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崇岗解放
一九四九年九月（农历八月）宁夏解放。
有少量解放军进入崇岗，庙西吴家大院住有十来人。一个看似军官的人住在吴天福家的大炕上，其余人睡堂屋地下。
崇岗人第一次面对解放军，知道这就是保、甲长们说的红牙、红头发的红军，原来长得和大家一个样。
解放军很是平和，和老百姓同睡一炕而感到很安全，一改自古见兵就躲的习惯，为千百年来所未有。
小孩帮他们擦抢，妇女给他们做饭，简直就是一家人。
吴俊德家买了解放军的一头高大但腿部受枪伤的骡子，两块大洋，很便宜（后伤重死去）。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败兵从崇岗路过，大概有好几千人，手中都有枪，看来是有组织地到指定地点集合。他们从弥陀寺门前大路上自南向北走了很长时间，边走边放枪，像炒豆子似的，但枪口却朝上，基本有组织，没有伤及崇岗人。
很快，被抓去当兵的人都陆续回到家里来和亲人团聚，高兴的像过年。
有一个散兵走到吴家大院，衣不蔽体，腿上长疮。经问，他是陶乐人，迷路到了崇岗。人们为他凑了些干粮，指引他向东走去。
解放军此时大量征集、购买骆驼和拉骆驼的驭手。崇富村十队赵富堂被征，走青海到西藏。几年之后才回到崇岗。他说西藏工资高的很。
解放带来的好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结束了马鸿逵十六年来年年抓兵，家家当兵的兵役制度，穷日子安生
了。
2、结束了多如牛毛的捐税、劳役（民夫）。
3、保、甲长们规矩了。地头蛇、恶霸不敢胡作非为了。
4、横行几十年的土匪没有了，老百姓可以放心睡觉了。
5、生产发展了。
第二节 禁烟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宁夏，是明令禁止吸食和种植鸦片烟的。但马鸿逵为了中饱私囊，他自己暗地里倒贩烟土发大财。有法不依，烟馆、烟民到处都是。原住崇富十队的余把头（开过煤窑）的烟馆生意就十分兴隆。因抽大烟败家成为乞丐的大有人在，就这样，还把讨来的三碗米用两碗换大烟，还剩一碗熬稀饭。尽管如此，社会上还没人敢种鸦片。鸦片种植自清末民初之后便不再有。虽然禁种鸦片已经几十年，但民间大烟种子却多的出奇。这东西放几十年都不过期。
1950年春，刚解放不久的崇岗，在旧政府已经倒台，新政府尚未行使职权之际，不少人误认为现在解放了，国民党从前的政策无用了，可以为所欲为了。大烟也可以种了，这可是一个赚大钱的营生。
当时种大烟的人很多，但还心里没底，不敢大面积种植。
庙西吴家大院吴清吴老先生一家人手多，就在家门口地里种了二亩。这在当时无人可比，是冒了尖的。
到了5月，正当烟苗长到碗口大的时候，政府严令立即拆除。不敢违抗政府命令，只好忍痛割爱，全部犁掉。把犁掉的烟苗放在缸里腌成酸菜，味道十分鲜美。
事情并没有完，政府为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还要逮捕法办为首的人作作样子，以示严厉。哥仨哪个去蹲班房呢？商量到最后，认为让还没娶老婆，一心无挂的三弟吴全德去比较合适。不算严惩，只在银川班房里蹲了6个月。
第三节 封山育林
贺兰山林区的木材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是不准乱砍乱伐的。砍伐权由官方严格控制，当官的也不得例外，否则一律严惩。
1949年秋末，解放战争的枪炮声刚刚停止，山沟里便出现了大群的驴帮，驴背上一律是白花花的新鲜木料，有檩条有椽子。木料和地面擦出的刺耳噪声不绝于耳，响彻山谷。崇岗人久违了的砍山发财的营生又开始了。
这是建国初期的一种混乱现象。本来是在汝箕沟驮炭的驴帮都进了大水沟和小水沟。
驮木头比驮炭赚钱快的多。木头的价值比炭高的多，尤其是驮木头不要窝子钱，白拿。有本事拿到山外就是钱。几乎家家院里都是白花花一片，木头贩子排成队。
夏至以前是扯皮木头，立秋之后皮扯不掉，要用刀刮。这种事情大约干了两年多。
1953年，上级派来了管事的。为首的叫马玉俊，三十多岁，人们都叫他马管理员，是陕北红军。还有两个看山的小年轻，一个石金玉，一个戴文胜。三人组成山前第一个贺兰山林区管理所。所址在三寡妇大门东侧，紧靠区政府。他们在沟口值班，见出沟的木头就没收，煞住了砍山毁林的势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木材奇缺，崇岗人背靠松山没木头。上级林管部门出台了一个政策，名称叫“扶育”。就是经林管部门批准，生产队可组织人员上山，在林区里找死了的树木，经查验后可运出山外使用。这措施部分地缓解了木材稀缺的困难。
改革开放，市场木材堆积如山，“扶育”已很不合算，贺兰山林区再没开放过。
2003年，林管部门在距山角下两里处设铁丝网，网内禁止放牧和占用土地。此举保护了贺兰山东麓的生态环境。
第四节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崇岗老百姓从报纸上看到美国人在朝鲜使用细菌战。
全国总动员，崇岗人民为抗美援朝出了力，立了功。不少人入朝作战。捐钱、捐物的人也不少。其中崇胜村冯天顺捐了三头黄牛，这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一件事。
赴朝人员中，一部分是原马鸿逵的宁夏兵，后起义编入了解放军十九兵团入朝作战。另一部分是一九五一年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朝鲜战争是一场双方装备十分悬殊的战争，其惨烈程度盖世无比，资料表明，志愿军入朝人次达二百多万，牺牲者二十多万。崇岗人民也为抗美援朝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
跃进：李广和。长胜：马福福。崇岗：席占奎：潮湖：赵元德、陶洪钧、镇朔：李荣。大武口：？
入朝人员中，大多数回到家乡。九十年代，政府优待，最初每月补助20元生活费，2006年，增加到二百多元。很多人还健在。崇岗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他们的。
第五节 镇压反革命
国民政府被推翻，社会大变动，利益重新分配。不可避免要触动一些人的固有利益。再加上马上要进行土改，一些人要失去大量土地和生产资料。对如此大的社会变革，一定会有人采取各种方式来抵制。再加一些惯匪、地痞、恶棍等，这都对新生政权和社会治安构成威胁。
如果忽视这些问题，政权建设、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都将无法进行。这就要镇压反革命。
这里所说的反革命分子，指对新生政权和各项方针政策采取包括言论在内的敌视、破坏、打击、颠覆活动的个人和组织。
崇岗的镇反运动早在一九五零年初的剿灭郭栓子叛乱的战斗中已经提前开始了。
一九五O年七月十九日，由国家组织的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崇岗被镇压了的反革命分子主要是和郭栓子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人。
直接参加叛乱的骨干大多枪毙。他们是：
下庙：李春芳、刘金山、徐天户（四和尚）。李怀林
镇朔：蔡栓子、李含林。
长胜：杨尕尕。
九泉：张怀中（张绪绪）、张白子。
潮湖：杨万义、谭福子。
对土匪有粮、物、信息等支持者判劳改二十年。
长青：李怀清、兰丰：马占元、王生福、陈秉。
崇岗：何宗明、大武口：安维俊、王柱柱等也属此例。
解放前有命案的也被枪毙，他们是：
崇岗供销社：林跃荣、长青：李怀林
长青李成业（郭拴子岳父）因为当保长有恶迹，判二十年。
乱世要重典，矫枉必过正。镇反中不可避免有过左的错误。有些人给土匪送粮、物出于无奈，判的多了些。也有冤枉的，但后来都做了改正，镇反运动基本上是好的。
第六节 土地改革
一九五一年十月，土改工作队在队长杨迟的率领下进入崇岗地区（五区），土地改革开始。
与此同时，各村都成立了农会。土改中，农会权利很大，各家成份都由农会讨论决定。以解放前3年的经济状况为划分标准。每乡一个农会，冯天友当了四乡（崇岗）农会主席。
先划家庭成分，分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经营、富农、地主等，还有恶霸地主。崇岗没有恶霸地主。贫、雇农可以分到土地、房子、牲口、农具等。以乡为分配单位，物品不出乡（现在的自然村）。
中农、富裕中农土地、财物不动，维持原状。
富农、地主多余的土地、房屋、牲口等要拿出来分给贫、雇农。但要给他们留有一定的土地和财物，还相当于当时的中农水平。
元宝、现金不在没收分配之列。
羊只、纯畜牧业牲口也不没收。
当时没有下中农这一成份。下中农是四清运动的产物。
为造声势，还开了斗争诉苦大会。崇胜三队吴学德是地主中挨斗的代表。还有伪乡长张正南。
土改后有这样一句话：“贫农扬眉吐气，中农谢天谢地，地富垂头丧气”。
土改千年未有，使耕者有其田。彻底铲除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使生产力快速发展有了可能。
土改政策偏左，有些不属地主的人被划为地主，打击面过宽。崇胜三队黄积善就属此例，划为地主后几乎没有什么财物可拿出分给穷人。兰丰大队李学义每年青黄不接缺口粮东转西借，竟然成了地主。
尽管如此，土改成绩是伟大的。
第七节 农业合作化
土改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土改后三年内，一半以上农户添了骡马大牲口和牛车，个别家庭正准备栓大胶车。地主吴学德甚至超过了土改前的经济实力，准备栓胶车的正是他。这是新中国的黄金时代。
