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合促进社与工合国际委员会

1938年12月，上海工合促进社成立，此后，中国香港、菲律宾等地分别成立了相应的工合促进社。随着中国工合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也获得了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人士的深切同情和鼎力相助，特别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援助。此外，还有大量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缅甸、泰国爱国华侨的援助。然而，由于工合总部对资金的控制，使得来自海外的捐款未能得到很好的统筹使用。路易·艾黎对此表示担忧：

工合运动的资金仍经常发生困难。重庆总部因为自己的一些理由，企图控制全部海外捐款，后来又力图用这些钱建立官僚主义的工合组织。如果我们不想看到这些钱被孔公馆那帮贪污腐败的人攫取，那么只有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由它来把宝贵的援助送往最急需的地方。58

1939年7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l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Productive Relief Fund，直译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生产救济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它是根据英国法律在香港注册的一个社会团体，和中国政府没有隶属关系。其任务是代表中国工合协会接受各国、各团体以及各界对工合运动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援助。这也是宋庆龄参与创办的工合组织之一，但许多关于工合的著作将她说成是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是错误的。在所有关于宋庆龄与工合的原始档案资料中，始终没有发现宋庆龄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史料。反而在香港工合促进社公开的宣传材料上，明确记载宋庆龄是该会的名誉主席，主席先后由浦爱德、钟秉锋担任，陈翰笙担任秘书。

根据1940年香港工合促进社出版由路易·艾黎所撰写的《工合两年》中刊登当时工合国际委员会人员名单59。其中明确列出，时任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主教（R.O.Hall）任主席，郑铁如任副主席兼会计，艾黎任实地秘书，陈翰笙任秘书，委员会中还有宋子文、埃德加·斯诺等人。艾黎在书中还明确提到，工合国际委员会“由何明华主教（BishopHall）领导”60。在工合香港促进社的人员名单中，首列孙夫人宋庆龄为名誉主席。艾黎也在文中明确表示“担任香港促进社荣誉主席的孙夫人对任何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事情，总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永无止境的热情”61。在工合香港促进社出版的《工合简讯》第1期中也报道了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的新闻，只字未提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一职：

为达到获取国际援助之目的，香港及南洋各埠之热心人士，最近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其主席为香港之何明华会督，秘书为陈翰笙先生，会计为中国银行之郑铁如先生，除将工合运动向海外宣传外，该会之重要任务为接受捐款及借款，支配用途，及调整各地之促进工作。62

同样的，在1940年6月出版的《工合运动在西北》63中也介绍了工合运动促进委员会，宋庆龄担任香港工合促进委员会名誉主席，而在工合国际委员会名单中，宋庆龄的名字并不在列。当然，不论宋庆龄是否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她对工合运动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宋庆龄在香港的几年中，对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支持在她的事业中占有特殊位置。64

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宋庆龄立即着手在国外建立工合促进委员会，使国外援华机构和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活动能更有效地开展。受宋庆龄的委派，斯诺夫妇、艾黎、浦爱德等国际友人分赴世界各地筹建工合促进委员会。1939年夏，斯诺夫妇前往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他们来到马尼拉之后，由于宋庆龄的声望，很快就成立起100多人组成的工合菲律宾促进委员会，由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麦克纳特的夫人弗兰西·塞尔担任名誉主席，马尼拉社会名流沃尔特·弗利博士为主席。65该会成立之初，当即筹募捐款20余万元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业合作社。接着，斯诺夫妇又赶到菲律宾著名的避暑胜地碧瑶。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宋庆龄又委派艾黎前往碧瑶，协同斯诺夫妇开展宣传活动，为在安徽新四军地区建立合作社筹募基金。66艾黎抵达碧瑶后，多次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宣传工合运动的意义，深深激起菲律宾友人和华侨的热情，纷纷慷慨解囊，艾黎在菲律宾逗留不到两周，就带回了相当于法币15万元的捐款。

浦爱德奔赴纽约，筹组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该会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亲任名誉主席，太平洋舰队司令雅纳尔将军任主席，浦爱德担任秘书，美陆军部长史汀生等百余人为委员。工合美国促进委员会在海外各国中是最大的，费城、波士顿、华盛顿、纽约等主要城市都设有分会。罗斯福总统本人对工合也十分关心，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在白宫接见斯诺，以极大的兴趣听取斯诺介绍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作用和意义，当即表示在给蒋介石去信时，要向蒋介石表明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强烈兴趣，并要求得到一份工合发展情况的报告。67

工合国际委员会和国外促进委员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宣传中国战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以及工合对于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作用。这样，一方面扩大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中国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联系，从而推动了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和海外华侨募集捐款活动的开展。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对工合的捐款在10万英镑以上，美国约300万美元，连同中国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各地在内，海外捐款总额是500万美元。68他们还在资金、人员、物资、设备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

在宋庆龄的组织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举办多场活动筹募资金，援助工合事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41年7、8月间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和同年11月举办的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

