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到中国

著名国际友人爱泼斯坦这样形容路易·艾黎：

他的外表就给人以牢固持久的感觉——短粗的双腿犹如立柱，魁梧的躯干坚如堡垒，线条鲜明的脸和突出的高鼻子犹如一条快船昂起的船头。

他的性格和信念真实地反映在那双蓝色的眼睛中，那眼睛可以闪耀着仁慈的光芒，特别是在看着孩子们的时候；可以因同意一个他认为好的意见或建议而发亮；可以在脑子转念头时而陷入沉思；也可以因碰到邪恶狡诈而燃起愤怒的火花。

他的声音很平和，我从没有听到他提高嗓门讲话，但它也可以表现出各式各样的感情：同意时他的声调是热情的，而且会热心地讨论起该怎样去实施；如果他认为一个建议不可行，他会友善但单刀直入地提问，使之明白无误；遇到正直的不同意见，他会耐心解释；如他不同意，就不吭声或不再多讲；遇到笑里藏刀的人，他会用一两句话冷然回敬，有时用话语挖苦讽刺，以道破其伪装。

艾黎虽不喜欢礼仪客套，但对于讨论具体问题却不厌其烦。不过他并非只是务实的人，他喜欢和人说古论今，话题广泛，从国内外政治到历史、考古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传统。谈起来态度诚挚，使人从他的博学多识中获益匪浅。他既是个倾其所知传授他人的老师，又是尽其所能汲取知识的学生。因此，他讲的话总有新鲜的内容，不是陈词滥调。当他独自一人思绪腾飞的时候，他就写诗。

艾黎在与人接触中总是平等相待，从不摆架子或向人说教。他特别有本事同孩子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是对那些自命不凡，以为世界就是该由他们来发号施令的人耐心却极有限。他知道怎样点出他们的高傲自大，有时还嘻笑着模仿他们说话和动作的样子。

路易·艾黎（Rewi Alley），祖籍爱尔兰。19世纪初，他的祖父带领全家移居新西兰。1897年12月2日，艾黎出生在新西兰南岛克赖斯特彻奇市以西的斯普林菲尔德镇。他的父亲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母亲曾在当地一个农场主家当家庭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在当兵的艾黎与几位中国人的偶然相识，使他产生了一定要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去看看的想法，以至后来他不仅到了中国，而且一待就是半个多世纪……

1927年4月21日，一艘从香港开来的定期班轮停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艾黎随着人流缓缓走下舷梯，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没有人来接他，他也不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面对这个他日夜向往的国家，此刻，他才感到一切都是那么陌生和无助。

当时的十六铺一带，是上海最为热闹的地方。早年，清政府为了防御太平军进攻，将上海县城内外的商号建立了一种联保联防的“铺”。于是靠黄浦江岸沿市区的一片被划为16个铺。随着海禁的开放，上海港由于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当时中国南、北洋航线（长江口外以南、以北沿海）、长江航线（至汉口）、远洋航线（至日本、朝鲜）、苏州河等内河航线（至苏州、湖州等地）的联结点。由于常年国内客货运航线集中于此，码头林立，形成万商云集，舟车如织之地。上海县实行地方自治后，各铺虽被取消，而最大的第十六铺，却成为地名从此存用，并逐渐形成上海的重要航运、商业中心。

在来上海之前，艾黎从报纸上对中国的社会有过一些了解，如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和社会动乱之中，为推翻军阀统治，由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革命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组成的南方革命军队，经过艰苦的北伐战争，已经攻克了南方许多地区。正如他在1926年底对家人和朋友所说：“我宣布决定去中国——一个被革命震撼的国家”。

但他哪里知道，就在他离开家乡筹备来中国的几个月里，在中国南方，为配合革命军北伐，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3次工人起义，已推翻了上海的军阀统治，曾一度建立起革命的临时政权。但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担心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的影响会迅速扩大，就在艾黎到达上海的前几天，4月12日，突然在上海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以及进步群众开始了一场血腥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工会积极分子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中国其它许多地方也很快像上海一样，都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初到上海滩，艾黎发现，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当时居然没有海关，也没有边防检查。也就是说，外籍游客可以随便在这个国家自由通行，这使他非常惊讶。在码头上的另一件遭遇，更让他当时百思不解：当他经过一个中国码头工人的身旁时，那人居然站起来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这可是一件让人难以容忍的侮辱。但艾黎因为人生地不熟，他没敢发做，只是在心里想：“这可是怪事！这个国家可真特别！”他不再多停留，擦掉了唾沫，快步离开码头。最后来到四川路找了一家小客店暂时住下。