土改后，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迅速拉大。有些分了田的贫农因无力经营又卖掉了土地，重新进入赤贫。眉户剧《不能走那条路》（内容为张栓卖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土改不是万能的，因为社会是动态的，它会变化。要真正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农业合作化似乎是唯一可行的有效办法，可以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农民的重新失地问题。
合作化分三步走：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一九五三年，互助组普遍成立。
一九五五年，各乡同时成立初级社。
一九五六年，各初级社合并为高级农业合作社，每个自然村为一个高级社，崇岗地区共六个高级社。
这种初级社变高级社的过程，完全是政府运作的拉郎配行为，根本不符合老百姓自愿的原则。
各高级社独立经营，互不相关。政府不参与高级社的经营管理和收入分配工作。当时的格局为政、社分离，高级社还是纯经济组织，虽有缺点但还基本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
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根本不同点在于：初级社中个人土地、牲口、农具等，还参加年终分红，有土地、牲口等生产资料的人分红当然多；贫困家庭只靠劳力，分红当然就少，贫富还有差距，地块还有主人。高级社中，土地牲口等生产资料在分红中全部失去作用，大家都凭工分分红，贫富差距消失了。
这等于变相地没收了生产资料，其结果是一个驴腿也没有的人突然得到了全部生产资料；有生产资料的人，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
这完全是一种鼓励贫穷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贻害无穷，因为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肯定了富有的倒霉和贫穷的光荣、美气。这是多么可怕的理论？后来的实践果真证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点很重要：初级社自愿加入，高级社不入不行。很显然，如果还允许社外人自由单干，高级社便会自动瓦解。于是，只能采取硬性强制手段。各地强制方法不一，但都以达到剥夺个人生产资料为目的，最常用的办法是开斗争会，中农也成了斗争对象。如果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重大失误，失误便从这里开始。
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几千年来最深刻的一场社会变革，比土地改革要深刻广泛的多。表面上看是生产资料变革，实际上它影响了以后中国几十年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理论、人民生活。触及了中国每一个人的思想、灵魂。在农业合作化面前没有局外人，我们无论怎样评说都不过份。
其结果不想而知：得利者心安理得，积极性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失利者的心情却是每况愈下。失利者是广大的中农，他（她）们可是中国农村的脊梁骨啊。要知道，中国农村的脊梁骨正是拥有土地、牲口、农具的广大中农。农业合作化实际上连中农的生产资料也没收了。农村的脊梁断了，其后果是可怕的，而且立即显现。
第八节 反右运动及其它
一石激起千层浪，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触动每个人灵魂的大变革，它像掀开了思想体系的潘多拉盒子。能自动接受这种变革的人并不多，有叫好拥护的，也有反对骂娘的，嘴里不敢说心里不满的，五花八门，不一而举。最主要的是高级社并没有带来宣传中所期待的农业的丰收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相反，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也就是右派分子们所认为的“今不如昔”。
对领导这场社会变革的干部们来说，工作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的，因为他们靠强制手段来推进农业合作化，干群关系紧张似在情理之中。
党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各级政府都不敢怠慢。为了快速推进农业合作化进程，干部们只能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便不可避免，并成为社会问题。
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用整风提意见的形式，改变官僚主义作风，以和谐干群关系，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1957年夏天，整风运动开始。
首先发动群众给干部和政府各项工作提意见，初衷是好的。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对接受意见的同志的要求。对提意见同志的要求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些口号是很正确的，也是很能鼓舞人心的。但后来的事实却完全违背了这些好听的口号。
矫枉过正，在提意见的过程中，不可能要求提意见者都是和风细雨、恰如其分。不可避免有一些过激，甚至是不好听的言词，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小题大做，错误地认为这些人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为目的。问题的性质立刻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提意见的人立刻变成反党份子惨遭打击，接受意见的人摇身变为捍卫党的勇士。整风运动好听的动员口号变成了引蛇出洞的必要手段。整风运动变成反右运动，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会议记录成为右派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他们统统被冠以“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右派分子多的很，提个意见，发个牢骚，敲个怪话，甚至耍个骄傲，都可能成为当右派的理由。大武口村雷敬业的右派帽子名额竟然是领导摊派的。据资料载，全国右派55万多，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五（《风云七十年》）。
平罗县右派101名，崇岗地区4名。三名教师：刘鸿泰、李俊英、范万寿，一名党校学员：雷敬业。
当了右派分子的人一律是知识分子，一个农民也没有。知识分子们被压的透不过气来，知识越多，危险性越大。这是对文化的摧残，知识的否定，文明的践踏。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多的很，但主要是“合作化搞糟了”、“今不如昔”、“党天下”等这几条。
右派们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在被斗的焉头焉脑、人气全无之后，最少也是开除公职，管制劳动。右派们‘反动’言论是各式各样的，但农业合作化是这场运动的起因和主线。也就是拥护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问题。
如果说这些右派们反对合作化，但反对合作化的人绝不仅仅是这几个右派分子，数量多得很，右派分子只是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右派们犯了言论罪，受的都是行政处分，他们不是罪犯，法院管不了，但比罪犯还不如。
反右运动是钳嘴运动。运动过后，社会一片肃杀之气。有右派分子们的深刻教训，给干部、党员和政府提意见的声音听不见了，人们失去了说真话的基本权利，到处是一片叫好拥护声。具有讽刺性的漫画绝了迹，甚至连《一个鸡蛋的家当》、《狼和小羊》等一类常见的讽刺童话也成了违禁文字，据说，因为它们讽刺了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后来产生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锅饭等一系列连续严重的极左错误，于没人敢提意见而不能及时纠正有密切关系。反右运动贻害无穷，它甚至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导引和政治奠基作用，它实际上是主要针对党外知识分子的一场较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
