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德渊试办道光漕粮海运
漕粮海运是漕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利用海道调运粮食的专业运输事业。漕粮运输担任着封建王朝、皇室贵胄、朝廷官僚、驻京内外卫戍部队几十万人的生活必需品和粮食供应运送任务，封建统治者历来高度重视。清廷也一样重视粮食运输保障，官员在履职中不能令皇帝满意就有可能被革职。清初探花叶方蔼、翰林秦松龄都曾因为欠收赋银而被革职；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欠皇粮而被革退的江南大小绅士多达1.4万人。道光年间，清廷对漕粮海运做过一次尝试，俞德渊受陶澍委派负责指挥和亲身参加了这次漕运实践。
道光海运的时代背景
唐宋以来，南粮北运成为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清承明制额征漕粮，供皇室官员和八旗兵丁消费，每年经运河运抵“京通二仓①”的粮食约有300万石，此举在朝廷财政支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清中叶吏治腐败加剧，漕政日趋败坏，交仓粮额日减，质量下降，弊端增多，各种问题纠葛掣肘，漕运体系成为一个实施贪污的网络，导致河运漕粮难以维系。清朝前期朝廷曾多次策划海运，但由于种种限制未能奏效。
嘉道时期，江南地区是清廷钱粮的重要来源区，各种矛盾尖锐复杂，尤其是影响国计民生的河工、漕务、盐政“疲敝之极”，改革呼声很高。江南要员陶澍“以一身为江淮保障”，与林则徐、贺长龄、魏源、包世臣、陈銮、俞德渊、王凤生等经世学者和官吏们团结一心，共同进行改革。江南名幕包世臣曾在嘉庆九年（1804年）首倡漕运主张，但两江总督勒保等人会奏“不可行”，故嘉庆帝始终未提海运之事。
鸦片战争爆发前实行海禁，漕粮河运又时通时阻，运输过程弊病丛生，清廷十分头痛。道光初年黄河淤垫，黄水倒灌，运道更坏。至道光四年（1824年）冬天黄河水涨，洪泽湖决口，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漕船搁浅，河漕受阻，苏北运河河道不通，京畿地区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吏部尚书文孚等人献策引黄济运，但因黄河水携带大量泥沙灌入运河，后患无穷，于是海运呼声又起。监察御史查元偁［chēng］上奏以沪商船只买米运京而被驳回。
道光初年，实行海运的条件逐步成熟：熟悉运道和改进工具，加上海运有利可图，官督商运的海运便应运而生。上谕两江总督孙玉庭、江苏巡抚兼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人讨论海运事宜，孙、魏二人惧于更张，找了个“涉险创行，殊无把握”“借黄济运”的理由，借口以“盘坝②较之海运为稳妥”入奏，导致费银耗时，耽误大事。四月初十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指出解决漕运危机只能“暂雇海运，以分滞运，酌折额漕，以资治河”。魏元煜却说“事关创始，容臣再督饬司道详晰妥议”。琦善上奏百万银两化为乌有的实情后，皇上大怒，指责魏元煜“首鼠两端，意存推诿，殊非实心任事之道”。魏元煜、孙玉庭等一系列官员获罪被遣。
俞德渊参加漕粮海运
英和的奏疏得到了皇上的欣赏和琦善与陶澍的支持。上谕：从明年起江苏漕粮全部实行海运。由此开始了清代首次海运。道光五年（1825年）五月，上谕山东巡抚琦善前往江南查勘河工，摸索海运。为加强海运派力量，成功举办这次海运，皇上对江南封疆大吏作了大幅度调整：调任极力主张海运的琦善为两江总督，将江苏巡抚张师诚与安徽巡抚陶澍进行了对调，让琦善和陶澍总办这次漕运。陶澍接到皇上命令后，由水路赶赴江苏，途中对清江浦河运情况进行了视察。六月二十日，陶澍在清江浦见数万运夫挥汗如雨，加紧盘坝运米，漕运情况之艰难超出了他的想象。陶澍在清江浦拜会琦善后，两人商定派布政使贺长龄赴上海筹备海运。陶澍在船户中发布了著名的《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详细列举了海运对船主的好处，并郑重承诺：“一切便宜，断不稍滋牵累”。陶澍亲赴上海调研后，提出了江苏大部试行海运的主张。
七月，陶澍向皇上作了详细报告，论述了海运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坚定了皇上试办海运的决心。上谕次年在江苏四府一州③试行海运，由江苏海运至天津。七月十日，陶澍由华亭赴上海，与贺长龄议定水脚雇值及剥兑章程。七月下旬，琦善和陶澍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同时在天津设立海运分局，派道府丞卒携带案册经费北上，会同理藩院尚书、漕运总督穆彰阿为验米大臣，主持海运漕粮验收，防止经纪人勒索刁难；会同直隶总督负责验收漕米；确定邹锡淳、李湘臣、王有庆等为随船交米委员前往天津。海运总局担负了组织筹划和开展运输的全盘工作，八月十三日刚刚升任苏州督粮同知的俞德渊，被派往处在海运一线的海运总局，与李景峄一起“总揽其役”。