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海岁月
上海岁月1913年宋庆龄大学毕业回国，应父亲宋耀如的要求先到日本东京和家人团聚，与姐姐宋蔼龄帮助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不久接替姐姐担任孙中山秘书。基于共同的救国理想，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东京结婚，从此作为妻子照顾孙中山的生活，作为助手和秘书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们共同历经反袁斗争、第二次护法运动和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以及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18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上海法租界拥有了他们唯一的家——莫里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在孙中山革命遭受挫折时，宋庆龄帮助他在上海著书立说，先后完成了《建国方略》3部著作：《会议通则》《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谋划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他们短短10年的婚姻中，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陈炯明事变中经历了生死离别，回到上海后宋庆龄给予孙中山细心的照顾和温柔的陪伴。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悲痛之余，宋庆龄勇敢地担负起革命的重任，先后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政府，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成员。1927年中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时，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一位新西兰青年，他就是日后成为宋庆龄半个世纪挚友的路易·艾黎。
艾黎到上海
路易·艾黎的来华之行并不顺利。当时，去中国的船票价格不菲，艾黎连最便宜的统舱也承担不起。1926年12月，艾黎乘船抵达澳大利亚，经朋友介绍，他在植物湾的一家化肥厂找了一份工作。为了能够早日攒够船费，他必须拼命地干活。在工作之余，艾黎还报名参加夜校学习班，考取了一张无线电监听员的资格证书。正是这张资格证书，让艾黎获得了在轮船上工作的机会。因为按照规定，每艘澳大利亚轮船上必须配有能检测出莫尔斯电码呼救信号和海难信号的监听员。1927年3月，艾黎以监听员的身份搭乘“卡卢鲁”号船，6周后抵达香港。随后，艾黎购买了去上海的船票，向轮船公司提出辞职，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到达上海。
在一次访谈中，路易·艾黎回忆起初到上海的那一刻，这里似乎“没有海关，没有任何手续，你只要拿上你的行李，就可以离开”1。的确，当时西方人踏上中国土地，并不需要通过海关检验，也不要办任何出入境手续。艾黎独自一人走在黄浦江边，当他经过一名码头工人身边的时候，那人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艾黎没有生气，只是感到这个中国人对外国人似乎不太友好，他感到很困惑，心想：“这真是个怪事！这真是个奇怪的国家！”2确实，此时的上海已不是艾黎原本想象中的样子，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荡然无存，到处弥漫着阴沉肃杀的气氛：
那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地方：各国的军舰拥塞着黄浦江面，各国的军队列队穿过街头，有的钱庄当街出售被斩首的或是受酷刑的革命志士的相片，沪西和租界里的外国人在寻欢作乐。3
后来，艾黎才知道，就在他到达上海的9天前，即1927年4月1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实施其蓄谋已久的“清共”计划，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仅3天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4
起初，路易·艾黎“全然不能肯定要在上海待多久”5，他“带在身边的钱只够维持几周的开销”6，身在异乡，当务之急是要先找一份工作谋生。经熟人介绍，艾黎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工作，担任虹口救火会的小队长。艾黎每天主要处理一些例行事务，下午通常会去工厂视察，夜间若辖区内发生火灾则跟随队友一起出警救火。除了日常的火警，工部局火政处非常重视工厂消防安全的检查，艾黎在工作中也注重工厂视察。就这样，在虹口救火会工作了10个月后，他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督察，负责检查公共租界里工厂企业的防火措施。
这份工作给了路易·艾黎了解上海这座城市、了解中国普通百姓的机会。他走访了租界内的所有企业，包括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他还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普通话和上海话，为的是能直接与工人们交流。这是绝大多数消防官员不愿意做的事情，艾黎却自得其乐，因为通过实地走访，他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艾黎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提道：“这里必定有一些坐拥巨资的人……但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辛勤劳作，比我们役使的马儿都不如。”7上海的贫富差距让艾黎震惊，也让他对工人群众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他希望为这些苦难的人们做点事情，正如他自己所言：“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8，从此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筹备成立管理工厂事务股，主要从事“改善工厂物质状况”工作。该机构负责人是澳大利亚人埃莉诺·辛德，她是工部局中唯一的女性高管。9次年管理工厂事务股成立之际，艾黎转任工厂督察长，筹建督察小组。在这个新组建的机构里，艾黎和同事们努力地工作着，尽一切努力为工厂的安全生产奠定基础，以便将来发挥作用。当时，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生产成本，一些工厂企业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由于安全措施不达标，生产事故时常发生，被爆炸、火灾、工伤夺去生命的工人不计其数。艾黎后来在其日记体著作《有办法！》中记述了几场事故：
一个圣诞节的早晨，我去检查一个青帮头子开的工厂。车间的地下布满了工人的尸体，他们都是一个退火炉爆炸的牺牲者……但这个厂里的老板娘这时仍在殴打一个正在干活的学徒。
在上海，只要有钱，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一切都是“利益”至上……一家棉纺织厂的大火导致了许多女孩的死亡，原因是物品堵住了出口，让她们难逃大火的吞噬；有一家缫丝厂的楼梯扶手断了，13个孩子被踩死；一家橡胶工厂发生了爆炸，瞬间夺走了400多个女工的生命；在一家赛璐珞厂的爆炸中，90个女工和童工被活活烧死……这样的事故层出不穷，每天都有。10
在艾黎和他同事们的努力下，一些工厂企业的劳动条件有所改善。上海缫丝行业普遍使用童工，那些工厂里的孩子差不多只有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立12个小时。厂房里充满了蒸汽，孩子们难以承受，严重影响健康。工部局工业科打算在这些缫丝厂建立一套总煮沸系统，但厂方不愿意花钱改善劳动条件。后来，艾黎和同事们在嘉定的一家中国工厂里找到了从日本抄袭来的总煮沸系统，成本相对便宜。他们把这套系统带回上海，在租界辖区内所有的缫丝厂推广使用。艾黎还发现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们在无盖的铬缸旁劳作，手脚沾满了金刚砂粉和金属粉末，周围竟然没有任何排毒装置。一旦有毒物质进入伤口腐蚀到肉里，手脚上会形成一个个“铬孔”。工业科要求上海各家医院填写报表，上报收治的每一件工业事故，以便进一步跟进调查。艾黎甚至去一些污染严重的工厂收集工人的尿液标本，检测铅含量，想办法为他们医治。11
