗谜字母，在古代西域甚为流行。它不仅运载了佛教乐舞文化，还将古希腊与印度文化融铸的吐火罗语戏剧《弥勒会见记》剧本介绍至东方，此可从季羡林先生撰《吐火罗语与尼雅语》一文所知：

吐火罗语发现后，人们对中印文化交流和佛教传播的认识，起了根本的转变。原来佛教最初不是由印度直接传入中国，而是经过吐火罗民族或说吐火罗的人为媒介。①

原来隶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斯王国的安息（parthia）音译帕提亚，自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一直是罗马帝国与中国经济贸易的必经之地。公元97年，汉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罗马抵安息时，当地政府与汉政权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此之前，汉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派副使赴安息等国，安息王曾派两万骑兵到边界迎接汉使，并将大鸟卵及东罗马善眩人赠送给汉朝。东汉章和元年（87年）安息派使者送来狮子与符拔兽，公元101年又给汉朝馈赠狮子与安息雀。

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东行来到洛阳从事佛经翻译。安世高，名清，以字行。在国内因父死出家学习佛教，从而精通小乘经典，并习学禅经。他来到中原地区二十余年中，译出佛典九十五部，共一百一十五卷，其中如《安般守意》、《阴持人》等禅经，宣扬数息、止观的坐禅方法，对后世的中国佛教文化及禅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安息于公元2世纪末日趋衰落，公元224年波斯侯阿尔达希尔举兵独立，并建立了强大的萨珊王朝，定都于今伊拉克巴格达附近的泰西封。在萨珊王朝（226～624年）期间，该国一直与我国的北魏、西魏、北周与隋唐保持友好关系与交往。波斯国王库萨和多次派使者访问隋朝，隋炀帝也曾派遣云骑尉李昱回访波斯。唐永徽年间，波斯王伊嗣俟派使者向唐朝馈送活耨蛇等类礼物，与此同时，还通过官方与民间各种渠道向中国输送大量萨珊波斯艺术品。萨珊王朝艺术品主要表现在绘画、雕刻、金银器和织锦图案方面。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古代伊朗、叙利亚、耶路撒冷与吐火罗等地区的波斯画师东行来到西域地区，将浓郁的希腊、罗马式绘画风格融入佛教石窟、寺院与墓室壁画之中。例如中国古代龟兹“克孜尔千佛洞中的画师洞、海马洞、十六剑带洞、摩耶洞和库木吐拉骑士洞的壁画，均是6～8世纪的作品，都有浓厚的萨珊波斯绘画风格。而吐鲁番附近哈拉和卓故址的摩尼教寺院7～8世纪的壁画，人物都用白描线画，色调均以白色为主，也体现了萨珊绘画的艺术特色”①。另外还有两种萨珊波斯风格壁画图案，即穹庐天井的菱形鳞状壁画与工艺美术中的联珠纹鸟兽纹联珠对雁纹图案也流行于中国新疆、甘肃与陕西等地区。

起源于中东亚述古国，后由波斯发展的萨珊波斯翼兽石雕沿丝绸之路亦传入印度与中国。此种雕塑艺术品一般出现在王公贵族陵墓前，希腊式石柱经波斯输入中国，加上中原地区传统石刻艺术亦成为六朝陵墓柱雕与墓表。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种金银器皿工艺品，譬如北魏首都代城出土的海兽纹浮雕八曲银洗、鎏金高足铜杯和鎏金银碗。陕西西安城郊出土的高足金银杯、卑路斯银币、乐工八棱金杯、舞伎八棱金杯、狩猎纹高足银杯等金银器，都具有强烈的萨珊王朝工艺美术风格。至于精美的“波斯锦”更是风行于中国西北地区。波斯式织锦图案流行较广的有立鸟纹、骑士纹等，这些纹样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与甘肃河西走廊墓室陪葬品中均有发现。

