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故乡之旅

艾黎喜欢野外的大自然景色和广阔的农村生活。自从收养了儿子阿兰，便经常利用周末，带着他并相约几位外国朋友，徒步或骑自行车到上海郊外旅行，呼吸新鲜空气，了解农民生活。

一次，他们步行来到上海附近的一个村庄，一群农村孩子跟在后面大声喊：“洋鬼子坏，洋鬼子坏，洋鬼子心眼怀鬼胎。”当时阿兰很生气，想去追赶他们。艾黎却阻拦说：“洋人欺负中国，对中国老百姓犯下了滔天大罪，孩子们骂洋鬼子骂得好！”阿兰听后，对义父的举动不能理解，为什么小孩骂他，他反而还要夸奖他们！而对于这件事，艾黎却感到，需要带孩子出去多见见世面，应该让他了解一些中国以外的事情了。1932年3月，艾黎利用一次长假，带阿兰离开上海，回到自己阔别5年的家乡。

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航行，美丽富饶的新西兰已在眼前了。

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由北岛、南岛及其附近一些小岛组成，面积27万多平方公里。境内大多为山脉和丘陵，因属温带海洋性气候，一年四季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丰富，植物生长十分茂盛，形成了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遍布全国。在北岛还有世界罕见的火山地热异常带，有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冰川。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居住在北岛，首都惠灵顿位于北岛……

一路上，艾黎把他所知道的有关新西兰的知识统统讲给阿兰听。乘船离开中国大陆本身就使阿兰异常兴奋，一路上听到义父对故乡的形容，更使他对这个美丽的岛国充满了遐想。

艾黎的父亲退休以后，在克赖斯特彻奇市郊买了一个小牧场，在那里安度晚年。艾黎带阿兰回家，使年迈的父母亲和兄弟姊妹们都非常高兴。他们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小客人表示了最隆重的欢迎。看到亲人，听着乡音，这一切让艾黎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经过几年在异国他乡独身一人的闯荡，家乡的一草一木还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青少年时期的往事一幕幕闪现在脑海里。

克赖斯特彻奇市位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平原上，当时是全国第二大城市，意译为“基督城”。1897年12月2日，艾黎就出生在克赖斯特彻奇市以西约65公里处的斯普林菲尔德镇。在家里7个孩子中他排行第三。他的名字“路易”是艾米姑妈以一个毛利族首领“路易·曼尼亚波托”（Rewi Maniapoto）的名字而起的。那是一位在19世纪60年代毛利人为捍卫自己的土地与英国军队勇猛战斗中的传奇人物。

公元14世纪，毛利人从太平洋中部的波利尼西亚来到这里，成为新西兰的第一批居民。他们称这里是“白云朵朵下的绿地”。1642年，荷兰航海家阿贝尔·塔斯曼在此登陆，命名它为“新泽兰”。1769年至1777年，英国人詹姆斯·库克率船队先后5次到新西兰并测绘地图。此后英国向这里大批移民并宣布占领新西兰，把海岛的荷兰文名字“新泽兰”改成英文“新西兰”。1840年，当英国向中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时，英国也迫使毛利人酋长签订了不平等的《威坦哲条约》，把这片土地划入了英帝国的版图。1907年英国被迫同意新西兰独立，成为英联邦的自治领地，政治、经济、外交仍受英控制。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新西兰于1947年获得完全自主，但仍为英联邦成员。所以，新西兰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属于欧洲移民的后裔，而当地的毛利人只占百分之十四，其余属亚洲移民。

毛利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他们的雕刻艺术技艺精湛，大到房檐，小到手杖都异常精美。艾黎带阿兰观看毛利人别具一格的舞蹈，他们鲜艳的民族服装、美丽的花环、项上挂着的绿佩玉以及腰上系着的蒲草裙充分展现了毛利人独特的民族风情。毛利人的迎宾舞蹈已成为新西兰官方迎接贵宾的最高礼仪。

艾黎一直对父母亲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他告诉阿兰：“一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的教诲和幼年的经历。我有这样的双亲，对我来说自然是十分幸运的。”

