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战而生产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后，其办公地点位于汉口横滨正金银行大楼的顶层。虽然政府给了艾黎任命和授权，但工合总会的组织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就像是一个空架子，而且协会一成立就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据卢广绵回忆，8月初他到武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宋美龄创办的新生活运动妇女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办公地挂了一块牌子，只有艾黎和刘广沛几个人在那里工作，艾黎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办一个合作讲习班。28有二三十位热心工合事业的人参加了这次讲习班，艾黎和卢广绵除了向他们讲述工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工合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以外，还讲了如何把组织工业合作运动开展起来的一些问题。这些学员的加入缓解了当时工合组织缺乏工作人员的燃眉之急，通过工合运动的逐步推进，他们也成了中国工合运动的骨干力量。
讲习班结束后，艾黎派卢广绵前往陕西宝鸡筹组第一个办事处，开展工业合作的组织工作。8月24日，宝鸡打铁工业合作社成立，卢广绵打电报给艾黎，告诉他这个好消息。艾黎起初还弄不清什么是打铁合作社，但获悉工业合作社终于组织起来了，他很兴奋。之后的两周内，卢广绵等人组织了十几个合作社，包括织布、铁器、棉药、印刷等不同的门类。而此时工合运动的开展面临资金的短缺：
我离开汉口的时候，艾黎交给我一张300元的支票，这大约是他自己的钱。这笔钱是我们两个人的旅费，又是西北工合的开办费……当时汉口国民党政府虽然答应拨给工合贷款基金，但迟迟没有汇到……孔祥熙虽然口头上应允拨款支持工合工作，但实际上到武汉沦陷为止只拨给工合20万元，还指派一名叫陈端的会计长，从未到职，但派了几个代理人掌管这20万元的贷款，对用款手续百般刁难。到1938年11月，从这20万元的拨款中给西北地区，用做工业合作社贷款基金的，只不过4万元。29
孔祥熙曾承诺拨500万元支持工合，但到当年11月，只有4万元用于工业合作社贷款基金。宝鸡工合运动开展期间，陕西省银行经理李维城和金城银行经理周作民曾给予工业合作社贷款，最高时达到50万元左右，对工合在西北初期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30
1938年12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进一步健全完善机构，成立了理事会。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孔祥熙为理事长，刘广沛为秘书长兼总干事，梁士纯为副总干事，路易·艾黎担任技术顾问，林福裕为总工程师和技术部主任。理事会成员共20余人，国民党方面有冯玉祥、翁文灏、张治中、邵力子、蒋廷黻、俞鸿钧、杭立武等，共产党方面有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民主人士方面有沈钧儒、黄炎培、陈文渊、莫德惠等。这些人选也反映了工合实质上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受到中国各政治势力多方支持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群众运动，它无形之中也成了联络国共两党和民主势力共赴国难的一条重要纽带。31后来的1941年夏，伴随着重庆严重的轰炸，工合协会将总部迁到歌乐山——重庆外面一个小村子。聘请基督教青年会领袖、美国传教士费吴生（George Ashmore Fitch）担任工合协会执行顾问，并负责主持日常工作。32
同时，中国工合组织机构得以设立，分为四级：第一级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即工合总会；第二级为各大区办事处；第三级为工合事务所；第四级为各类工业合作社。前两级的职能为规划、指导、监督，第三级对工业合作社直接组织、具体指导和监督。
工合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宝鸡扩大到其他难民中心。不久，工业合作社的规章出台：
建立合作社至少须有7名社员。社员必须愿意认真工作、学习并偿还贷款。
每个社员必须至少拥有一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全部资本20％的股份。在任何情况下一名社员都不得超过一票。