艾黎极其同情中国工人的悲惨境况，并为改善工人们的工作环境绞尽脑汁，但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工人们的困苦。因为中国社会的腐朽根深蒂固，工人们难以摆脱制度的枷锁。以上海纱厂盛行的包身工制度为例，纱厂女工大多是从贫困的农村地区买来的妇女，操纵这些女工的包工头大多为帮会分子，与开妓院的地痞流氓联系密切。包工头除了从她们身上榨取利润之外，还会把一些面貌姣好的女工送去福州路当妓女。这种包身工制度有着强大的社会基础，艾黎也好，工业科也好，都无力去改变它，而且租界当局、国民党政府也并不打算去改变。
对中国底层百姓的同情已深深根植在了艾黎心中，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他会在周末去上海周边走走。如果假期较长，他也会游历更远的泰山、华山和普陀山等名山大川，参观一些名胜古迹。在中国农村，他感受到了农民所遭受的沉重剥削，看到这个贫困的国家虽然十分落后，却又蕴藏着巨大的潜力。相对于城市，艾黎对中国农村更有兴趣。艾黎坚信，他之所以在最初的几个月后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所看到的中国农村面貌的影响。随着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艾黎越来越喜欢中国和中国人民。
有一次，艾黎和友人去无锡太湖边赏梅，回上海途中，他在无锡车站广场上亲眼目睹6名无辜的青年被反动军队当众处决。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刊登了相关的报导，那6名青年只是为了维护缫丝工人的权益，组织成立工会以寻求更好的待遇，但是他们竟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而惨遭杀害。这悲惨的一幕，使得这位淳朴的新西兰青年感到震撼和困惑。艾黎去请教他的英国朋友亨利·巴林（HenryBaring），巴林是上海一所学校的校长，也是英文报纸《大美晚报》的编辑。他给了艾黎一些书籍，其中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鼓励艾黎“用另一种观点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12。艾黎把书仔细读了一遍，虽然对他而言，《资本论》是不易看懂的，但这几年工厂督察员的经历和在上海的所见所闻，帮助他理解了这本书的内涵。从此以后，他有兴趣阅读更多关于社会进步的书籍，也越来越关注中国的革命事业了。
与宋庆龄相识
来华之初，路易·艾黎陆续从一些报刊上读到过关于宋庆龄的报道。当时，宋庆龄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中国革命局势正发生着剧烈变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4月18日，蒋介石等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发动叛乱，反对武汉国民政府。5月21日，国民革命军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对此，宋庆龄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怒斥右派叛变革命的行径，坚决主张惩办反动军官。
尽管以宋庆龄为核心的国民党左派，继续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大旗，坚持贯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下，继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方面也开始动摇了。1927年6月10日，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汪精卫同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会后，汪精卫回到武汉，进一步加快“分共”的步伐。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次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随后，汪精卫开始在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的“清党”活动，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与此同时，宋庆龄对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7月14日，宋庆龄拒绝出席汪精卫召开的“分共会议”，当天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7月17日，宋庆龄离开汉口，秘密返回上海。7月28日，宋庆龄委托秘书致函上海各大报社，表明她辞职的原因是“见中山主义已为一半逐渐得势之武汉分子所蹂躏”，驳斥所谓与武汉共产党不合的谣言。13
1927年正在中国采访大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用她的报道真实记录了宋庆龄要“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与共产党合作和组织工农大众”的立场，当“武汉的胆小的自由主义者们转向军阀的反动立场时，她就不让他们用孙博士的名义来掩盖这种背叛行为”。关于这次采访，斯特朗在《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宋庆龄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娴静温雅的人物。她身材苗条，穿着清洁的亚麻布旗袍，举止谦和，端庄，和狂暴的革命斗争似乎不甚相称。
她献身于革命，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忠诚，也是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出于她是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而对她表示的敬仰之心……她同这位比她年长很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共命运。在斗争中，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她总是形影不离地追随着他。现在，她又以他的遗孀之身，继续为实现他毕生的理想而献出自己的青春。虽然仪态谦和甚至显得柔弱，但她有刚强的气质。
……
她对孙博士所期望的革命目标从不动摇。她遵守他的联共和组织工农的遗愿，只要武汉的立场不变，她就不走。当武汉的怯懦的自由主义者投身于反动军阀的怀抱时，她拒绝用孙博士的名字来掩盖这种背叛罪行。接着，她离开了汉口，同时发表声明谴责上述背叛行为，措词非常严厉，当时在武汉政府所控制的所有地区都被禁止传播。为了实现联共和扶助工农的目标，她就最终和自己的党决裂了。她从形体和性格上看来如此温柔，但事实证明比国民政府中央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都更加刚强和坚韧。14
据路易·艾黎晚年回忆，在尚未结识宋庆龄之前，他已阅读了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这本书，对身为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之一的宋庆龄有了初步印象。15