早期的移民生活异常艰辛。在艾黎的父亲弗雷德里克·詹姆斯·艾黎还只有14岁，自己还是个学生时，就因当地师资缺乏，而一边当学生一边当教师。后来他居然担任了只有4名教师的安伯利区中学的校长。所以在他54岁时，已经是具有40年教龄的老教师了。父亲的思想比较进步，他针对传统的教育体制，提出过学校应该鼓励教师多给学生讲故事、多进行讨论、多在户外上一些有关大自然课的建议。他还向政府提出过许多好的意见：如认为20世纪新西兰的土地问题，只有走国营工业化农场才是出路。他还倡导重新分配土地、实行教育改革以及解决其它一些社会问题等等。但是由于父亲暴躁的脾气，经常使全家处于一种十分紧张的气氛之中。

艾黎的母亲克拉拉·玛利亚·白金汉，出生于英国诺福克，1884年移居新西兰。与父亲结婚时，她在坎特伯雷一个农场主家里当家庭教师。她是早期在新西兰奋力争取并获得妇女普选权的妇女代表之一。就是因为有了她们这样的一批新女性的争取，才使新西兰在1893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妇女享有普选权的国家。艾黎告诉阿兰：“那时妇女进行宣传鼓动，目的是要使用投票权来反对酗酒和其它社会罪恶的蔓延。”母亲博览群书，每星期都去一次克赖斯特彻奇市立图书馆，并带回一大摞书和杂志。结婚以后，她把家庭安排得井井有条。她喜欢养花、养鸭、养蜜蜂和猫，并非常喜欢孩子。

据艾黎所知，母亲本不愿意要那么多孩子，而主要还是因为父亲在这方面的传统观念。艾黎的哥哥埃里克比他大5岁，姐姐格温是家里第一个女孩，比艾黎大3岁。艾黎还记得，坎特伯雷北部的夏季常常干旱，家家户户都有几个储存雨水的金属大罐。在艾黎4岁时，一天，他突发奇想，用榔头和钉子在自家接雨水的贮罐上打了许多洞，看到水从窟窿里冒出来，他却躲在一旁开心极了。很快家里人便都冲出来，用木头和棉絮堵窟窿。趁大人们还忙着，他则穿过后面的草坪，跑到一棵大树下，嘴里还不停地嚷着：“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句口头语在他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每当他处境不好时，他就会说一声：“我不在乎。随它去吧。”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排解心中的不愉快。并战胜了一个个困难。

在他少儿时的家附近，有一条小溪，他还记得“从石头上潺潺流过，成为鳟鱼苗、蝌蚪、有时甚至还是淡水小龙虾的栖息之所。那便是我们去玩耍的地方。”他经常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去放牛，让牛留在河床上吃草，他们则走出好远，坐在铁路桥下，看冒着浓烟的火车隆隆开过，那真是一段愉快的童年生活。每当星期日早上，他们兄妹3人便与父亲一起去教堂。

艾黎告诉阿兰，在父亲眼里，大儿子埃里克是个“全面发展的孩子”，女儿格温脑子灵，而自己却是个“脑筋迟钝，不能性急”的孩子，为此，艾黎没有少挨打。后来，他竟经常离家在外面游荡。不过，若干年后，姐姐格温曾悄悄告诉艾黎，她在父亲的日记里发现了一段话：“行走在学习之途上的人不一定迈着同样的步子。”也就是说，其实父亲也相信，“孩子只有通过自然的方式——干活，才能学到东西”。也许就是因为这句话，使艾黎一生注重“学习来源于实践”。以后，艾黎进了离克赖斯特彻奇以北40公里的安伯利镇一所小学读书。

1906年，父亲被任命为华伦努伊学校的校长后，他们全家搬到了克赖斯特彻奇市。艾黎在那里念完小学。那段时间，艾黎读了很多书，对大仲马的《三剑客》，以及《红印地安人》、《男孩们自己的报》、《英国史》和《莎士比亚的故事》等等，他都很感兴趣。他们的小学有个校卫队，而且配备了几支能打响的假步枪，由父亲当指挥官，大家经常要在酷暑中列队操练。那时他们家中有两支真枪，有时在父亲带领下，孩子们会去野外真枪实弹的练。那段早期的军事训练，对艾黎以后应对艰苦的生活，具有很大帮助。

后来，家里在离城400公里的卡瑟罗克买了一个牧场。按父亲的要求，男孩子一定要懂得奋力拼搏才行。所以艾黎在每个寒暑假都要到农场去劳动。学习做饭、喂牛羊和挤奶。他在那里学会了骑马、游泳、猎兔、捕鳟鱼和逮野鸡鸭。哥哥埃里克1914年去服兵役后，艾黎曾在牧场呆了一个月。这期间，他又学会了同时用3匹马耕地，如何照管马匹和如何管理农场等等，这段经历使他学到了很多学校学不到的知识。