整风反右运动的根本起因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样大的生产资料大变革，无异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震。这样一个改天换地的大变革，妄图用强迫命令、打击压服的手段在短期内完成，还不准有反对的声音，这本身就不可能。付出的代价必然是惨痛的。这是历史的教训，要用历史作代价的，这个代价太大了。
反右运动的发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时28年，参与者抛头颅，撒热血，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打日本，牺牲者数以千万计。其艰苦卓绝，世界没有。革命成功，政权来的太不容易了，倍感珍惜。
解放后，这些人放下枪杆，便进入社会各个领域。由于久搞武装斗争，文化很少，便出现了不会看病的当了医院院长，不会唱戏的当了剧团团长等很多类似现象。于是便有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甚至要他们下台的“反动”言论。这就涉及到党的领导权问题了，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敏感的问题。28年的赴死奋斗，劳苦功高，盼的就是革命成功掌握政权这一天。
因此，领导权问题是绝对不允许讨论的问题。一场斗争不可避免，胜负还没开始就已经决定了。
这些老革命捍卫了党的领导，成为反右运动的功臣。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们过不了那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关，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被打倒，下场比右派更惨。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和绝大多数农民一样，都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成员。
附：“分子”说
反右以后，中国便有了各种名份的“分子”。
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里，尽管斗争方式花样翻新，五花八门，但戴帽子是阶级斗争的最基本方法和最有效手段。不管是什么人，只要给他戴上一顶××分子的帽子，他将永世不得翻身，就像林冲遭发配时脸上烙的金印一样。由此甚至几代人都受到影响。
“分子”是帽子的载体，没有“分子”，帽子便失去了意义。“分子”的名称多极了，而且还随地而生。地、富、反、坏、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这还不够，还要再加上没有冠以“分子”的“六种人”，这是不叫分子的分子。连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实际上也是分子的范畴。
那年月，除了积极分子是‘好’分子之外，其余的分子大概都是‘坏’分子。尽管分子的罪名各不相同，但产生分子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反对了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对现实不满。
分子的帽子是极其灵活的。地主可以不是分子，因为他的表现好。不是地主的还可以是地主分子，因为它表现不好。崇富九队吴天明便是一个。
吴天明，男，解放时不到十八岁，五三年领结婚证时年龄还差一点。按政策规定解放前三年时他才十五岁，不算成人。六十年代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一说是因其父五零年死亡，他应当继承父亲的地主分子‘帽子’；又说是他表现不好，应当给他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也许兼而有之，谁也说不清楚。
杨生珍又是一例。杨生珍，男，崇岗七队人，共产党员。五六十年代曾当过大、小队干部，四清时成为严重四不清干部。为打击他的‘气焰’，硬说他给郭栓子送过一双鞋。二十多年前的一双鞋，怎么二十年后才查出来呢？不由分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戴定了。
李孝英的帽子就更奇了。
李孝英，男，崇富十队人，七十年代初，大队书记在会上宣布，李孝英丢了的反革命分子帽子，今天在汝萁沟煤矿找到了。（李孝英五十年代曾在汝萁沟煤矿工作过）一顿拳脚相加之后，李孝英可被打惨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被戴定了。
后来，公社书记马鸿才到平罗县有关部门查找李孝英的资料，档案中无任何只言片语。马鸿才回天无力，那年月为分子翻案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时候，人人自危，谁都不知道啥时候被戴上分子的帽子。
你是贫农，党的依靠对象。不要太高兴，要知道，坏分子的帽子是不管成份的。贫农也能戴帽子。
你是党员，甚至是领导干部，不要太乐观，也许蜕化变质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正等着你呢。侯占云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侯占云，平罗头闸乡人，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解放初期任第五区（崇岗地区）区委书记，后来任崇岗公社书记。出身贫苦，根红苗正。谁能想得到，他也被戴了帽子。
给他戴帽子还是费了点周折的。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工作队首先盯上了他。经查，历史清白，经济不沾边。没有能搬倒他的任何理由。世上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正面不行侧面攻，终于有了新发现。十几年前，也就是侯占云当区委书记时，娶了常青村陈家之女为妻。陈家土改时被划为富裕中农。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只不过多费一道手续而己。先把陈家的富裕中农成分上调为富农，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结论是：侯占云被富农拉下水，把本来是富农成分的岳父家，包庇为富裕中农。这是严重的阶级立场问题，侯占云立即被戴上蜕化变质分子帽子撤职查办。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连刘少奇、彭德怀都戴了帽子，谁能幸免？
与帽子无缘的人也有，这就是文盲加驯服再加没思想，缺一不可。少说话多点头是处世哲学
当了分子的坏处太多了，多干活，干重活，少挣工分，子女参军上学没有份，等等。崇岗的庙都拆完了，大多都是派分子们去干的，其他人不会干这种据说是会引来倒霉的活。
最倒霉的是无休止的斗争，批判，交待罪行，汇报表现。尤其是在阶级斗争风声最紧的时候，找不到活‘老虎’，就用斗死‘老虎’来交付官差。分子们便更倒霉了。斗争会上叫骂声，呵斥声不绝于耳，还要拳脚相加，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镇朔五队的地主分子王万山在连续斗争若干天之后，上吊自杀。
原马鸿逵的警卫副官、解放后的统战对象冯祥有，夫妇二人被迁赶到下庙劳动改造，在无休止的大小斗争会之后，妻子突然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此类现象不胜枚举。
冯祥有访谈录
时间：1978年，地点：崇岗中学。
某日，笔者到李宝宁老师宿舍窜门，李老师不在，见一老者在屋内闲坐，处于礼貌，上前打了招呼。老者出示了一张介绍信，是区党委统战部户口转移的介绍信，我说：你身份不低，来头不小。老者说：哪里、哪里，我不过是马红奎的警卫副官，只有少校军阶。笔者很感兴趣，两人便攀谈起来。原来，中原大战之后，马鸿逵军到了河南。某日，马下连视察，忽听冯祥有高声说话，倍感亲切。兵如流水，此时军中已无家乡临夏人，甘肃人也难道一见，立马便将这位甘肃定西汉人视为知己贴身，成为马的警卫副官。
问：马鸿逵后来去了哪儿？答：当了驻土耳其大使。
问：为何不像马鸿宾那样起义投诚？答：原因有二，一是共产党内高官，马的原政治部主任刘志丹己不在世，失去了保护伞。二是八十五根金条，除五根在香港买了房子外，其余八十根在早已全部运往台湾，成了穷光蛋。
问：你为何不跟马去？答：一是兰州有一院房产，价值不非，夫人也住在那里，不能丢弃。二是改朝换代历史上常有发生，败了当个老百姓，安安稳稳也不错。没想到后来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家败人亡。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复出，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天下的分子都自动摘了帽子。猖獗了二十多年的帽子运动终于寿终正寝。纸船明烛照天烧，从此天下无‘分子’。