从武汉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决定为实现孙中山遗愿而出访苏联。临行之际，宋庆龄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高度评价孙中山所制定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行径，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16。宋庆龄到达莫斯科后，于9月5日接受了列宁格勒《真理报》记者的采访。谈及前不久发动的南昌起义，宋庆龄认为：“起义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由全社会、政治和战局的进一步的发展而定。要满怀信心地说，能在广东建立一个主要的根据地，这为时尚早。但是已经可以预言，起义的人们在工农群众的支持下，能够在广东南部一个地区建立强大的根据地……我支持那种期求立即建立国民党左派政权的愿望。”17在另一次与《真理报》记者交谈时，宋庆龄表示：“叶挺将军和贺龙将军处于直接领导的职位。从他们起义之日起，就领导着左派国民党的部队，这些部队拒绝参与恢复以往封建军阀制度的背叛活动。可以完全相信，他们将成为新的军队的核心，成为统一的武装力量的核心，而这些武装力量将会得到群众的支持。随后，作为统一的武装力量，将会给中国带来统一和自由。”189月19日，宋庆龄在莫斯科发表《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她说：“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这些暴动不仅“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而且“保证了表明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19
对于宋庆龄在武汉和莫斯科时期的一些情况，路易·艾黎后来从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VincentSheean）写作的《个人历史》一书中有些了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宋庆龄的言行，大革命失败后她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以及她从上海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探寻革命道路的历程，这一切都给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黎第一次看见宋庆龄是在1929年6月，孙中山灵柩奉安南京中山陵的典礼现场。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遗体暂厝香山碧云寺。根据孙中山生前愿望，将安葬在南京紫金山麓。宋庆龄曾偕同宋家和孙家的亲属，前往南京实地勘察，选定墓址。此后由于受战争影响，中山陵建设工程进展缓慢，直至1929年春建成。国民党政府邀请旅居德国的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临行回国前的5月6日，宋庆龄在德国柏林发表声明，严正指出：
为了避免任何可能产生的误解，我必须说明，我强调坚持1927年7月14日我在汉口发表的声明，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反革命政策及其活动，我在该声明中宣布退出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为此，我要充分地表明，我出席葬礼决不意味着并且也不能被解释为暗示一种缓和以致改变我的决定。
……
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只要国民党的领导人反对孙逸仙博士的基本政策，我参加孙博士的葬礼就不意味着我修改或撤销我不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的决定，也不能作这样的解释。孙博士的基本政策就是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与苏联密切合作的政策，联合工农的政策。当这三项政策是革命的原动力的时候，我们就在实现国民党的原则方面取得了迅速进展。现在这三项政策已被抛弃，我们的党已再次成为军阀与反革命的工具。20
5月15日，宋庆龄乘火车经苏联西伯利亚进入中国境内，在前往哈尔滨的途中，再次对英亚电讯社记者发表了上述声明。
1929年5月28日，暂放在北京碧云寺的孙中山遗体由专列运来南京，停灵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5月29日至31日为各界群众公祭日，5月31日下午6时举行封棺典礼。6月1日凌晨4时，宋庆龄和孙中山家属、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各特任官、葬事筹备委员、迎榇专员等进入灵堂，肃立恭候移灵。上午9时20分，灵车缓缓开到中山陵前广场。10时许，执绋人员恭扶灵榇进入灵堂，奏哀乐后全体行三鞠躬礼，献花圈，读诔文。典礼完毕，灵榇移入墓室，奉安于圹内。12时正，奉安仪式完毕，众人依次进墓门瞻仰。最后，由宋庆龄率领孙科夫妇、戴恩赛夫妇等将墓门关闭。奉安大典那一天，南京沿途瞻仰送殡移灵的群众达50万人。
当时，路易·艾黎正和一批上海童子军站在迎榇大道旁的观礼人群中。他看到宋庆龄“从石阶的中央径直登上，蒋介石和他的副官们在她的另一边，她不同这群人走在一起，也不让蒋扶着她”21。在艾黎看来，宋庆龄才是奉安大典“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22。这是路易·艾黎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宋庆龄。
宋庆龄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后回到上海休养，于是年9月再度乘船远赴欧洲寻求革命道路。直到1931年7月，宋庆龄母亲倪太夫人在青岛病逝，宋庆龄回国奔丧，8月抵达上海，自此长居国内。
直到1933年，路易·艾黎在美国友人、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的引荐下，来到莫利爱路宋庆龄寓所，他才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初次见面，宋庆龄向艾黎回忆讲述了1922年陈炯明兵变中她从广州脱险的往事。自此，艾黎与宋庆龄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情谊。23
宋庆龄不屈不挠的精神气度、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平易风趣的人格魅力，使艾黎非常敬重。在艾黎看来，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24。正如美国记者兰德尔·古尔德（RandallGould）所言，宋庆龄并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人”，更不是“背了一块响亮招牌的傀儡”，而是“一位既有巨大精神力量和独立性，又有突出的个人魅力的人物”25。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在《个人历史》里这样写道：“她对孙中山的忠诚以及她作为孙夫人的责任感，使她能够永远经得起各种考验……死不能吓到她……贫困和流亡、自家亲属对她的忿怒、世界各地对她的污蔑也都不能使她的意志屈从于她认为错误的道路。”26
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的11年里，有许多记忆是关于宋庆龄的。宋庆龄和外国友人之间，彼此以有趣的绰号称呼。有时候，他们会在晚上一起唱唱歌，说些轻松的话题。在艾黎看来，宋庆龄是这样一位女性：
她从未失去还政于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办法坚持不渝。然而，她总能保持个人的魅力，善于将它用于工作。她虽然专心致志于需要她决定的大事，却也会以幽默和妙语给老朋友的许多聚会带来轻松气氛。“苏吉”，朋友们这样称呼她，她给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种方式受她影响的人留下温馨的回忆。27
除了定期会面，路易·艾黎与宋庆龄也经常有书信往来。在信中，艾黎称呼宋庆龄为“姑母”，宋庆龄在信里称艾黎“比尔”。然而，出于秘密工作的要求和习惯，宋庆龄要求路易·艾黎把她所有的信阅后立即销毁，因此艾黎留存下来的宋庆龄的信件并不多。
参加政治学习小组
