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度佛教与梵剧的缘起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曾发生一件影响世界宗教文化的大事，即释迦牟尼创立了较之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历史更为悠久的世界性宗教——佛教。
佛教随着古代印度社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中叶的原始佛教；公元前4世纪中叶产生的部派佛教；公元1世纪开始的大乘佛教，以及公元7世纪以后的密教。佛教宗教文化艺术在印度与东方诸国随之依此得以全面发展与普及。
从公元前3世纪摩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开始，中间经历了公元2世纪的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王时期，佛教向印度境外不断传播，从而逐渐发展为世界性宗教。沿着中西“丝绸之路”，极富生命力的佛教文化以古代印度为基地大规模向东方各国、各地区传播，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业已成熟的印度古典梵剧。
“梵剧”是梵文戏剧的简称。“梵”在《法华经·序品》中被解释为“常修梵行”，直译为清净、寂静和离欲之意。梵文原属印欧语系，由古印度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创立而通用，初为信奉婆罗门教土著人种的语言文字，后来被佛教界广泛使用。
古典梵剧作为印度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佛教的传播和弘扬，特别是与有着重要历史意义的佛教四次结集密切相关。在此历史过程中，阿育王、迦腻色伽王、戒日王，以及马鸣、龙树等印度僧人则为古典梵剧的规范与流传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古印度摩竭陀国孔雀王朝创始人，旃陀罗笈多之孙阿育王，亦译为“阿恕迦”、
“阿输迦，”意译为“无忧王”、“天爱喜见王”。相传他杀兄修斯摩后即位。其登位时间一说是公元前273年，一说是前268年，继而他率兵征服整个羯陵伽国，并且统一了全印度。据载，阿育王在位期间（前273～前232年）立佛教为国教，同时建造了84000万座寺塔，在全国颁布敕命与教谕，刻制于摩崖与石柱，并且派遣传教士前去四面八方传布佛教。有的周游印度各地，有的前去毗邻国家，有的使者还远涉叙利亚、埃及、希腊等国家与地区。据阿育王时期的碑文《摩崖法敕》记载可知当时佛教传播范围非常广阔：
王复于距其领土六百由旬的邻国——希腊王安条克所住之处，及北部的托勒密、安提柯、马伽斯，以及亚历山大四王所住之处，南部的朱拉王国、潘地亚王国和锡兰皆得法胜。①
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诏谕铭文，自公元1356年以后才陆续发现于今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地。经比较研究，其文字是接近梵文与巴利文的一种方言，字体多系婆罗谜体，或者佉卢斯底体。铭文内容有阿育王皈依佛教过程的记载，有他对政治、文化、伦理的主张，有他派遣使者四处弘扬佛教的历史，还有人们对阿育王以及佛陀热情洋溢的赞颂之辞。
迦腻色伽王（Kaniska）是大月氏贵霜王朝帝国的国王，他在位（约78～120年）期间，曾诉诸武力向外扩张，以北起阿姆河，南至印度河上游的国土为基地，进而征服北印度恒河流域，逐步把东至贝拿勒斯，南至纳巴达河的整个印度都纳入了贵霜王朝的宏大版图。
公元1～2世纪大月氏人在犍陀罗、迦湿弥罗与秣莵罗国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贵霜王国，该国于迦腻色伽王在位时国力大增。他继承阿育王的衣钵，派遣僧人四处传播佛教，并广纳人才而创立了功彪千古的印度梵剧文化。据印度著名学者辛哈·班纳吉著《印度通史》考证：
迦腻色伽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军事上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个广大帝国的统治者。在印度以外，迦腻色伽帝国包括了阿富汗、大夏、喀什噶尔、和阗和莎车……他的宫廷里有著名的佛教教师白史婆和婆索密多罗，伟大的佛教诗人和哲学家马鸣，著名的哲学家龙树和研究祭祀明论的不朽权威阇罗迦。
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王重用的龙树为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他“世学艺能”，“精通三藏”，“方等深奥经典，天上妙法”，后使大乘般若性空学说风靡印度，传播西域，继而输入东方诸国。在罽宾地区为沙门外道说法与著书立说的马鸣，据史料介绍为“古印度佛教理论家、佛教诗人”与著名的印度“梵剧作家”，另外他还擅长文学与音乐艺术，即“长于文学、诗歌和音乐，另有梵文本叙事长诗《美难陀》和戏剧《舍利弗所行》（原文已佚，只留下一些片断）等”②。