给“分子”们摘帽并不容易，还是费了一凡周折的。
一九七九年，党中央下了文。文件规定，凡应该摘帽的“分子”上报批准即可摘帽。但中央文件竟无人执行，成为一纸空文。原因很简单，谁敢给阶级敌人摘帽，分明是自找苦吃。没有人敢写为分子摘帽的报告，摘帽一事搁浅了。
主持这项工作的胡耀邦同志快刀斩乱麻，紧接又下一文，和前文正好相反，文件写明：不能摘帽的“分子”报上级批准；凡不报批的“分子”，按规定一律摘帽。干部们谁也不干这种出力还得罪人的傻事。所有的“帽子”便一风吹了。
第九节 人民公社
反右运动使全国舆论高度一致，反对的声音没有了，大家都“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就给极左路线大步、坚决向左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社会条件，人民公社便应运而生。
当时唱一首歌：“骑马要骑千里马，带花要带大红花，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还有更流行的一句话：“人人都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万口一词、万马齐喑。农业减产、局面僵化。
为了鼓舞士气，打破这种不正常的社会僵化局面，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大跃进口号，推行人民公社化。
一九五八年，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一片呼喊声中，代表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诞生了。
人民公社始自河南省信阳专区一个叫楂岈山的地方，公社的名字是当时最时髦的，叫“卫星”人民公社。毛主席题词“人民公社好”。从这时起，人民公社的名字占领了全国各个角落。
人民公社从产生到全国普及，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完全是一片拥护叫好声，这是反右运动的“功劳”。在公社越大越公的口号下，公社的规模实在大的很，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在小队干活记工分。
平罗县划分为四个公社，崇岗地区为一个公社，最初叫大武口公社。社长王金林，书记龚尚明。崇岗公社北起简泉，南到兰丰，南北延绵八十余里，这还是全县人口最少的公社。
崇岗公社共六个大队，解放初的每一个乡为一个大队。也就是每个自然村一个大队，大队下是生产队。
人民公社在组织结构上和高级社没什么不同。解放初的区变成了公社，公社干部实际上是原区干部，领国家工资，完全是一级行政组织，只是名字变了变。公社是政社合一组织，这是徒有虚名。因为公社不直接经营农业生产，只起管理督促检查作用，完全是一级国家行政机构。
人民公社和高级社根本的不同点在于：高级社独立经营，生产分配完全自主，不受政府干预；人民公社的生产、尤其是分配，完全在政府（公社）的控制之下，生产单位基本没有对产品的支配权。
公社和高级社还有一点不同，这就是更公了些，全公社的人、财、物可随意调动，不分你我，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大二公。’
人民公社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小队只管组织生产，打下的粮食上交大队统一分配。每一个小队一个食堂，吃饭不要钱。家里的锅也没用了，碗也到了食堂。除了房子、被子没有私有物。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建成了。
几乎是在人民公社成立的同时，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针，即三面红旗。具体内容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即在各项工作中始终保持跃进状态，不当小脚女人。
三面红旗中，人民公社这面旗是另两面旗的核心和载体，另两面旗只是口号，没有实际意义。
三面红旗是不容反对的，否则就是反革命，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是最好的例子。
六十年代中期，三面红旗不再强调，总路线、大跃进口号逐渐淡化，只剩下人民公社一面红旗了。
第十节 双反运动
双反运动是宁夏独有的，以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简称双反运动。崇岗老百姓叫大绑人运动，名字叫的很形象。其受害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史无前例。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只在上层和干部中开展和存在，与基层工人、社员关系甚小。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初，干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原来甘肃、宁夏的老人手；另一部分是从北京市机关中调来宁夏的京城派。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干部中的派性斗争，以京城派占上风为终结点。这个结果是必然
的，不会是另一种结果。被打倒的干部都冠以“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而遭到迫害。运动本身加强了中央集权。
反坏人、坏事的运动在基层老百姓中普遍展开，受害者甚众。
双反运动发生在低标准最关键的一九六0年。运动的产生、发展与低标准有着密切的背景联系，是低标准的派生物。
“衣食足而知廉耻”。在那个人人都饿到极限，要饭都找不到地点的年月里，什么文明、礼貌、道德、义务早就到了九霄云外，为了活命，甚至视法律于不顾。偷的、摸的、贪的、怠工的、骂娘的，五花八门，混乱不堪。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与人民公社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十分严重，不能坐视不管。
当时的自治区领导们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认为混乱局面是因为坏人太多造成的，便下令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场政治运动，打击坏人、坏事，整顿社会秩序，以保卫人民公社为目的。
这场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抓捕、集训、劳教、劳改。
由于‘坏人’太多，谁是坏人又无章可循，便按人口比例给各基层单位摊派坏人指标。连平罗中学的学生也摊派了两个坏人，一个劳改，另一个劳教。哪个单位完不成抓坏人的任务，领导就是坏人。
在这种政策的驱使下，‘坏人’立刻多了起来。谁偷了西瓜、掰了玉米，谁拔了萝卜，谁敲了怪话，顶撞了干部，甚至谁不顺眼，便都成了被抓的对象。汝矿工人王占江走路中将路边烂铁桶一脚踢下沟里，立即成为坏人被抓了起来。
兰丰大队召开群众大会要抓坏人了。坏人早就内定有数，只等一声断喝了。王生福被内定为坏人。他在会场中一棵躺倒的大柳树上坐着，其人特征是嘴上长着小胡子。大会开始了，一通讲话之后，接着便要抓人了。只听一声高喊：“把柳树上坐的那个小胡子抓起来！”民兵们便立即行动。抓来一看，根本不是要抓的那个人，此时的王生福刚离开柳树，另一个长小胡子的贾鸿彦刚坐在大柳树上便成了替死鬼。其荒唐程度可见一斑。
坏人多极了，只是送到县集训队的就有2044人，剧院挤满了还不够（平罗县志）。各公社、大队集训的人就更多了，只崇岗大队集训队就有一、二十人。专设一灶，由民兵看押管理，集训地点在现崇富九队李风来大寨子。
这些被抓的坏人劳动强度很高，思想压力大，又正值低标准，死亡率就高，许多人就没有活着回来。崇富十队的余云就死在了县集训队。更奇的是，这些坏人没有一个是经过法院审判的。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零年，陆续给在县集训队立案的人平了反纠了错。
各公社、大队集训的“坏人”不了了之。
双反运动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党的执政能力。
第十一节 社教运动
一九六二年，为总结产生低标准的经验教训，在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主持下，党中央颁布了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其基本内容是关于自留地、家庭副业和按劳分配的合法化，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个别地方还实行了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场被扼杀了的经济体制改革。
