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陶泉德渊匆匆离世之谜

两淮盐运使都转俞德渊匆匆离世说法历来不一，本文在对大量史料研究整理的基础上，归纳了以下三种说法，向读者交代清楚，以正视听。

第一，遭受巨大精神压力说。道光十一年（1831年）初，俞德渊被陶澍保荐，出任两淮盐运使一职。陶澍在奏折中称，俞德渊“清淳练达，猷守兼优，臣所深知。虽于盐务向非熟习，观其平日办事有体有用，条理分明，堪胜两淮之任”。陶澍是在回乡省亲的路上得知噩耗。这期间正值陶澍因淮南盐多销滞，不仅奏请将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纲盐分十年带运，而且要求将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纲安排在该年六月开纲。俞德渊任职期间精神压力巨大，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陶澍称：俞德渊“在两淮五年，适当疲敝之后，殚精竭虑，刻苦支持，以致积劳成疾，竟至一病不起”。除俞德渊遭受巨大精神压力不幸离世之外，因陶澍刚愎自用遭受巨大压力而不幸丧命者，当然还有盐运、盐政要员王凤生、刘万程、和陶澍本人以及一些知名的商界人士。

第二，卓秉恬窘辱说。此说源于历史记载，是作者选择的一个对事件发表议论的角度，难免偏颇。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撰《淮鹾忘本》一文称：“俞陶泉都转吏治精敏，任淮鹾数年尤有奇效。其座师为卓相国秉恬，时以侍郎主江南试，以库案赔款，索助千金，俞勿应。试竣，还京过扬，俞往谒，适有盐大使钱某亦在焉。钱为卓之座主次轩观察子，卓乃引钱上座而处俞于下。钱乃俞属吏，谢不敢，卓强之。坐次，乃垂涕谓钱曰：我辈非师门无今日，然日下时风，率皆忘本，是可慨叹！遽执钱手入后舱午餐，置俞于外。俞惭恨归，不数日遂卒。俞虽失弟子礼，其为卓所窘辱，固属咎由自取，而卓之所为，几使俞无地自容，似亦未免太过矣！”

上述这段文字来源于清代陈康祺撰《俞陶泉死于窘辱①》一文。照录如下：“俞陶泉都转，即二笔所纪。道光中，陶文毅公初改盐法，特保为两淮运使者。敏于吏治，任事数年，裕课②厘奸③，大著成效。后卒于任，上下惜之，皆谓由卓文端④相国窘辱⑤所致。盖文端为都转座师。库案应赔，曾邮书索助千金，都转勿应。适文端以侍郎主江南试，北还过扬州，都转谒之舟次，盐大使钱某亦来。钱为文端座主次轩⑥观察之子，文端引之上座，而处俞于下。钱以属吏不敢僭⑦，文端力强之。坐定，乃垂涕谓钱曰：‘我非先师无今日，尊门恩谊⑧，没世⑨不忘。近日世风⑩浇薄⑪，乃饮水而忘其源，大可慨叹！’词色甚厉。语毕，执钱手入舱午餐。置俞于外，不复顾。都转惭恨⑫归，不数日遽⑬殁，殆⑩会逢其适也。康祺窃谓赔缴库项事属因公，求助友生，恒情⑮所有，与挟长挟贵⑩，以藉端⑰索贿者不同；与非亲非故，而妄意通财⑱者亦异。两淮著名膏腴⑩地，俞虽处脂不染，苟分岁禄之什一⑳，已足以报命㉑师门。纵使析义甚精，谓千金近于伤惠，或减其数，而婉词致馈，人亦当曲谅其清廉，乃竟靳惜㉒锱铢（23），空函覆答。在旁观必议其多藏而吝，故于师长且薄情；在当局并疑其骤贵㉔而骄，故于京堂㉕敢蔑视。取怨之道，实由于斯！然如文端者，贵为卿贰㉖，尊为人师，又新持衡文㉗大邦㉘之节。前此罚赔库款，在朝廷原恶其溺职㉙，姑示薄惩。倾家方谓之公忠，敛费己邻于矫诈。当其时，倘平生故人有稔㉚我窭艰㉛，割资相助者，尚在可以取、可以无取之列。至移书告贷，人不之应，一笑置之已耳！即素量褊隘㉜，见其人而情不能忍，微词讥之亦已耳！夫举主㉝门生者，世俗之私情；上司下僚者，国家之定分。运司为全纲总核之大吏；主考尤三年一到之贵官。当主宾晤对时，自必万目同瞻，两堤如堵，乃挟小嫌㉞而昧大体。以堂堂皇华星使㉟，而怒骂号啼，忽恭忽倨㊱，始则尊卑倒置，故作激昂之词；继则亲疏过分，显示屏斥㊲之意。取瑟㊳而面拒孺悲㊴；鸣鼓㊵而亲攻冉有㊶，己则快意，人何以堪㊷？愤气蟠胸㊸，一瞑不视，伯仁㊹由我而死，即施之常流㊺，尚滋㊻物议㊼，况俞为时局倚赖㊽之人乎？文端平陟⑩公卿㊿，立朝51尚无大玷52，观此一节，殆非休休53有容54之度矣！”