戒日王本名“曷利沙·伐弹那”意译“喜增”号“尸罗逸多”，意译“戒日”，系古印度曷利沙帝国，“羯若鞠阁国”国王，、剧作家与诗，人。他于公元606～647年在位期间，统一了北印度，迁都曲女城，大力扶持佛教，每五年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无遮大会”，讲经布道、祭祀典礼，以及从事形形色色的宗教与民俗文艺活动。戒日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另外还是卓越的佛教诗人与梵剧作家，他曾创作过诗歌《八大灵塔梵赞》，还有梵剧剧本《龙喜记》与《钟情记》。在中国吐蕃王松赞干布在位的佛教前弘期，曾有僧人将印度戒日王的《龙喜记》翻译为古代藏文，并有演艺人员在此基础上改编与演出。对此藏学家刘志群考证：
在西藏民间流传的所谓“十三大本”传统藏戏，其故事多数源于印度，其中《云乘王子》一剧就是直接从印度戒日王梵剧《龙喜记》改编过来的。①
与其同时，吐蕃佛教萨迦派著名译师八思巴的高足蒙·多吉坚参还将戒日王时期许多佛教经典，以及印度古典文学名著如《如意树故事海》、《龙善记梵剧》与《百赞诗》等亦翻译为吐蕃文而介绍至东方诸国。
在佛教的形成与传播阶段，于印度境内举行的四次大规模的佛教文化结集，曾对印度梵文文学的规范化起到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刺激古典梵剧全面、迅速地发展。
佛教第一次结集相传是释迦牟尼逝世的当年，由佛弟子迦叶召集众多比丘在王舍城共同忆诵确定佛教经典，当时结集人数为500比丘。具体地点在王舍城七叶窟，所结集三藏部数仅为经、律二藏，尚缺论部。
第二次结集在释迦牟尼逝世100年时，700比丘在毗舍离城集会，以耶舍为首的诸长老比丘在一起审定律藏，宣布十事非法。这次结集使用会诵方式，将经律的内容统一进行认识，据传这次结集参加人数上万众，又名为“大结集”。
第三次结集在释迦牟尼逝世236年纪念日，由阿育王主持在华氏城举行，以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召集1000比丘参加会诵而整理“法藏”，使古代佛经“经、律、论”三藏最终定型。自此次结集起，阿育王即派遣大批比丘前去恒河流域及印度境外弘布佛教。
在此之前的难陀王朝时期，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兼并希腊，消灭波斯，继而又翻越兴都库什山抵迦华试，然后直侵印度。公元前326年，他率兵占领了犍陀罗文化中心呾叉始罗城。随之大规模的战争掠夺，亦同时将进入全盛期的西方古典文化带入印度，导致出现丝绸之路文化交融的造型与表演艺术。
第四次结集在释迦牟尼逝世500年时，说一切有部僧迦旃延子前往印度西北地区的罽宾国，召集500阿罗汉与500菩萨，邀请佛教诗人与剧作家马鸣，撰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毗婆沙》百万颂。另一说为迦腻色伽王按胁尊者比丘的建议，在迦湿弥罗召集500罗汉，由世友为上座，论释“经、律、论”三藏之经音语义。
据文献记载，印度境内的贵霜王国的建立与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有密切关系。早在公元前2世纪，世居河西走廊及敦煌一带的月氏族，曾西迁翻越葱岭而占领中亚的大夏地区，其中有一位名叫贵霜的翕侯率兵攻占与控制了西北印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了强盛的贵霜帝国。
贵霜王朝的第三代王迦腻色伽，据考证，原为西域小月氏人氏，其人雄才大略、运筹帷幄。他积极效法阿育王，为佛教的传播与中印文化交流作出卓越不凡的贡献。据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吕徵考证：
贵霜朝的第三代是迦腻色伽王（汉译王名前有“真檀”二字，真檀即真陀是于阗的别名。原来月氏族的大部分所谓“大月氏”迁走了，有小部分所谓“小月氏”仍留居于阗。迦腻色伽王即属留下的小月氏族，与贵霜朝前二代不是一个系统），其人雄才大略，效法阿育王，利用佛教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①
迦腻色伽称王时曾率兵侵入摩竭陀，印度割据王朝战败后向贵霜王国媾和，迦腻色伽王索款一亿和佛钵之外，又索约佛教大师与著名诗人马鸣，请他为贵霜王朝佛教文化与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贡献。