效果还真不错，一九六三年成为低标准之后的黄金岁月，日子好过多了。这些改革措施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刘少奇主席的声誉也因此有了很大提高，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极力拥护。室内悬挂刘少奇主席像的多了起来，并且和毛主席像并肩而挂。与此同时，社会上掀起一股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热潮。这无疑冲淡了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和热情。相比之下，毛主席提倡的“农业学大寨”成效不显。。
三自一包政策本身就包含着太多“资本主义”因素，它标志着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受到了严重侵犯和质疑。“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地表现了出来，你死我活，旗帜鲜明。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刘少奇必倒无疑，因为他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此后越演越烈，变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目的就是打击资本主义，保卫人民公社的公有制经济。
所不同的是，此时能动摇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人已不是各种‘分子’、‘右派’这些死老虎们，而是干部、党员，甚至是党的高级干部。加之此时确实有少数干部多吃多占，养尊处优，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一场以保卫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为宗旨的运动便不可避免。
运动的名称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又叫‘四清’运动。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打击资本主义活动，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这场运动的领导入错误地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之所以不能巩固和快速发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开展而成效不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之所以表现的不够充分，根本原因是各级干部的蜕化变质，贪污、腐败、变修、带头复辟资本主义所造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运动的重点由整党外群众变为整党内干部，甚至是党内高级领导干部。这和反右运动刚好相反。
错误的观点必然导致错误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指导思想必然导致错误的行为和错误的运动。
一九六四年面上四清运动开始，主要是调查各地干部状况，为点上四清做准备。
一九六五年，点上四清运动正式开始。
点上四清声势浩大，县有社教团，公社、大队有社教队，小队有社教工作组。
社教干部由各地抽调，其中还有军队干部，本地干部回避。
四清对象主要是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和与经济搭上边的会计、保管等。实行人人过关的办法。
当时的宣传口径错误地认为：干部队伍基本上已经坏完了，好的是极少数。坏干部统统被称为“四不清干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干部几乎人人成了四不清。
被定为四不清的干部要坦白交代过关，不认真坦白交代的叫‘上楼’，过了关的叫‘下楼’。要像审犯人一样的低头哈腰；打骂逼供也还是主要手段。
小队有群众大会，大队开两干会，公社开三干会。上了三干会的干部便是问题最为严重的“四不清”干部。
不承认有问题不行，为过关编造问题也不行。就是脱三层皮，掉一身肉也还是不能过关。
被认为问题重大而拒不交代的著名四不清干部如兰丰的顾文孝，王玉春，徐福，崇岗的杨生珍，公社会计马永新等。
也有经不起酷斗，胆小怕事，心眼狭小而自杀的。公社会计顾自亮，镇朔五队会计王万善就属此例。
退赔，是四不清干部的最后结果，处理的方法十分残忍。在那个人人都过着穷日子的年代，干部有点多吃多占也仅是针头线脑一般的事情。被定的贪污退赔钱、粮数额十分惊人，动辄成百上千。没有钱和粮退赔就用其它物质来顶替。拉猪的、赶羊的、拆房的、炕上拉毡的、地下抬柜的，五花八门，一片萧杀之气。谁看了都胆寒。
四清结束时，下放开除了不少国家干部，社长周学颜、王虎山等人就属此例。周学颜是因莫须有的私藏枪支问题而被处理的。他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不清分子。
社教的收尾工作是重新划成份。成份往上划的，主要是原富裕中农划为富农。往下划的主要是中农划为下中农，下中农由此而生。从此泾渭分明，阶级阵线更清楚了。这无形中把人分成了两大政治群类——贫农、下中农是党和政府依靠的对象，其余的人为团结对象或专政对象。人为地制造了社会矛盾。
一九六六年初，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社教运动基本结束。
附：忆苦思甜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流行一种叫“忆苦思甜”的活动，目的是让人们知道旧社会的苦，从而比较出新社会的甜。主要内容是老贫农诉苦和吃忆苦饭。但由于某些原因，常出笑话，现举一例。
“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在忆苦思甜的专用歌声中，崇岗九队忆苦思甜大会在社教工作组的主持下已经开始了。该张仪张老汉发言了。他可是给三寡妇当了半辈子长工的老贫农，典型的苦大仇深。
“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毛主席万岁。”。一阵口号声喊过，发言开始。
张老汉诉说了大地主三寡妇的凶狠恶毒，把人当牲口使。天不亮就下地，天不黑不收工。每到歇牛时为补充体力继续干活，还派人送来干粮。说到此处，张老汉略有所思：“哈，大白蒸馍好的很，可惜今天吃不上了”。“下去，你这是忆谁的苦？亏你还是老贫农”。工作组领导一声断喝，张老汉弄了个大红脸，一场大会不欢而散。
附：家庭成分
20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东西，那就是家庭成分。在招工、招生、参军、提干等一切活动中填写个人情况申报表时这是一项必填的内容。
家庭成分和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幸福指数、个人前途等密切相关，切不可马虎。
成分自低到高有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城市平民、资本家等。具体操作中往往是：好事成分低的优先，成分高的靠边；坏事成分高的靠前。大概如此，也不尽然。
土改时定的成分就是每个人的家庭成分，而且是遗传的，爷爷的成分就是孙子的成分。
家庭成分重要的很，在招工、招生、参军、提干等事务中，成分高的人绝对是弱势群体。文化大革命中子女斗父母的现象，大概都出自地富家庭。
成分太重要了，甚至能决定人的命运。常青大队原住居民李怀民，1964年参加高考，高分上榜，名落孙山，不予录取，发配到了“广阔天地”。唯一原因他是地主子女。
这些打入另册的人找对象都没有优势，谁肯嫁到地主家里？兰丰大队女子马淑珍，为了改变家庭成分，高中学历的她，嫁给了一个纯文盲的老贫农。一辈子不知道爱情为何物。到头来她自己还是地主成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阶级斗争的逐渐弱化，成分已不再重要，填个人情况报表时己没有了家庭成分这一栏。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 第十二节 文化大革命 耗时费力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并没有真正达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原因很简单，自上而下的四清运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谁会自己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被整倒的干部几乎全部是级别很低的社队干部，运动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
必须找到新的途径。