工部局工厂督查的工作让路易·艾黎更深入地了解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苦难。在亨利·巴林的影响下，艾黎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开始思索中国的社会问题。他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渊源。艾黎告诉巴林，他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日制度必须被推翻，只有进行根本的变革才是唯一出路，而且他将致力于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日制度的事业。
除了亨利·巴林外，路易·艾黎在上海工作生活期间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比如与艾黎共同租住愚园路寓所的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英国人甘普霖（Alec Camplin）。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派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陆慕德（Maud Russell）、学生部干事耿丽淑（Talitha Gerlach）、人事部干事夏秀兰（Lily K.Haass）和劳工部干事邓裕志（Core Deng），以及艾黎两个养子28就读的麦伦中学教师曹亮，他们都是艾黎时常往来的朋友。
陆慕德、耿丽淑与路易·艾黎相识后，相互之间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宋庆龄和她们都是熟悉的好朋友。1896年耿丽淑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1920年毕业于巴特勒大学社会经济系，1926年应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邀请，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1928年，她被调往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于1931年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系学习。1934年，她被调回中国，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耿丽淑参与工合运动，并长期服务于宋庆龄创办的机构29。1995年她在上海去世，安葬在宋庆龄陵园的外国人墓区。
陆慕德于1893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17年由美国教会派来中国，在上海、武汉、长沙、贵阳、成都等地做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陆慕德在女青年会工作期间，非常关注中国各党派的活动，并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陆慕德1932年4月抵达莫斯科后，在鲍罗廷夫人任校长的外语中等技术学校教授英语，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住在一起，斯特朗当时在鲍罗廷主编的《莫斯科日报》担任助理编辑。30陆慕德在莫斯科4个月的经历对她的影响是深远的。31
1932年末，陆慕德介绍路易·艾黎与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相识。32如前所述，1933年史沫特莱又介绍艾黎与宋庆龄相识。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苦家庭，比艾黎大5岁，是一位天生热情、感情奔放的女性。她早年当过服务员、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曾在《纽约呼声报》任职。1928年底，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华，广泛结交中外友人，积极投身中国革命事业，致力于向全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一次，史沫特莱向路易·艾黎提出，想看一下上海的工厂。于是艾黎带她参观了几个骇人听闻的血汗工厂，让她亲身感受到了上海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所过的非人生活。这些工厂在当时所谓的繁华之区——上海的租界里比比皆是。艾黎告诉史沫特莱，在旧制度下进行改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并讲述了自己在无锡看到缫丝厂工会工人被当做“共产党”残杀的真实事件。艾黎晚年回忆：“我永远忘不了在我带她参观了上海工业区一些条件极其恶劣的工厂之后她的反应。”参观过后，史沫特莱突然对艾黎说：“你让我看到的那些情况，太惊人、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一个正派的人怎么能袖手旁观下去。你准备对这种状况做点什么？”艾黎答道：“我觉得好像整个制度都需要改变。”史沫特莱紧紧盯着艾黎的眼睛，伸手一把抓住艾黎的手腕，说：“那就让我们来干点什么改变它吧！”33
1933年，在史沫特莱上海的家里，路易·艾黎结识了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汉斯·希伯（Hans Shippe）,1897年生于当时属奥匈帝国的波兰克拉科夫，后定居德国，加入德国共产党，从事新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作，曾到苏联采访过列宁和斯大林。1925年，他首度来华，在上海任记者。1926年后，他转赴广东参加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中国通讯》的编辑，向国内外宣传北伐的革命意义。回国后，希伯于1928年在柏林出版了《从广州到上海：1926—1927》一书。1932年秋，希伯再度来华，担任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笔名“亚细亚人”，在美国《亚细亚杂志》和德国《世界舞台》等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和远东问题的文章。
路易·艾黎还带刚来中国不久的奥地利进步女青年魏璐诗（RuthF.Weiss）参观了上海的几家工厂。魏璐诗记得：“工人中有不少还只是孩子。为了一点微薄的收入，他们从早到晚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时常蜷身睡在机器旁边，或机器下面过夜。安全措施根本无人过问，锅炉爆炸造成伤亡等重大事故屡见不鲜。这些工厂，有许多是外国人，包括那些不辞跨海而进行侵略的日本侵略者办的。”34
1934年，为了求得对中国黑暗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路易·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汉斯·希伯是这个学习小组的发起人，并担任政治指导，小组成员包括与艾黎同住的甘普霖，还有史沫特莱、马海德（GeorgeHatem）、魏璐诗、汉斯·希伯的妻子卢秋迪（TrudeRosenberg）、瀛寰图书公司经理艾琳·魏德迈（lreneWiedemeyer)35、麦伦中学教师曹亮等人，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的4位女干事耿丽淑、陆慕德、邓裕志和夏秀兰。
在汉斯·希伯的指导下，小组成员们系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列经典著作，以及其他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发展史、亚细亚社会革命道路的论述。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大家还经常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通过学习，艾黎等人认识到了工人贫困的根源，开拓了视野，获得了从事革命工作的巨大动力。这类聚会，根据小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由于史沫特莱位于法租界培恩公寓的住所被人监视，每次大家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必须从另一个边门进入公寓，先上屋顶，再下楼梯，进入史沫特莱的那间小套房。另一处经常开会的地点是耿丽淑寓所，她曾提到“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常在我上海的家中聚会，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艾黎还和宋庆龄一起，通过国际组织为苏区购买了许多急需的医药和器材”36。至于艾黎和甘普霖在愚园路的寓所，因为是秘密电台的所在地，所以大家从不使用艾黎家作为聚会地点。