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载：“道光五年海运之役行之仓猝之余，试之百六十余万之粟，倏抵太仓而民不知役，国不知费。初，四年冬高堰决、运道梗，中外争言济漕之策，或主借黄，或主盘坝，发言盈廷，罔所适从。天牖帝心，有开必先，则有首咨海运之诏，群疑朋兴，葸沓苟安，匪曰风飓，则曰盗贼；匪曰霉湿，则曰侵耗；造募则曰劳费，招雇则曰价巨，以暨屯军之闲散，通仓之勒索，争先为难，百议一喙，坐失事机，自春徂夏。既而借黄盘坝皆病，天子喟然念东南民力之不支，是用畴咨于左右辅弼之臣。于是协办大学士臣英和奏言：‘治道久则穷，穷必变，小变之小益，大变之大益，未有数百年不敝且变者。国家承平日久，海不扬波，航东吴至辽海者，昼夜往返如内地。今以商运决海运，则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虞，霉湿侵耗不足患也；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更筹也。至于屯军之安置存乎人，仓胥之稽查存乎人，河务之张驰存乎人。矧借黄既病，盘坝又病，不变通将何策之出，臣以为无如海运便。’诏仍下有漕各省大吏议。于是臣琦善自山东移督两江，臣陶澍自安徽移抚江苏，咸奏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诏曰：‘可！’是秋，臣陶澍暨江苏布政使臣贺长龄先后至上海招集商艘，宣上德意，许免税，许优价，许奖励，海商翕然，子来恐后。爰设海运总局于上海，以川沙厅同知臣李景峄、苏州府督粮同知臣俞德渊董之，与道府各臣共襄其事。又遣道、府、丞、倅先赍案册及经费十余万，由陆赴北，与直隶执事官各设局天津，而钦差理藩院尚书臣穆彰阿为验米大臣，会同仓场侍郎驻天津，与直隶督臣共筹收兑事宜。于是南北并举，纲挈目张。”
俞德渊同陈銮（松江府知府）、李景峄（署松江府知府、川沙厅同知）一样，成为以陶澍、贺长龄为首的改革派核心人物和试行漕运最高组织者的支持人和实践者。魏源在当时则为贺长龄的重要幕僚。俞德渊到任后亲手制定章程，联系雇佣商船，操办具体的漕运事务，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并于道光五年（1825年）写成了《酌拟交兑新运事宜》；道光六年（1826年）写成了《酌拟海运未竟事宜》。在漕运实施过程中，基本上都按俞德渊拟定的具体方法进行操作。这两篇文章后来被路德收录在俞德渊《默斋公牍》著作里，保存至今。俞德渊在文章中称：长洲、元和、吴县漕米折价，“长短不齐，长价至四两而止，皆系贫民小户；短价自二两以外，至三两上下不等，俱系富绅巨族，衿监捐职亦在其中，门户愈大，完米愈多，而价愈短。”可知此时苏州完漕已有长短价名目，且固定地分属“民户”与“绅户”，愈系大户，其应完漕粮中以本色缴纳的部分愈多，折色负担愈轻。
俞德渊笔下的这些条程，变成了琦善决策的重要依据，他专程赶赴京口与陶澍及贺长龄逐条计议。九月初二日琦善上奏《筹议苏常等处漕粮请由海运并酌定兑收章程》等六条：1．沙船运送漕粮酌给耗米。2．漕粮无故缺损令船主赔补。3．验米交米专派大员经理。4．海运漕粮饬沿海水师巡防。5．海运船商分别奖叙。6．河运漕船酌加调剂。十二月初五日，琦善等人再次上奏，报告海运所需商船已经全部雇好，并坚持海运应以天津交兑为竣事，万无再运通仓之理。这都基本源于俞德渊一线调研的最可靠资料。
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一日，海运船队从上海出发，直抵天津，从速交卸漕米，装运货物顺趁风汛返回上海，月底以前海运任务全部完成。据俞德渊、李景峄的报告称：“自四月初六至十九日，已有回空沙船31只。”六月初五日，俞德渊参加组织第二次海运，“前后用沙船及浙江蜑船、三不像船共一千五百六十二只”，“通计装载正耗各米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石”，成功地实现了漕粮海运。在陶澍统率下，贺长岭、魏源、包世臣、俞德渊等改革派共同设计、统一指挥、具体操作，使漕粮海运取得了震惊朝野的效果。六月十七日，皇帝赐大藏香十柱和匾额“以答神庥④”。他们虽然将海运的成功归功于“上苍”的保佑，但同时也揭开了论功行赏的序幕。就在这时，俞德渊得知生母赫氏已于道光五年（1825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原籍逝世的噩耗，循例丁忧服阕。
漕粮海运成功实现后，道光帝论功行赏：英和赏紫缰议叙，琦善、那彦成议叙，陶澍赏戴花翎，穆彰阿加二级。办事人员经琦善、那彦成题奏，嘉奖多达130人，俞德渊就是其中一个，他被补授为常州府知府。时任上海县知县的武念祖才识平庸，“于办理海运不甚相宜”。八月二十七日，琦善和陶澍决定撤回武念祖，向朝廷奏报推荐了回籍丁忧的俞德渊担任上海县知县。皇上谕旨：“俞德渊赏加知府衔，遇缺升用，俟服阙引见后，遇缺升用上海县知县。”截至九月三十日，海运之米全部由天津转入位于京畿东南部、京杭大运河北端的通州仓库，海运到此结束。道光七年（1827年），皇帝以“河湖渐臻顺轨，军船可以畅行”为辞停止海运。至此，道光年间第一次漕粮海运（道光末年还有一次）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