艾黎带阿兰去参观了他曾上过的中学——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那是他15岁时升入的，被认为是城里最好的中学，也是一段非常愉快的学生时代。因为过去在父亲的小学里，可以说是被人逼着去学，在这里则全靠自己，没有谁管你。艾黎说自己从小喜欢历史、地理、文学和化学课，可对物理、数学课不感兴趣。还记得数学老师曾经说他：“你这辈子只配去砸石头了！”而艾黎心想，砸石头有什么不好？——需要砸，就砸嘛！

因为学校里禁止孩子们抽烟，这反而使艾黎有一天真去试了试抽烟的味道。结果被训导主任罚他挨藤仗。艾黎曾经看到有同学挨仗的惨状，那可不是件好受的事情。因此，在受罚的头一天晚上，他花了很长时间，把一块兔皮缝到内裤上，希望能减少一些痛苦。结果挨打后好几天，他的屁股上还看得出青一道紫一道的伤痕。

少年时，艾黎就很喜欢玩橄榄球。在他看来，那是一种搏斗。他还是学校里4人划船队的队员。他认为自己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傻乎乎的、缺心眼的孩子”，但他却十分敬佩校长和当时几位个性突出的老师。总之，艾黎一直为自己是克赖斯特彻奇男子中学的一名学生而感到骄傲。

哥哥埃里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即应征入伍，不久便当上了中尉。这使艾黎羡慕不已。当埃里克在法国阵亡的消息传来后，艾黎便决定也去参军，但第一次因年龄太小，未能遂愿。直到1916年底他19岁那年，终于进了军营，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送到北岛的一个军营去接受军训。以后又被送到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的一个新西兰基地营。训练结束后，1918年1月，他被派往法国，编入驻扎在伊普尔突出部的第一坎特伯雷团第12连。很快便投入到对德国的战斗中去。

由于当时新西兰属英联邦领地。而大英帝国宣称：这是一次正义与邪恶势力的战争，每个臣民都有责任参加。为此，新西兰议会通过了一个征兵法案，规定适龄的新西兰青年都必须到欧洲战场去服兵役。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个当时仅有100多万人口的岛国，就输送了11万余人上战场。

艾黎告诉阿兰：“我在当地每天都在进行炮战，炮弹轰击着荒无人烟的地面。许多与我同船来的人战死了。我们经过一些冻僵的尸体，躺在离大路不远的地方。伊普尔当时的形势十分险恶。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初春时节。我是一名通讯员，半夜里通过那块荒野时，必须越过一个个炮弹坑，从一站到另一站——死骡谷——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唯有双方震耳欲聋的炮弹和机枪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

当年8月，艾黎在一次执行侦查任务中表现出色，居然荣获了军功章。那次他是作为一名代理执勤官，为摸清敌军主力的位置，带领一个小队成功地偷袭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德国军队。但不久，他却在一次战斗中被从坦克中射来的子弹击中大腿。子弹穿过臀部，从脊骨旁出来。其他人把他抬到附近一个大坑里。正准备包扎，忽然发现德国人来了。没有办法，艾黎便躺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地呆了一夜。次日早上，他正想翻身动一动，一发炮弹打来，把坑的一侧炸塌，好在他的头还露在外面。不久，自己的部队又打过来了，大家用一副担架把他送到一个地下掩体里进行包扎。以后经过救护车和火车的漫长跋涉，他被送进海岸边的一所基地医院。在那里做了必要的手术，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他康复出院了。这次经历，给艾黎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让他终生难忘。

这年11月战争宣布结束，但艾黎却感到：“我既为厮杀已停止而高兴，又十分害怕比生命更宝贵的战友情谊很快就不存在了。”他认为，战争中结下的友情比身体上的伤痛更使他难忘。“战友情谊是前线教给我的一种东西。当我们尽一切力量互相帮助时，几乎忘记了自己。”