宋庆龄为使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调查。当时路易·艾黎研究工厂工人铬中毒，得到了美国朋友马海德大夫的帮助。1933年马海德刚博士毕业来上海行医，他们相识于史沫特莱寓所的一次朋友聚会，自此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
1935年5月起，宋庆龄鼓励马海德以科学研究为名，在路易·艾黎的帮助下，对上海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危害问题进行研究。37他们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状况，写出了《铬中毒在电镀工业里的情况》学术报告，1936年由中华医学会和雷士德医学研究院主办的刊物予以发表。在报告中，他们揭露了残酷剥削童工和职业性中毒等严重社会问题。他们的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许多改进意见。在研究过程中，马海德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对他前不久所获得的政治概念提供了现实基础。38马海德直言：
“通过调查访问，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更加激起了我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决心。”宋庆龄看到这个报告后，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满意，也给了马海德很大的鼓励。39
1935年，传说亨利·巴林因精神失常而自杀。而据当时了解情况的史沫特莱说，他是被上海青帮派遣的职业杀手枪杀的，其幕后黑手就是公共租界警察的特务部门。史沫特莱的处境也很危险，寓所被人监视，常常有特务跟踪，她不得不随身带着手枪保护自己。尽管当时上海的政治气氛使爱国进步的中国革命者及外国同情者经常处于危险之中，但路易·艾黎感到人们推翻旧制度的决心有增无减。正如艾黎1977年所写的一首诗《地下的上海》中所说的那样：
啊，歌唱者，来吧，
歌唱那些如此英勇献身的人，
他们不计自身付出的代价，
为变革一个腐烂的社会而战斗，
因为更加发作的兽性抑制着
可使人民尽情生活的一切。
为此而战斗的革命者忍受着：
从1927年到1937年，他们数以千计
被屠杀、监禁、拷打，
在艰苦的岁月里坚持着，
无人知道哪一夜晚
他或她将被捕去。40
在学习小组一次聚会上，汉斯·希伯对大家说：“学习是好，不做实事无用，应当想办法办革命的事。”41后来，在宋庆龄的影响下，路易·艾黎直接投身中国革命事业，利用自己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特殊身份，掩护了大批中共地下工作者。
支持中共地下工作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路易·艾黎所在的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那些地下联络员会带来一张江西省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军事“围剿”以及红军开展斗争的地方，使学习小组成员不断获得关于革命根据地的消息。有时，中共地下组织会交给学习小组一些具体的事情，或者要求他们帮助传递信息，这往往是颇为冒险的。有一次，宋庆龄亲自去沪东取一箱手枪和子弹。为了安全起见，她随身带着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跟前。当时，租界当局检查得很严，从沪东到莫利爱路寓所，要经过好几道关卡。若是遇到巡捕让她停车，宋庆龄只要扬一下她的名片，他们不敢检查只好放行了。就这样，人力车拉着一箱武器弹药，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有的卡哨。后来，这箱武器弹药由艾黎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地点。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组织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革命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和输送专业技术人员。类似的事例很多，宋庆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宋庆龄得力的助手，路易·艾黎不怕艰险，排除万难，配合宋庆龄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艾黎的挚友马海德曾问过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42
与路易·艾黎共同租住愚园路寓所的甘普霖，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员，公开的职业是上海美商电力公司电气工程师。在寓所顶楼的小房间里，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设置了一处秘密电台。电台由甘普霖负责，两位德共年轻的女党员维特·玛亚和菲莉·玛雅协助他工作，与在国内一些地方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5年秋，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这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43，来表达她对于长征胜利的喜悦心情。一天夜里，尽管已经是半夜12点，宋庆龄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赶到愚园路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少数几个国际友人一起痛饮她随身带去的香槟和白兰地，欢呼庆祝这一伟大的胜利。
路易·艾黎的住所也经常被用作地下党员、革命志士的避难居留地，实际上他的住所成了一个秘密据点。有时候，史沫特莱会带来一个中国人，在艾黎家住上几天。为保密起见，这些中国人都会有一个外国名字，甘普霖和艾黎也不会去打听他们的真实姓名。有一次，艾黎家来了一位眼睛近视的中国教授和他的夫人。几天后，史沫特莱让艾黎领他们登上了一艘即将启航的轮船。为了更好地伪装，那位教授摘掉了眼镜，打扮成上海滩的阔佬，身穿白上衣和短裤、长袜，还戴了顶时尚的软木遮阳帽。尽管高度近视，教授却要装得若无其事，在艾黎的陪同下神情自若地从包探身边走过，安全地上了轮船。后来，路易·艾黎才知道，这位教授就是著名学者、中共党员陈翰笙。1938年前，在路易·艾黎寓所居住过的革命者还有李克农、饶漱石、许光达，以及日本友人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
1935年秋天，史沫特莱安排一位周先生入住路易·艾黎家。这位周先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曾经在德国、苏联留过学，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讲过课，因此艾黎叫他“周教授”，还为他取了更感亲切的外国名字——查尔斯。其实，那位周先生就是曾经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情报调查工作的刘鼎。1931年10月，刘鼎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刘鼎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分校政委、兵工厂政委，亲手研制并组织生产了红军第一门火炮，开创了我党早期兵工事业。1935年5月，他在转移途中遭敌军伏击被捕，羁押在九江俘虏营，后趁乱逃出营区，乘船秘密潜回上海。1935年12月，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民众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政府被爱国运动搞得神经紧张，到处搜捕革命者，风声越来越紧。艾黎听说当局要搜查他的寓所，为了刘鼎的安全，艾黎和史沫特莱、甘普霖商量后，决定把刘鼎送到莫利爱路宋庆龄家里躲避几天。44
