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动乱”结束以后

艾黎与所有中国人一样，经历了1976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但又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年。先是1月8日周恩来逝世。在北京，为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哀思，各界人民的悼念活动变成了群众性的大游行。艾黎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看到，敬献的花圈厚厚地覆盖了整个纪念碑基座；接着，是7月初中国人民的另一位巨人——朱德委员长逝世；然后是7月28日凌晨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大地震，有20多万人在地震中遇难；还有一件让世人震惊的便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那一天，艾黎与所有中国人都被告知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所以他和一位朋友下午外出散步时带上了一部小收音机。当他们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第一感觉就是：“他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谁也不知道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此后的很长时间，北京城一片肃静。悼念活动持续了几天。艾黎也与其他北京市民一样，去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灵柩旁，最后瞻仰这位开创新中国的伟大领导人的遗容。几天后，艾黎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追悼大会。艾黎回忆说：“在这悲痛的日子里，娱乐场所都关闭了，学校里原来调皮的学生也变得认真听课了。每个人臂上都缠着黑纱，而且大多还佩着一朵白纸花。”

政治事态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得多。毛泽东逝世前后，以毛泽东夫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快了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遵照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等人实行隔离审查。“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这一行动得到了全国亿万群众的衷心拥护。当消息传开以后，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艾黎当时也兴高采烈走上街头。他后来形容：“街道委员会的中年妇女代表登上卡车，敲锣打鼓。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和战士、政府部门的部长和工作人员在一起游行。游行者簇拥的大旗，迎风招展。许多标语牌上写着声讨政变祸首的字样，他们的名字被倒写着，还打上叉。这是一次如释重负的大游行，因为‘四人帮’的小丑行径已变得不可容忍。对中国人民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他在1977年12月2日自己80岁生日时，在北戴河写了《重上轨道》一诗。诗中描述了他在粉碎“四人帮”时的激动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中共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厚感情：

苍松碧海清香四溢，大雨过后空气一新。

我们静坐收听那来自北京的清脆播音：

一位老革命战士终于恢复了他应有的职位；

那伙无情地妄图阻止人民前进的混乱制造者们，

罪有应得地留下千载恶名。

这首诗被刊登在1977年12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后，艾黎认为：“四人帮”的垮台以及一个由经受过锻炼和信得过的老革命家领导的政府的重新出现，对前一个时期的错误的不断检查并决心使一个在许多方面还是技术落后的社会实现现代化，这一切产生了一种新的精神。毛泽东思想真正的遗训，首先是以自力更生为基本原则，在必要时才取得世界其他国家的援助。其次是保持长期以来的革命连续性，在已取得的所有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稳步发展。第三是把过去和今天的悲痛化为促使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前进的生气勃勃的力量。第四是把全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周围，坚持进步，不允许国内或国外的任何东西使他们背离党的历史任务。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在新的条件下，已有了发展。中国人民在朝气蓬勃的领导下，就如何适应这个动荡和变革的世界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结束了十年动乱，1978年12月，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起点，中国开始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时，艾黎刚刚过完他的81岁生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求真务实精神，艾黎发自内心的表示坚决拥护，并为中国步入民主与法制的新时期而由衷的高兴。

1979年1月1日，中国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两个敌对的世界大国在经历了30年后重归于好，从而打破了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坚冰，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外交关系开一个好头。

为了让新西兰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经新西兰民间文化交流机构与艾黎协商，决定在中国拍摄一部有关艾黎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纪录影片。这年5月，一个由新西兰著名导演率领的电影摄制组来到北京。他们将与艾黎一起去全国各地访问，包括考察艾黎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许多地方，通过艾黎讲述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中国发生的各种故事，向新西兰也是向世界人民展现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

摄制工作从广东的从化开始，1939年初，艾黎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为促进东南地区“工合”运动的起点。摄制组一行历经一个多月，途经江西、上海、江苏、湖北、河南、陕西、甘肃的部分地区，拍摄了30多个小时的胶片。

在江西赣州，摄制组考察了几个老工业合作社旧址，在江西空气压缩机厂，访问了几位当年的老培黎学校学生，并且找到了当年“工合”东南地区总部的老房子。在江西于都，当地的青年穿着当年红军的服装，唱着红军歌曲，肩扛红缨枪，身背斗笠，为摄制组演出了精彩的节目。在瑞金和南昌，摄制组既拍到了许多遗址、遗物，也拍下了大量这座革命历史名城日益发展的社会和工农业变化。

摄制组在上海首先参观了新建的宝山钢铁厂和新码头的建筑工地以及这个亚洲著名大都市的市容。然后大家来到了当年艾黎初到上海时工作的地方——虹口消防站。艾黎看到，他1927年住过的那间老屋子，现在经过整修，仍然是消防队员的宿舍。在旁边的车库里，有4辆保养得很好的消防车，车身上的红漆闪闪发光，每个消除队员的装备都整齐地放在消防车旁。整个消防站充满了军事化的气氛。据他们介绍，在1978年这里发生过66次火警，而据艾黎的记忆，1927年他来这里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生了5起火警。