毛主席找到了这个途径，这就是只有一人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也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四清运动是有政府的群众运动，那么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无政府的群众运动。
这种群众运动必须有一个基本条件：领导者要有绝对权威，否则就会变成动乱。这个领导者只有毛主席才可能胜任，但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这个权威，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树立过程。
这个过程早在反右和打倒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中就已经开始了。反右运动和庐山会议只是打倒的层次不同，没有本质区别，但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权威。
彭德怀是因为给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意见而被打倒的。他提的意见内容基本正确，程序完全合法，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否认意见的正确性。
1963年，在彭德怀被打倒后的第四年，毛主席招见了他，并对他说：实践证明你是对的，但还不能平反。并且当场给彭德怀分配了西南大三线工作。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伟大领袖不能犯错误，尤其不能犯后果严重的方向路线性的大错误，更不允许他的下级犯颜直上，公开斥责他的这种错误。道理很简单，如果给庐山会议平了反，无异于神州大地政治上的八级大地震。因为这会动摇伟大领袖在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正确的政治地位，进而动摇到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种结果标志着一个现实——任何高官，不管他正确与错误，都在可能被打倒之例。也标志着另一个现实——正确和错误在政治斗争面前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它们永远要在政治斗争需要面前缴械投降。
真理在哪里，此时的真理已被谬误踩在了脚下。
这仅仅是即将到来的，包括低标准饿死人在内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开始。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惯性在起作用，合该如此，势不可挡，无法更改，也是中国老百姓必定要承受的历史灾难，不可避免。
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得有另一个人。这个人也必须有相当高的权威和号召力，并且在宣传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上能心领神会，不遗余力。这个人就是林彪，林彪符合这个条件，毛主席选中了林彪。
林彪的威信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这种树立早在庐山会议前便开始了。一九五八年林彪被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代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之后不久，他便大力号召全军、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威信也“高”的吓人。
一九六五年底，毛主席批准打到了最忠于自己的罗瑞卿等人。罗瑞卿等一批人的被打倒，斩断了试图挡住红太阳光辉的“乌鸦的翅膀”。因为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在签发林彪讲话稿时将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最高”等字样删掉了，他认为这样的提法不符合马列主义。
罗瑞卿的罪名是只搞军事，不突出政治，实际上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罗的这一做法，严重地束缚了林彪宣传和拔高毛泽东思想的手脚，必须打倒。
罗瑞卿等一批人（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的被打倒，林彪成为在党内、军内说一不二的人物，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毛主席的“好学生”，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继承人。
林彪也不含糊，除每讲必说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之外，大量印刷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五十多种文字，印数三十亿，合全世界每人一本，超过了圣经的发行量。
林彪还发明了“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急用先学”等庸俗的学习方法，但就是这些庸俗的学习方法，“效果”却特别显著。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甚至几乎成为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了，可以用最高指示指挥全国每个人的行为动作了，原来的党中央、毛主席变成毛主席、党中央了。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造神运动任务完成了。在造神运动中，林彪的作用不可低估。到此，由一人领导的、自下而上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
那时候除了毛主席的书，没别的书，除了毛主席的歌，没别的歌。人人自危，既要表现强烈的“无产阶级”斗争意识（斗他人），又要防止自己挨了斗。说话硬梆梆，脸上阴沉沉，谈恋爱都变了味。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其数量以千万计，主要成员是青少年学生，
他们思想单纯容易发动，一点就着。
红卫兵的天职是造反，除了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外，谁的反都可以造。
这实际上已经规定了被打倒的对象。
造反的形式是打乱社会秩序、“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一切封、资、修宣战”；采用的方法是批判、揪斗、抄家、游街、坐土飞机。
先是揪斗牛鬼蛇神，破四旧。崇岗的庙大多就是这个时候拆掉的。
崇岗的牛鬼蛇神以教师为主，被斗的最惨的人是吴天顺，韩凤鸣，杨光福、赵雪英，赵晓林等人。戴高帽子，画鬼脸子，用绳子牵着走村串户游乡。赵雪英还被扒掉皮鞋，在满是石子的路上和长满了蒺藜的山坡上，像猴子一样地被拉着游走，惨不忍睹。
好在这是无领导的群众行为，不下结论，不做组织处理，工资照发，最后不了了之。比当年右派的下场好一些。
红卫兵是自发的群众组织，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极力肯定和推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便无从说起。1966年，毛主席曾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可见其重要性。
红卫兵组织头目自选，由极“优秀”的极左分子担任。小的叫战斗队，大的叫兵团，再大一点的就叫野战军，指挥部，总司令部等。名称都是最好听的，最有革命性的，最能贴紧毛主席的。如井冈山兵团，百万雄师等。五花八门，以各自的红袖章为标志。
崇岗大队也有造反派组织，名称“起风雷”战斗队，队长是李玉柱。为了表现造反派组织的存在，最有效的表现形式就是揪斗当权派，夺权。“起风雷”战斗队联合其他大队造反组织，揪斗公社书记朱清文、社长李生良。朱清文的三根肋骨被××一拳打断。
踢开党委闹革命，新生的革命政权叫革命委员会。委员由革命干部、造反派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称为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一九六八年，崇岗公社革委会成立。革命干部代表张明为革委会主任，造反派代表任国政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吴国柱等任革委会委员。
“起风雷”战斗队队长李玉柱当上了崇岗大队的革委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文斗不少，武斗不断，无辜死了很多人。崇岗也不例外，汝箕沟造反组织的李进义（下庙人）就在玉皇阁武斗中中枪弹死亡。白送了一条命。