1936年中国政治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早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率先响应，开始为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奔走出力。与此同时，国民党上层也想通过各种渠道“打通共产党的关系”，宋子文奉命找到了宋庆龄，将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中共方面。经过认真考虑，宋庆龄委托以牧师身份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前往陕北向党中央传递消息。1936年3月，董健吾回到上海，向宋庆龄汇报陕北之行，转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复函和林伯渠的亲笔信，以及三枚江西苏区铸造的刻有镰刀斧头图案的银币和一套布币。45此时，刘鼎因孤身脱险回到上海，已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不久，史沫特莱跑来告诉刘鼎，有位朋友想要见他。原来，被蒋介石派往陕北“剿共”的张学良将军秘密派原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来上海，希望能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系。宋庆龄认为，刘鼎最适合代表中共去张学良那里，还可以让张学良帮助刘鼎去陕北，于是安排董健吾与刘鼎接洽。46
刘鼎为西安之行做了充分准备，他花了十多天研读相关报刊和党内文件，提前了解张学良个人经历、处事特征。临走前的那几天，路易·艾黎等人都想着怎样为他送行，并通过他给陕北那些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们带点什么，表达大家反对法西斯、支持中国革命的心愿。史沫特莱把她家的桌布、窗帘、床罩、毛毯、衣物等装了满满一大箱，托刘鼎捎给陕北红军。听说红军医院缺少药品，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大瓶麻醉药乙醚，这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医用药物。甘普霖送给刘鼎一套小型工具，钳子、改锥、扳手、锤子、刀具、千分尺、卷尺等，应有尽有。刘鼎把这套工具中的锤子头拧下来，把宋庆龄托他转给中共中央的密信塞进锤子把内，又用台虎钳扳牢锤子头。艾黎专门去南京路为他置办一身体面的行头，经过打扮，刘鼎俨然是一位刚从国外归来的大学者。与此同时，延安传来消息，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陕北去。宋庆龄推荐了艾黎的好友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马海德大夫，他们将与刘鼎同行，由西安进入陕北苏区。
此后，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就承担了在上海为陕北红军购买医药和其他供应品的任务。他们想了许多办法从药店买出大批药品，然后发往西安，由刘鼎转给红军。为了能公开接收这些物品，刘鼎请史沫特莱找到一位从德国流亡到上海的犹太医生海伯特·温奇博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了一家牙科医疗所。实际上这是刘鼎建立的秘密联络站，也是许多革命者进入陕北的中转站，全国抗战爆发后这里就成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36年9月间，刘鼎委托艾黎把红军东征缴获的巨额山西省银行钞票兑换成通用的法币。艾黎带着这些钞票从西安来到太原，凭着他那显眼的黄头发、大鼻子、蓝眼睛，机智地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把钱带回了上海，交由马克斯·格兰尼奇（MaxGranich）等朋友处理。后来，宋庆龄将钱款凑满1万元，通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这笔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刘鼎用此款为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很多工作。
创办《中国呼声》
1934年1月，由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Isaacs）负责编辑的《中国论坛》（ChinaForum）杂志停刊。这本创刊于1932年1月的红色进步刊物，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创办和资助47，宋庆龄与伊罗生具体负责领导的48。《中国论坛》最初的办刊宗旨“倾向于反对在华的帝国主义，从道义上支持苏维埃中国，并开展为释放鲁埃格及其妻子（按，指被捕的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牛兰夫妇）的运动”49。《中国论坛》出版的两年期间，编辑伊罗生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在政治理念上逐渐产生分歧，伊罗生不愿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一些文章写作方针的建议，不愿提及苏联及其社会主义建设，拒绝撰写和刊登与斯大林有关的文章，被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视为一名托派分子。50此后伊罗生与共产国际的分歧愈深，致使共产国际决定孤立他迫使其离开，收回他的编辑权，不再提供出版资助，并筹划另派一位编辑来上海代替他主编《中国论坛》。51该刊后期的办刊经费和印刷机大多由伊罗生自费投入，直至1934年1月停刊。
《中国论坛》停刊后，共产国际筹划创办一份新的刊物来取代它。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责成米夫和王明同志起草关于杂志的拨款和性质的建议，并将其提交政治委员会批准”52。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的指示，如果新出版的刊物不能继续使用《中国论坛》的名字，那么也“应该是与中共中央局有联系的并由该局领导的，但它不应具有公开的共产主义性质，而按其方针应该是反帝反法西斯的刊物”53。1934年4月，史沫特莱由苏联经欧洲到美国，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Browder）见面，商讨募集资金、创办一份新刊物取代《中国论坛》等问题。作为一本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英文半月刊，其办刊方针、资金、编辑都受到共产国际领导，像《中国论坛》一样由宋庆龄负责。大约在1935年下半年，宋庆龄曾三次把新杂志的开办费交给史沫特莱。54当时，美国共产党给予该刊物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提供了足以维持一年的经费。1936年1月，白劳德特派自己的秘书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和她的丈夫马克斯·格兰尼奇前来上海，帮助创办《中国呼声》（The Voice ofChina）杂志。
杂志筹办之初，路易·艾黎便积极参与其中。据格雷斯·格兰尼奇回忆，1936年1月，他们急于创办《中国呼声》，于是先去找史沫特莱，“她给了我们两个外国人的地址，其中一个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另一个是英国人亚历克·甘普霖”55。当格兰尼奇夫妇前来拜访时，艾黎和甘普霖非常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不一会儿，史沫特莱也来了，他们几个详细地商讨了资金问题和办刊计划。随后，史沫特莱带着格兰尼奇夫妇四处奔走，介绍他们与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中外人士见面，其中包括宋庆龄。格雷斯·格兰尼奇回忆道：