离开家乡仅仅17个月，可对艾黎来说，恍如隔世一般。回到克赖斯特彻奇，艾黎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其实，家乡的一草一木并没有改变，变了得只是他审视世界的眼光。为了生存，他与一位也是从战场上回来的老同学杰克·史蒂文斯一起，去北岛莫瓦蒂亚河谷的塔拉纳基，买下了一块有800公顷的肥沃山地。他们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拓荒办牧场，养起了上千只羊和上百头牛。他们自己种菜和种植果树、挤奶、做黄油、赶牲畜、砍灌木、烧肥田草，还要将围栏用的木桩扛上陡峭的山脊……

新西兰本来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以农牧业为主，畜牧业是新西兰经济的基础，农牧产品出口量占其出口总量的一半。而战后的新西兰却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最严重的失业和20世纪20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政府限定了出售羊毛和羊只的价格，一车羊毛的价钱竟然比送到收购站的运费还低。艾黎他们头两年生产的羊毛还不准许出售。他们只有靠为县里的工务局干活，如清理道路、修补路面等挣些生活费。另外，他们每星期做些黄油，用邮车运到外面去挣点钱，打一头野猪也可以收进一先令的奖金，等等。世界经济恐慌也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艾黎带阿兰去莫瓦蒂亚的丛林牧场去看了一趟。他们俩借了一匹马，一路的马啼声是那么清脆悦耳，在丛林中奔驰真让人心旷神怡。一边走，艾黎一边回忆起那段经历：

“我们通常干活时赤身裸体，只穿一双靴子，把短裤作垫肩用。我们还要往路上填料，修补公路。大忙时还要清理羊臀部的污毛，浸洗羊只和截短羊尾等。我的伙伴杰克·史蒂文斯有时要去韦弗利，这样就剩下我一个人。有时我也离开他，到山上去。我们极其孤单。你可以竭力喊叫，决不会有人听到。身上一丝不挂，也不会有人看到。”

他和杰克在牧场干了6年。期间，他们发生过斧头砍伤自己脸的事故，有过从马上被甩下来，而一只脚还套在马蹬里被拖出好几英里的经历。那次可怕的事故，直到脚蹬铁勒破了皮革，才把艾黎扔在路上。等他苏醒过来，发现自己的衬衣和短裤都不见了，几乎一丝不挂，遍体鳞伤。事后他在床上躺了3个月。

牧场的一切似乎还是那样，老伙伴杰克还在那里奋斗。但对于艾黎来说，此次来到这里的感觉，已完全不像从前了：“这里与我在上海头5年中梦想的美景相比，似乎是个邋遢的地方。”但是两个国家的差别，也使艾黎深深感到：“新西兰的生活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的对比，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前进的道路。”

但莫瓦蒂亚的生活的确给了艾黎笑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他对阿兰说：

它驱散了许多战争中的梦想，使我脚踏实地，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知识和其他基本的东西，这对我后来大有好处。

他去中国的决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出的。母亲非常支持他，说这是一件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因为兄弟姐妹们都在建功立业，而他是家里最无成就的一个，应该去寻找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阿兰的到来，虽然给全家人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但因当时新西兰的反华情绪还没有完全消失，人们还是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个来自中国的小男孩。甚至有位邻居还好心来到艾黎家，对他母亲不得不照顾家里的一个中国人表示同情。

而艾黎母亲则直率地说：“我们全都喜欢阿兰。路易把任何人带回家来，我们都十分高兴。”那位客人很喜欢中国的象棋。于是，家里人把阿兰叫来与这位朋友下了3盘棋，阿兰获得了全胜。这使周围的邻居们对阿兰的看法也大大改变了。以后，阿兰又自己去商店买了一辆自行车，从此行动更加方便。因为家里有两辆老式的罗弗牌汽车，这样阿兰还学会了开汽车。

在回到新西兰的日子里，艾黎带着阿兰四处旅行，给他讲历史，这使阿兰增加了不少见识，使他认识到了在真正的“洋鬼子”世界里的情况，同时也使他的英语口语能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对艾黎来说，离开家乡几年后，这次与家人和好友的团聚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特别是与母亲在一起时，总是让他非常愉快。在艾黎的记忆中，母亲任何时期都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妇女，总像年轻人那样朝气蓬勃。她思想进步，甚至通晓国际问题，似乎任何棘手难办的事到了母亲手里总会变得轻松有趣。母亲总是非常乐观，深信未来是美好的。艾黎把母亲当作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从新西兰回中国大陆的途中，他们又去了海南岛和越南的海防与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