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旱灾

山丹气候干燥，旱灾类型有冬旱、春旱、春末夏初旱、伏秋旱等，尤其春末夏初旱对农业生产影响最为严重。自清初至建国前的300年间文献记载的旱灾达23年。其中民国时期38年中，发生旱灾就有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8年的39年中，干旱就达11年，其中大旱7年。明代以来史料记载的主要旱灾有：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旱致灾，民饥。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大旱。

五十二年（1713年）夏秋大旱，发仓粮贷贫民。本年赋税俱缓征。又出粟平仰市价，赈济贫民。

雍正七年（1729年），大旱致灾。应征粮草豁免。

十三年（1735年）入夏以来，旱灾，禾歉收，民饥。

乾隆十七年（1752年），旱灾偏重，禾少收，减免赋额。

三十年（1765年），旱灾，民饥。

三十三年（1768年），旱灾，歉收。

四十年（1775年），遭旱致灾，民大饥。

嘉庆六年（1801年），夏秋均旱，成灾，禾麦歉收，民饥甚。

道光十八年（1838年）旱，民大饥，道殣相望。

同治七年（1868年）大旱，饿殍载道，人相食，状极惨悯。

十三年（1874年），大旱，民饥。

宣统元年（1909年）大旱，民大饥。

民国5年（1916年）大旱，三至六月，滴雨未落，草木枯黄。

13年（1924年），旱灾。

14年（1925年），旱涝成灾，禾歉收。

15年（1926年）大旱后复雹成灾，民大饥困。

17年（1928年），空前大旱，春不能下种，夏复亢旱，寸草不生，秋又遭雹成灾，禾苗枯萎，全年无收。

18年（1929年），旱灾严重，民饥，树皮草根吃尽，卖儿鬻女，四散逃荒，人死无数，尸横梗道，臭不可近，有掘尸碾骨者。

21年（1932年）旱灾奇重。

23年（1934年），天道亢旱，禾多枯死，收成大减，民大饥。

24年（1935年）大旱，灾情严重，农业歉收，民不聊生，四散逃荒。山丹县第二区高寨、四坝、十里堡村有102户逃流外地；仙堤乡外逃200余户；全县有灾民3.5万余人，占全县人口2/3。

25年（1936年），春夏大旱，民多失种，逃亡谋生者众。有施舍炒面者，每日每人4两，情极惨悯。

26年（1937年），旱灾严重，田禾伤惨重。民大饥，国民党政府拨款救济，但经办官绅，互相勾结，逐层中饱，饥民所得无几。

28年（1939年）旱灾，民多饥。

30年（1941年），大旱。

32年（1943年），入夏以来，雨泽悠期，旱情严重，去冬无雪，今春亢旱，夏田不能下种，民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良土壤，耕制改革等措施，干旱的危害大为降低。

1957年全县大旱，少种3.1474万亩，减产584万公斤。

1962年全县大旱。从1961年秋至1962年8月未落过一场透雨，全县水流量由6.29秒立方下降为5.09秒立方。春播只完成22.0151万亩，占计划的60.7％。受旱灾面积16.1925万亩，山滩旱地基本无收，粮食总产量仅902.5万公斤，人民严重缺粮，采集刺蓬科、麦秸等，大搞代食品，维持生活，出现浮肿、干瘦病人2942人，人口外流1651人。

1963年旱灾，受旱面积11.9193万亩，老军、双寨、花寨、静安4个公社23个生产队，因灾减产831.87万斤。

1966年全县大旱，成灾面积24.9645万亩，减产1625万公斤，政府拨救灾款24.6202万元，回销粮食2690万公斤。

1974年，夏旱，粮食比1973年减产821万公斤。

1981年全县大旱，干旱持续10个月之久，白石岸、后稍沟、瓷窑口等河断流，减少水2016万立方米。2.5551万亩山滩旱地墒情很差，不能下种；只完成播种面积34.4126万亩。4.2225万亩水地，未浇安种水。老军公社只完成1.9186万亩，占计划59.4％，实收96万公斤，减产179万公斤。全县成灾面积18.0437万亩，粮食减产2194万公斤，油料减产204.5万公斤。

1985年，大旱，山滩旱地面积较大的马营、老军、花寨子、霍城、李桥和缺水的东乐乡受灾严重，全县14.3667万亩受灾面积中，有2.9588万亩无收益，减产1434万公斤。大牲畜死亡660头，羊死亡8163只。马营乡、老军乡减产一半以上。