我们夜以继日地都在忙于会面，在艾格尼斯家的午宴上，在中餐馆里，在别人家里，我们遇到了许多人。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被带去见孙逸仙夫人（宋庆龄），她在位于法租界的家中盛情地接待了我们。56
马克斯·格兰尼奇也记得，当时“我带了白劳德的介绍信，去见宋庆龄、斯诺，还有一些其他知名人士”57。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格兰尼奇夫妇同宋庆龄、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齐心协力，《中国呼声》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创刊号。杂志扉页上的《中国呼声》4个字虽然用汉语拼音和汉字印出，但是初期稿件全部用英文撰写。为了让这个杂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呼声”，他们专门雇了一名专职翻译处理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新闻报道。58《中国呼声》创刊词这样写道：
从纷乱复杂的中国发出来许多声音。在一片政治混乱中可以听到日本的刺耳的叫嚣，鼓吹不详的“中日合作”，这对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预示着凶兆；也可以听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傲慢的声音，警告中国人不要步埃塞俄比亚这个可怕的前例的后尘；还可以听到一些胆怯的声音，劝说中国人民要竭力忍耐，警告他们不要因中国受到掠夺而表示义愤，以免整个民族遭到毁灭。比所有这些声音更响亮并向他们提出挑战的是学生们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声，要求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抵御侵略者，拯救国家。
《中国呼声》希望倾听所有这些声音，并为全世界解释这些声音的含义。59
创刊号的扉页上刊登了一张“三八”妇女节上海举行示威的照片，第二页新闻栏内配合照片发表了详细报道：“由五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于午后一时自北四川路开始，穿过公共租界，在中国居民区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通过法租界时，出现小规模冲突，八名示威者受伤。”还写道：“示威者不顾紧急状态法。始终高呼反对侵略者的口号并把几千份传单散发到赞助的围观者手中。”60
自创刊起，宋庆龄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宝贵的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刊物提供稿件，还“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就是中共地下党通过她转来给杂志编辑的。61宋庆龄对《中国呼声》创刊号的成功发行感到特别高兴。为庆贺杂志出版，她专门安排了一次周末游览杭州的庆祝活动。那一天，路易·艾黎穿着休闲西服，格兰尼奇夫妇还都化了装，马克斯粘上了假胡子，格雷斯戴着一顶宽边帽。62宋庆龄曾在《中国呼声》上发表《重申救国》（即1936年11月26日发表的《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实行孙先生遗嘱》等文章。
对于《中国呼声》，宋庆龄身边的外国友人都很支持，常常用化名发表文章。例如，R．奈尔斯（R.Knailes）是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这个名字来源于朋友们称呼她为“锈铁钉”（Rusty Nails），露西·维伊（Lucy Vey）是魏璐诗，P.T．奥布赖恩（P.T.O'brian）是马海德。
通过中介人，当时身在天津的青年记者爱泼斯坦（lsraelEpstein）也应邀为杂志撰稿，用了几个不同的笔名。晚年的爱泼斯坦就自己记忆所及，他和其他投稿人“都是尽义务的”，他还在与《中国呼声》有关系的人士中，认识了“朱伯森、张纪（音译）和曹亮，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宋庆龄通过爱泼斯坦在《中国呼声》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一次短暂的上海之行”，因而知道了他的名字，虽然那时爱泼斯坦“还没有见到她，更没有想到我会同她一起工作达数十年”63。
路易·艾黎则是《中国呼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所用的笔名有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64创刊号上艾黎以凯特·道森（Kate Dawson）发表了《上海脚》，文章以脚为视角描写了上海的各种人。另外，艾黎以乔大琦（Chao Ta-chi）发表了《岳飞：中国爱国者》《太平革命》《中国历史一页》《其他事件》《人性本善》《爱和平的我们必须争斗》，以韩素梅（Han Su-mai）发表了《古代》《被忽视的声音》《来自纳粹国的访者》《法西斯战争的结果》《日本的致命弱点》，以明甫（Ming Fu）发表的有《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绥远——要塞》《来自绥远》等。艾黎撰写的大部分文章，描述了战争风雨欲来之际上海当地的情景，表明了他反对日本法西斯，热爱和平的愿望，以及对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兴趣。艾黎在《人性本善》一文中指出，日本攻陷东北以后，溥仪及其追随者都是叛徒，并必将为历史所埋没。艾黎坚信法西斯必败，坚信自由最重要，并为之奋斗，如果不这样做就是家人和国家的叛徒，“谁要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甘愿用生命去战斗。我们四亿同胞只有这条路可以走”。65
得益于《中国呼声》是由同情中国的外国友人编辑，作为外商企业登记，所以可不受国民党政府部门的新闻检查，发表言论较为自由，能公开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呼声》主要宣传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反帝反法西斯运动，也报道苏区和游击区的革命情况。杂志主要面向大学生、知识分子，以及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销路发行十分广泛。
此外，《中国呼声》各期特稿栏内连续发表了教育家陶行知和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的小说和文章，还刊登了关于救国会“七君子”、何香凝和宋庆龄等的报道，国民政府政要孙科、冯玉祥的照片上过封面，并有他们的题词和签名。书评栏内经常评论、介绍外国人写的对中国人民进行斗争有帮助的书籍。鲁迅和宋庆龄一样，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杂志创刊后一星期，格兰尼奇在史沫特莱的陪同下第一次到大陆新村拜访鲁迅并向他约稿。当时，宋庆龄委托他们给病中的鲁迅带去了慰问信和礼物。此后，鲁迅的不少作品经过艾黎等人之手，大量地在《中国呼声》上翻译刊登。“不消说，我们只要不用他的名字，可以翻译利用他的任何一篇文章。”66鲁迅的直观能力、直率态度和精神气质，给路易·艾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10月8日，路易·艾黎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参观木刻展览，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大文豪，当时鲁迅正在那里忙着给围住他的年青人签名。在此之前的10月2日，宋庆龄再次委托格兰尼奇探望重病的鲁迅，并为精神尚好的鲁迅精心拍摄了一张站在门口的照片，留下了鲁迅生前最后的影像。在《艾黎自传》中，艾黎提到马克斯·格兰尼奇曾赠予他一张鲁迅的照片，可惜“那张照片放在手提包里约10年之久，最后丢失了”。67其实，艾黎收藏的这张照片是他自己在同一场合为鲁迅的摄影。当时，以“大风”为笔名的青年女画家郁风，根据那张照片画了一幅很好的鲁迅头像素描，《中国呼声》杂志曾以整版篇幅予以刊印。
鲁迅逝世后，宋庆龄帮助筹划并出席了葬礼。那一天，教师、学生、店员、工人停下了手头的工作，纷纷赶来为这位伟大的作家送行。当长长的送葬队伍经过路易·艾黎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时，他从二楼窗口向下望着，默默地悼念这位导师和朋友。艾黎写了几行诗以纪念鲁迅：