公元7世纪上半叶波斯国力衰落，阿拉伯诸国日益兴起。公元642年双方交战，波斯大败，伊嗣俟逃往波斯东部边疆，于651年在木鹿附近被害，萨珊王朝覆灭，其王子卑路斯逃至吐火罗。他后来在唐朝的扶持下于疾陵城（今伊朗锡斯坦扎博勒）重设波斯都督府，次年立卑路斯为波斯王。673年他被白衣大食驱赶避难于唐长安，被册封为右武卫将军，后奏请在长安醴泉坊建造波斯寺，即景教寺。卑路斯死后，唐高宗授左威卫将军，并派吏部侍郎裴行俭与肃州刺史王方翼为正副使，后将其子泥涅师师护送回波斯复国。波斯部众自此后曾十余次派遣使者到唐朝进贡，送来名贵的珍珠、琥珀等以示友好。

历史上西方与东方诸国进行各种文化交流，更多地以宗教为其载体。据史书记载，东罗马拜占庭政府多次通过基督教与唐朝进行官方接触。《旧唐书》云：“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实际上这次遣使来华的并非拜占庭皇帝，而是教皇狄奥多罗斯。于719年1月，拂菻王遣吐火罗大首领来长安献狮子、羚羊各两只，同年又派景教教长大德僧向唐贡献，后又复来一次。唐朝以礼相待也派使者回访了拜占庭。《旧唐书》真实地记载了拜占庭国都，其城南有大门，高二十余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灿烂，连曜数里”。又云“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在三重城墙的第二门门楼中，有大金秤系金丸十二枚，能按时发声引唱报时。我国于公元7世纪朝廷所造敲鸣水钟即受拜占庭工艺影响而制成。

罗马与波斯以景教、袄教、摩尼教等为载体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更是有史可查。向达先生在其名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将上述诸教统称为“西亚新宗教”，并指出，“西亚之火袄教、景教、摩尼教，亦于唐代，先后盛于长安。综此各方面而言，有唐之西京，亦可谓极光怪陆离之致矣”。随着东罗马与波斯所奉行的西亚诸教的东渐，西方发展成熟的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美术等亦随之长驱直入。

“景教”是古代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教派，亦称之为波斯经教、大秦教或弥尸诃教。此教的创立者是叙利亚人聂斯脱留斯，故名基督教之聂斯脱利派。聂斯脱留斯曾在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任大主教，后来被基督教会所排挤，其原因是基督教东派教会内部于公元5世纪由于对基督教持有不同观点，从而形成相互对立的亚历山大里亚与安提阿两派。于公元431年以弗所公会议上，得到罗马帝袒护和西派教会支持的亚历山大里亚派获胜，其结局将属于安提阿派主张的基督二性二位说判为异端，并把大主教聂斯脱留斯革职流放。在亚历山大里亚派大主教西利耳的猛烈攻击以及罗马皇帝与随从的残酷迫害下，聂斯脱留斯向东逃亡，沿途在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传布教义。追随他的信徒遂形成为聂斯脱利派。于489年前后在波斯由于受到国王的宽待与保护而获得较大的发展，并正式建立总教会，随之该教在中亚、西亚与东南亚广泛传播，并于唐代传入中国。

在中国对于景教传入的确认是在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此年在陕西西安市西郊的周至附近挖掘到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总高约9尺、宽约3尺、厚约8寸。碑首是飞云和莲台烘托着的一个十字架。包围十字架的是一条名为“螭”的无角之龙，左右配有百合花图案。石碑的正面镌刻着近两千个字，下面和左右两侧用叙利亚文刻有70位景教僧人的名字与职称，碑文作者是景净，书写人是李秀岩。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载内容，即东罗马输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受到唐太宗以后六代皇帝优待长达150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碑文分为两大部分，即先是序文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信仰，以及景教如何传至唐代长安的历史事实。接着则是用韵文形式书写的颂赞词。此景教碑出土刊布后，即轰动了西方宗教学术界，其碑文被迅速译成各国文字而广泛传播于基督教世界。

根据景教碑记所知，唐贞观九年（635年）罗马帝国大主教阿罗本携真经来到唐长安。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京都西郊隆重接迎。另外还允许他在皇帝藏书楼译经传道，并资助在长安义宁坊建造“大秦寺”，亦称波斯胡寺，据阿罗本自称为波斯景教总主教易朔亚伯二世所派遣。

除了义宁坊之外，在唐朝廷的支持下，波斯王卑路斯于677年在长安醴泉坊建造景教寺。景龙中（707～709年）改移至布政坊西南。唐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还令高力士设立神坛，特送去五幅先宗皇帝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内。并且召集过景教士罗含、普论等17个传教士一同去兴庆宫“修功德”。