事后他向别人讲述这个遭遇才得知，上海自从开埠以来，外国军队和奸商自由出入，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胡作非为，因此中国百姓对外国人都非常反感。这也使他想起，他所乘的船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以后，在中国人的简陋驳船、帆船和数不清的小舢板周围，随处可见飘着英、美、日、德等国国旗的兵舰和商船。

艾黎在法国服兵役期间，曾与中国人有过短暂的接触。他回忆：“我们的队伍开拔时，看到中国劳工队正在一个营地集合，准备开赴前沿执行任务。劳工队主要由山东的农民组成。……那天晚上，我同一位朋友外出游逛，两人都是不满20岁的新西兰普通步兵。我们遇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身穿蓝衣，头戴皮帽。他们向我们微笑，我们报以微笑，于是一起走进一家酒店，要了硬皮法国式面包和红酒，用结结巴巴的法语交谈起来。后来，双方都争着付钱。他们是我生平中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会晤的中国人。”也就是从这以后，艾黎对中国产生了愈加强烈的好奇。

他终于作出了要到中国去的决定。但要筹得去中国的路费，对他当时来说还是件非常难的事。为了能尽快实现这个愿望，在朋友的建议下，1926年底，他先从新西兰家乡来到澳大利亚，这样可以离中国更近一点。在澳大利亚的著名港口城市悉尼，他通过朋友在一个化肥厂找到份工作。不久，他听说，一般澳大利亚的远洋轮船上都要配备一两名能熟练收发电文、会监听呼救信号并获有证书的监听员，而也只有这个监听员的资格证书是能够在短期办到的。于是，艾黎每天下班后便匆匆赶去上夜校，以便能尽快弄到一张可以在远洋轮上工作的合格证。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终于如愿拿到了证书，并且被一艘澳大利亚籍货轮“卡卢鲁”号雇用。当然，这是艾黎事先已打听到的——“卡卢鲁”号即将驶往香港。这样，他实际上已得到了一张去中国旅行的“船票”。

“卡卢鲁”号经过6个星期的航行，终于顺利抵达香港。当艾黎向船长提出辞职要到上海去的想法后，船长不相信也不愿意让这个年轻而出色的监听员离开，但表面上却说“我们不希望在香港有失业的外国人”。后来，还是艾黎拿出了去上海的船票，证实自己的确是要去上海后，船长才无可奈何地同意，并深深为他的旅途祝福。

来到上海的第二天，艾黎根据别人的指引，才在市区的西部，一块所谓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公共”殖民地——公共租界内找到一家较好的俄国人开的旅馆。为了能在这个陌生的国度生存下去，他带上事先准备好的新西兰一位朋友给他的引荐信，去找一位在上海的酒商。以后又经转介绍，艾黎最终得到了一份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当局——工部局消防处的工作，具体是担任虹口区救火会副队长，平时的任务除了出外灭火、待命外，还要经常去辖区内的弄堂和各个工厂检查消防安全。

工部局的消防处相对其它部门来说，是一个技术和效率都很高、资金也相当充足的机构。因为辖区内有许多大商行和保险公司，所以，工部局特别注意要使消防处始终保持一种优良的装备和快速的反应能力。而其中的官员主要来自英格兰或苏格兰的消防队。

艾黎开始接触到真正的上海。巨大的贫富差距，是艾黎所没有想到的：走进商业区，游乐场灯红酒绿的舞厅里传出阵阵刺耳的爵士乐，赌场里麻将牌的碰撞声和酒吧餐厅里到处弥漫着的酒气、肉香；浑身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与那些衣着华丽的绅士，从衣衫褴褛沿街哀讨的乞丐旁走过；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露宿街头；到处可以看到苦力们拉的黄包车似乎在与那些世界最新进口的汽车赛跑……

而在幽静的公共租界地，宽阔的林荫道旁，有考究的欧洲式花园和亚洲最高的大厦；有挂着“华人和狗不得入内”木牌的美丽公园；高墙内漂亮的大草坪旁，有外国人开设的高级酒店、餐馆、俱乐部；住在这里的西方人过着连在他们自己国家也难以享受到的舒适生活……

对于这次来中国，艾黎开始只是打算来看看，他后来回忆：“起先，我全然不能肯定要在上海呆多久。这座城市的贫富悬殊使我吃惊。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的里弄。城市里似乎到处是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随着更多的了解，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逐渐产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后，原先仅存的一点回新西兰的想法，也都烟消云散了。他决定在这里待下来，他要看看这个作为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的上海究竟是怎样一个城市。