工时及工资由合作社社员决定。
从社员中选出一名主任充当领班。
任何社员的过失行为均由全体社员评断。
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问题和计划。
年终利润分成如下：20％作储备金，10％作公共福利金，10％为联合社主任和职工的工资，10％作当地工业合作社发展资金（联合社入股用），50％交合作社各工人。在最后的50％中，五分之二由社员付给合作社作为股份。
因违反合作社章程而开除社员，由全体会议表决多数通过。
由社员选出一主任委员会处理财务工作。
社员可以退社，但只退还其所持股份的票面值股金。
今后，表示互相间关系的口号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33
当时，艾黎曾在《工业合作》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要抵抗经济侵略惟有实行工业合作》的文章，鼓励技术人员、青年人和学生参加这一运动。在谈及现阶段“什么是应当做”的时候，他说：
政府应该授权及帮助切实能推进全国合作计划的组织……技术家应联合起来，学生应学习怎样提高文化、运输以及其他……在这计划中，每个愿意参加抗战，尽他一份子力量的青年不会没有工作，对于各种操守坚毅的技术家和组织家，可以俯仰无愧。来参加正在切实建造新中国的过程中的中国人，共同工作并分担他们成败的命运……这种运动是属于全国的。34
他不仅想让全中国人都能参与到工合运动中，还希望能把工合运动发展到全中国。他曾表示：“尽管西北地区的工作开了个好头，我念念不忘的仍是东南地区……我决定亲自负责东南地区，选定赣州作为东南办事处的所在地。”35艾黎之所以想把东南办事处驻地选在赣州是因为那里靠近新四军的根据地，工合的任务就是要设法帮助供应和武装新四军。1939年初，工合东南地区办事处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宣告成立，之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仅在赣州及其附近地区便建立了130个合作社。之后，工合西南办事处、川康办事处、云南办事处相继成立，广泛地推进工合运动。
一种发展战时经济的新气氛很快传播开来。1939、1940两年，工合的组社工作进展很快。据路易·艾黎《工合两年》（TwoYearsofIndusco）一书对截至1940年5月31日各办事处的合作社及事务所数量统计36：
至1940年底，在陕、甘两省和接近抗战前线的河南、湖北、绥远地区建立了19个工合事务所，社员总数1万多人。组织的工业合作社以纺织、服装合作社为主，约占合作社总数的50％，其余有机器、五金、交通和工具制造等，1940年月产值达600余万元。37
1940年秋，路易·艾黎与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EvansCarlson）一同前往皖南新四军驻地，考察东南地区的工合事务。此前，埃文斯·卡尔逊曾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前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他与八路军一起行军作战，一起对民众开展宣传与组织工作。此次皖南之行，卡尔逊对新四军，这支原来由红军改编的部队，更是赞叹不已。他深刻地感受到，任何取得胜利的军队必须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因此军队的命运和普通百姓的希望和安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支军队必须懂得它想要干什么，在组织上实行民主。他认为，美国不可避免会卷入这场战争，他要设法提出一种训练青年人打仗的办法。此次考察，卡尔逊了解了盛行于抗日根据地的工合运动，也学会了一个新的单词“GUNGHO”，甚至想组织一支美国飞行队，命名为工合，并以此作为战斗口号。381942年，卡尔逊在军队训练中用“GUNGHO”这个词语来激励自己的战士。在1943年的一次访谈中，卡尔逊这样解释：“我试图创建自己在中国见识到的同一种工作精神，在那里，全体士兵奉献一己之力于同一理念，并分工合作达成目标。我一再告诉海军陆战队的弟兄们，一遍又一遍的讲述‘工合’这个中国合作社的训言，其意味着分工合作、同心协力。”39后来，“GUNGHO”成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口号，并被美国民间及社会大众所接受，广泛使用于各行各业，还收入了权威的《韦氏字典》。
其实，在工合两个汉字的上方，就有一个英语字母组成的词组“GUNG HO”。有的语言学家认为，“GUNG HO”很可能是中国工人工作时所称的“干活”，当属洋泾浜英语。以路易·艾黎长期在上海生活从事工业督查的经历来看，“GUNG HO”很可能就是艾黎添加的“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