卓秉恬向俞德渊索贿这件事，与发生在道光年间“户部银库追缴案”有直接关系。在刘海峰55撰《穆彰阿与户部银库追缴案》一文中这样写道：“户部银库追缴案是道光年间‘库丁舞弊案56’的续案，该案从最初的经济案逐渐演化成一场典型的政治斗争，从最初对舞弊官员的赔银追缴，逐渐演化成一场对全社会的大搜刮，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涉案官员多达600余名，追赔银两数百万两，大学士卓秉恬是其中之一。卓秉恬查库三次，被罚赔银1.8万两。他亲自写信给门下弟子李星沅57告借，道光十五年（1835年）五月初十日‘得卓海翁书以赔项来假八百’二十五日‘由武孝义寄海相八（百）……赔项紧急，义不能漠视，然以搜索枯肠矣。’卓秉恬为了凑足赔项，甚至不惜与自己的另一位弟子（俞陶泉）翻脸，‘以库案赔款索助千金，俞勿应’。卓秉恬是道光朝著名的廉吏，虽贵为大学士，鸦片战争后捐输与库银赔缴，经济拮据之窘迫苦不堪言，‘卓相近来光景大差，以兼尹劝捐，亲登富户之门而央恳焉，致被挥出，物议沸腾，有蜚语责其收取门生，从中染指，竟两月未召对。’户部银库罚赔案实际上转变为一场对地方官、对老百姓的大搜刮。”俞德渊的这次拒贿，虽致卓秉恬“义被漠视”，使卓秉恬非常难堪，但两淮盐政及其商民因此也避免了一次大搜刮。

第三，皇帝误杀说。百余年来民间传说俞德渊受奸臣诬陷，被皇帝误杀，脖子上的剑伤用金丝缝合！因此，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尸体被毁前，有人赶紧扒开俞德渊的脖子核实看是否有剑伤。民间还传说俞德渊提前知道了皇帝要杀他的消息，吞金自尽，因此，民间有人认为他的尸体里有“坠金”。尸体被烧毁后，为了能够得到“坠金”，有人甚至还用筛子过滤骨灰，希望能够筛出“坠金”。考证结果纯属谬传。

其实，俞德渊匆匆离世真正的原因在林则徐撰《盐运使俞德渊病假委姚莹代理片》《盐运使俞德渊出缺请旨简放折》以及陶澍撰《为途次闻运司出缺折回江省请旨简放折》三篇文章中交代得清清楚楚：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林则徐接到俞德渊的请假文书，俞德渊自称：“于十月内偶患外感，发为寒热，尚能照常办公，今一月有余，寒热虽止，而精神渐觉委顿，恐致因病误公，禀请给假两月，遴员代理，俾得加意调治。”林则徐根据俞德渊的请假要求，向皇上恩准委任姚莹临时代行两淮盐运使工作。姚莹禀称：“俞德渊于十二月初四日交卸后，服药调理，稍觉轻减。迨至望间（此处特指农历十二月十五日至出缺日止），忽患泄泻，医治无效，于二十日酉刻出缺。”在俞思益自撰《集生年谱》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十五年（1835年）秋九月，先二伯陶泉公赴南京谒见江南主考卓海帆先生（讳秉恬，嘉庆丁卯陕西副主考，先二伯座师官大学士），旋因感冒风寒返署，医治弗效，于十二月二十日酉时疾终。”陶澍还说：俞德渊在弥留之际曾“念念在公，口讲指画，日夜不息……痰壅气喘出缺”。

从上述记载情况来看，遭受巨大精神压力是俞德渊匆匆离世的主要原因。长期的巨大精神压力而又殚精竭虑，刻苦支持，积劳成疾，使身体极度虚弱，免疫力大为下降，从而“感冒风寒，医治弗效”；而卓秉恬的“窘辱”令其受到很大精神刺激和心理打击，加速了病情的发展。用老百姓的话说，其实就是被活活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