艾黎在上海还见到了当年一起开展“工合”活动的耿丽淑女士。耿丽淑最早是受美国女青年基督教会的委派，于1926年来中国支持进步运动。抗战爆发后，她在上海时常请艾黎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讲关于“工合”运动的情况，并介绍她的同事去贵阳和宝鸡参观那里的工业合作社，学习他们如何克服经济困难开展工作的精神。艾黎介绍说：她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支持“工合”运动。她在上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分会，自己担任秘书。在敌人封锁和检查的情况下，她每星期都要登上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美国海轮，偷偷地寄送发往香港的信件和其他材料。她还冒着生命危险将各界捐献的钱、药品和医疗器械送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她回美国后，继续支持“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在美国担任中国福利呼吁会主席。后来，由于受到麦卡锡分子的威胁，她于1951年来到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福利会当顾问。摄制组拍下了艾黎与耿丽淑见面和谈话的全过程。

来到江苏无锡，又勾起了艾黎在50年前曾亲眼看到一些青年缫丝工人被处决的往事。如今，这里的茅草屋已不见了，代之以砖瓦房和花园。太湖周边又开辟了不少风景点，成为一块很大的旅游景区。南京也是引起艾黎思绪万千的地方。1929年，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宋庆龄与蒋介石一起为孙中山送灵的情景。那也是艾黎第一次到南京。艾黎向新西兰摄制组介绍了有关南京悠久历史和文化情况，拍摄了在市区还保存完好的部分古城墙。他们还去紫金山，瞻仰了朱元璋、孙中山、廖仲恺夫妇的陵园，参观了当时中国人民引以为豪的自己设计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

摄制组一行乘长江轮船来到武汉。当年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纪念馆已整修一新。这里陈列着当年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人物：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秦邦宪的照片和事迹。同时也展出了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艾黎等一批著名国际友人的事迹和图片。也有当年开展“工合”运动的详细介绍。在展览的实物橱窗中，有一架摄影机，是当年一位外国友人赠给八路军办事处的，显得弥足珍贵。

新西兰客人在河南郑州参观了为纪念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建造的二·七纪念碑和中原大地几个著名文化古迹后，便一路向西飞往丝绸古道。

在甘肃省会兰州，摄制组拍下了艾黎在石油技工学校为师生们演讲的动人场面；在酒泉，大家考察了玉门油田；在张掖，拍摄了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曾经提到的、中国最大的一尊卧佛。摄制组最后来到山丹。山丹县政府对这次访问很重视，专门事先请来了几位当年培黎学校的老学生，为大家介绍情况。在参观已成为小公园的何克墓园时，有关部门召集了近千人前来，学生们抬着大花圈，《国际歌》的歌声在白杨树簇拥的墓园上空回荡。

摄制组的后期编辑制作进展顺利。摄制组组长杰弗·斯蒂文回到新西兰后，将拍摄的30多个小时的胶片，整理压缩成两部50分钟的电影。1980年初夏，斯蒂文再一次来到北京，受新西兰外交部委托，向中国有关部门赠送这两部电影。不久，由摄制组的电影剧本作者杰弗·查尔所写的题名《中国的路易·艾黎》一书也在新西兰出版。在此之前，由新西兰威利斯·艾雷教授写的一部关于艾黎传记的书《一个在中国学习的人》，已早于1970年在新西兰出版。这些活动，进一步增进了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1981年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艾黎悲痛万分。作为一个新西兰人，艾黎所以能够在地球的另一极，在远离自己祖国的中华大地上创下了非凡的业绩，除了他本身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惊人的毅力和不懈的奋斗以外，宋庆龄对他的帮助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宋庆龄引导艾黎走上了支援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她的人格魅力和榜样的力量教育和鼓舞着艾黎奋进；在抗战时期，宋庆龄是坚决积极地支持“工合”运动的著名人士之一，她以实际行动为“工合”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年代，是宋庆龄亲笔为艾黎写了证明书，使艾黎避免了造反派的怀疑和迫害。宋庆龄在1968年8月31日的证明信中这样写道：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侯，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侯，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侯，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侯，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前，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艾黎回想1980年12月，宋庆龄为他举行生日庆祝会那天：“她和往常一样兴致勃勃，简直不敢相信半年以后她竟然病成这样。”

得知宋庆龄病重的消息，是在1981年5月底的一天。艾黎回忆说：

“凌晨3点多钟，我卧室的灯亮了，我醒后，厨师告诉我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来过电话，说她病了，希望我去看望她。

天正在下雨，到她安静的寓所去的路上不见人影。我进屋上了楼，只见许多人已经来了，她躺在床上，额头上有敷布。已经告诉过我，她再也不能说话和看见东西了，但她听得见，神志还清楚。因此，我只说：‘路易来了。’她点点头。……当康克清拥抱她的时候，人们感到康这样做是代表了所有在场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到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5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

艾黎记得，宋庆龄曾告诉他，当1949年她和毛泽东主席及其他卓越的领导人站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她一生中感到最骄傲的时刻。她非常珍视那张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她与中央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纪念邮票。

对于宋庆龄的逝世，艾黎说：“对我、对许多人都是一个打击。她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朵，永远给人们以鼓舞。她一生饱经沧桑，是她百折不挠的精神，使她化险为夷。”

在1986年宋庆龄逝世5周年的时候，艾黎被邀请参加了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举行的纪念碑落成典礼。碑的正面刻有邓小平题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同志永垂不朽。”纪念碑背面刻有她的简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揭幕仪式。

在艾黎的心目中：“最让他永远充满记忆的是宋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