十年浩劫，罄竹难书，损失无法估量，怎样评说都不过分。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做一台大戏，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就是拉开的一面大幕。《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5. 16通知）就是敲响了开场锣鼓。红卫兵的造反、串联算是演员登场了。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就是这场戏的一次次的高潮迭起。九大的召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被打倒，观众把戏才算是看明白了。林彪摔死在外蒙古温都尔汗，戏进入了尾声。四人帮被粉碎，这场戏才算是真正地偃旗息鼓了。
文化大革命是社教（四清）运动的扩大和提升，社教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场和前奏。二者没有性质区别，都是“阶级斗争”的衍生物。
文化大革命名副其实，它就是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命。文艺节目被封杀了，八亿人看八个戏；四大名著成为封资修而被违禁、焚烧，孔圣人被批的体无完肤；“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几个字被定为阶级调和主义而严厉批判，宗教活动到了地下；传统节日没有了，对联成了封资修。文化越高越反动，文化越低越革命。上学都没必要了。
顺便说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基础。
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时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很可能是绝后的一场社会动乱，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动，发展，表面上看，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等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了的一场浩劫。但这样说未免太简单化了，这样大的社会动乱，这样一个每个中国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发了疯似的参与其中的大运动，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运作所能做到的，它必然有深刻、广泛的社会基础。
一、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这是最主要的社会因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个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失去了谋求生计的权利和可能。人们的生计完全掌握在干部的手里，行动完全听上级的指挥，上级又听更上级的。参加斗争大会也给记工分、发工资，何乐不为，不去行吗？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还管吃管住，这样的免费旅游谁个不去？如果当时是自负盈亏，自谋生计的经济体制，这些事都可能吗？哪个人放下自家田里黄了的麦子不割，去参加毫无意义、毫无好处的批斗会，他可能是得了神经病。哪个老板敢把雇工放出去搞串联？致于什么游行、集会、造反、打倒，也统统见鬼去吧，任何人的发动、指挥都没有用。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造就了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为产生专制政治的温床，只有专制政治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产生有了可能。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是否可以这样说：多一份民营经济就多一份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当今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
二、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层出不穷，但这些政治运动无非分两大类，即“五七式”和“六六式”，这是按运动发生时间划分的。
如果按运动性质划分，可简单划分为“整党外群众式”和“整党内干部式。”
五七式运动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代表，其挨整的对象主要是党外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目的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具体效果是：反对的声音没有了，敲怪话的不敢了。干部，尤其是党内干部的权威得到很大提高。谁敢给党员提意见，小心挨整。
党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政令统一，群众成了驯服的“工具”，干部好当多了，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
事情都有两面性，物极必反。这些“人民公仆”的地位巩固之后，他们沾沾自喜，气指颐使，自我感觉良好，得意于已经取得的行政职务与工资级别，心思逐渐运用于怎样继续升迁上。尽管有焦裕禄当榜样，但不起根本作用。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他们养尊处优之余，居然也产生了标准很低的腐败现象。干部们的工资虽然不很高，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一般群众尤其是人民公社社员那是天上地下。干部像神仙一样，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要知道，公社社员辛苦一年，很多人连一分钱也见不到。那年月，穷到了极点的人民群众，必然产生对现实社会普遍的不满情绪。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实际上是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必然落实到对干部、官员的不满上。这无形中就产生了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立，产生了老百姓对干部的逆反、妒忌甚至仇恨心理，给文化大革命产生埋下了大量种子，只等机会到来。当时产生于崇岗地区的一句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社会现象：“社员三两粮，拄着拐棍扶着墙；干部三两粮，又娶媳妇又盖房’’。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一句话：“官做大了，薪水高了，说话爱训人。现在群众起来了，搞的他们很狼狈。”这说明中央高层对这一社会现象早有察觉。
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自身处境极端不满和对干部阶层嫉妒、仇恨相结合的社会产物。它象火药筒，只是谁来点的问题了。
“六六式”运动以整党的领导干部为中心，目的是揪出社会主义的蛀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已经实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
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干部的普遍不满情绪，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动，迅速漫延，普通老百姓和青年学生普遍参与、支持、响应的一场群众性运动的社会基础。毛主席明察秋毫，恰当地、适时地利
用了这个社会基础。
尽管老百姓对打倒的干部们并不了解，甚至一无所知，但他们的心理状态中暗藏着对被打倒干部的“活该”二字，并不同情。否则，不会出现那么多对造反非常热衷，“一点就着”，甚至“抱薪凑火”的红卫兵。这是老百姓对现实社会不满，对干部心理不平衡的必然反应；是极想迅速改变现实社会、从而改变个人命运的结果。他们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改变自身命运的难得机会，说想要变天也不过分，因为老百姓太苦了。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和政府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和当权的干部们直接联系在一起。他（她）们想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多少改变一下自己苦难的处境和地位，这当然是痴心妄想。文革中，打在当权派身上那些雨点般的拳头，是老百姓们的愤恨变成的，于“四人帮”并无太大关系。四人帮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工具而己。