他死了，人民——
了解前进道路的
相对少数——
像失去亲人一样悲戚；
如今他们的人数
增长何止千百万倍？
对他的怀念
温暖了整个大地，
他的伟大
今朝更胜往昔。
一个人要像他那样写作，
必须对平民百姓充满热爱，
他热爱他们
毫不含糊。
他心中印着绍兴的景物
那里有静静的
河渠和拱桥，
人们戴着棕色的毡帽，
还有那春天的杜鹃，
秋天火红和金黄的树叶，
和远方蓝莹莹的群山，
想起这一切多叫人心欢！
但他深知他必得留下，
和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
就这样，
他的坟墓静卧在他们中间，
在他上海故居旁的公园里，
人们默然怀着崇敬之情，
从国内外来到此地，
而千万个儿童正在它的周围
欢跳嬉戏。68
半月刊《中国呼声》自1936年3月15日面世，至1937年11月1日被迫终刊，共发行了37期，最后一期为第18—21期合刊。第一期印行2000份，第三期增至5000份，每份售价一角。1937年6月后，选取部分文章翻译为中文，随杂志一起刊印发售。
在宋庆龄的领导和格兰尼奇夫妇、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呼声》以“犀利的文笔、火热的爱国情绪”69大量报导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民族救亡运动的喉舌。但这样一份刊物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是不可能继续办下去的。1937年11月15日，上海沦陷后第三天，日本宪兵冲入印刷车间，捣毁了正准备付印的杂志印版和印刷设备。路易·艾黎一直保存着一份《中国呼声》未完成的拷贝，上面用英文写有：“纸型——从未打印，日军毁了版样。”（Dummy—Never Published.Japanese army broke uptype.）已准备付印的部分包括社论，题目是《上海往何处去》《上海的陷落》及《华北的新阶段》。另外还有两篇对红军将领的采访记，附有他们的照片及编者按，题目分别是《彭德怀论游击战争》和《朱德对战局的分析》。701983年，路易·艾黎将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
西安事变前后
通过董健吾陕北之行，宋庆龄与中共最高领导层建立起直接联系，并在国共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宋庆龄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对她的信任，积极与国民党上层中枢人物联络，向他们介绍潘汉年，为促进国共合作奔走呼号，发挥了独特的作用。1936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进一步表达中共方面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当局携手合作共同抗日的愿望：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71
另外，刘鼎到西安后，系统地向张学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4月9日，刘鼎参加了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的秘密会谈，随后被任命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从肤施会谈后至西安事变前，刘鼎在洛川化名“择生”先后给中共中央写了4封密信，及时汇报张学良的思想动态。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刘鼎的报告，及时掌握了事变的信息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曾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72
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面对这一突发的重大政治事件，宋庆龄的态度与中共方面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第二天，她约请胡子婴到家中，问她能否陪同自己赶赴西安，“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宋庆龄还在胡子婴的陪同下前往何香凝寓所约请何同行，同时嘱咐孙科安排飞机。73后来，她们因无法安排飞机而未能成行，但宋庆龄一直密切关注着事件的动向。为了争取蒋介石获释，宋子文、宋美龄与宋庆龄联络，恳请得到她的帮助。此后，宋子文、宋美龄飞往西安，与张、杨和中共方面谈判，蒋介石最终获释。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通过秘密沟通国共两党，积极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力营救救国会领袖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历经政治风雨洗礼的宋庆龄已从一名人权斗士走向了抗日救国的前沿。1937年2月，宋庆龄与何香凝领衔，向国民党当局递交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发表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公开信，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已经立下志愿，下定决心，不再向日本帝国主义让步，而准备收复失地。”746月，宋庆龄与何香凝等联合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救国会“七君子”。7月5日，宋庆龄带病与胡愈之、胡子婴等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以实际言行声援社会各界人士的抗日爱国运动。
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的枪声宣告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宋庆龄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主张国共团结合作一致抗日，指出日本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坚信中国必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75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日军占领上海华界。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12月23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撤离上海避居香港。
1937年3月，路易·艾黎回新西兰探亲并游历各国，考察西方国家工厂的安全生产条件。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艾黎提前返回上海。在宋庆龄离沪的前几日，她打电话给艾黎，让他帮忙预订一辆出租汽车。12月23日，艾黎按照约定准时来到莫利爱路寓所。多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得码头送别的那一幕：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适，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李妈——她的忠实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没有人查问我们。海船泊在江心，朝着下游，联络船不久便驶开，大船启程了。76
邮轮启程南下，于12月26日安全到达香港，宋庆龄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就在送走宋庆龄之前的一个月，路易·艾黎支持养子段士谋和黎雪离开上海去延安。1938年7月，艾黎辞去工部局的工作，赴香港征求宋庆龄对于工合运动的意见。接着，他通过宋子文的安排，坐飞机抵达战时首都武汉，开始从事工合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