“一碗饭运动”最初是由旅美华侨和美国友好人士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发动的募捐活动。宋庆龄决定通过这项运动在香港地区为工合举行大规模的募捐。1941年5月初，由华商总会协助，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一碗饭运动”特种委员会负责筹办。宋庆龄亲自出任委员会名誉会长，邀请香港立法局华人首席议员罗文锦律师任主席，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秘书希尔达·赛尔文·克拉克任副主席。委员会决定发售餐券2万张，每券售价港币2元，认购者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茶室吃炒饭一碗，收入全部捐作中国工业合作社救济华北灾民的经费。

1941年7月1日，宋庆龄在香港英京酒家主持了规模盛大的“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在港的中外人士150余人出席。宋庆龄在开幕式上作了演讲，阐明了举办“一碗饭运动”的意义：

一碗饭运动不但是募了捐去救济被难的人们，并且是要节饮节食，来表示牺牲的意思，这是我们做人的美德，无论中外，无论古今，都是值得赞扬的。

一碗饭运动是同情于我们抗战建国，而发扬民主精神的表示。最初由华侨和美国的同情者发起，应在全国普遍地举行了三次，伦敦方面也曾经举行过，今晚在这150余万华侨最多的香港首次举行，并承各友邦同情的友人们都来参加，这是何等有意义！

香港的一碗饭运动，更含着一种深长的意义，因为这次捐款是要帮助工业合作社去组织及救济难民和伤兵，这是巩固经济阵线，是生产救国，是帮助人们去帮助自己，是最妥当的一种救济事业。工业合作社是民主性的组织。我们这样富有民主性的一碗饭运动，来使工业合作社完成救济事业，岂不是很愉快而值得提倡的吗？69

在“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路易·艾黎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也来到香港，并在会场特别放映一部他跋涉千里拍摄的工合纪录片。影片的第一幕是一个天真的难童面带微笑在捡棉花，第二幕出现了一群雄赳赳的武装将士。接着展现的是工合开办的小型工厂正在制造军毯的过程。工厂里所用的纺织机，有些是从击落的日军轰炸机零件中拆卸制成的。影片中还有中国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情形，及难民参加工合生产的兴奋情景。在播放影片的同时，艾黎亲自向观众解说叙述片中各镜头的意义，使在场的众人对工合正在开展的事业印象深刻。70

8月1日，“一碗饭运动”在香港正式举行。当日发行的《华商报》以《捐助“工合”以工代赈祖国伤难孙夫人等主办一碗饭运动今日起举行》为题作了长篇报道，刊载宋庆龄照片和题词：“日×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71（按，题词首句原为“日寇所至”，刊登时受港英政府新闻检查，“寇”字用“×”代替。）“一碗饭运动”原计划举办3天，后因各界人士热烈响应，一直延至8月底。在此期间，香港的许多饭店酒家茶室义卖炒饭，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认购饭券。从爱国华商、名门闺秀到普通职员、店员，甚至贫寒学生，在港的许多国际友人，包括港英当局的官员和军官士兵，都踊跃认购，时任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也热诚赞助。

9月1日，主办方保卫中国同盟在英京酒家举行“一碗饭运动”的闭幕仪式，宋庆龄亲临会场主持盛典，并颁赠纪念品给热心赞助的各界人士。会上宣布，“一碗饭运动”出售的餐券和捐款的净收入为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法币，英国援华会香港分会允诺补赠2000多元港币，使之凑足25000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协助其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工厂基金，用于发展工合事业。为表感谢，保卫中国同盟还对提供捐赠的13家酒楼茶室，颁发绣有宋庆龄亲笔手书“爱国模范”和孙中山遗墨“努力前进”的纪念锦旗；对捐助较多的热心人士另赠刻有“一碗饭运动”字样的象牙筷，对义务售卖餐券的工作人员赠予由工合组织伤兵生产的筷子和其他礼物。72这场轰动香港的“一碗饭运动”进行得如此圆满成功，宋庆龄崇高的个人声望和影响号召力，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1941年7月1日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共同出席“一碗饭运动”开幕典礼后的一段时间内，两人都因忙于公务，无暇会面叙日。艾黎曾致信宋庆龄，希望能安排见面。宋庆龄特意回函致歉，说明未能及时回电的原因：

亲爱的路易：

感谢你的来信。我也希望在你离开前能安排见你。但这些天我一直忙着履行可以想象到的各种义务，比如会见所有新来的到访者、处理票务、照顾伤病员，此类我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堆职责。而且我讨厌，所做的这些徒劳之举看来都未有成效。

请不要因我没能给你打电话而生气。我们是相识多年的老友，无须介意生活中的表象。我希望你这次感觉好些，不会让那些流氓破坏你的工作。

致以深情的问候。

你永远的，

宋庆龄

1941年7月16日

（我）将尽快（给你）打电话预约会面的。73

令人感动的是，多年来路易·艾黎一直珍藏着这封信。也许对他而言，这封信里宋庆龄所表露的“我们是相识多年的老友，无须介意生活中的表象”，这句话深深感动了他，使其难以忘怀。

工合国际委员成立后，成为工合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尤其是1942年国民党政府停止对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经费拨付和贷款后，通过工合国际获取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的捐款，成为工合经费的主要来源。该委员会一直在宋庆龄的影响下致力于援助工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