打断朱清文肋骨的社员对朱清文一无所知，他拳头打的是干部，不是朱清文，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天”真的“变”了，老百姓中比乡长、县长、市长还有钱的人有的是，干部算甚么。当然，今天老百姓也恨贪官污吏，但贪官污吏的“贪”于老百姓的日子不发生直接关系，何况老百姓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对自己的生活和前途基本上是满意的。这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情况完全是两码事。
综上所述，“五七式”运动是“六六式”运动产生的前提和原因，“六六”式运动是“五七”式运动的伏笔和必然结果。没有“五七式”运动就没有“六六式”运动。
第十三节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三年中，一不招生，二不招工，三不毕业。
三年中积累了大量的大中专和普通中学该毕业而没毕业，不该毕业而学龄己够毕业年龄的学生，简称“老三届”。再加上城镇自身积累的待业青年，当数以千万计。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要真正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根本不可能。
红卫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继续集中留在城里会游手好闲影响社会稳定。这些曾经是红卫兵的青年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练出很强的造反精神，长期集中放在城里会出事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如何安排他（她）们，是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去，在广阔的天地里让贫下中农教育和管理他们。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掀起一个雷厉风行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自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七年，每年都有大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历时十年有余。
所谓“知青”，即有知识的青年学生。他们的知识少的可怜，据77年高考前统计调查，应届高中毕业生达不到初一水平。知青名不副实。
上山下乡是带有政策强制性的。按政策规定该下乡而拒不下乡的，要注销城镇户口，停止粮食供应，并不准安排工作。在当时情况下，除特殊情况外不下乡是不行的。下乡成为每个青年的必经过程。
大城市的知青主要是到内蒙、宁夏、新疆、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中小城市的知青就近在农村插队落户。
崇岗公社因靠工厂近，下乡青年也就多。他们主要来自平罗县城，煤机厂，西北轴承厂。
数以百计的知青分布在崇岗公社各个大队和生产队，为解决他们的吃住问题，生产队还给他们盖起了知青房。知青们基本是合伙吃饭，集体居住，和社员一起出工。每个劳动日分红不到三角钱，生活极其艰苦。如果没有家里的经济支持，生存都会有问题。既害了队里，又累害了家里。一个知青上山下乡，全家人牵肠挂肚，知青们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不少麻烦。
最高指示不能当政策使用，上山下乡并没有真正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而是把矛盾暂时掩盖了起来，把失业变成了变相失业。
知青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返回城里。但下乡容易回城难，为此，知青本人及其亲属们费尽心思，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合法或不合法的办法。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政策的放开，城市容量大增，这些知青先后返城有了工作。当然，最终回不了城的也有很多。
这期间，“劳动服务公司”功不可没，它吸纳了很多返城青年，为减轻就业压力起了很大作用。
今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了历史。
第十四节 联产承包责任制
历史劫难的代价是社会的进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地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
一九八一年，改革的春风苏醒了沉睡三十年的崇岗大地，崇岗的新生开始了。改革的名称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名不符实，根本无产可包。又叫“包产到户”，也不准确，这实际上是刘少奇提倡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的回归和扩大。
不管怎么叫，生产队的地是分完了，而且是按人头平均分到家庭的。同时分的还有原生产队承担的国家公粮，购粮。生产队欠的债务也按亩均摊，又叫“大包干”。牲口、农具、圈棚、队部、库房等资产也按人头分到各家了，生产队名存实亡了。还有叫“分田单干”的，太不好听了，有损于社会主义。但这种叫法最符合实际，完全回到合作化之前的老路上，不叫单干叫什么？不过没有人再担心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怕“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人们终于有了可以由自己支配的一片土地，命运终于掌握在自己手里了，所有的人都举双手赞成。只有极少数干部一时想不通，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转不过弯来。
单干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粮满囤，谷满仓。三十年没解决的粮食问题似乎一夜之间便神奇般地解决了。人们吃饭时再也不去讨论“吃干吃稀”的问题了，放开肚皮看你能吃多少？人人都过上了‘地主’的生活。
一九八四年出现了卖粮难，尽管不是什么好事，但为三十年来所未有。
有人担心，分田单干后，人心涣散，农田基本建设没人搞了，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杞人忧天。
当然，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分田之后，地界问题，灌水问题，打场先后问题也都出现过，甚至有的还很严重。
一个小故事：两个社员为淌水先后打的头破血流，惊动了公社干部。干部说：“像你们这样为淌水打架，干脆把地收了再搞大集体。”两社员说：“我们宁可打架也不再搞大集体，我们不打了。”事情虽简单，但寓意极深。
在以后的日子里，崇岗一步一个台阶，一年一个变化，人们基本过上了小康日子。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功劳。
崇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人民的好儿子邓小平。他的经天纬地之功，他对中国的重要性，对中国人民的重要性，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评说都不够。
2013年，实行耕地确权，六十年之后（自1954年），农民重新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土地重新有了自己的主人。农民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他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掌握的一点生产资料，一切回归自然，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但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及时地离开了我们，否则，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莫言《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