就这样，6个月后，当艾黎的签证期满时，他做出了不再离开中国的抉择。

尽管待遇丰厚，但艾黎并不喜欢这里的工作，具体地说，是“感到自己难以适应官员们通常在餐厅里进行的谈话”。但他却很愿意利用检查消防工作的机会，去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而这是绝大多数官员所不喜欢做的事。当然，他们更不理解艾黎怎么会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中文和上海话。由于艾黎特别热心于去接触工厂和工人，很快，他便当上了相当于消防处队长级别的督察。1932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工业科，他又被任命担任工业科工厂督察长，专门负责检查租界内工厂的安全措施。这个工作，他一直干到1938年。

这期间，使艾黎最痛苦的经历，就是看到那些极差的劳动条件使工人们遭受的折磨，以及工厂老板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在缫丝业中，有许多童工不过八九岁，艾黎形容：他们“每天要在煮蚕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膊作为惩罚。”

其它工厂的情况也并不比缫丝厂好，搪瓷厂里会发生锑中毒，制作电池铅板时更容易导致铅中毒，这是工业生产中的两大公害。他回忆说：“还记得那些日夜站在抛光盘前的孩子，他们疲惫不堪，手脚沾满了金刚砂粉、汗水和金属粉末，真是可怜！”一次橡胶厂因硫化器引起爆炸，460名女工受害。还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个锯木厂的电锯因没有保护设施，使一个工人的整个身体都被拖进机器，从头到脚切成了两半。

而纱厂的包身工制，更是中国妇女所遭受的最大厄运。成批的女孩子被从贫困的农村买来，每批约30人运到包工头的家里。包工头是些地痞流氓或秘密社团青帮的成员。他们把一些面貌较好的女工转手卖给妓院，其他的则在厂里遭受着非人的虐待。

艾黎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资本家的剥削，他只是认为“这种劳工制度有强大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当时无能为力去改变它……我们力所能及的是把厂方和工人召集在一起，尽可能妥善解决……总而言之，工业像一场战争，厂主总是胜利者。”他的这些困惑，直到以后慢慢了解了中国，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才逐渐找到了答案。

对这份职业虽然不是很满意，但由于消防处一年有很多假期，所以艾黎乐得利用休假去周游各地。在他逐渐适应了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后，便开始把视线扩展到上海周边甚至更远的地区，如杭州、宁波、苏州和无锡，以后还到过泰山、华山和五台山等地。他后来回忆，“所以继续留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我开始看到的中国农村面貌的影响。这是个美丽的国家，又有那么好的人民！”

杭州灵隐寺位于西湖灵隐山麓，又名“云林禅寺”，始建于东晋（公元326年），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当时印度僧人慧理来到杭州，看到这里山峰奇秀，以为是“仙灵所隐”，就在这里建寺，取名灵隐。后来济公在此出家，由于他游戏人间的故事家喻户晓，灵隐寺因此名闻遐迩。参观灵隐寺后，艾黎开始对极具东方色彩的宏伟殿宇、亭阁、经幢、石塔、佛像等建筑和雕塑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对中国的佛教史、建筑艺术史和雕塑艺术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位于舟山群岛东南部海域的普陀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又是著名的海上旅游避暑胜地，素有“海天佛国”的美誉。在普陀岛，艾黎与一队上海童子军队员，一起逛寺庙，吃斋饭，在海边游泳。岛上风景秀丽，古刹林立，浓郁的佛教氛围与独特的海岛风光，让艾黎流连忘返。而大家也把他当作自己人，用上海话叫他“洋鬼子”。当艾黎看到一群年老的妇女身挎黄布香袋依次走进那些寺庙大殿朝拜佛祖，就为了能在自己的斋袋上盖个名庙的红印章时，开始他很不理解，但当后来听了一位德国老人宣讲佛学之后，艾黎还曾一度潜心研究过这种信仰。他在苏州、无锡看到了城镇房屋精巧的砖雕和带格子的窗棂。在游历一些名山圣地之后，他更加懂得了为什么大山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起着如此大的作用。

1928年夏天，他还和一位消防处的同事一起到朝鲜、日本去旅行。他们去了木浦、汉城、釜山、东京，对朝鲜和日本的农村也有了更直接的了解。这成为他来到中国以后，所受教育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1929年3月，他在无锡火车站亲眼目睹6个被捆绑的青年，被一小队士兵当众枪毙。尔后，他才知道这些青年人是因组织缫丝工人成立工会以争取较好的待遇，被指控为是共产党。事后，艾黎去问一位英国朋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位在学校担任校长的朋友借给他一本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并建议他多读点书。马克思的学说使艾黎豁然开朗：“此后，我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任何书籍，越来越关心中国国内的斗争。”同时，他开始感觉要找些机会为中国的贫苦大众做些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