唐高宗时，除了长安城外，全国各地都在建造景教寺院，例如洛阳率先于修善坊建景教寺，朝廷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以维护他在中国景教大总管的宗教地位。据景教碑记载，此时景教大走红运“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当时景教寺院与信徒遍布全国各地，朝野上下人头攒动。景教僧侣纷纷至景教寺院受洗，听法题榜，设坛祭拜，并借此广泛译经与传播西方宗教文化。唐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诏禁止佛教流传，拆毁天下寺庙，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受到严重打击，教士二千余人被逐，一时绝迹于中原，但是景教在契丹、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很流行。当时景教此后输入的西方天主教被统称为也里可温教，又因二教均属于基督教，其信徒均佩戴十字架，又被统称为“十字教”，作礼拜的教堂被称为“十字寺”。

据考证，“也里可温”为蒙古语“有福缘的人”或“信奉上帝的人”之意。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西方基督教在草原牧区非常盛行，人们出征办事都要请基督教预言者诵读赞美诗，然后施行法术。忽必烈于1289年专门设立“崇福司”专门“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文中“马儿哈昔”是“主耶稣”之意，“列班”为东方对神职人员的称呼。据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介绍，当时在北京、杭州、西安、甘肃、宁夏、镇江和泉州等地都建有基督教堂。1278年，忽必烈还委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的马薛里吉思为也里可温教的布教总管，据考，他原为中亚撒马尔罕的一位聂斯脱利派教徒。

“袄教，”亦称火祆教、火教与拜火教等，该教因公元前6世纪为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大夏创建，故又称其为琐罗亚斯德教。袄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在古波斯语中被称作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出生于波斯西北部米底亚区拉格斯镇一个名叫斯比泰玛骑士的家庭，从事祭司职业。他三十岁时创建了琐罗亚斯德教，后得到大夏国王维斯塔巴的支持而得以长足发展。

祆教于公元3～7世纪一直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此期间大规模传入中亚与中国西域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南北朝时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都曾带头供奉祭祀。隋唐时期流播于中原与江南地区，后来因伊斯兰教的排挤而向印度西海岸与南亚次大陆发展延伸。

据考，袄教之“祆”是“天”与“神”的缩写，故此中国北朝与西域诸地对祆教所信奉的神称之为“天神”或“胡天神”。据古籍《玉篇》解释：“袄，阿怜切，胡神也。”琐罗亚斯德教传至中国后，因此教既崇拜火，又崇拜日月星辰，故称其为拜火教、火袄教或祆教。称祭拜庙宇为祆祠，此称谓最早见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在西京即长安布政坊西南隅所立的祆祠，以后于中原与江南广建祆寺，以供袄教信徒礼拜。

“摩尼教”亦称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等，此教为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古代宗教。摩尼于公元216年出生于南巴比伦安息王族家庭，其父帕蒂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二十五岁时在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诺斯替教等教义基础上创立了摩尼教。该教教义的核心如许地山先生所述：“摩尼的思想出发点在他的二宗门和三际论。”①二宗：谓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三际：谓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摩尼自称为上帝选派的最后一名“先知”。他生前四处布教，后在萨珊王朝沙波尔一世的保护与支持下，使摩尼教流行于亚、非、教唱经图欧许多国家与地区。

摩尼教在摩尼生前与死后不久，已经西传至叙利亚、埃及、罗马、西班牙等地，其教义先后对希腊哲学和西欧基督教之鲍括米勒派、阿尔比派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亦东传至中亚西亚与南亚各地，大约在公元6～7世纪输入西域以及漠北回鹘国。宝应元年（762年）被定为国教，唐代始得在汉族地区传播。

据史书记载，摩尼所出生的地方曾深受古希腊、罗马宗教文化之影响，他成人时受“推茵”天使启示而创立了东西方宗教文化交融之新宗教。后来他被瓦拉姆一世斥为异端而放逐至印度北部与中国西部地区，公元277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另据《纳丁的科学书录》记载，摩尼处死后，其教徒“被迫东迁，直至渡过巴尔克河，进入可汗的国土”。无疑在此时教徒们以摩尼教为媒介而将中亚乃至西方文化，其中亦包括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直接或间接地传至东方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