“马鸣”音译“阿湿缚窭沙，”为公元1世纪印度著名诗人、哲学家、剧作家，以及大乘佛教论师。如上所述，他“博通众经，明达内外”，自迦腻色伽王携其回国后，即为沙门外道讲经说法，并吟诗作戏，深受朝野欢迎，其代表作品有《佛所行赞》、《大乘庄严论经》，以及梵剧作品《舍利弗传》等。
贵霜王国因为地处“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又加之迦腻色伽王鼓励与扶植各种宗教文化，使得佛教文化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印度梵剧日趋成熟。另外在婆罗门教基础上形成的印度教、古代波斯与希腊的诸教文化在社会上也相当流行，再加之西方诸国的音乐、舞蹈、杂技、美术、文学的输入，均有效地促进了印度戏剧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
阿育王时代，印度已受希腊、波斯文化之影响，在造型艺术上突出表现在已拥有了佛菩萨像的雕刻，发展到迦腻色伽王时代，崇拜偶像与雕刻艺术风气大盛。佛教文化与希腊、罗马艺术相互融合，从而逐渐形成了名震遐迩的东方“犍陀罗艺术”。公元2世纪前后，借道西域而东传亚洲诸国，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包孕戏剧艺术在内的东方造型与表演艺术之发展。
包括佛教乐舞戏剧艺术在内的佛教文化，是以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佛教神话”、“佛教经典”与“佛教文学”以及“佛教艺术”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佛教神话”系指关于历史人物释迦牟尼神话与关于天界诸佛及菩萨的神话等两种主要形式。就其内容则指三种神话：基本宇宙论神话、基本教义神话与根据传说编制的神话。
“佛教经典，”简称“佛经”，泛指一切佛教典籍，主要包括经、律、论等著述。“经，”梵文Sūtra，巴利文Sutta，音译“修多罗”、“修拓路”、“素但览”等，意译为“契经”。其中有佛教相传为释迦牟尼所说而于后世结集的经典，亦为历代陆续以“如是我闻”形式创制的经文典籍，传至我国一般分为大乘经与小乘经两种。
“佛教文学”包括范围甚广，在古代印度基于宗教知识文献《吠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梵书》、《梵林书》、《奥义书》、《佛本生故事》、《五卷书》之上；传入中国及亚洲诸国则派生出受佛教文化影响颇深的佛教散文、诗歌、小说、戏曲、俗讲、变文、宝卷等文学艺术形式。
“佛教戏剧”作为印度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其发端于印度民间文化，根据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家婆罗多牟尼撰写的《舞论》，亦称《戏剧论》中叙述，婆罗门神是根据古代印度四部吠陀创造了戏剧艺术：
我创造了“那咤吠陀”（戏剧学），可决定你们（天神的敌人）和天神的幸与不幸，考虑到（你们和天神的）行为和思想感情。
我所创造的戏剧对于遭受痛苦的人，苦于劳累的人，苦于忧伤的人，（各种）受苦的人及时给予安宁。我所创造的这戏剧就是模仿。应当知道，戏剧就是显现天神们的，阿修罗（天神的敌人）们的，王者们的，居家人们的，梵仙们的事情。①
依上所述，印度古典戏剧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模仿，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的，根据《吠陀》所提供的大量素材来反映天神的所作所为。在《舞论》第一章后还附有八节诗文，专门叙述印度戏剧在演出前，必须要在剧场进行各种祭神仪式。另外，从《舞论》中还得知，婆罗门天神为创造与发展戏剧，还敕令彼修勃·卡鲁马建造剧场，让圣仙伯拉塔担任戏剧中的角色。我们从日本学者河竹登志夫著《戏剧概论》论证中亦可得知《吠陀》与戏剧的密切关系：
由《梨俱吠陀》取其朗诵，由《娑摩吠陀》取其歌谣，由《夜柔吠陀》取其模仿动作，由《阿达婆吠陀》取其情趣，从而构成了戏剧。②
对印度古典戏剧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应该说是印度两大史诗，即《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这两部古典英雄史诗不仅拥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武功征战场面，而且还有大量缠绵抒情的浪漫爱情故事，以及人类氏族、部族之间的恩怨仇杀所造成的悲剧，这些极富戏剧性的历史故事极大地丰富了印度古典戏剧的文化宝库。
印度古典戏剧最初是以原始歌舞戏与傀儡戏形式流传于民间，以及宗教寺院庙宇，后来逐步过渡与拓展至宫廷官邸与街市广场而演变为古典梵语戏剧。如今人们仍可从梵剧基本语言获取有关学术信息：诸如戏文韵散杂糅；诗歌大约占全部戏文的一半；梵语与俗语杂糅；剧中社会地位高的人物使用梵语，婆罗门与妇女以及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物均使用各种俗语等，从这些文化现象中，方可查询出梵剧的组成成分与独具的艺术特征。
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古典梵剧成熟于公元3～5世纪左右，印度名作家马鸣、跋娑、首陀罗迦、迦梨陀娑、戒日王、薄婆菩提、王顶等的戏剧创作促进了古典梵语戏剧的繁荣与发展。譬如马鸣所作《佛所行赞》（Buddhacarita）讲述佛陀释迦牟尼从诞生直至涅槃的生平传说。他的《美难陀传》叙述了佛陀释迦牟尼度化异母兄弟难陀的故事，这两部长诗均随佛教传至我国，并对东方戏剧文化与叙事长诗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唐代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赞《佛所行赞》：“意明字少而摄义能多，复令读者心悦忘倦。”
原为中天竺婆罗门教高徒，后在辩论中败于胁尊者而皈依佛教的著名佛学大师马鸣，他所创作的三部梵剧残卷均出土于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于20世纪初流于德国，1911年由吕德教授校刊定名为《印度古戏剧残卷》，其中有一部九幕梵剧《舍利弗传》的卷尾注明本剧作者为“金眼之子马鸣”，对此著名学者许地山记载：
吕德所发现马鸣三剧中，主要的是《舍利补特罗婆罗加兰拿》，全名作《娑罗德婆提·补特罗·婆罗加兰拿》此云《秋子创作剧》共分九出。此剧的标题记马鸣的父亲名苏伐拿支（Suvarnaksi此云《金瞳》），凡剧名“婆罗加兰拿”是表明剧中材料虽由传说中取出，而剧情则由作者自由创作，故内典家译这个字为“极所作”。这剧的诗句有些是从马鸣自己的《佛所行赞》取出来的。剧中所表的是目犍连与舍利弗皈佛的事迹。①
由此可见，马鸣菩萨所创作的著名梵剧《舍利弗传》，其中许多内容原出自他的叙事长诗《佛所行赞》，此为一部热情讴歌佛教创始人的宗教性质的剧作。据载，马鸣还创作过诗歌《犍椎梵赞》、《大庄严经论》和梵剧《护国》，事实证明他不仅是古典梵语文学的开拓者，也同样是古典梵剧的先驱者。
另外在1909年于南印度的一座寺庙藏书中，文化学者相继发现了13部梵语戏剧抄本，它们均用马拉雅拉姆字体刻写在贝叶上。经有关专家认真鉴别，均为古典梵语戏剧家跋娑的作品。跋娑是生活在马鸣稍后的印度著名诗人与剧作家，也同样是梵语戏剧的创始人之一。
根据上述资料显现，印度梵剧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戏剧形式一样，也同样经历了神话、传说、宗教祭祀、巫术仪式以及歌舞节庆中各种民间文艺综合形式向正统戏剧表演发展的历史过程，并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外来戏剧因素的催化而逐渐走向成熟。梵剧在印度文化史中曾以世俗与宗教两种艺术轨道而得以发展，并以上述两种艺术形式流芳百世。
印度与中国毗邻接壤，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往，同样也天长日久地进行着文学与艺术方面的交流，由此而形成两国之间传统文化的逐步交融，并锤炼成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征的乐舞戏剧文化结合体。
因为戏剧文化是文学艺术的综合形式，我们自然要从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音乐、舞蹈、美术、文学、杂技、曲艺、建筑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学术考察，并尽可能地对印度与中国各自基础理论与文化现象进行认真比较研究，以逐步梳理清楚两国戏剧文化如何接触、渗透与融合的历史。
著名东方学者季羡林曾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中高度评价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成就，他认为：“中国同印度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国境毗连，我们做了几千年的好邻居、好朋友。在这漫长的时间内，我们几乎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内都进行了交流的工作，文学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认为在文学领域中频繁交流的形式如“神话”、“寓言”、“鬼神志怪”、“传奇故事”、“变文”、“诗歌”以及“戏剧，”“可以说，印度文学间接影响了元代的戏剧”①，也同样影响了中国民间传统戏剧其他一些艺术形式如南戏、明清传奇与地方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